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杜 喆,赵金科

(1.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2.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全方面、全方位的共同富裕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要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追求。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在跨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关注和解决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正确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把握其科学意涵,这对于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是美好生活的精神满足

“富裕”与人的需要满足直接关联。生活中的人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仅要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要,也涉及高层次精神需要的满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理念的提出,反映了党和国家立足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对人的发展问题的新反思和对美好生活的新界定,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美好生活理论,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实践内容。

(一)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从根本上结束了历史唯心主义根深蒂固的传世神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明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P591)同时,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与时俱进的社会意识能够为社会存在的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当一个时代的社会存在发生变化,与之相应的社会意识必须要做出回应。当前,个体精神需要的提升对社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召唤是社会发展的最强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出场正是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而作出的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

新时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处在重要的变革和转折阶段,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两大转变”:一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的需要已经超出了物质文化范畴而呈现出明显的层次递进特点,蕴含着除物质获得感之外对精神生活的高品质追求;二是目前所要达到的共同富裕已经不只是一个目标性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过程性问题,要使“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而这种进展亟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来破题。习近平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3](P4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党和国家准确把握我国发展实际,对大力发展精神生产、促进人民精神富有提出的要求,它以人民美好生活的精神满足为主要内容,从客观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伟大实践的扎实推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应对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战略智慧。

(二)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的全面性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出发,表明精神并非纯粹的抽象思维,而是具有客观性的特质,“受到物质的‘纠缠’”,[4](P34)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总是取决于物质生活实践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因此,精神生活无法脱离物质生活而发展,是建立在物质生活进步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彼此协调的结果,要在物质和精神的张力平衡和双向互动中实现。只有这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能既有“骨”又有“魂”,“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5](P153)

纵观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历程,现代化在带来物质财富大量积累与人类智慧不断涌现的同时,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精神价值的虚无,这两者之间的悖论导致相当一部分人陷入精神世界日渐荒芜的处境。当下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在新时代社会全面进步的历程中,不仅要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更要使中国人成为世界高尚品质的代表,而不是“文化的流浪儿和精神的乞讨者”。[6]在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强调要注重“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既‘富口袋’也‘富脑袋’”。[7](P17)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富口袋”与“富脑袋”“富思想”“富心灵”的统一。其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8](P323)没有物质生活的保障,精神生活的发展必然存在桎梏。其二,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否则再多的物质财富也只具有符号性的意义。因此,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充实富足是美好生活的鲜活样态,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拓展了现阶段富裕生活的时代内涵。

(三)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向区域、城乡人民精神生活发展的协调性

从人类的本质出发,“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从而,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从来都离不开精神生活的富足,这种富足不是单个人或群体性的,而是全体人民共有的,一旦“社会分裂为人数很少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窒息”。[9](P32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10](P4)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始终存在欠缺,相较于物质生活,这种欠缺在精神生活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尤其是教育领域,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教育文化供给始终是我国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据统计,我国农村适龄青年入学率偏低,农村学生未考上大学的比例为75.5%,该比例在城市学生群体中仅为28.4%。[11](P35)此外,以云南为例,2020年国家教育督导检查评估的10个县中有98所学校占地面积不足,123所学校运动场地不足,4053个小学班级超过45人,3216个初中班级超过50人,占比分别为25.7%、53.4%。[12]教育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教育强国建设“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13]如果教育文化发展内容覆盖不全面,“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那也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P10)但也要承认,精神世界的发展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15](P143)因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并非同时、同等、同步富裕,而是要把城乡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考虑,把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之内,实现精神生活的均衡稳步推进。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是现实活动的人

人民群众是在历史中活动与发展的现实主体,以其主体能动性和发展的全面性确立自身的存在并推动社会历史演进。习近平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阐释一开始便是在人民群众的主体限定下出场的,并赋予人民群众作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体的三重规定性,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充分肯认与现实期许,回答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了谁、依靠谁、由谁享有的重要问题。

(一)人民群众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创建主体

历史唯物主义旗帜鲜明地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而劳动是他们创造历史的中介。“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6](P104)“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P196)通过劳动,“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7](P633)所以说,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的劳动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奠定社会文明的基石。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唾手可得的,它作为一个实践性的活动,必须保证社会中每个人劳动致富的权利,使其积极主动地投身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社会劳动,而不是沉醉在佛系、躺平、内卷等价值迷思中自我消耗。对个体来说,“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10](P5)每个劳动人民都是自觉的“历史活动家”,“勤劳智慧”正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直接体现。对政党来说,劳动“是共产党人保持政治本色的重要途径,是共产党人保持政治肌体健康的重要手段”。[18]只有勤于创造、勇于奋斗,才能切实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引领人民群众精神创建活动。对民族来说,中华民族共建美好家园的梦想“要靠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劳动、创造、奉献”,[19]在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群体劳动和精神创建活动中,“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20](P2)

(二)人民群众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享主体

共同富裕不可避免涉及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社会被分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享用社会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作为财富主要创造者的无产阶级却被剥夺了享用物质文化成果的权利。马克思倡导消灭阶级,消除生产生活资料分配上的两极分化,意在达到这样的目的,即“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21](P199)基于此,习近平指出不仅要把“蛋糕”做大做好,更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22](P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成果要覆盖全体社会成员,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生产生活资料由人民享有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真正实现。对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全民共享”,习近平从内容的普惠性、过程的渐进性和目的的人民性三个方面确认并拓展了其时代性的含义。从内容来看,全民共享表现为“全面共享”,即全体人民“一个方面都不能少”地更好更公平享受精神生活各项发展成果。从过程来看,“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8](P216)因此,习近平指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1]以此从动态角度揭示了精神富裕的科学性和正当性。从目的来看,人民共享精神文化成果的目的在于增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使精神生活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最终达到“人人享有、各得其所”。[8](P215)

(三)人民群众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发展主体

从根本上讲,历史唯物主义庞大理论体系所要寻求和解决的是理想社会的实现以及理想社会中人的发展之道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处于不断运动与发展之中的。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承担者,对自身发展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的实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P525)因此,精神生活的发展与人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发展维度考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在动态性和过程性上对人未来发展前景的关照。

习近平所论述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不是平均主义,更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福利主义,而是在发展的层面上,既强调社会对人的发展的整体要求,也兼顾微观个体特性,尊重人对自身发展的追求。在宏观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立足总体全局,对社会全体全员的要求。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必然选择,它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23]以此确保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展现出饱满的精神状态,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和广泛的文化自信迈向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富裕生活。在微观角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能脱离个体发展的轨道。由于不同个体在禀赋特征、生活习惯、教育背景上的差异,难免存在精神需要的不同。习近平正视个体现实发展的差异性和人民精神生活的多元特征,提出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10](P8)这是对个人发展需要的真正满足。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目标,也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取向。习近平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10](P8)“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0](P4)不仅明确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理想统一于人民理想生活方式的建构过程,也拓展了现阶段富裕生活的实质性内涵,从长期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角度阐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当代形态。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自由人联合体高度统一

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要在一定的共同体中生活。在唯物史观看来,“自由人联合体”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佳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之后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4](P683)因而,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人们能够更好地驾驭“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25](P109)使“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9](P152)这里的“自由”必然包含精神上的富足和自由发展。

习近平将价值层面上公平公正的“共同”和财富积累层面上的“富裕”统一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使其在物质奠基和价值理想的有机结合中与促进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表征着同一历史过程。其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关乎人民共同的福祉,是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集中体现人民最直接、最现实、最根本的利益,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15](P146)其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增进精神交往和文化认同,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26](P6)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外在表象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共同体,但其本质则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即通过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在社会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文化与价值认同,推动民族振兴,塑造由全社会价值认同体系支配的全面发展的个人。

(二)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达到社会主义文明的关键步骤

作为社会历史的独特展开方式,文明具有自身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从整体来看,人类文明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从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农业文明到物的依赖性的工业文明,最终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中上升到社会主义文明,人类迈向个性解放的自由王国。但人们热切期盼的最高文明形态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挥“文明作用”,推动人类进步。从这个意义上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阶段化、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文明,与人类最高文明形态具有时间上的承接性。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人类文明具有多元性和层次性。诚然,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资本逻辑之下,人在精神上的存在属性被忽略,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追逐物质利益为目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为争夺必需品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带来生产力极大解放的同时也造成精神上的腐化堕落,使人的发展出现异化,成为马尔库塞口中“单向度的人”。相比之下,代表着人类理性、思想解放和精神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不仅是物质的满足,更蕴含心灵上的进化,这是社会主义文明的真谛。习近平指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27]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富裕的文明形态,所针对的正是如何破解人类异化的问题,它遵循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尤其是人的精神解放来破解资本主义的文明陷阱,是推动社会文明演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

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建构方式是高品质的精神生产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论断,更是必须群策群力、大力躬行的实践倡导,遵循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践行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生产是为满足主体精神需求而制造精神产品的活动,以此确立起推动精神生活发展的实践支点。要通过高品质的精神生产打通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桥梁,通过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主观存在”转变为“客观存在”,从“理想样态”发展为“现实样态”。

(一)以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筑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4](P507)生产力的低下只会造成“贫穷的普遍化”,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精神生活是难以发展的。习近平指出,“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8](P75)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资料的累积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没有经济发展提供的优质生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前的发展“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则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28](P133)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必要保障。一是要尊重人民的物质利益诉求,通过高质量的发展使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制定国家各项政策中的重要位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9]二是以经济建设带动全社会各领域协同发展,达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新平衡。经济发展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保障作用,但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人的良好精神状态和道德水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个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复杂工程,有赖于不同生活领域的共同促进。因此,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还要统筹中西部、城乡和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之间的协同发展,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创造优良条件。

(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创造提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容质量

文化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社会道德以及理想信念的汇聚与传承,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最直接的实践形式就是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动。马克思断言,精神文化创造是人的“真正的生产”,“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2](P499)基于此,习近平强调,“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15](P310)提高文化产品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给养能力。

一是“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29]文化创造不是文化产品的简单堆砌,也不是“旧酒装新瓶”,而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30]“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30]二是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31]全力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水平。习近平多次强调,精神文化产品不单是看能创造多少经济效益,而是要以提升人民精神生活质量为目标。要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产业体制机制,大力推进和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体系保障和制度支撑,使人民的精神生活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