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依据、理论内涵及价值意蕴

刘先春,张艳霞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习近平同志“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1](P21)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之际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又一推动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这一倡议具有科学系统的理论内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党担当和世界使命。系统把握全球文明倡议提出的基本依据,深刻揭示这一倡议的理论内涵,深入理解这一倡议提出的价值意蕴,对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全球文明倡议提出的基本依据

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P669)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具有严密的理论依据、深厚的文化依据以及深刻的现实依据。系统把握其提出的基本依据,是准确理解这一倡议理论内涵的前提。

(一)理论依据:马克思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要求

全球文明倡议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主张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构建一个更加和谐与繁荣的国际社会。从理论生成来看,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共同体思想、普遍交往理论以及世界历史思想等,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依据。

文明的发展形态呈现多样性。在马克思文明观中,“文明是实践的事情”,[3](P97)文明的产生离不开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首先表现为物质资料的生产,“物质生产方式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引起文明形态的改变”。[4]概言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文明发展与演进的最根本要素。随着真正的工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不断变革与发展,人类文明也从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P36)但西方文明并不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不同国家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不同,又会有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而有不同的经济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特征和具体文明形态也具有差异性,由此呈现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客观状况。全球文明倡议认为不同国家发展的非均衡性致使世界各国的文化均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意味着不能以偏概全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是唯一的现代文明,而是要尊重全球文明和合共生,鼓励各个民族通过走自己的道路实现文明现代化。

在“不同”中寻求“共同”源于共同体这一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在对社会共同体的探讨中,马克思将共同体划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种形态,认为虚假共同体表面声称代表普遍利益,实则维护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是对真正的共同利益的伪装和窃取,在本质上是不同阶级间的真正斗争,“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3](P571)“真正的共同体”坚持以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致力于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所有社会成员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P571)可以说,只有当个体的特殊利益与群体的共同利益完全一致时,共同体才能真正代表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全球文明倡议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既弘扬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价值观念,也尊重不同民族在文明延续发展路径上的“差异”。

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论述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思想,但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思想以及意识形态批判思想,可以发现,他们认为非物质的精神文化生产同物质领域的生产一样,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历史传承的特质,如“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6](P612)换言之,非物质的精神文化生产是在人类文明历史传承中发展的,而一旦与历史相割裂,便会失去生命力。在此意义上,全球文明倡议主张把传统作为发展自身的重要养料或“来源”,坚决反对照单全收或一概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交往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重要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3](P559)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飞速发展和极大提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代替了”,[2](P404)民族的历史成为“世界的历史”,“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2](P404)地域性的文化发明可以在吸收其他民族文明的优秀养分中不断丰富与更新自身。如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传到欧洲后,“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7](P427)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各个文明体以开放理性的姿态进行对话,在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过程中破除偏见隔阂,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二)文化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核心理念的现代弘扬

全球文明倡议认可人类拥有的不同文化,包容所有文明走不同道路,致力于创造一个不同文明平等互尊、交流互鉴的世界,它的提出和实践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伟大创造。

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1](P18)其中蕴含的开放包容、和合共生、天下一家、互利共赢等理念,传承几千年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不仅对解决国际社会冲突和矛盾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也为全球文明倡议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和精神支撑。如孟子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思想理念,强调天下万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反对不认同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的观点。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引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哲理阐述文明的多样性,强调各个民族的文明都有其本身的特色,这些鲜明特色是这个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这个文明思想精髓的体现,并指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8](P11)也正是因为物有分、道有别,区域文明各有特色,这就需要相互包容、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和”以承认事物差异性和多样性为基础,指不同事物或要素相互借鉴、补益和协调,以求达到谐调共存的状态,“同”则是相同东西的机械累加与同一,“和而不同”并不意味着消弭差异、化解不同,而是主张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在相互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平等性的基础上,本着求同存异的心态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增进了解、扩大共识,进而促进自我和他者的协调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传统“和”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拓展其内涵,强调文化的和谐是多样的统一,只有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才能促进文化发展,“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9](P468～469)与此同时,秉承“和为贵”理念,也要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即自己不愿做的事,不能强加于他人,体现在处理文明关系上,意指不采用双重标准,不给其他民族文明贴上“半文明”或“野蛮”标签,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强迫其遵循自己的发展路径。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指出:“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9](P469)此外,全球文明倡议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加强人文合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创新思想与“民为邦本”发展理念的承继与拓展。由此可见,全球文明倡议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核心内涵和本质精髓的忠实延续和升华创新。

(三)现实依据:解决“人类文明向何处去”难题的应有之义

当前,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追求,但随着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冷战思维再度回潮,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经济格局调整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等日益严峻,再加上“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沉渣泛起,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人类文明向何处去”始终是尚未解决的世界难题,亟须符合人类发展潮流的新理念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指明方向。

第一,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对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文明构成严峻挑战。在全球化时代,以意识形态划界、煽动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思维和做法并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个别西方国家为达到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模式塑造世界秩序的目的,仍旧打着“价值观”的幌子搞价值观联盟和价值观外交,甚至干涉他国内政、策动政权更迭,如拜登政府打着“民主峰会”旗号在国际上划分阵营,持续发酵的俄乌冲突引发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这与非西方国家追求和谐相处、保护自身文明多样性的诉求存在巨大矛盾,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第二,部分西方国家忽视现代文明多样发展的可能性,重提“文明冲突论”论调,意图引发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这种行为不仅在观念层面对发展良性的国家关系造成威胁,导致不同文明的国家很难和平相处,也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锋、博弈乃至对立,极大地压缩其他文明的生存空间,严重破坏了文明发展的文化生态,正越来越遭到国际社会的反感和抵制。第三,近年来,在“美国优先”原则的驱使下,美国频频退出各类国际组织与协议和“入群”,试图利用自身霸权用一己私利取代人类共同利益,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国际秩序,也给世界文明进步蒙上阴影。总而言之,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意识和优越感与当今这个倡导多样、互鉴的世界发展形势背道而驰,如何促进世界文明发展成为世界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博大的视野和宽广的胸襟,始终站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汲取全球文明发展经验教训,创造性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回应西方国家提出的文明中心论,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新探索,为聚焦纾解“人类文明向何处去”难题提供新的规范与价值引领。

二、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内涵

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理论内涵,形成了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完备理论体系,是习近平同志站在人类文明立场上,秉承对全人类高度负责的态度,为世界文明整体进步提供的中国智慧。

(一)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首要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类文明发展问题,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10](P464)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P63)全球文明倡议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前提,以每种文明具有同等价值为合法性基础,以文明相互包容、和谐共生为最终目标,以文明交流互鉴为重要准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文明冲突论”,回答了人类文明交往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

第一,文明的本性在于多样性是解答人类文明交往何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基于自身特定的历史传统、制度模式、文化基因等条件的差别,孕育了彼此殊异的文明。正是这些多姿多彩的文明,不仅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也构成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前提和条件。人类历史本就是一部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交融的文明发展史。第二,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依靠人们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出的每一种文明,虽然都或多或少受到自身社会条件的限制,在发展阶段存在不同步性,但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彼此之间并没有高低之分。究其本质来说,所有文明都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都对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文明差异是世界的客观存在,不是引起对抗冲突的根源,而是为推动文明相互包容、交流互鉴提供现实基础。世界文化丰富多彩,正是因为每一种文明皆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和价值特征,才将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在本质上区别开来,但强调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并不是否定世界文化之间存在着包容性。习近平同志曾以极具代表特色的茶和酒作喻来体现中西文化差异,强调两种文明的兼容性,加强中欧文明交流互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之花竞相绽放。第四,文明的流动、开放性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准则。回眸千百年来的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诸多文化并不是封闭、孤立地各自发展,而是在对话学习、交流碰撞中推动人类文明演进。例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通过学习借鉴当时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科技、文化精华等改造本国的文明和文化,从而实现近代转型。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等文明交流互鉴载体传播到海外,对西方文明及世界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作用的同时,中华文明也在与其他文明的相互碰撞中延续了文明的命脉。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8](P12)我们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宽阔的胸怀以及欣赏的眼光,推动不同文明在尊重差异与多样性的基础上交流互鉴,才能让各民族文明生生不息。

(二)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理念指引

文明多样性特质的源泉在于每一种文明都体现了独特的文化底蕴,而整体性体现在不同文明追求的价值的共同性。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来源于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践,反映的是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在根本上缺乏普世性的社会现实根基,再加上它将价值主体定位于抽象的“人类”,将价值客体定位于抽象的“理念”,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应该努力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个人主义等价值,故而,在本质上是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为西方国家谋求现实利益的价值观,不可能是普遍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普遍性真理。与之迥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建立在全人类共同、普遍的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体现了人类文明中最深层、最普遍的追求,是中国为回答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的具有包容和共建特质的重要思想公共产品,旨在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11](P8)为不同文明交往提供一个共同价值基础,引领人类社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进。

第一,和平与发展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条件。回顾世界近现代历史,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人类文明遭受巨大浩劫,美国入侵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俄乌战争等局部战争,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稳定性,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全人类共同追寻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以对话、谈判、协商等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和分歧,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为此,既向世界承诺永不称霸、永不搞扩张,又身体力行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使命,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一道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迈进。第二,公平与正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原则。无论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公平与正义始终是人类长期追求的价值理念。针对当今的国际文化秩序,公平正义首先强调所有文明在国际格局中的价值和地位上是平等的,每一国家单元的文化共同体应平等相处与彼此尊重,不分强弱大小平等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其次,主张各国在追求自身文化发展的同时,承认并尊重世界文明和发展模式多样性的现实,加强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最后,本着平等互利、共同繁荣的原则,通过建立文明对话交流关系使每个以国家为身份的文化共同体受益,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第三,民主与自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终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12](P274)体现在文化层面的民主应该是采取民主的相处方式,反对搞唯我独尊,歧视或排斥其他文明。在国际交往中,自由主要体现为各国无论经济实力强弱、文化发展能力大小,都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发展模式的权利,这一权利属于一国主权和内政,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横加干涉。

(三)以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为动力源泉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根”,[13](P163)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浚源与拓流、继承与创新。西方国家在纵向上通常按照线性观点,简单认为现代的才是先进的,而传统的就是落后的,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事实上,“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8](P17)尤其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如若不能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实践,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扬弃和创新激活,就不可能有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全球文明倡议以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为动力源泉,强调要“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1](P8)打破了西方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但二者各有侧重和差异。一方面,创造性转化的具体表征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意指各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紧扣时代主题,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中赋予新理念,在转化中创造新内容,从而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实现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利用,在时间指向上更倾向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一是以转化为目标,在创造中赋予新理念并不意味着与传统文化彻底断绝,而是打破新旧文化二元对立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通过系统性的梳理、鉴别、研究,甄别和择取出那些历久弥新、仍有借鉴价值的合理内核和有益成分,并对其赋予新的理解,使最核心的文化基因得以传承,保持优秀传统文化连续性的同时,使之成为影响和引导生活实践的现实思想。与此同时,坚持现代化原则,运用现代的理念、方式方法对那些陈旧的、不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表现形式进行改造、变更,使经过转化的新内涵和新形式符合其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继而以全新的理念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以创造为要求,在转化中创造新内容,就是借助创造实践促使传统文化转变出新要素,使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后能够符合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创新性发展的本质内涵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补充和拓展,从而赋予新的特质,以新的内容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增强其影响力和吸引力,在时间指向上更侧重于由现代转向未来。一是坚守传统文化立场,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具体实践,在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华基础上不断拓宽传统文化的使用范围,将时代价值与时代精神有机融入传统文化,增加主体文化原先没有的内容,进一步优化传统文化的内容结构,最终实现文化内容的现代性发展。二是建立开放的价值体系,自觉学习、吸纳外来文化在促进自身发展方面的优质资源,在不断的互动交流中促进文明合理因素共享,并将世界先进文化成果与本国具体实际、本土文化紧密结合以更具深度的民族智慧理解和阐释世界先进文化,使外来文化实现本土化,进而为民族本土文化增添符合当今时代潮流的新内容,不断促进本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总之,只有把传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自身的现代转换,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赢得竞争性优势。

(四)以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具体路径

“文明交流互鉴,首先是人的交流互鉴”。[14]就国际关系来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延伸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外交关系也日益从经济、政治领域向人文领域拓展,与前者相比,“人文交流重视人与人之间彼此直接交往,体现为人与人、心与心之间的交流”。[15](P38)当前,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独特作用,但其中也夹杂着不和谐的声音,如掌握全球话语霸权的美西方国家,在区域人文交流中奉行零和博弈的思维,散播一系列负面论调以及制定非此即彼的标准干扰交流进程。全球文明倡议着眼人类美好生活向往,以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具体路径,“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11](P8)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加强人文交流及对外文化合作的作用,并从国家战略高度谋划人文交流,如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旨在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文交流工作体系,不断加深各国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一是建立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自2000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以来,在原有基础上陆续建立了十大高级别中外人文交流机制,这些机制涵盖教育、科技、文化、体育、青年等多个领域和层面,不断拓展人文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有力促进中外民众的相互认知。二是举办或参与以文明为主题的重要对话机制。加强文明对话交流,中国既是提倡者,也是积极践行者。面向亚洲,举办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并下设六场平行分论坛,探讨了平等共生、互鉴共享、传承发展的亚洲多样文明。面向世界,连续举办第三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明确政党为本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人民增福祉的责任,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向世界提供通过现代化的建设回答“人类文明如何构建”这一难题的中国方案。同时,积极和其他文明进行友好交流,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交流机制,举办“博鳌亚洲论坛”“G20峰会”“文明古国论坛”等,努力为文明交流做出贡献。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与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中的合作领域已不仅限于经济,人文交流受到重点关注。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例,在约翰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和北京峰会暨第七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动”中,人文交流合作都是其重要内容,具体体现在中非语言教学、智库交流、媒体交流、青少年交流等方面。此外,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互办“文化年”“文化节”等活动,为推动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双边关系以及促进其他领域的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三、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意蕴

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诉求,“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1](P23)担当之体现。由于它本身蕴含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和文明发展规律,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等级性文明观的新图景,因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文明动能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16](P2)数千年来,人类社会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蕴藏着解决当今世界难题和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凝结着追求美好未来的恒久价值,只有通过文明互学互鉴途径汲取其他文明有益成分,才能集众家之长来化解现实困境,进而促进世界的和谐与稳定。中国共产党以“文明”为倡议,推动文明求同存异、和谐共存,主张从不同文明中汲取营养、取长补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扩大民众的人文交流,以期在“乱局”频发的形势下能够使得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搁置争议、消除文明隔阂,克服固有的文明成见与偏见,为共同应对挑战、推进全世界的进步与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具言之,一是全球文明倡议建立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基础上,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反对以一种文明压制另一种文明的做法,强调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13](P421)必须以平等谦虚的态度推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在相互学习和理解中消除文明隔阂,这不仅对捍卫文明多样性、维系人类文明健全格局,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和共同进步起到保护作用,也能帮助世界各国和地区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从而实现总体上的和平与发展。二是全球文明倡议摒弃了“两极对立、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走出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霾,是具有非竞争性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为起点,坚信各国文化虽然存在巨大差异,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共谋共通的,强调各个国家要在特殊中发现普遍、在普遍中发现特殊。同时,坚持共同发展理念,以合作共赢为原则遵循实现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尤其要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价值共性与个性相统一,致力于将不同文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转化为共同行动,从而给这个变乱世界源源不断地注入稳定性。三是全球文明倡议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特殊性,既呼吁各国重视自身文明的传承创新,又倡导要充分借鉴人类文明进程中其他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具备非排他性的文明主张,有助于帮助世界各国携手解决好攸关世界未来和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推动人类文明整体性发展。四是全球文明倡议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倡导在包容多样的前提下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建立文明共同体,不仅打破了西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垄断地位,也鼓励世界各国尊重文明、艺术、文化遗产等多样性,共享各民族或国家地区的文化成果,为全世界人民开展交流与合作注入力量,是助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个理想路径。

(二)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新范式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7]相比文明冲突论,全球文明倡议引领不同国家和民族客观看待文化差异,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正视本国文化的价值以及积极参与文明对话,将帮助世界摆脱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旧思维,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不同于西方单一文明思维的新范式。

具言之,一是以“和合共生”代替“冲突对抗”。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互联网、智能终端等新技术的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日益加深。是以主张文明冲突和对抗为文明逻辑,还是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平等相待,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的答案存在本质区别。西方强调“文明冲突”目的在于侵蚀其他文明的生存空间,其背后奉行的逻辑是“同才能和”,认真审视西方大国在全球推进的反恐战争、附有政治条件的对外援助,就可以发现“文明冲突论”不过是西方国家假借文明为名而行利益争夺之实,是为装点以战争和剥削为手段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华丽外衣,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全球文明倡议在理解文明不均衡性和复杂性基础上,强调唯有尊重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人类文明才能共同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二是以“协商共建”代替“威胁压迫”。长久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披着文明的外衣,把西方中心主义强势的普世价值当作唯一可行标准,对其他民族进行强制输入自己的模式和价值观,试图用自己认可的价值理念同化其他文明,甚至凭借强大的科技和军事实力从根本上否定各个价值体系之间共建共享共生的可能性空间。全球文明倡议理解和尊重不同国家探索文明发展和价值实现的路径,支持世界上不同类型的文明自主选择文明进步路径的权利,主张通过调动各方协商对话的积极性来不断解决冲突对抗。三是以“传承创新”代替“照抄照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8](P10)也是将自身与他者区别开来的文化底气。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将一切非西方文明视为“异端”和某些后发国家全盘西化的做法,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各个国家和民族要重视挖掘本民族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反对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即树立文化使命感,用全球视野来看待本民族文化的历史、现状、未来,既维护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又在与其他民族文明交往互动中,不断汲取符合自身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促进自身发展,肩负起文化创新的历史责任。四是以“交流互动”代替“孤立发展”。世界各地的文化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尤其在当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联系愈加频繁和紧密的时刻,各种文明只有在互关互联中才能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一个真正充满文化自信的民族,必然是一个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其他文明,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民族,而如若纯粹固守传统,不仅会丧失自我文明的独立思考,也将在文明的同质化中走向狭隘民族主义。全球文明倡议认为“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13](160)主张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互相借鉴、互帮互助,在广泛吸收、借鉴本国和外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自身。

(三)为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凝聚文明共识

实现现代化是各国人民共同的追求。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中,西方国家凭借早期原始积累和资本增殖,长期占据国际社会主流话语权,对外强势输出任何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唯有循着西方发展足迹才能取得成功的话语体系,并对那些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路径进行阻滞、打压,企图中断其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11](P1)“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仍然困扰着众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后发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打破了西方化作为世界现代化发展唯一范式的迷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全球文明倡议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致力于达成不同文明之间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国际共识,是对各国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之路的热切呼唤”,[18]它不仅鲜明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19](P276)更在最大限度包容各具特色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凝聚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文明互学互鉴的文明共识,以开辟人类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一方面,全球文明倡议向世界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保持文明发展民族性的经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立在本国国情基础上,而文化文明凸显一个民族和国家独特的精神标识,其表现出的基本性质和总体特征是最大的国情。对此,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11](P7)“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20]不论是其本质要求还是鲜明特征都打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烙印,既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特征,也接续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传统,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植根于“大一统”理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植根于“天下同利”的利益观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协和万邦”理念的承继等。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传续发展,更是印证了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目标,都必须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不断激发本民族传统文明的生机和活力,从传统文化文明中寻求智慧力量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对那些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后发型国家如何处理本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必然是各种文明要素相互学习、借鉴融合、不断创新的结果。全球文明倡议强调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化一种模式,不同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创造的不同文明,决定文明必定是多样的。由是观之,每一种文明既不能按照本民族或国家的标准和道路来评判和要求他国,也不能迷失在其他文明国家的话语霸权中,对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照搬照抄,更不能秉持文明社会有权利改造其他野蛮社会的原则,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势逼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接受并再生产自己的文明,而要应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在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中助力不同国家和民族自主探索符合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1](P7)

(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指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P6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关乎全人类生存发展的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方案的提出报以热切的期盼。与先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一样,全球文明倡议也从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范畴,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解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贡献的中国智慧,是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支撑。这一倡议明确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强调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各个文明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推动科教、经济贸易、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对构建国际新秩序明确具体路径,凝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文明是安全的土壤,文明交流互鉴是摒弃意识形态偏见、消除隔阂的有效工具。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肆推行的单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因素。全球文明倡议主张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互鉴相融,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极大地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窠臼,客观上有助于打破穷兵黩武和弱肉强食的旧世界秩序,增进共商共建共享的政治理念,从而最大程度促使世界实现持久和平和共生发展。二是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针对如何实现全面均衡发展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主张不同国家深化合作,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倡议的拓展延伸和有益补充,全球文明倡议超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秉承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国家树立“普惠”发展的意识,即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共建共享,激发出人类共同担负国际责任的意识,从而建设一个全球共同发展、普遍繁荣的世界。三是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全球文明倡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增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尊重不同历史和国情孕育而成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共同营造文明共生的和谐环境。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在承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正确看待文明差异性,以和平的对话交流方式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进而汲取彼此的长处,以此实现本国文明和国外文明的相互发展,推动不同文明的繁荣兴盛。四是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生态危机是一个最典型的全人类遭遇的难题,唯有全人类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作出根本调整,才能形成人与自然和谐而生的清洁美丽世界,而人类文明是附着于人类生活方式背后的深层次要素,这意味着绿色低碳价值观要渗透在国际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就此而言,全球文明倡议要求世界各国生态文明相互交流互鉴,最大程度整合不同的生态文明成果,并吸收国际社会的一切有益绿色生态价值思想、理论和理念,最终形成普遍接受的绿色价值观来引领人类生态共同体的建设,尽力实现世界各国的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