小说化史笔与异时代审视:《千忠戮》儒学理想构建的实现

周玮璞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清初李玉所作的传奇《千忠戮》,又名《千钟禄》《千忠录》①,通过戏剧形式演绎明初“靖难之役”,并着重叙写建文皇帝朱允炆出亡与还宫的全过程。在素材借鉴上,既有对正史的应用,也大量回应笔记小说中的演绎与艺术加工,并寄寓个人爱憎,形成了史笔为说、春秋为史的独特小说化史笔。这种史笔得以形成的重要依托,则是明清易代后产生的更为客观大胆又有一定时代性的异时代审视视角。这一视角允许作家在历史与小说中取得微妙平衡,并充分注入自身的爱憎褒贬,形成了独特的视角观感。而实际上,无论是内部情节的历史演绎还是外部视角的易代依托,都服务于戏剧文本思想内容的“寓言性”,其最终旨归,都是对历史天道的思考与对作家儒学文化理想构建的实现。

学界关于《千忠戮》的研究较为缺乏,相关研究只有张雨顺《试论清代戏曲〈千忠录〉的历史书写》、刘丽文《〈千忠戮〉对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及李凯丽《2000年以来〈千忠录〉的研究综述》,基本都是从表面历史叙事出发分析,缺乏对其来龙去脉的整体梳理与内在思想意蕴探讨[1-3]。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上,由小说化史笔的内容情节书写分析入手,讨论该剧的剧情结构方法,并以“异时代审视”这一独特叙述视角为主,分析其情节表现的视角依托,最终将内部情节与外部视角统一,探讨剧作根本的思想旨归——儒学文化思考与理想构建。

一、春秋为史与史笔为说:儒学文化框架下的书写形态

王骥德《曲律·杂论上》云:“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4],谢肇淛《五杂俎》中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5],都强调了戏剧创作的虚实相生原则。作为一部历史政治剧,《千忠戮》也高度遵循着这一创作要求,并用春秋笔法将个人褒贬取舍融入剧情创作中。

《千忠戮》情节书写既非绝对意义上的客观历史,也非荒诞不经的小说传闻,而是儒学文化统摄下史家笔法与小说家笔法的有机调和,并处处体现儒学思维的书写逻辑。这种书写形式,既保证了作品的戏剧性,又体现了儒家伦理纲常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一)春秋为史:曲事实而全伦理

不同于崇尚“实录”的史家,《千忠戮》既保持有一定的历史性,更通过戏剧对材料的取舍和适度改编展现了儒学思维下的历史真实观。

在整体戏剧框架方面,《千忠戮》基本遵循历史真实。正史对于建文帝下落的记载较模糊且自相矛盾,这为《千忠戮》的戏剧情节书写提供了可能。早期《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言之凿凿建文帝“阖宫自焚”而死;后期《明史·恭闵帝本纪》却自相矛盾,既说“出帝后尸于火中”,又补充“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最后论定竟为“帝不知所终”[6]。而《千忠戮》正巧妙利用这一疑点,融合二说,构造出朱允炆放火烧宫,皇后自焚而朱允炆由鬼门出逃的大背景,形成对历史的呼应。在一些具体的情节乃至人物对话中,《千忠戮》也尽量依傍正史,张雨顺即通过与《明史》的片段对比,发现了第八齣朱棣与方孝儒对话与正史极为相似的“贵实”特点[1]。

但作为一部戏剧而非完全的历史著作,《千忠戮》更多的是对这一历史的演绎和艺术加工,其中固然有部分原因是戏剧情节安排的需要,而更多地则是源于作者在儒家思想道德观下,有意对历史情节进行的改写与评论。

中国的历史书写向来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有时不惜曲写甚至改易历史,以达到符合并抒发某种思想道德观念的目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即依据一定的准则与个人理解,对历史进行取舍。这种记述方法固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但却可以充分体现某一思想道德准则。朱自清认为“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7],点明了“春秋笔法”实际上是思想哲学外化这一真正内涵。

《千忠戮》以历史剧形式呼应着儒家传统的春秋笔法,通过材料的取舍、杜撰乃至改写,体现独特的儒家思想道德观。其仅选取代表不同阵营的几个人发生冲突,通过事迹的杜撰、移植和删改,形成箭垛式叙事,完成典型人物的塑造和戏剧矛盾的发展。例如严震直这一形象,最终因为自觉背主求荣而放走建文帝并自刎,即被《曲海总目提要》批为“此最失实”[8],历史上严震直“奉命山西,与云南风马”[9],也必然不会出现擒获建文、羞愧自刎的一系列情节。这种有意对历史的改写,实是作者为了彰显儒家君臣大义的刻意安排。至于广为流传的《惨睹》一齣,更是通过艺术虚构,使各个矛盾集中爆发,借由建文帝逃亡中的窥视视角展现了真实的“千忠戮”主题。通过对“靖难之役”中相关历史的改写以及建文帝流亡过程中情节的虚构,作者有意的以材料取舍与改写的手法,完成了对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阐释。

儒学思维的“春秋笔法”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以一字为褒贬”,在历史客观书写中通过简练的语言曲折地表露爱憎情怀。司马迁的《史记》更为突出,在遵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通过“太史公曰”的议论,直接表达其主观思想。而传奇的代言体制也为作家藉人物之口抒发个人思想提供了可能,《千忠戮》便直接在第一齣副末《开场》和第二十五齣《团圆》中点明“描写忠臣生气莽”与“聊以续《离骚》”的创作主旨。此外,这一褒贬评判还借由代言体广泛存在于文本中,如《惨睹》中“弥天怨气冲千丈,张毒焰古来无两”的揭露;《法场》中借陈瑛之口反讽自身“驾着一片假公济私的言语,撺掇皇上杀了无数忠臣”;特别是《索命》一齣中,不仅安排洪武皇帝显灵痛斥朱棣,甚至直接书写其被冤鬼索命而亡。作者通过戏剧头尾的现身说法,剧中情节安排与借人物之口的陟罚臧否,进行着主观性鲜明的褒贬评价,展现着其背后的儒学文化思维。

(二)史笔为说:容神怪而摒秘辛

《千忠戮》的作者有着明确的历史书写自觉,在戏剧结尾指出“休错认野老无稽稗史荒”。因此,虽然该剧在创作中对笔记小说有所借鉴,但也有着明显的取舍和改写,遵从一定的真实性,有史笔意味,更处处体现着儒学思想对小说情节的指导。

《千忠戮》对于神仙道术以及怪力乱神的情节有一定取用,实际上是符合儒家传统思维观念的。孔子即有“敬鬼神而远之”的说法,故而《千忠戮》对鬼神也保持着若即若离乃至利用的态度,由之构建了朱棣受冤鬼索命而死的情节。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对鬼神的定义可以视为“非人”,而“祖先显灵”在古代儒家观念中是为其所接受且信仰的。因此洪武皇帝斥责朱棣的情节,无关鬼神。程济的天文数术能力,也是符合儒家体系内“天人感应”这一哲学认知的。这种对神怪道术的接受并不悖于儒家思想观点,因此在《千忠戮》中有所保留,并具有补充与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而对于笔记小说中占据大量篇幅的宫闱秘事,在《千忠戮》中则大幅度进行了删减和改写。如托名史仲彬的《致身录》中“廷斥尹昌隆”[10]、《建文皇帝遗迹》中大量铺叙的太祖与建文帝的旧事等,《千忠戮》都弃而不用。这固然有着集中戏剧矛盾的删汰枝蔓的需要,但相关情节的取舍更符合儒家的伦理观点。《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中就提及了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史书编纂原则[11],这也成为《千忠戮》的创作态度。诸如《建文皇帝遗迹》中记载的“太祖皇帝时用人,狥其名而不求其实”“廷试进士……以貌不及胡广,遂以广易之”显然属于宫闱秘史,且有损于太祖与建文皇帝形象的塑造,故而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千忠戮》在创作中将其删汰殆尽。而《致身录》在记载建文皇帝有“勿杀叔父之谕”后出现了明显的悔意,可惜“奈何已有是命,不可返也”。而《千忠戮》中不仅忽视了建文帝嗣后的悔之不及,还多次刻意强调其“勿杀叔父”的仁心,并以之成为朱棣不顾叔侄之情的一大罪状。

通过春秋为史与史笔为说两种书写形态,《千忠戮》在戏剧创作中成功的融合了正史与笔记小说两种题材来源,并以适合儒学文化思想构建为准则,对其进行取舍改写,形成了兼顾写实与虚构又充分阐释儒学道德观的小说化史笔。

二、异时代审视:儒学精神阐释下的视角依托

与作为内部形态书写的小说化史笔呼应,《千忠戮》的儒学文化精神阐释需要有独特的外部视角依托。而由于明清易代的完成,使剧作拥有了更为全面客观且不受拘束的书写视野,并蕴含易代兴亡之感。由此形成独特的异时代审视视角,允许了剧作在儒学精神指导下完成对历史的质疑、打破、改写与重构。

(一)易代视野:对历史书写的颠覆

明清易代的政治巨变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易代代表着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皇权发生变革,对前代宫闱秘事的书写更广泛地获得允许,而且脱离了最高权威的压迫,作家的书写可以摒弃“正史”与避讳,更客观自由地表达自身的看法与观点,甚至形成易代视野下对前代历史旧有书写的颠覆。

《千忠戮》的创作在服务于儒学精神阐释的主观目标下,借由易代的视角,对前代历史进行了颠覆书写。首先表现为对“靖难之役”的正义性乃至背后的正统观的质疑与重新定义。对历史书写话语权的争夺是维护统治正统性的重要基础,《明史》记载,朱棣在登基后两修太祖实录,删去了明太祖的过失以及建文朝臣对成祖的指斥,又歌颂“靖难”之功,这实际就是对话语权与正统性的掌控,以图自解于天下后世。《千忠戮》也是通过戏剧改写历史,颠覆正史的书写以及朱棣的正统地位。这在第二十二齣《索命》中表现明显,借由朱元璋的魂灵,对朱棣的夺位行为做出定性:

(小生)俺高皇帝是也,……因为我儿燕王,谋篡大位,伤残骨肉,特赴边关,不免督责他一番。……(小生)恨着你逞强梁,恨着你逞强梁!篡逆胡行戆,真个是吞噬乖张![12]

由此,作者在异时代不受皇权干预的视角下,通过有意的历史改写与虚构,直接颠覆了朱棣夺位行为的合法性。刘丽文也指出:“依据古礼,在皇位的继承是否合法上,朱元璋是最权威的裁定者,所以作者让朱元璋的灵魂亲自出面,切责朱棣,明指他为‘篡逆’,无疑是给朱棣得国的合法与否一锤定音”[2]。

与对正统性的颠覆相配合,作者借由易代视角对两代皇帝的形象与结局也进行了改写与重新塑造。戏剧本身即有塑造典型人物的需求,更兼作者鲜明的主观情感判定。因此,剧中的朱棣和朱允炆都有着扁平人物的形象特点。朱棣完全被塑造为一个残暴阴狠且狼子野心的形象。自我承认所谓的“靖难”不过完全是“为封疆怎顾宗枝,保大位岂容魍魉”的个人野心,更在《奏朝 草诏》《惨睹》诸齣内不遗余力地反复书写朱棣滥杀无辜、苛政暴刑造成的“千忠戮”的悲惨情形,由此折射出其暴虐无度、残杀忠良的暴君形象。而朱允炆则被塑造成一个仁慈而“并无失德”的好皇帝。他对待亲人顾及同胞之情,要求“毋使朕负弑叔父之名”;对待臣子仁慈怜悯,“日夜战兢兢,尊天法祖抚群黎”。完全颠覆了正史中对二人的形象书写与定义。

借由异时代视角的自由与不受限制,作者为这两位截然不同的皇帝,安排了看似报应不爽,实际是符合了作者自身道德理想的结局。作者直接将朱棣的结局安排为受冤鬼索命而死,这种看起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写死皇帝的剧情,在明代的笔记小说中由于皇权压迫是必然不会出现的。而易代视野下,前代的皇权被消解,作者可以完全遵循自己的道德理想自由安排。关于朱允炆的结局,作者也有意忽略了其暴死于宫中,只写到后代皇帝将他迎回并尊奉为止。这些有意的取舍虚构,都体现着作者道德理想对文本的形塑作用。这种明显的典型塑造与艺术虚构的手法,或许并不完全贴合史实,但正是作者在儒学精神的道德观指导下,借由异时代的自由视角,对历史进行的有意移植与取舍。

(二)遗民情怀:对易代心态的探讨

不同于前代笔记小说等单纯对建文帝遗踪的猎奇与玩索,该剧题名为《千忠戮》,其重点描绘的对象以及所要抒发的道德理想都是对易代背景下忠臣义士行为心态的探讨与赞颂。其背后隐喻着明清易代造成的遗民情怀,由此形成充满眷恋旧主心态的异时代视角。

为此,作者首先从异时代的全知视角入手,刻画了形象鲜明的忠奸斗争,并依自身道德价值体系进行了判定。面对大兵压境、社稷倾覆的局面,建文帝的官僚队伍中明显出现了以方孝儒、史仲彬为主导的主战与陈瑛为代表的主降两个派别。而作者明显倾向于誓死报国的主战派,借史仲彬之口怒斥陈瑛“奸臣的,彝伦尽丧”,并最终为其安排了“戮他全家”的报应结局。

到了“靖难之役”后,对忠臣主战的描写则转变为对“死国”的推崇、对“护主”的歌颂以及对“避世”的向往。宋明理学之后,传统儒学被赋予了“忠臣不事二君王,烈女不嫁二夫郎”的思想特质。因此,面对国破家亡的易主局面,忠臣义士只有或死或奔两种选择。而《千忠戮》中为了强化斗争与突出忠臣,只留下“死国”的唯一结局选择。除了主动慷慨赴死的方孝儒、吴成学、牛景先乃至皇后等人,即使是“久不为官”的避世隐士型忠臣也难逃一死,最终反而激起其“山林隐甘学佯狂,俘囚往誓死翱翔”的忠烈。这固然是为了突出朱棣的滥杀,更是儒学思想下对于绝对忠义与死国的强调。建文帝流亡赋予了少数人另一种尽忠的方式,即扈从皇帝流亡,其中着重歌颂的即是始终不离不弃的程济,在《打车》中,他不仅拼性命保护建文帝,并以其忠贞打动了兵士与严震直。即使其后皇帝归宫,程济也秉持着“不事二主”的信念毅然归隐,却还明确表示:“向日小弟不与方、黄同死,止图辅佐君王;今大事不成,君已归宫,弟之不死于君前,亦恐伤君之心耳”。可见,在作者价值体系中,面对亡国的局面最好且唯一的结局即是“死国”,即使有其他选择,也不过是出于形势所迫、退而求其次的结果。这种结合危亡时局下对忠奸斗争的书写判定以及对国破家亡后“死国”的绝对推崇,无疑具有强烈的明清易代影射意义。特别是对隐士犹难逃新朝毒手,进而激起忠烈抗争的阐释,明显是对明清遗民心态的揭示、反思与前途担忧。

此外,作者还在文本中书写了人民对建文帝朝的眷恋与归属感。在《打车》一齣中,严震直身边的兵士受到程济的感化,认识到“我们那一个不是建文皇帝子民?那一个不吃建文皇帝的粮饷?今日倒帮向别个,拿他去送性命。天理何在?天理何在?还做什么人”。强烈的前代归属意识,这也无疑是作者遗民心态的自我反思,更寄托着作者希望借此唤醒百姓忠贞的美好儒学理想。

易代视野使作者可以更为大胆自由且不受外在因素干涉,以戏剧表达自身的理想观念,通过有意改写使历史成为儒学精神阐释的依托。而明清易代也赋予了作家强烈的遗民心态,通过戏剧对忠臣义士的描写,展现作家不事二主、忠贞前朝的儒学道德观,并寄寓着作者试图唤醒百姓忠贞的美好儒学理想。无论是易代视野还是遗民心态,其中的儒学精神阐释都需要依托于外部的异时代审视视角才能得以实现。

三、宣扬伦理与复归正统:儒学理想构建下的最终旨归

小说化史笔与异时代审视分别作为内部书写形态与外部视角构成共同参与着文本写作,但其都共同服务于儒学理想而非历史真实,都是儒学理想构建的外在手段,而最终的戏剧思想旨归,还是对儒家伦理与正统观的艺术阐释,乃至最后高层次的儒学理想社会构建。

《千忠戮》首先是对“仁义忠孝贞节”等一系列儒家传统伦理观的弘扬,也即是本剧的核心论题“千忠戮”。本剧塑造了一系列“尽仁尽义,全忠全孝”的人物:如建文帝不弑叔父的仁;方、黄诸大臣的死忠;程济乃至其仆程忠夫妇的义;皇后不愿“怎俘囚,生招乖丑”而投火自尽的贞节等等,代表了儒家各类身份伦理观。在典型化的善善恶恶的基础上,作者更是运用戏剧的虚构性,为人物安排了善恶有报的结局。忠臣史仲彬、程济骨肉团圆,而昏君朱棣因残暴不仁最后为所杀的人厉鬼索命而死,卖主不忠的奸臣陈瑛最后被新皇帝屠戮全家。通过历史演绎赞颂忠孝仁义等伦理要求并不惜运用神怪之事突出善恶因果报应,由此完成儒家理想的树立与伦理观的弘扬。

此外,《千忠戮》还试图通过戏剧改写演绎历史的形式,完成对儒家正统观的复归与理想重构。儒学对于正统意识有着极为强烈的追求,因此《千忠戮》也试图通过重写这一段历史,以使其重新符合儒家正统观。明朝的皇位传承从开始就是符合儒学要求的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并特别突出嫡长子继承。因此朱棣的即位明显是不合法的,但由于皇权的压迫明代无人提及。清初产生的《千忠戮》终于摆脱这一束缚,明确为儒家正统观张本。并运用显灵的戏剧虚构,借由朱元璋之魂直斥朱棣“篡逆”。在《奏朝 草诏》一齣中也借由方孝儒的据理力争表现出作者的正统继承观点:

(末)咳,寡人此来,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外)如今成王安在?

(末)他已自焚,非寡人加害。

(外)成王既亡,何不立成王之子?

(末)国赖长君,他儿子幼小,岂能主持国事?

(外)何不立成王之弟?

……

(外)高皇帝平定天下,传与东宫。东宫夭殁,传与皇孙。诰命昭昭,祖制凿凿,岂容紊乱?[12]

不仅直指朱棣的僭越行为,也借此表明并宣扬了作者自身的儒家正统观,以戏剧完成了对儒家理想下正统观的复归。但这一复归也不得不向历史妥协。虽然在《归宫》一齣中新帝将朱允炆迎回并供养,但也仅是复归了叔侄之理,而皇位的正统性却无法更易,只能通过朱允炆的主动放弃与承认新帝的合法地位,取得历史真实与儒家理想的调和。据《建文皇帝遗迹》记载建文帝被奉养于诸王馆中后“一夕暴卒,众皆疑其遇毒也”,而为不防害正统观的塑造与弘扬,《千忠戮》只能避免这一摧毁正统情节的书写。

无论是为宣扬伦理还是复归正统,其中都有许多为完成儒学理想构建而刻意改写史实的情节。这种理想化的安排虽然淡化了矛盾斗争,未摆脱历史律与道德律合一的观念。但做为一部面向群众、有一定教化意义的戏剧,这种结局的安排也正展现了作者所信奉的儒学理想价值体系,试图通过符合儒学社会理想的历史重构,达到弘扬儒学道德与“劝善”的思想旨归。

四、余论

《千忠戮》的创作有着明显的政治历史意味,作者试图通过一定贴合真实的戏剧性虚构,重建一段符合儒学理想道德的历史。这一目标的完成,需要作者依托儒学思想价值体系的指导,在文本书写的内容形态层面运用小说化史笔,结合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在文本外在视角层面充分利用异时代审视中客观自由的全知视角,并结合自身感受,传递价值观念。此外,作者的创作并非单纯的满足自身的儒学理想情怀,还有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教化意义,试图重构一段符合儒学理想的历史,以之宣扬儒家伦理观和正统观,在搬演中输出儒学理想,达到“劝善”的目的旨归。

对其具体文本的分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于对该剧的创作时间与创作者的考证,通过分析文本中强烈的儒学理想构建趋向,可见作者应是一位生活于明清之际、有一定隐秘的遗民情怀,且高度熟悉并信奉儒学理想价值体系的非仕宦者。

注释:

①《千忠戮》的作者存在争议,有李玉、徐子超、王吉武三家说,本文兹依从郑振铎考订,又参见郑志良《〈千忠录〉作者考辨——兼与刘致中先生商榷》暂定为李玉,并尽量避免结合具体作者生平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