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守正创新

刘海霞 张梅

摘 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分别从自然本体论、生态认识论、生态实践论、生态价值立场、生态历史观、生态制度论、世界历史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进行了传承和发展，提出了“生命共同体观”“绿色发展观”“美丽中国观”“人民至上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严密法治观”“全球治理观”等，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完整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新时代守正创新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问题的消解提供了智慧和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守正创新

中图分类号： X2;D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3）04-0025-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生态化和现代化是有机统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特征。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历史与现实、着眼全球和未来，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建设美丽中国和推动绿色发展的理论和行动指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分别从自然本体论、生态认识论、生态实践论、生态价值立场、生态历史观、生态制度论、世界历史理论等方面进行了睿智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典范，深刻体现出其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和先导性。

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本体论

“生命共同体”科学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一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共同体”理论深刻体现出生态系统的有机性，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重要底蕴，同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马克思明确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15]161

，自然于人类而言本身就具有先在性，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生来就对自然界产生依赖，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社會活动与自然界联系密切。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2]38-39，人类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类之前的自然界是没有经过人类历史活动的自然界，因此称为自在自然。后来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意识的发展，人可以自主地进行实践活动去改造自然，而经过人类历史活动的自然就成为人化自然，并给自然打上了人的印记，因此，自然就具备了“社会-历史性质”[3]。基于此，习近平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彰显出生态系统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体，人与自然是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平等关系体，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现得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因此要增强全局观念，寻求动态平衡。“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其思想体系的哲学本体论基础，进一步揭示出人与自然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一体性关系，否定了以往将人与自然看作对立关系的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本体论的创新与发展。人与自然从来就是共生共荣、命运与共的，自然是人本身存在的基础，脱离自然人类将无法实现物质生存保障，自然本身的先在性更加证明了人是依赖于自然的，对此马克思并未详细阐述人与自然之间内在关联性是什么。习近平深刻认知到人与自然之间紧密联系的关系，明确指出“生命共同体”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自然生态系统，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系统，则是立足整体视域，突出人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性，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深刻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弥补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足之处，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的本体论。

二、绿色发展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认识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的“两山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 这是全党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否定了传统片面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摒弃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思想，超越了以往将环境与经济相互对立的发展范畴，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认识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大致历经三个阶段。第一是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对立阶段。这一阶段普遍认为以发展经济为目的来牺牲环境是无可厚非的，一度以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占据主导，以至于人类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效益和速度的同时，导致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类本身也付出了惨痛的生态代价。第二是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兼顾的阶段。这一认识相较第一个阶段是一个上升，人类在取得物质经济极大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沉重影响到人们的物质生产及生活方式，例如雾霾、酸雨、气候异常等一系列生态问题，促使人类逐渐认识到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的生存发展也难以为继。因此，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注重生态保护，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愈加强烈。第三是实现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共生阶段。面对严峻的生态形势，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系统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南与实践遵循。立足“生态”这个时代之问，“两山观”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同时思维方式具有先导性，有助于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理念，践行绿色化的实践活动，在生产生活方式中要低碳环保，促进资源节约，反对竭泽而渔和缘木求鱼的短视经济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5]63。人们对生态发展方式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展思路，只要发展思路正确，就能有效化解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推动生态产品的价值转换，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绿色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鲜亮底色，坚决杜绝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片面发展方式，深刻体现出新时代经济发展不再是以往追求高速和片面规模化的粗放型发展，而是绿色循环低碳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模式。“两山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认识论，是推动中国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先导，既有助于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构建绿色经济发展高地，也有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在此基础上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生态产品，同时也是对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遵循与发展。

三、美丽中国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论

展望新时代新征程，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宏伟战略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党的二十大提出持续深入推进天蓝水清地绿。面对严峻的生态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6]。“美丽”即生态环境要求，打造天蓝、地绿、水碧的一幅优美生态画卷，深刻彰显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是自然生态之美与人文社会美之间的高度耦合。毛泽东曾提出“绿化祖国”，到邓小平提出“协调发展”，再到江泽民提出“可持续发展”和胡锦涛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对生态环境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决心可见一斑，深刻体现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从未停止。“美丽中国”目标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提升至政治高度，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适宜的自然生态环境。因此，要形成美丽中国宏伟格局，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环节是不可或缺的，“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革命的实践”理念［15］501-502，回归到生态文明建设活动中，即建立宜居宜业、生态和谐的优美生态环境是合规律合目的性的“革命的实践”。“美丽中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具有理论指南和科学实践的具体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实现美丽中国这一战略目标，要转变传统发展方式，绿色决定发展成色，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致力推动绿色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发展，优化产业布局，将绿色化与低碳化作为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立足点，加快重化企业的绿色转型，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绿色财税、金融、投资的政策体系和标准，加快降碳节能技术的研发，积极推进碳达峰与碳中和，这不仅是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是走生态良好的发展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力抓生态文明建设，以整体性布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以长远的眼光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大局观，先立后破，协同推进碳排放体系，分步有序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我国现代化布局中举足轻重的部分。立足于现代化建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物质文明”建设起，从党的十二大的“两位一体”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美丽”是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单向度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是立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是協同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新时代“现代化”赋能“美丽”，是社会政治和物质经济在全面绿色转型中凸显“美丽”鲜亮底色的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现代化发展的协同共进。

四、人民至上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生态价值立场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特质。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历史与现实，始终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回应人民重大关切、着眼人民生态福祉，致力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生态产品，积极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7]5，民生是社会和谐之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和保障民生发展，牢固树立生态民生观，彰显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至上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想人民所想、盼人民所盼、急人民所急”，时刻将人民的切身利益作为发展的目标，“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使命所在”[8]。党的十八大以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充分，人民物质需要局限于单一的温饱问题，于是“物质民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之首要目的。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传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在物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导致生态环境问题加重，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存发展与身心健康。人民对于食物的安全、居住环境的清洁、水源的干净、空气的清新度等愈加关心和期待。因此，党对关切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也越发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7]21，生态是民生之本，改善生态环境是民之所盼、政之所望、国之所向，生态民生是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内在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马克思坚持唯物史观立场，从资本批判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科技与理性迫使其走向另一个极端，资本逻辑下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加剧，揭示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违背环境正义的基本事实，人与自然的冲突在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无序开发，加速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从而深刻体现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所谓的“历史终结”，而仅是过渡性层面的一种制度，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一切社会产品都将是全体成员共有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9]生态民生建设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不存在民族、国家、阶层、种族等划分，既可以是同代人之间的平等普惠性、也是代际之间的公平性，是全人类应该享有的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态诉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首先要满足物质生存需要，这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当人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会有更美好的需要和更多元的期待。在此基础上，人们会关注精神、发展和享受等内在需要，而生态需要就包括在上述内在需要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10]。优美的生态环境可以为人们提供适宜的居住条件，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态诉求，给予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影响人民生存生活的突出环境问题解决作为民生建设的优先领域，关注人民生理和心理等内在发展，保障人民物质需要和生态诉求，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我们党的目标就是造福于人民，在生态民生建设方面落实“生态为民”，重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聚焦人民的需求，将人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合理安排，践行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为人民创造美好的幸福生活，从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恩格斯多次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致使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突出，资本主义社会反人民性和反自然性昭然若揭。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资本逻辑的逐利性，使资本家不顾一切地疯狂追求剩余价值、不惜以牺牲工人健康、生命为代价榨取工人的价值，工人长期在条件艰苦的工厂里不停劳作，迫使工人如同机器般片面发展，加之英国为温带海洋性气候、阴雨密布、日照不充分，且工人生活在垃圾堆积如山、臭水满地、大气污染严重的环境中，常年过度劳作，并且生存生活环境恶劣，导致工人容易患上了肺气病等各种疾病，严重威胁着工人及底层人民的生命健康。对此，恩格斯谴责为“社会谋杀”，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反人类和反自然的恶劣本性，使人丧失了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强烈反对资本这种泯灭人性的发展方式，强调人的积极“复归”。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即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民生发展，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以生态作为民生福祉持续推进满足人民优美生态诉求。

五、社會主义生态文明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

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借鉴古今中外生态问题的惨痛教训，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1]。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史，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不同文明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原始文明时代，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更加突出，人类的劳动工具处于原始状态，因此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较小，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农业文明时代，人的主观性得到发展，随着矿藏、火的发现，人们对青铜、铁的冶炼技术得到发展和进步，打造铁器工具，劳动效率提高，人类对自然可以进行一些初步开发活动，但是仍然受制于自然，不能独立地脱离自然，与自然亦处于和平状态。工业文明时代，以资本为主导，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也在提高，甚至以“主人”自居，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然而资本“只关心物的进步，不关心人的进步”[12]，资本的逐利性促使对大自然进行无序掠夺，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同时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人也走向了异化，盛行“拜物教主义”，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发生了异化，工人辛苦劳动却所得甚少，甚至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越多却越贫困。劳动本应是工人自主行为，但却迫于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使劳动成为一种强迫性行为，久而久之工人厌恶劳动，促使工人也异化发展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这种恶行循环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导致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走向恶化。不可否认，工业文明在短短几百年内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是这种以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粗放型发展方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给大自然包括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自然环境满目疮痍，气候条件恶化，如酸雨、雾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威胁着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大气污染源不断地挑战着人类的身心健康。面对严重的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复现进人们的视野，进入了生态文明时代，在更高的层面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性。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整体，只有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和解。历史和现实无一例外地证明顺自然规律者兴，否则只会自取灭亡。人类文明史上存在诸多璀璨的文明，例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地中海和玛雅文明，但是都走向了衰亡，其原因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分不开关系。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总是处于自然环境优美、水陆便利的地域，但是流星般耀眼的文明过后，由一片荒漠终结，留下的是给后人无尽思考的空白。人类总是窃喜于对大自然的“胜利”活动，总是将对自然资源的无序掠夺作为人类沾沾自喜的“资本”，但是恩格斯指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559-560。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古今中外历史惨痛教训，指出意味深长的“生态兴衰论”，强调人类文明的兴衰与生态环境的兴衰密切相连，生态兴衰始终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唯物史观，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六、严密法治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制度论

“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13]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密的法治观。新时代，随着生产力发展，我国物质产品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生态问题依旧突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物质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马克思针对严峻的生态形势，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制度”这一概念，但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生态问题深恶痛绝，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4]。因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坚信，资本主义私有制对自然的非法占有和无序掠夺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突出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造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破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制度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7]99。鉴于过往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问题，大多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等分不开，解决当下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加快建立严密的法治制度，为此，我国加大了生态保护刚性约束，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等专项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更是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法律，在大气污染、水污染等资源环境保护方面作了完善和规定。生态环境用之不觉、失之难寻，我们过去忽略了生态环境的发展，致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损害，加之突出的新老环境问题叠加，严密的法治建设已成为解决当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突出矛盾不可或缺的途径。新时代，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考核机制，转变以追求GDP为唯一标准的评价方式，要将生态环境破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考核机制，完善和加强制度监督，加大生态问责力度，对生态问题不作为、乱作为的决策者加大监督力度，贯彻终身责任制，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格局，要树立全局性视野，在区域间、流域上中下游之间加强生态补偿，优化资源配置，加大科技创新，提升降碳技术，使用清洁能源，实现产业布局的转型与升级，严守生态红线，如耕地红线、森林红线、湿地红线等不可触碰，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让“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5]13，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其权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力抓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制定了诸多法律法规，形成“四梁八柱”，完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升至国家治理高度，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制度论的发展。

七、全球治理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全球治理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宏观性、全局性的理念。人类同在一个地球，人类社会已成为一个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和谐共荣的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命运关系，表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态环境共同体是紧密关联的，没有哪个民族可以脱离这个共同体而“独善其身”。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世界历史”的概念，认为各个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54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原料和市场，资本的强烈扩张打破了原来封闭的、孤立的“小国寡民”状态，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人类的社会交往也越发密切，人类史从民族史走向世界史。然而，这一社会过程在带给人们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会造成全球性危机和挑战。尤其在生态方面，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6]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态资源的损耗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资本的扩张使生态问题成为世界性问题。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地球村”也成为现实，跨国生产方式与社会交往成为普遍性存在事实，促进了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世界上全体人类始终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整体，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可以脱离这个整体而不受影响地独立发展。“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内和国际相关会议上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各国唯有同舟共济、协同应对才能渡过难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合作机制，勇于担当、合作应对，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在绿色转型中实现公平正义，增加各国人民的生态福祉。

应对全球生态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某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力量，而是要凝聚全球力量，并综合考虑历史和现实因素，遵循“环境正义”原则，才能共同呵护地球家园。

因此，在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的国际生态义务和责任方面的比重应该有所区别。发达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制造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当今生态问题责任具有不可推卸之责，应加大对生态损失的补偿力度，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问题做出的贡献，照顾其特殊性。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后发期，错过了资本红利期，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相对不足，对生态责任的承担应因经济发展程度和能力而定。同时，发达国家要积极承担责任义务，落实气候融资承诺，不能设置绿色壁垒，要大力帮助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助力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提高全人类的生态福祉，才是有效进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新时代，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高度参与全球治理，共克时艰，坚持绿色发展，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而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国之大者”，生态环境关乎各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在一荣俱荣的“共同体”中，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积极承担生态治理义务与责任，探索发展生态和经济以及消除贫困等方面的协同效力，在绿色转型中实现公平正义，在全球治理中携手合作，力求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例如我国积极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中国积极负责任形象与美国政府“退群”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国之大者”，中国率先垂范，不断地寻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相比较而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只顾本国经济利益，无视全球生态危机，甚至拒绝减排，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文明中的不可持续性发展也严重威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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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d Upholding and

Innovation in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LIU Haixia，ZHANG Mei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 Gansu 730050， China）

Abstract：In the new era， guided b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trinsic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 has furthered and expanded upon the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This includes elements of natural ontology， ecological epistemology， ecological praxis， ecological value perspectives， ecological history，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and human history theory. He has introduced concepts such as a “community of life，” “green development，” “beautiful China，” “people first，”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rict rule of law，”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reby forming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ystem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This thought represents the latest accomplishment in upholding and innovating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in the new era. It provides wisdom and solutions for construct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dressing global ecological issues.

Key words：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Innovation

编辑：邹蕊

收稿日期：2022-05-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KS148）；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2YB063）；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2022CXZX-5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海霞（1977-），女，甘肃陇南人，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张梅（1996-），女，甘肃陇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實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