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风景为叙事媒介
——《乌拉尼亚》中的“理想”空间

刘碧原

（长江大学 文理学院，湖北荆州 434020）

《乌拉尼亚》讲述了位于墨西哥河谷，在红灯区、贫民区和不断扩张的富人区包围之下，两个 “理想的”空间从创建到失败的故事。“理想的城市”坎波斯追求“自然原始”[1]、人人平等的生活状态，与现代文明持久斗争，最终被迫迁移、寻找新的出路；“理想的学院”朗波里奥期待不同肤色、种族、阶级的人自由交流、丰富知识，也没能实现。现有评论常常将前者视为“自由国度”[2]“返归自然”的代表[3]，与现实世界对立，而忽略了后者，或将之简单归入“现代文明”。如果以风景意象为线索，就能清晰地看到两者的内在关联和故事的发展脉络。

1 以风景为叙事媒介

1.1 乌托邦想象与风景再现

勒·克莱齐奥明确表示，《乌拉尼亚》是一部“现代版的《乌托邦》”。乌托邦概念一开始就与“地方”紧密相连，意为“快乐之地”（eutopos）和“乌有之地”（outopos）；并且这一想象之地是被实践了的场所，包含列斐伏尔所说的 “被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人们在场所中隐含了社会空间的表现与活动）、“构想的抽象空间”（conceived space， 通过数字与文字符号表现的人们对特定地方的再组织方式）和“日常空间”（lived space，亦即“再现的空间”，由“图像和象征物”做媒介传述给想象，进而改变和占用空间）[4]。

风景（landscape）一词，源于荷兰语landskip。美国学者W·J·T·米歇尔指出：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图画式的再现、建构，或周遭环境的象征”[5]，风景首先和场所有关；其次，在创造和欣赏风景的过程中包含各种权力的对抗与妥协，风景本身则显示了拉康称之为“象征系统”的法律、社会监控等，是一个被管理、被规划的地带。在乌托邦文学传统中，风景往往作为“图像式”媒介再现有关理想社会的想象，如《理想国》的洞穴之喻、《乌托邦》中的荒海孤岛、《巨人传》中的森林乌托邦、傅立叶的工业化城邦；《一九八四》中无处不在的铁幕讲述人如何被监视，《我们》以玻璃及玻璃透视的景象展现剧情的转向，《美丽新世界》中的印第安保留地和海岛则是不同人物命运的转折点与终点……风景将场所从“固定的位置”中抽离，在人的行为过程中与社会组织结构结合，揭示被场所隐藏起来的主体身份，显示创造和欣赏风景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并承担不同程度的叙事功能。

1.2 《乌拉尼亚》与墨西哥城

国内有关评述大多注意到小说中风景描写得优美细腻，部分论述将乌托邦式的坎波斯“走向自然”的理想与桃花源相提并论[6]。但是这一理想与“乌拉尼亚”（“天上的国度”）有何关联，又为何崩塌却不得而知；其叙事性和现实性更是在未知中被消解，成为一种“政治幻想”，“只可能是一个审美虚构的存在”[7]。

勒·克莱齐奥指出，“《乌拉尼亚》中，有两个乌托邦……一个是理想的学院，一个是理想的城市”[8]。“理想的城市”融于自然，梦想建立不同民族、文化、宗教与生活方式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追求人的平等自由；“理想的学院”立于山岗，希望“砸烂社会等级与偏见的枷锁，让农民和普通老百姓也能登上大雅之堂”，追求智识的平等自由。“结果两个理想都没有实现，都有问题。”优美的风景指向对现代社会语境下理想生活的反思，这是桃花源式的幻想所不具备的。

在《乌拉尼亚》中，风景作为叙事媒介完成对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与状态的讲述。故事发生在“当代墨西哥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河谷中，完全不同于乌托邦文学传统中的“乌有之地”，也因此有了更具象的现实意义。“以物质世界原本的方式描绘这个世界”是勒·克莱齐奥作品的一大特点；以无比清晰的笔触描写不同社会群体对风景的依恋。“与美洲印第安文化的邂逅、对墨西哥文明的书写向我们展示出他介入行为的另一面。”[9]在边境之地设置各种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河谷社会，风景成为社会，权力、经济权力和知识权力的“图像和象征物”，既展现对理想生活的想象，也讲述了权力掌控者如何改变和占有空间。

2 “理想的城市”

不同于乌托邦分为赫然对立且保持距离的城市和乡村[10]，“理想的城市”融于田园，不仅看似修正了“现代社会的弊病”，还兼具城市满足居民 “群体需求、伦理和美学”的功能。但是，当这一切建立在被当作可蹂躏的“地”的贫民和原住民身上时，坎波斯是否真的“安乐和谐”，它的失败是否仅仅因为“过于理想”？

2.1 “自然生活”中的方塔

“理想的城市”保有良好的自然生态景观，其生产方式、教育体制、日常生活组织也“自然原始”（没有现代时间度量，人人平等，人人议事）。然而，“城市……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11]。作为“理想的城市”，坎波斯自有其历史文化，并非完全“自然原始”，这一点由城市的中心——一座纪念碑式的方塔所揭示。它标志着原属于耶稣会会士的坎波斯教堂遗址，承载关于这个集体及其理想的记忆。

勒·克莱齐奥特意指出：1540年西班牙修道士曾建立保护印第安人 “免受政府军欺凌”的自治村庄，“采用的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模式。那是一次建立理想社会的尝试，致力于消除等级与贫富差别，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现各自的手艺和学识”。同时，神父也常常是当地反殖民斗争的重要领导者，如“多洛雷斯呼声”。这也是坎波斯教堂中被政府军枪杀的普罗神父形象的意义所在。

“理想的城市”与作者记忆中的自治村庄具有高度相似性。坎波斯居民庇护逃难者，“想要恢复耶稣会会士的事业，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试图以耶稣会教堂遗址中的历史文化内涵为“理想社会”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供无声佐证。方塔的耸立即是为了完成这一叙述，并处于新的叙事中心。

2.2 田野上的金钱共同体

坎波斯在极具象征意义的土地上重组空间，流浪者得以改变身份成为城市居民。它并非桃花源，更不能等同于“天上的国度”[12]，而是与“现代城市”“现实世界”共同构成河谷景观，彼此有无法割断的联系。

坎波斯以租赁形式获得合法性 （参事贾迪从富人处租赁土地并注册坎波斯），与河谷城市有紧密的贸易来往。土地作为商品，以租金为媒介实现资本化，并形成所有权（房地产商）、使用权（贾迪）及连带使用权（坎波斯其他居民）的三层经济依附关系。“伴随着商品的普遍化，土地成为商品，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空间，也投入了买卖中。”基于使用权，贾迪决定生产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和收入支配方式等的“理想”模式，有权驱逐叛逆的居民，并居中将集体生产和房地产商对价值的占有联系起来。从这一点上来看，贾迪更像是一名企业经理。

同时，“美国商品”及其贸易规则控制了河谷的经济命脉。坎波斯既依附于现代经济关系，更直接从投资中获利 （居民劳动收入被参事安东尼存入高利活期账户）。土地作为商品的本质隐藏在城市的田园风光之下，资本运作也藏匿于财富共有的美好图景之中。实际上“金钱共同体取代了所有社会联系的纽带关系。多元、流动、零碎是新的人文特征”。在环环紧扣的经济链中，坎波斯无法独善其身。它的“理想”植根于对贫民和原住民的榨取，并非“独立于外界发达物质文明以外的乌托邦”[13]；其居民本质上是无意中成为新殖民工具的外来移民。

2.3 回不去的半月岛

乌托邦理想和空间不可分割，在大卫·哈维的论述中又和身体政治紧密相连。自1798年以来，“共和国身体政治不仅被表现为女性形象，而且还被赋予了强而有力的母性特征……这种养育性的身体政治版本深植在1840年代的左派社会主义和乌托邦计划中”[14]。《乌拉尼亚》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

小说着意刻画了一位被囚禁在红灯区的印第安女孩，并在革命者的演讲《土地的面貌》中将河谷的土地比喻为 “一个充满活力的印第安女人的身体”，恳请人们不要让“贪婪和大意糟蹋了这个美丽、高贵的女人的身体，把它变成一个肤色暗淡、干瘪瘦弱、风烛残年的龙钟老妇”。这一呼吁显然失败了。不仅如此，连远在海洋之中的“理想城市”的雏形半月岛也未能幸免。

法语“月亮”和“岛屿”都是阴性词汇，半月岛孕育了贾迪对“天上国度”的想象，隐喻人回归本原的理想，和包括坎波斯在内的城市形成对比；另一方面，坎波斯人被迫离开“理想的城市”，半月岛成为新的目的地。但是，等他们真正抵达时，却发现完全无法在“自然原始”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只能离开。就连半月岛本身，最后也遍布 “粗俗的野餐者留下的垃圾”。物质文明的触角和新殖民势力一直伸到这座珊瑚小岛上，附近的海域逐渐变为休闲度假的疗养区、“自然”风景区和现代文明的垃圾场。

尽管如此，坎波斯人在新的女性领导者奥蒂带领下重踏追寻之路，预示着半月岛孕育和象征的本原生活仍然能够成为新的起点。正如勒·克莱齐奥所说，“书中对坎波斯的描写，有理想主义的层面，也有现实的层面，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还是给人希望的”。

3 “理想的学院”

与“理想的城市”相对应的，是“人类学家的山岗”上的“理想的学院”朗波里奥。不同于直接进入坎波斯的视角，勒·克莱齐奥在特写它以前首先设置了背景——不断扩张、不断驱赶贫民、不断占据和改造新的风景的河谷富人区。接着，又描绘学院的前景——被工具化的下层社会所寄居的伞兵区，以及作为远景的红灯区。与坎波斯位于废墟之上不同，这样一座思想的灯塔立于河谷制高点，“一夜之间为他们（人类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梦想拥有一幢自己的房子，有花园、内院，还有喷泉池”。然而，在以学问换取理想生活的人类学家眼里，本应是他们研究对象的贫民和原住民终究只是 “移动的影子”“一群幽灵”。

3.1 “混血”景观与新殖民

建立在南美土地上，“理想的学院”中却处处可见古希腊、古罗马风格与南美风格混杂的建筑，形成一种“混血”景观。学院代表唐·托马斯本身即是混血儿，其学术理想也是混血式的——既崇尚古希腊雅典学派，又渴求为本土印第安人立学。景观、身份与话语的双重性，都暗喻了这个理想空间的“混血儿”身份。

这种身份在文本中实则隐喻学院的依附性。为了维系发展，学院必须依靠河谷中上层社会的赞助资金，将来自“美国大学”的人类学家充作研究员。在经济政治权贵和西方知识体系的双重压力之下，南美独立运动只不过是“人类学”庞大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印第安人似乎变成了龌龊行为的象征”，“印第安人的历史甚至无法在自己祖国的百科全书上占有一席之地”，印第安学者也受到排挤。最终，知识成为新殖民的道具，新兴阶级成为新时期剥削的中间人，混血的矛盾之处就在于，这一身份无法归属，也无法独立于任何一方。在空间组织、经济基础和知识体系上均无法正视这一矛盾的 “理想的学院”名存实亡。

3.2 花园、栅栏与权力对抗

在《乌拉尼亚》中，“理想的城市”和“理想的学院”看似开放——坎波斯收留逃难者，朗波里奥对所有求知者开放。但实际上，它们具有不可避免的封闭性，是被围墙和栅栏圈起来的居所和花园。圈地的紧闭空间和土地私有化使风景成为显贵的标志，花园悄无声息地被定性为占据自然以后的“自然”空间，在再现“自然”、欣赏“自然”的每一行为中都暗藏权力和社会身份的对抗。

《乌拉尼亚》对这种对抗的描写很含蓄，被“西班牙栅栏”围绕的罗马式花园仿佛只是欣赏美丽风光的场所。事实上，学院创建者希望在这里实现“文化自由化、平民化、流动化”。但是，对人类学家们来说，出生、成长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很可能自身就带有殖民的印记，这印记在新的话语体系下被刻意忽视：革命者的抗争可能“导致政治后果”，是不合时宜的研究对象；身为被殖民者的后裔，又因资本和学术受制而变为新的殖民和被殖民者，且必须依靠此身份才有可能拥有一座花园。花园和花园里的人们依附外界又害怕外界，只好对真实的人和生活视而不见，从而维护交流的“平等”、学术的“自由”。

对贫民和原住民来说，花园是伊甸园式的禁地。贫民窟的孩子们敢闯入山岗，却不敢闯入花园，只能默不作声地站在围栏外远观。富人区、坎波斯和山岗之外的人被迫生活在一种麻木的状态中，不会有欣赏自然之美的眼睛和闲暇；红灯区的女人们也只关心生计，生命如同她们寄居的废弃花园一样荒芜。因此，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在生活志趣和审美上，花园也是一处双向的禁闭之地。“理想的学院”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空间，和围墙环绕的“理想城市”一样具有封闭性，沉默地宣告了人类学家和印第安人、贫民、妓女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占据“自然”、美化“自然”掩盖知识、身份、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新殖民与新资本混合成迷药，“资本榨取个体的自由，用以实现自我增殖：在自由竞争中，并非个体获得自由，而是资本”[15]。这就是封闭表象的根源所在。

在作者看来，“理想的城市”和“理想的学院”都不是“乌拉尼亚”。小说结尾处明确指出，“从某种角度来说，朗波里奥与坎波斯有着某种逻辑联系”，“由于自身的缺陷，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两个乌托邦的背后都是土地殖民和话语垄断，河谷内各个社会群体相互隔绝、漠视、侵占。如此，各社会等级之间的矛盾焦点不仅是“羊吃人”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更表现为通过经济力量、政治手段和知识体系搭建的社会空间，因此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理想社会[16]。

4 结束语

勒·克莱齐奥多次强调《乌拉尼亚》的现实性，利用对称式风景叙事将一切打开给读者自己看。在他的笔下，普通的地理环境、建筑风格、城市结构都具有自身特点和特殊内涵，在流动的画面中利用明暗对比赋予景物以生命，引导人们从“乌托邦”自身反思其不足，说明乌托邦不仅是因为“过于理想”或者“人类社会的围攻”而失败。崩塌的根源深藏于乌托邦的内在矛盾——居民、生产生活和土地如何平衡？早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就曾以“城邦之间的战斗和正义”为题对此进行讨论，并没有得出“理想的”解决方案。而托马斯·莫尔则是直接用占据新的殖民地来解决：“在邻近无人的荒地上建立殖民地……乌托邦人通过所采取的步骤，使双方都有维持生活的土地，而这种土地先前是被当地人认为荒芜不毛的。对于不遵守乌托邦法律的当地人，乌托邦人就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勒·克莱齐奥说他“不相信乌托邦，相信未来”，就是在表达对这一内核的思考。

就《乌拉尼亚》而言，作者直言“这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没有人指导我们是否会实现一个完美的社会，达到长治久安、人类的一切愿望得到和谐的实践这一目标。但是，这种理想并不荒谬。”其中包含“与都市空间相对立的外部自然”，是在文明的冲突中，以“揭露”和“见证”式的介入，“端正人的生存态度，发现人的生存智慧，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间断的行动，这也是勒·克莱齐奥的主人公不停流浪、不懈追求的意义。因此，“乌拉尼亚”作为意象而存在，颠覆“自然原始”与“现代文明”的二元对立，将追求自由平等的美好理想从具体的乌托邦城邦、政治形态中解放出来。在阅读这一图景时，如果没有深入辨明小说的现实意义，而用“远离现代文明大地的自然原始”一言蔽之，或将坎波斯居民视为“高贵的野蛮人”的升级版，则很可能造成误读。“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永远面向未来的创新过程，所有强加于它的图示、概括、范式都是不同形式的对它的歪曲，不同形式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