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医融合的进路选择：从知识生产到颠覆式创新

陈巧玉，王定宣，刘中强，扶世杰，张 磊，陈科奕

（西南医科大学，四川 泸州 646000）

基于创新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和与主流技术是否处于同一技术轨道，美国哈佛商学院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教授于1995 年在《颠覆性技术的机遇浪潮》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颠覆性技术。后又指出，颠覆性技术以更简单、更方便、更便宜为特征，通过技术的不断完善改进，开辟新市场和形成新的价值体系（Christensen，1997）。所谓颠覆式创新，一般指通过科学或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对已有传统或主流的技术、产品、工艺流程、设计方法等进行一种另辟蹊径的革新，并产生重塑人类生活、工业生产、商业消费模式乃至全球经济的革命性、突变式进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等，2016）。可见，颠覆式创新可以是既有技术的整合，也可以是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的创新。

当前，颠覆式创新理论已逐步应用到医疗卫生与健康领域——意旨让疾病防治、维持健康变得更简单，让人们更负担得起，并将推动此转变的因素统称为医疗卫生与健康领域的颠覆式创新（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等，2015）。体医融合是实现健康促进模式从“治疗为主”向“预防为主与防治结合”转变的必由之路，或者说是以形成与现代疾病医学相互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为重要方向（李祥臣 等，2020），以主动健康和降低医疗保健成本为主旨，已然成为推动医疗卫生与健康领域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换言之，颠覆式创新必然是体医融合未来的方向参照与进路选择。

体医融合之路要怎么走，是一个战略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是有赖于持续的知识生产，并随着其自身知识生产的制度化、社会化构建不断推进的演化过程。颠覆式创新的实现，不仅涉及知识生产方面的学理基础或学科身份问题，更在于知识生产从学科学术属性到社会应用属性的演化变迁，包含政策、市场、情感认知等方面社会关系的构建过程。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社会、经济等领域带来深刻的影响，共识性危机情境激发了民众的健康意识和对身体的认知（毛迪 等，2020），并由此触发社会关系的应急式重构，为体医融合带来新的契机。

近年来，学界聚焦体医融合进程中存在的政策法规、卫生健康（医疗）部门与体育部门之间的壁垒、产业开发等方面的问题开展研究，探寻体医融合发展路径、模式，并在全民参与、政策驱动、人才培养、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在多学科视野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欠缺，对体医融合的中国道路研究不足（卢文云 等，2021）；特别是体医融合与知识生产的内在联系并未受到关注，政府、社会等外部力量被认为是推动体医融合发展的力量主导，使体医融合的方向与进路缺乏意象。所以，深入理解知识生产作用于体医融合进程的内在逻辑，由内而外地探讨体医融合从知识生产到社会关系的演化机制，从而探寻推动体医融合加快发展和实现颠覆式创新的高效路径，十分必要。

1 体医融合实现颠覆式创新的意涵与要素

1.1 颠覆式创新对体医融合的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半个世纪前就将健康定义为“身体、精神和社会完全健康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Saracci，1997），将健康扩展到心理和社会层面。2011 年，WHO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世界大会，会议通过了《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里约政治宣言》，此后，全球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的行动持续扩大。在中国，无论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备受瞩目的健康产业，还是正在深入推行的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都需要运用体医结合知识的观点与方法以实现人类健康的共同目标（王定宣 等，2016）；“体医融合”的提出，是促进人类健康、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养、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和依托，不仅加强了人们对疾病预防的关注，更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体现出健康公平，成为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健康领域的问题和挑战依然很严峻，面临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压力。虽然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仍然是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明显不足，所带来的进一步结果是医疗费用增长，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不高，服务的可及性也受到影响。医疗卫生与健康领域的颠覆式创新正是为了解决疾病防治和健康促进的简易性和可及性问题。因此，颠覆式创新是体医融合应然的进路选择，这不仅是全球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持续行动的需要，也体现出体医融合自身发展的诉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了“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又进一步指出“提供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一体化服务，提升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有效性”。至此，体医融合颠覆式创新之路的意涵更加明晰，不仅要推动健康促进模式从“治疗为主”向“预防为主与防治结合”转变，更要让健康服务和维持健康变得便宜和易于获得。

此外，站在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颠覆式创新也具有必然性，并且是逐步发生发展的。举例来说，在医疗卫生和健康领域，血管成形术改变了冠状动脉疾病的介入治疗，使得更多的患者可以获得有效治疗，随后，微创技术逐渐减少了需要进行搭桥手术患者的数量，但这些技术不可能有永恒的市场，因为它们无法溶解已形成的血栓，如今，像他汀类降脂药品从预防入手，最终减少了对血管成形术的需求，降低了患病率与医疗成本。颠覆式创新于体医融合也是如此，从主动健康和疾病预防入手，借助科学健身指导、运动处方、运动康复、功能训练、体质监测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技术手段，从一个个案例、项目、疾病的应用开始，逐步提高覆盖率，从而降低社会整体的患病率与医疗保健成本，产生重塑人类生活乃至全球经济的突变式进步，其意义不言而喻。

1.2 体医融合实现颠覆式创新的要素

体医融合的内涵及价值规定性在国家战略的愿景引导和发展鼓励中已经十分明确，但要推动并实现颠覆式创新，应包含两层要素：1）在思想层面，凝聚“治未病”和“主动健康”的社会愿景，促进疾病从“治疗为主”向“预防为主”转变，在实际上形成对传统和主流的颠覆性；2）在知识、技术的本体功能层面，需运用知识、技术的融合创新来解决健康促进和防治疾病的问题，这也涉及到通过健康服务商业模式的创新带来健康产业结构和竞争的革命性变化，从而让疾病防治、维持健康变得更简单，让人们更负担得起。

从颠覆式创新的历史中可以总结出3 个关键经验，这对于推动体医融合颠覆式创新至关重要：1）推动颠覆式创新的三大基本要素为技术、商业模式创新和颠覆性价值网络，“颠覆”几乎总是萌芽于领域内持续的技术创新，用于解决简易性和可及性问题，而非解决科学探究的那些复杂的问题，且往往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中取得突破和进步；2）颠覆式创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逻辑上还受体制变革和社会愿景的影响；3）当颠覆式创新出现时，往往会受到传统或主流的同化力量影响而消解。从推动颠覆式创新的三大要素来看，体医融合在技术层面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其社会化应用和产业化实践还停滞在颠覆式创新初期，集中于成本高、专业知识密集的领域；在商业模式创新以及颠覆性价值网络建构等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

1.3 体医融合实现颠覆式创新的内在驱力与整体框架

人类社会最早产生于机械产业的“技术融合”（Rosenberg，1963），可理解为不同技术之间的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而形成的一种技术现象，或是某一种技术创新（范式）跨越不同产业而产生融合（于刃刚，2006）。技术的融合创新会改变传统产业的边界，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逐步发生收缩或消失。所以，“融合”的边界是不断演化的，包含了隐性屏蔽作用的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以民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习俗等社会性因素作为依据（李小建，2000；王恩涌，1998）。由此看来，体医融合并非单纯的行为或现象，更伴随着科学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交融。技术、知识的融合可以打破自然边界的壁垒，而边界效应所隐喻的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则是体医融合的知识生产与时代和社会环境联系互动的结果。因此，推动体医融合加快发展和实现颠覆式创新的内在驱力是持续的知识生产，其整体框架应包含两层。

一是具有知识生产属性，蕴含知识生产行为，贯穿从技术融合到形成新的独立的知识体系和特定知识形态的演化过程。对于体医融合知识生产的内涵，可以结合医疗卫生与健康领域变革的主旨去理解，涵盖先进有效、安全便捷的健康促进技术，慢性病防治技术或诊疗模式，支撑商业模式创新的现代健康服务技术等关键性技术；也可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去解析，包含具有基础共性特征、能够被健康及其产业领域广泛运用的基础共性技术，与其他学科前沿的交叉所形成的前沿技术，能够带来医疗健康产业结构和竞争的革命性变化的颠覆性技术。此处提及的“技术”并非仅限于狭义理解的某一种具体的健康促进或疾病诊疗技术，还包括所创建的慢性病管理方案和健康服务模式，所创生的健康服务机构以及形成的新业态、新的价值网络等。

二是完成知识生产从学科学术属性到社会应用属性的演化变迁，蕴含体医融合与政策、市场、情感认知等方面社会关系的构建过程，具备物质、社会和经济的功能特征：1）物质功能，即基于知识、经验基础的技术创新能力；2）社会功能，即构建身份认同、情感认知和逐渐弱化“边界效应”，表征为技术应用所产生的同化、对比作用，所引发的共识性社会评价，以及知识传播的速度、范围等；3）经济功能，即技术创新扩散的“溢出效应”，技术创新本身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技术创新的扩散带来的“溢出效应”，是为吸引经济合作与投资所进行的试探性经济行为，主要体现为有利于体医融合创新发展和产业化进程的经济合作模式、类型、范围等。

2 体医融合的知识生产演化

2.1 体育与医学的技术融合

近年来，诸如运动处方、体能训练、功能训练、运动康复等知识和技术日渐进入医学领域，在健康促进与疾病防治方面取得了临床实践的实质性进展，尤其在骨关节疾病、高血压、2 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阿尔茨海默症等慢性病防治方面的作用是显见的。在针对肥胖、癌症等医学难题的辅助治疗中已证明可有效改善肥胖患者的身体成分和心肺功能（O’Donoghue et al.，2021），改善癌症患者的症状与生活质量（王正珍 等，2022；Codima et al.，2021），与此同时，将太极拳、八段锦等我国传统体育项目融入其中，也取得了积极的治疗效果（李青 等，2012；熊桂芝 等，2019）。

不止于此，体育学与医学在基础理论方面的共性研究进一步深入，在多个领域取得进展：1）在运动促进健康的生理学机理方面，以分子生物学作为生长点，从细胞和分子水平探讨运动对人体功能活动影响的本质问题，探索人类运动能力的遗传性特征机制的研究，已深入到细胞凋亡、基因工程、运动免疫、生物芯片等领域；2）在骨关节与运动生物力学方面，光学运动捕获技术、医学成像及材料力学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已应用于临床诊疗辅助、医学仿真的研究及实践中，显著提升了骨关节疾病的诊疗水平；3）在运动处方的量效机制方面，开始从生理、病理学机制探寻对疾病风险相关的因变量，探讨慢性病长期用药与运动的药理学相互作用等；4）在健康评价的研究应用方面，以体质量指数、有氧耐力、心肺耐力、肌肉骨骼质量等为代表的健康评价指标的研究应用越来越多，特别是对心肺耐力（cardiorespiratory fitness，CRF）的大量科学研究，证明了心血管疾病、全因死亡率的高风险以及各种癌症死亡率与低水平的心肺耐力有关，与吸烟、高血压、高胆固醇、2 型糖尿病等既定风险因素一样，CRF 是死亡率的有力预测因素，被美国心脏协会列为临床生命体征（clinical vital sign）和健康的重要标志（Raghuveer et al.，2020；Ross et al.，2016），代表着世界医学界和体育科学界对心肺耐力与健康认识的颠覆式飞跃，为疾病防治在疾病的科学管理方面提供了更多可能。

2.2 新的独立的知识体系

最近几十年，科技发展的跨学科性日益明显，使学科边界变得愈加不清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体医融合是依赖于体育学和医学的学理基础，通过两个学科的概念、原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相互融合、相互借助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交叉领域，如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营养学、体育保健学等，无一不是体育学和医学相互交叉结合的产物，而发展较早的运动医学现已成为一门完整的有理论基础的独立学科，涵盖了体育医务监督、运动损伤与防治等领域。我国运动医学的发展还融合了中医药的理论和技术，在膳食营养、伤病防治、骨伤治疗等方面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与优势。可见，在体育和医学的相互交融中，随着新的研究领域或学科的不断开拓，新的独立的知识体系逐步形成。它既有以学科为单元的宏观结构，也有以知识为单元的微观结构；既能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显示其成熟性，也符合人的存在及其健康生活需求的本质，符合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此外，深入到体医融合领域新的独立的知识体系内部，还存在着矛盾运动进程，反映出其不完善性，表征为可不依赖于原有的母体学科而派生出新的分支，也可与其他学科进行二次交叉形成新的交叉学科，这也是体医融合新的知识体系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又一体现。比如，运动生理学派生出的竞技运动生理学，把运动生理学的相关规律进一步地运用于提高运动员的训练水平和运动能力的生理学研究，解决竞技运动的相关问题（邓树勋 等，2007）。总的来讲，体医融合新的知识体系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成熟性或不完善性，都显示出体医融合在知识生产方面的能力，可视之为体医融合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动力。于体育学和医学而言，通过在健康促进、疾病防治等领域的相互学习和研究，进一步认识“体医融合”的科学意义，从而提升体医融合知识生产活动的自觉性和坚韧性，推动体育学和医学共同发展。

2.3 特定的知识形态

知识的本体构成包含概念及概念间的关系，由学科术语构成，注重专业理论与知识的系统化生产、阐释与研究。但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在它的范围之外，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仍是必要的（爱因斯坦，2010）；另外，在构建主义立场，科学亦是按照自己时代的特有原则，因此要把科学活动置于社会背景中考虑。基于此，体医融合在其知识的生产和理论的阐释方面，还应更多地思考如何展示其独特的价值意向，如何反映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如何揭示人民健康实践的内在规律，进而促进文化认同、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从这种理解来看，体医融合的知识生产最终应是价值观念、理论原理与实践方式的有机结合，并由此形成有别于传统的较为稳定的知识范型，即特定的知识形态，由提供价值性生产的人文思想观念（包含哲学思想和意识等）来决定学科生存根基和发展方向。正如中国中医药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本草学、方剂学、中医养生学、伤寒温病学、内伤杂病学、外科学与骨伤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五官科学、针灸与推拿学、中医护理学，展示了中医药学科发展的连续性，新版《中国医学史》教材中增设课程思政元素内容，在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以及巩固专业思想等方面做了进一步加强（陆翔 等，2021）。以此为鉴，体医融合知识体系的本体构成决定其知识形态的整体面貌，而特定文化背景的知识形态会影响甚至决定知识生产的惯习和环境，二者休戚相关。

从历史层面分析，体医融合的生成是本土化的，有着特定的思想背景和文化场域，其知识形态的形成必然是源于鲜活的生活，并通过不断理性的反思与鉴别发展形成新的思想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开放性的交流、积极学习先进技术、不断更新完善知识结构和改进研究方法，体医融合建立起了具有包容性、富有弹性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建立身份认同感。但如若建立的知识体系大都从知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与设置论域，缺乏人文性的思考与阐释，则可能造成体医融合学理基础根基的裂隙，也可能导致体医融合的知识生产在实践上与本土社会疏离，以及与中国现实的体育学现状脱节。由此观之，开放包容的知识体系是必要的，但更需既立足于中国文化与人民健康，又具有现代人文思想的特定知识形态，才能使其逐渐成为系统的科学，才是体医融合中国道路的重要体现，这一点对于最终能否实现颠覆式创新至关重要。

3 体医融合的社会关系演化

如前述，知识生产是体医融合发展的前提基础，但要推动并实现颠覆式创新，还要看其知识生产与社会环境的联动适配，在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中演化。而社会环境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归为两类，一类是由体育学和医学两个学科领域自身及相互间交叉渗透所构成的知识环境因素，有赖于知识本体和特定知识形态，是学科合法性和自觉性建构的主要源泉，为研究者及学科提供身份认同；另一类主要包括政策、市场和情感因素，可促进研究者及颠覆式创新实践的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合。

3.1 政策：从连续有效到保护空间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大多数颠覆式创新在初期无法快速获得社会认同，其成长空间多受到传统或主流技术的挤压。因此，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是颠覆式创新获得成功不容忽视的原因，如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新兴技术的诞生，若不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呵护，极易窒息于摇篮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增长与政策工具呈同步增长，与其政策保护空间的逐步强化基本上趋向一致（黄子洋 等，2019）。体医融合从技术融合到颠覆式创新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十分重要，其中，在逻辑上还包括体制变革以及社会愿景的影响。体医融合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源于生物医学模式的变革，并受到“治未病”“主动健康”等社会愿景的支撑和影响，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在体育学与医学技术融合创新进入市场并形成范式的过程中，需要在受保护的“生态位”中培育和不断优化不同诊疗模式和健康服务商业模式，更需要连续有效的针对性和动态性政策来持续推动体医融合的社会化实践和产业化进程。

“体医融合”目前并不缺乏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中“推广‘运动是良医’等理念”，《“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体育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共同制定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2025 年）》中“在街道、乡镇开展健康促进服务试点，建立‘体医融合’的健康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社会‘运动处方’专业体系建设，开展家庭医生开具运动处方工作试点”，《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中“体卫融合服务机构向基层覆盖延伸”等已然为体医融合的发展形成了连续有效的政策累积。但实际上当前的政策体系还不够完整，在大健康产业中涉及的一些前沿技术的应用以及技术创新正在创造的新模式、新业态方面还存在着政策和管理的空白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形成体医融合发展的政策瓶颈。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需要更为有效地利用政策工具构建一个多方位的政策保护空间，需要更具体化、专业化的实施细则和可操作性强、能够落地的行动策略来支撑“体医融合”在关键技术持续创新、社会化实践和颠覆性价值网络构建等过程中的运作，特别是针对当前体医融合产业化进程中面临的发展困境，需通过整合匹配有利于技术持续创新和多主体深度参与的政策、组织和制度等资源，完善技术创新与经济结合机制，从而推动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发展，这是体医融合在政策层面的主要构建。从政策的构建到形成保护空间，使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需求的新的技术体制建立起来，再到探寻政策支持的阶段性撤离或完全撤离的恰当时机，是在政策层面推动并实现体医融合颠覆式创新的演化机制。

3.2 市场：从学科专业到产业链

产业链的形成，一定是人力、物力和财务等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大跨度整合（胡赤弟，2013），是在政府主导下大学与产业界互动形成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正如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交融发展，斯坦福为硅谷的形成和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众多高科技公司的领导者，在企业和投资者获得智力支持的同时，大学也获得了用于指导办学定位、课程设置等来自市场的知识需求，这对于学科专业建设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体医融合服务于“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对接健康产业，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为根本导向，因此，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能否有效联合是体医融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为市场所认可的重要衔接。

近年来，国内众多高等院校开设了运动防护、运动康复、健康管理等专业方向，并依托大学科技园、共建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校内外合作教育基地等机构在体医融合技术创新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作为跨学科、多学科交融的领域，当前简单松散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无法满足体医融合实现颠覆式创新的诉求，需通过构建包含学校、医疗卫生机构、企业和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体作为技术创新的组织载体，并建立健康产业需求的引导机制，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从而推动“政、产、学、研、企”多主体的深度合作互动，逐步形成有利于实现体医融合颠覆式创新产业化的良性生态。此外，产业链本身随着社会需求或学科专业的发展也必然发生变化，因此，在组织载体与制度保障方面还需要积极探索，力求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产业链并发展出有效的治理模式，这是关系到体医融合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3 情感：从身份认同到社会融合

身份与认同是个人或社会群体定义“我是谁”的方式（Swann et al.，2009），是在文化语境中对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与构建。身份本身没有意义，只有身份认同才有意义。于体医融合而言，在学理层面的身份认同是为了解决学科的身份内涵、技术的价值规定性等问题。但实际上，体医融合面向的是人的现实生活乃至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因此，在其知识生产、颠覆式创新的社会化实践中还蕴含了跨群体和跨文化的普适性。地方保守文化和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冲突会影响个人及群体的情感体验、情感认知和情感反应等，并内化于认同构建的社会比较过程之中（Purzycki et al.，2019），因此，社会融合才是体医融合实现颠覆式创新进程中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除了学理层面的身份认同之外，还包括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价值承诺等，既要体现制度的公平正义，又要满足文化适应、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融合。

近年来，对运动促进健康、运动是良医、主动健康等理念的广泛认同以及健康中国、全民健身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为体医融合的社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体医融合领域诸多新的知识理论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使体医融合在学理层面得到了一些身份认同，这同时也增加了体医融合实现社会融合的急迫感。但目前在体医融合的社会化实践和产业化进程中还存在诸多困境和挑战，从现有的公共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来看，其根源在于体医融合的价值根基和学理依据还未完全建立起来，依然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所以，如何从价值向度上对体医融合的学科身份做出富有本质性的探索和说明十分重要，即体医融合知识生产的理论阐释应更多地反映或体现人民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揭示人民健康实践的内在规律，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更加具体深入，从而以独特的思想生产与价值阐释指引体医融合实现从身份认同到社会融合的跨越。

4 体医融合实现颠覆式创新的行动路径

4.1 立足本体使命，注重知识形态自觉建构

中华文明对于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意义。中国传统上，人在知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强调天人合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形成一种复合性多领域统筹化发展观，进而体现出“合力发展导向型”的特质，由此形成均衡化、系统化、整体化的知识体系，完成人类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杨东 等，2022）。以此观之，体医融合要推动实现颠覆式创新，必须注重知识形态的自觉建构，首先需尽可能保证其知识形态的自主性与完整性：1）要呈现出学科术语和基本理论构成的自主性，须以中国为中心，以融合为重心，以实践为导向，尤其是产生原创性的概念、理论和观念；2）要立足于本体使命，适应体医融合的现代性诉求，并不断凝聚体医融合在思想层面所具有的进步的价值观念，达到价值观念与理论体系的融合，从而形成整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较稳定的知识形态，服务于体医融合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唯有这样，体医融合才能通过知识生产的累积并通过持续的教育、意义挖掘从而促进具有特定文化的社群建立认同感，这是支撑体医融合的一项基本工程。

如前述，学科生存根基和发展方向是由知识形态构成中最具有价值判断力的人文思想观念决定的。因此，体医融合知识形态建构的重点应放在价值根基建构与思想性生产方面：1）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开放的理论活力，努力吸收人类文化、运动促进健康、生物医学科技等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发展，逐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于我国体医融合发展新现实的自主知识体系；2）在文本阐释方面，不断提炼体医融合在主动健康、疾病防治等方面的人文立场和价值意义；3）对体医融合的研究还应通过对知识形态的思考与理解，自觉建立立足于中国文化与人民健康的问题域。只有这样，体医融合的知识生产才能有效地结合中国实际，更为紧密地与人民的生存本体、发展状况之间达到内在的契合与统一，从而使体医融合自觉进入公共文化与社会现实生活领域。

4.2 创建学习范式，推动关键技术持续创新

技术的持续创新是体医融合颠覆式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技术的持续创新涉及企业与机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健康服务模式的多场景商业应用、健康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方面，可以提升体医融合社会化实践、产业化发展的市场适应力和竞争力，是吸引经济合作与投资的试探性经济行为。所以，有必要创建多主体参与、多方协同的有利于创新实践和知识转化的共同体（组织载体），形成学习范式，推动关键技术的持续创新。而体医融合本身又是多学科、跨界整合的创新，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公共性，其社会化实践难以完全依赖市场机制组织实施。学习范式的创建往往需要在政府财政、机构组织或企业的支撑下持续推进，通过研究项目基金投入、创新孵化建设等方式组织实施，而政府资助和介入的程度要视技术市场失灵的程度和技术能力等因素而定（马名杰，2005）。

一种范式是设立研究院所、专项计划或非政府专门组织，如与体育和医学相关联的产业联盟组织、合作研究平台等，建立涵盖运动健身指导、运动创伤、运动康复、运动营养和医务监督等专业，集医疗、教、研、服务于一体的中国运动医学产学研创新联盟。另一种范式是采用知识溢出的方式，加快技术创新的横向扩散。大学、研究院所等技术创新主体可有意识地向关联度高的企业、联盟组织等转让一些技术，通过知识的输出培育集群社会网络。具体可根据技术研发所涉及的相关资源、组织来选择有利于技术创新扩散、互利共赢的企业主导、技术供给方主导、产业联盟主导、政府-产业联盟主导等产业模式，也可通过搭建知识共享平台促进技术、知识、市场等信息的流通。未来，形成泛在的体育、医学等领域联合的共同体，构建有利于体医融合关键技术持续创新的良性生态，是推动体医融合颠覆式创新的重要路径。

4.3 深化多学科协同，凸显前沿技术引领性

近年来，全球科技交叉融合发展加速，颠覆性科技创新进入发展涌动期，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以及基础前沿与交叉领域正在酝酿重大科技突破，正在改变生物医学科技创新模式，并推动医疗模式变革（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联络部 等，2015）。体医融合颠覆式创新要取得重大突破，同样需要协同其他领域技术的进步，增强对医疗、健康领域的贡献度和引领度。在此，聚焦以下2 个前沿技术领域的创新发展和应用趋势，为推动体医融合颠覆式创新提供参考。

一是精准运动康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将骨科与运动康复列入“十三五”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的主要疾病领域和临床专科中，并列出运动康复、神经康复等重点研究方向。近年来，运动康复、运动生物力学、功能训练等领域的知识、技术与现代科技发展的新技术相结合，成功研制了多种运动康复训练装置。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专利检索结果显示，2015—2022 年运动康复领域获得国家相关专利1 200 余项，在针对肢体及关节运动障碍方面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如肩肘关节运动康复机器人、关节康复运动觉测试装置、力反馈远程操作技术等，其中部分技术已转化到临床应用，在关节术后康复和偏瘫与卒中康复方面观察到了积极的效果，获得了大量临床数据。随着现代科技新技术、精准医疗的发展，精准运动康复可在更大范围内取得突破，包括介入到个体的生命全周期，从疾病的诊疗到开展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全过程。可重点关注：1）虚拟现实与人机交互技术，通过突破物理空间的障碍以及治疗师身体和精力的局限，降低治疗成本的同时还可提供更为客观多样的疗效评价指标，并能发挥患者主观能动性，激发身体潜能，实现功能重塑，为实现主动健康提供便利条件；2）传感与生物反馈技术，通过准确感知并实时跟踪运动的外部信号，捕捉分析运动学、动力学和肌电图等指标，以了解患者肢体的受限程度，评定假肢、支具的装配以及治疗效果等；3）智能化运动控制技术，可在个性化、精细化的动态全方位智能训练系统方面取得进展。未来，综合利用大数据平台和智能化设备，聚焦各种临床疾患，开展精准运动康复的应用研究，能够给运动康复带来质的飞跃，对整个康复医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是运动生物力学与计算机仿真研究。基于光学运动捕获系统、高速摄像机等多种技术手段的计算机仿真研究是近年来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前沿。通过结合人体运动分析及高精度的计算机辅助建模技术，使人体关节模型、人工关节置换技术等获得显著进步，特别是高精度的三维运动捕捉技术，为临床诊疗提供了更翔实的数据，提高了诊疗的总体水平，如步态分析技术可通过对多种指标的量化分析，对人体关节健康状况进行评估，获取骨关节炎患者的运动模式，从而筛选康复及锻炼方案。计算机仿真研究还可深入到运动机制，分析不同个体的运动规律，为运动损伤的预防提供依据。此外，在提高健康服务及诊疗水平的同时，临床样本资源及临床数据的深入挖掘也至关重要：一方面，自主建立人体运动学数据库，进军生物技术产业，力争在主流运动分析装备研发上有所突破；另一方面，推进系统康复设备、高端康复设备的研制研发，力争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4.4 面向行业未来，布局颠覆性价值网络

与所有的颠覆式创新一样，体医融合在推动颠覆式创新的社会化实践、产业化进程中，有其自身的发展困境和成长过程：既要满足健康需求、改进健康服务质量、增加供给、赢得主流市场认可，还要让疾病防治和维持健康变得更简单，让人们更负担得起；既要协同医疗服务现有的业务流程，更要创生出不同的诊疗和健康服务的商业模式。而要整合协同所有的有利因素，除了政策层面的有效扶持和技术持续创新作为保障以外，还需要将技术创新扎根于全新的颠覆性价值网络或生态系统中。可从以下3 个方面来建基。

1）慢性病管理的商业模式。未来，针对慢性病管理主要有两种不同的业务，第一种是诊断和给出治疗方案，第二种是帮助患者坚持治疗和自我管理，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医疗保健服务过程。但若由医生和医院从事慢性病管理工作，即第二种业务，不但会增加医疗费用，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有效性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大多数慢性病患者每年仅需与医生会面2 h，剩余的时间需要自我管理。因此，体医融合的颠覆式创新要从慢性病管理的“第二种业务”入手，更多地在与医疗卫生的分工协作和大健康产业结构的竞争方面进行创新和突破。一方面，依托运动处方、运动康复等技术，以体医协同、体卫协同为主，创建针对慢性病管理的整合式（而不是脱节的）诊疗模式和健康管理服务商业模式，为慢性病患者提供便捷有效、成本更低、利于自我管理的个性化方案；另一方面，须有一些组织机构确保两种业务的无缝对接，以免患者落入两者之间的“断层”中。

2）规则化与标准化。一个行业（领域）内知识生产的累积会随着知识生产的规则化与标准化而最终转向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明确指出：“没有标准化，就没有专业化，就没有高质量、高速度。”未来，体医融合在慢性病管理、健康促进等领域会创生诸多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式，推进相应技术、模式的规则化与标准化，进而实现技术、产品、服务的优质、高效、低消耗，是体医融合实现颠覆式创新进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正如直觉医疗到精准医疗的跨越那样，随着其知识生产的规则化与标准化而更具有颠覆性。体医融合推进相应技术、模式的规则化与标准化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临床实践的转化升级。应加速体医融合技术领域已获得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成果的转化，并基于我国疾病和生物样本资源的优势，尽快制定循证临床实践指南，构建包含相关专利、针对不同疾病的运动处方、专业人员信息等资源的专业数据库，为技术研发、临床试验、测试评价等提供数据支撑，进而推动关键技术领域的相关技术和行业标准的建立。在这方面，“国家运动处方库”的系统性构建已做出了典范，为体医融合在临床实践转化方面向着科学、严谨、规范、深入推进做出了贡献，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与借鉴（祝莉 等，2020）。另一方面是产业化实践的标准化。当前，体医融合正处于颠覆式创新的孕育保障阶段，应通过组织制定和修订国家、行业标准，确保行业准入，扶持刚进入健康管理服务行业的企业、机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话语权；在政策层面，尽快落地运动处方、运动康复、运动防护、科学健身指导等技术从业人员执业资质认定的配套政策，以及相应的技术标准、市场准入、规范条例的实施，为体医融合颠覆式创新在产业化实践和产业结构竞争阶段打好市场基础。

3）整合颠覆价值网络。价值网络是一种环境，旧价值网络的同化力量会阻碍颠覆式创新，要么排斥，要么强行同化潜在的颠覆。因此，颠覆很少在局部发生，只有当彻底的、全新的价值网络兴起时，旧的网络才会被颠覆。所以，体医融合要实现颠覆式创新，合适的价值网络是一方面，但创建整合新的价值网络，使实施颠覆式创新的机构、组织等必要元素在其中结合成一个新的体系，形成互动和协调的环境，更为重要。当前，将“体医融合”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体卫协同组织开展示范推广项目、发展试点城市，鼓励媒体和社会机构宣传体医融合、科学健身的文化观念，推广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推进体卫融合服务机构向基层覆盖延伸等规划和举措，对于整合颠覆价值网络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此外，还要有专注主动健康、慢性病防治等领域的增值服务模式，诞生一批联合的机构或企业，并同保险、支付体系的颠覆式创新相结合，从而在成本和便利性上带来全面的优化。为将这些局部创新整合在一起，开始时需要由大型医疗服务提供者或规模大、实力强的医研企联盟来统筹指挥这个新的价值网络。在这个新的价值网络中，患者和服务提供者都能从中获利，所以，颠覆才能继续。

5 结语

体医融合是近些年学界探讨较多的议题，蕴含了促进医疗变革的新理念以及健康促进和疾病防治领域的技术范式，并不断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但要实现颠覆式创新，完成从知识生产到社会关系的整体式跃迁，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当前，正处于“体医融合”颠覆式创新的学习和实验时期，只有找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在学理基础的自觉建构、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土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发展、独特价值的阐释等方面，都科学而有效地做出回答，才能与机遇协同，提升贡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