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传承视野下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定位及政策意义

傅才武 魏 冀

2017 年开始实施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当前支持文化传承创新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业已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新时代国家战略目标在空间规划上的实践，其超越行政层级和既有项目管理方式的超级工程特征和“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办发〔2017〕5 号）。的目标要求，从理论上提出了价值定位和配套政策设计的难题。基于此，学界对于国家文化公园与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关系以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定位高度关注。部分学者则通过与国家公园和西方文化线路的比较②王光艳、樊志宏：《从概念到理念：文化线路理论的逻辑演化与哲学思考》，《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 年第2 期。，深入讨论了“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内涵、形态结构与价值意义③蔚东英：《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国别比较研究——以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新西兰、南非、法国、俄罗斯、韩国、日本10 个国家为例》，《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3 期。④黄国勤：《国家公园的内涵与基本特征》，《生态科学》2021 年第3 期。⑤孙华：《国家文化公园初论——概念、类型、特征与建设》，《中国文化遗产》2021 年第5 期。。李飞等从“国家”“文化”“公园”三个关键词对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解构，梳理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源流，提出了“政治、文化、组织管理”三重逻辑根源和三重意蕴⑥李飞、邹统钎：《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旅游学刊》2021 年第1 期。。

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有学者提出，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主导生产的主客共享的国际化公共产品”⑦王克岭：《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思考》，《企业经济》2021 年第4 期。，也“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传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信仰和价值观为主要目的，实施公园化管理经营的特定区域”①李树信：《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价值及实现途径》，《中国经贸导刊》2021 年第3 期。。2021 年《中国文化遗产》期刊社组织刘庆柱、张朝枝等学者，就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定位、价值挖掘、传承展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研讨还涉及大运河、长城等国家公园在规划中的问题与建议，但对何为“国家文化公园”②刘庆柱、汤羽扬、张朝枝等：《笔谈：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定位、价值挖掘、传承展示及实现途径》，《中国文化遗产》2021 年第5 期。并无准确的定义。韩子勇从“国家”“文化”“公园”三个关键词着眼，串连成国家文化公园的“大结构”概念，涉及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要义，这是其深刻之处③韩子勇：《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路与价值》，《中国艺术报》2022 年2 月11 日，第5 版。。

2023 年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6/02/c_1129666321.htm，访问日期：2023 年8 月6 日。。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既是承载中华古老文明不曾中辍的“突出连续性”的表征符号，又是民众和中外游客了解中国文化、体现中华民族独特性的“特有媒介”。但如何理解并把握好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长征精神、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内核，形成中华文明的表征体系，将国家文化目标贯彻于具体文化实践，仍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重大课题，本文拟就国家文化公园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政策含义作一讨论。

一、国家文化公园：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载体

全球化进程激发了民族国家普遍的身份认同需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提到美国人关于美国身份/特性问题的困境，美国立国300 年以来，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美国人的身份特性来说，一直居于中心地位，正是它使得美国人区别于他国人民。但进入20 世纪后期，面对全球化和移民新浪潮，美国人怎么界定自己的身份特性和国家特性却成为了一道“选择题”。不同的身份界定和国家特性定位，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美国人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中，是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还是一个帝国性质的国家，抑或是一个民族性质的国家”⑤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年，前言第2—3 页。。

在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的加速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国家无不面临全球化对民族性和族群身份认同的挑战，每个民族国家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特性，进入21 世纪，全球化引发了世界范围内“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⑥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2 页。。这种民族国家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要求，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就是要重建自身民族文化和国家特性的独特内涵，而确定一个独特的解释框架是建构这些独特内涵的基础条件。

（一）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与内涵

1.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

国家文化公园不同于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地理符号）为主要目标的国家公园，它是指以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创造物为依托，向社会公众集中展示某一族群或社会共同体所创造的器物技艺、历史传统、行为模式、制度机制和价值观念等的公共空间以及管理运营该空间的公共机构，是一国政府为保护传承最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记忆而设立的特定文化空间和专属领地。

国家文化公园从理论内涵上拓展了遗产保护理念和思想，为遗产保护，特别是大尺度、跨时空、综合性、动态性的线形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了跨区域合作的新思路和新原则。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从文化线路概念形成到实践应用的过程，业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赋予了现行遗产保护体制的独特价值。“因为它不仅体现了人们对文化线路的认识逐渐深入，还能够从中获得关于文化发展的哲学思考，也为文化线路的后续研究提供基础支撑，还可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借鉴。”①王光艳、樊志宏：《从概念到理念：文化线路理论的逻辑演化与哲学思考》，《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 年第2 期。但这一理论的应用也面临困境：“尽管文化线路的概念在不断深化，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充，但是，对于文化线路所展现出的文化总体化，对未来发展的启思性研究并没有多大进展。”②王光艳、樊志宏：《从概念到理念：文化线路理论的逻辑演化与哲学思考》，《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 年第2 期。而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是对文化线路概念的深化和拓展。

2.与西方国家公园和文化线路不同的内涵

尽管中国“国家公园”“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受到美国“国家公园”和欧洲“文化路线”生成逻辑的影响，但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文化战略概念的确立，却包含了中华民族以历史文化认同作为族群主体性精神建构方式的特殊性，体现为一种中国式表达。五大国家文化公园都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如：“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③《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0igFtOQOjC，访问日期：2023 年8 月6 日。

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与美国国家公园中的历史文化类公园和欧洲文化线路的相同之处，体现在三者都具有历史记忆、国家认同和审美体验的文化操演功能。作为国家象征符号的重大民族文化遗产（包括自然和历史遗产）几乎都是对国民和国际游客的吸引之地，既是本国国民的文化资本积淀之途，也具有跨国文化交流的国家符号和国家身份的标识性价值，具有现代国家图腾的表述和操演意义。

李飞等学者发现了国家文化公园不同于美国国家公园之处：“国家文化公园较之以荒野保护为原始动力、保护自然与历史遗存的美国国家公园体系更具文化内涵和宏伟愿景。”④刘庆柱、李飞、张朝枝等：《笔谈：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定位、价值挖掘、传承展示及实现途径》，《中国文化遗产》2021 年第5 期。作为中华民族的“神圣空间”，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时空中交错和共生，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运输生命线、边疆防御与文化交往秩序的建立。所以，无论是长城、长征、大运河，抑或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承载着深厚族群文化记忆的符号系统，能够为跨区域性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滋养提供一个统一而宏大的文化价值整合机制，能够代表中国独特的国家标识。

国家文化公园也不同于欧洲的文化线路。尽管欧洲的文化线路跳出了传统故事表述中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以历史故事线为基础，以故事本身的展开为线索，串联起相应节点，形成实体性的“编年体城市史”。如：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拉朝圣之路（Route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1993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中第一条“文化线路”；德国莱比锡在2012 年创建“音符之路”以后，又在2016 年建设完成“音符骑行之路”，以及还在建设中的“音符弧线之路”。还有德国“汉诺威红线”——汉诺威市设计的一条连接36 个重要文化景点和城市节点的红色油漆步行线。但国家文化公园与文化线路不同。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空间，正在规划建设中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底蕴，标识着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它与世界其他国家公园的内涵既相通又有所不同，需要从“世界维度、历史尺度和国家高度”来阐释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独特性：“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是最深层次的认同，统摄并感召各民族的思想和行动”⑤梁兆桢：《论文化认同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向》，《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 年第3 期。。

国家文化公园的理念重在“国家（民族）文化”，即重在建设具有国家（民族）历史与国家象征意义的特定文化空间，体现为“国家（族群）文化”的“空间载体”和“物化形式”。国家文化公园既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和特定价值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又是一种富含象征、意义、符号、价值、情感和记忆的意义结构，文化空间是边界相对明确的几何空间和以符号为载体的象征意义系统的有机融合体。“国家文化”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几何空间，通过国家行为实现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化和利用，以更好发挥其“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①刘庆柱、李飞、张朝枝等：《笔谈：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定位、价值挖掘、传承展示及实现途径》，《中国文化遗产》2021 年第5 期。的独特作用，最终达到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话语权的目标。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种“大场域”和“大结构”，具有“通其变、合其数、成其势、鸿图华构，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大功能”，具有“形成精神文化上千变万化、牢不可破的榫卯结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独特价值②韩子勇：《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路与价值》，《中国艺术报》2022 年2 月11 日，第5 版。。

作为国家叙事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其核心在于促进各民族（族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文化认同，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基于历史文化记忆之上的观念共享、价值互认与心灵皈依的精神家园。国家文化公园通过为族群成员提供共同体文化生命的体验来生成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朴素的家园感，形成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意识，在日益广泛和深入的全球化过程中找寻和定位自己的身份，进而形成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聚合力、精神感召力和社会实践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文化公园源于世界上通行的“国家公园”概念，但又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突出沿续性”特征的独特设计，是长期以来中国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创新的实践经验在理论层面的反映，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正义—平等—秩序”的伦理意蕴和“天下观”的空间意蕴③李飞、邹统钎：《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旅游学刊》2021 年第1 期。。

（二）体现了以“以中释中”替代“以西释中”的学术话语逻辑

自晚清到抗战，由于在西方工业文明挑战面前的屡次失败所导致的民族自信丧失，以及西方现代化模式示范效应全球扩散的影响，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寻求建立自身主体性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重新确立一种“以中释中”（而不是“以西释中”）的新眼光和新思维方式，在与世界对话中确立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话语体系，以形成中华民族现代化经验的主体性表达。爱德华在《东方学》中提出，东方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被西方建构的东方，即一个为了满足西方建构“他者”愿望和凸显西方优越性的东方形象，是按照西学逻辑的解释对象④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63—97 页。。因此，东方社会从来不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主体，某种意义上是被西方看东方的方式所规定了的思维方式。美国汉学家白鲁恂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架构就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和西方社会一起，将一个文明体强行塞进西式民族国家框架的建构性结果，即“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一直艰难地致力于将一种文明硬塞进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去”。白鲁恂认为，中国的国家形态与西方的民族国家不一样，不能把中国视为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⑤Pye L. W.，“China： Erratic State，Frustrated Society”，Foreign Affairs，1990，69（4），p.58.。

近代以来，中国从学界到社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一种西方的话语体系讲“中国故事”，在“西方的标准”下度量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即“以西释中”的话语逻辑。如果不能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自身逻辑去分析，那么就只能建立起西方话语逻辑下的“中国叙事”而不是中国自身的主体性表达。而中国规划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行动表明，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由原来以“物”为中心，转向逐渐以“人”为中心，在遗产管理体制中嵌入“人”的价值需求；从对物质遗产本体特征的研究转向对物质遗产承载精神的探索。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是中国努力推动文化遗产东方话语体系建构的一次尝试和跨越，体现出与美国国家公园的差异。

19 世纪80 年代，独立后的美利坚民族为了与旧欧洲区别开来，并以此凝聚新大陆文化和身份的独立性，巧妙地利用新大陆广袤无边的“荒野”，建立起黄石等国家公园。美国的文化精英通过把自我意识投射在荒野上，以一种直觉性的体验方式引导人们在荒野中去感受上帝，赋予荒野以宗教色彩。如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将荒野描写成摆脱社会束缚的理想王国，为美国人建立起一个心灵的家园。经过库柏、霍桑、马克·吐温和福克纳等一大批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的创作和传播，荒野已不再是空间和地理意义上的荒野，而是个人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社会约束的化外之地，荒野凸显了田园牧歌式的避难所（自由之地）形象，逐渐成为一种美国的象征符号。

中国则借助五千年文明积累，建立以历史文化为底蕴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与美国人将精神家园寄寓于“荒野”不同，中国人将族群的精神家园，根植于中华文化历史传统中，寄寓于“人化”的自然之中，并形成以自然与人文相协调的审美范式，“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①黄仁生、罗建伦点校：《唐宋人寓湘诗文集·卷二十一·滕宗谅·与范经略求记书》，长沙：岳麓书社，2013 年，第968 页。。不论是美国的“荒野”，还是中国的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都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物（人文地理空间），又是一种作为族群集体行动策略的人为建构系统。两者区别在于，美利坚民族走上了宗教文化的建构道路，中华民族则走上了历史文化建构的道路。

美国文化精英对“荒野”的观念阐述，孕育了将壮美的荒野景观保留为“公园或游乐场”的国家公园思想，最终促成了国家公园在美国的诞生。而中国对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认同，孕育了将族群历史文化富集地辟为国家文化公园的思想，最终促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的诞生。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践，本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创新思想的一贯性。20 世纪40 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中西文化交流原则，中国社会从清末开始确立的“以西释中”的话语逻辑转入“以中释中”的现代化阐释逻辑，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阐述中国传统社会和历史材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式下建立起新的知识谱系，80 余年来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学术图景。

尽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已历180 余年，但百年前确立的“以西释中”的话语逻辑并没有完全消失，一方面，从西欧工业化和现代化经验抽象出来的现代性主轴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的观照，遮蔽了东方国家历史文化路径的差异；另一方面，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上升为理论逻辑的滞后性，还不足以形成与先发现代化国家平等对话的能力。然而，现代化走过一百多年后，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分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建主体性的任务。这就要求从学术上建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系统，其学术视野必然要从“以西释中”转向“以中释中”，恰度地回归中国文化的“元典精神”②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发掘这些元典所蕴含的理论在现代的阐释力，以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得以产生的原初路径——从轴心时代就确立的广义儒家文化传统，并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只有基于中国实际建立的解释框架，才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定位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才能重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基础。

二、国家文化公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平台

中国人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的独特建构方式，一直面临着如何以有限性去理解无限性的形而上学问题，即必须要以历史性为限度的有限思想格局，去回应思维可能提出的在历史性之外的形而上问题。相较于一些西方民族最终屈服于宗教的解决之道，中华民族创造地建立了以永恒山水的超越性弥补历史有限性的独特解决之道，“以历史为本的中国精神世界使精神从上天落实为大地上的问题，同时也使大地成为社会化的俗世而失去原本作为自然的超越性，因此需要在大地上重新定义一个超越之地以满足精神的超越维度，于是，在社会之外的山水就被识别为超越之地”①赵汀阳：《历史、山水及渔樵》，《哲学研究》2018 年第1 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空间，是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作为中华民族的神圣地点，又是族群的“超越之地”。

（一）国家文化公园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根基历史叙事”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离不开特定空间在“时间”中的延续与变迁，族群历史记忆的深处，是与特定空间及其在族群演进中的时间轨迹联系在一起的。王明珂认为，人类社会中凝聚在血缘、地缘与其延续关系下的人群，透过“历史记忆”来维系与延续社会组织结构，追溯群体起源的“根基历史”由三个基本因素——血缘、空间领域资源以及二者在“时间”中的延续变迁组成②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 年第5 期。。这便是中华民族“根基历史叙事”的主线。

作为中华民族“根基历史叙事”的载体，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既是族群集体记忆的“容器”，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资源，国家文化公园以族群神圣地点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建构起民族国家关于领土版图的合法性，其独特功能在于以“过去”说明“现在”——我们（或他们）为何是同一族群或民族的人，为何我们（或他们）共同拥有（或宣称拥有）这些空间领域及其资源，以及为何我们比他们更有权利拥有与使用这些资源，沉淀在这些文化地理空间中的历史记忆，支撑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心性”——人们由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③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 年第5 期。。族群的文化传承代代承袭呈现出一种“文化重演律”④参见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所承载的“根基历史叙事”包括：

第一，传统农耕文明形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所包含的众多文化遗址，构成了独特的农耕文化空间。不同的空间组合方式构成了一幅关于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发展史的连续性画卷，为国民的国家认同体验提供了一个客观实在的完整连续的“索引”：从距今约7000 年至6000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到距今约5800 年至5300 年巢湖流域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八角星纹长方玉板和玉龟，再到距今约5300 年至4300 年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神人兽面纹玉琮，共同构成长江下游地区史前华夏先民农业发展与精神信仰之缩影⑤马林：《当代中国文物展览的文化使命与中国叙事——以“何以中国”展为例》，《艺术评论杂志》2022 年第4 期。。2006 年5 月，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共10 大类518 项，一些农耕文化遗产如苏绣、蜀锦、古琴、昆曲、南京云锦、安徽宣纸、都江堰水利工程技术、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等进入名录。

我国现在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大都与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相关涉。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代表了中华民族最丰厚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记忆，包含了中华农耕时代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截至2021年12 月，我国现有世界遗产56 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42 项、国家级非遗1557 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4 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5 个、历史文化名镇312 个、历史文化名村487 个、中国传统村落6819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44 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36 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4 个，这些文化遗产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农耕时代的科学、工艺和艺术成就，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基于农耕之上中华传统文化，提供近代以来中国人进行文化创新的底板，正如清人赵翼所说：“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

第二，革命文化形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不仅仅承载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叙事，代表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更为重要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20 世纪中国革命文化的新形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包含了长征的历史叙述、长征精神的提炼和渗透，以及长征精神的社会化建构三个层次的内容。长征的历史叙事，是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1934 年10 月至1936 年10 月跋涉福建、江西、河南、宁夏等15 个省长征线路上战斗和转移所依托的地形地貌、沿途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遗址，以及真实发生的历史故事为基本，构成了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最生动、真切、独特的媒介。从民族国家叙事的层面上说，长征不仅仅以历史的方式记录了作为社会革命主体的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以求复兴的历史过程、记录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道路的独特性，而且以艺术—哲学方式，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借助于让·鲍德里亚所说的“知识内爆”实现“社会外爆”的内在逻辑，由此演进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

将长征线路规划为国家文化公园，既能揭示中华民族中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国民性格和革命文化传统的形态，又能清晰地展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共和国诞生的具体过程，展示出一个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文化融合所创造的奇迹。而借助于长征的艺术—哲学化建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将形成了一个具有“二万五千里长征”整体辨识度的符号系统，使之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记忆。

第三，工业和科技文明形态。近代以来，长江、黄河和长征等空间结构在承载中华民族近代转型中，催发了中西文化汇聚碰撞，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工业化进程等。

以长江为例。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几乎就是沿着长江，从东向西逐步深入到中国腹地，逐次推进的进程。1843 年11 月，上海正式开埠，两年之后，美、法相继在上海设立租界，上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最集中的城市。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长江流域的重要港口城市如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也逐步开放成为开埠城市。在近代中国相继开辟的80 多个通商口岸中，长江沿岸就有20 余个。这些通商口岸城市往往成为传播西方工业文明的窗口，如1879年，发电技术传入中国，在上海虹口第一次出现了电灯照明。

其他如：1879 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1881 年11 月，津沪电报线架设竣工；1884 年上海至广州“通报”，电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10 余年间，电报线已布满各省，近代信息传输系统出现。1881 年，上海自来水公司成立。1882 年，电话传入中国，上海成立“德律风”（telephone 音译）公司；20 世纪初，武汉出现商办电话公司。

1861 年，曾国藩在长江下游的安庆设立了安庆军械所，为长江流域军事科技工业的兴起揭开了序幕。1863 年，李鸿章在上海奏设江南制造局，成为全国第二个军工企业。1889 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武汉拉开了近代工业化建设的序幕。张之洞在武汉相继成立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后改为汉阳兵工厂）、以及纱、布、丝、麻四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冶铁、军工和纺织工业体系。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在湖北开设新式学堂等，让武汉成为继上海、天津之后的又一洋务运动基地与近代大都会。此外，长江上游地区如四川、云南等地也兴办了火柴厂、造纸厂、煤矿、铜矿等近代工矿企业，近代工商业深入包括长江上游在内的中国内陆地区。

国家文化公园所承载的工业和科技文明形态，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总体特征相关。总体上，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发展大体是由东南向西北渐次推进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通商五口都位于东南沿海和长江入海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增开的10 大通商口岸中，长江流域就有4 个（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此后数十年，上海、南通、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沙市、宜昌、重庆、成都等沿江城市逐渐开放通商，成为长江城市带，逐渐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先发地区。

1911 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上海、南京等沿江城市奋起响应，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当时的长江成为新旧、中外文化竞演的舞台，引领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时至今日长江仍为中国最广阔、繁盛之流域经济区，在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也纾解着生态的巨压，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①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年，导言第IV 页。。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在于，通过为散在的历史故事提供一个总体性框架，以在一个具象空间内重建时间的组织方式，赋予故事以族群记忆的意义，“如果故事不被安置在某种意义框架或问题线索内，本身并无超出事实本身的意义，也将随着事实的退场而消失。历史的意义在于建构一种文明的延续性而不是信息登记簿”①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13 页。。国家文化公园通过为其所承载的“根基历史叙事”提供历史哲学的解释框架，回应了人们所关注的在历史叙事之外的形而上问题，即亨廷顿所说的民族特性和国家身份问题。

（二）特定地理空间上建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机制空间”相融合的平台机制

根据亨利·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生产“三元论”，陈波和庞亚婷探索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叠合”形态。他们认为，从内部结构看，“物理空间”对应“自然生态”，关切大尺度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涵育和基础设施优化；“精神空间”对应“文化存续”维度，探究黄河文化象征符号的具像表征和活态存续；“机制空间”对应“空间感知”，着重“人—地—事”互动进程中的多元关系和自我身份建构。黄河流域“物理空间—精神空间—机制空间”三者相互嵌合，形成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运行的内生动力，共同推动了空间的运转和空间效能的形成②陈波、庞亚婷：《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其场景表达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5 期。。正是在这种空间生产机制的作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科技文化得以融合，汇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态。

一般而言，国家文化公园的深层结构，包含了历史叙述、精神内核的提炼和独特的社会化建构三个层面的内容。王国平以策划良渚遗址国家文化公园为例，较为清晰地阐述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平台功能。他提出要将良渚遗址打造为国家文化公园，并将良渚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工程分为三个圈层——以管控保护区的保护为核心的第一圈层，以主题展示区的开发为重点的第二圈层，以及以文旅融合区的融合为要点的第三圈层，“三圈层”体现的是国家文化公园的历时性建构模式③王国平：《从“国家遗址公园”到“国家文化公园”——关于良渚国家文化公园申报导则的思考》，《城乡规划》2020 年第4 期。。

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中，以“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规划思路，构建了一条主轴带动整体发展、五大片区重塑大运河联动发展的空间格局框架，以大运河现有和历史上最近使用的主河道为基础，统筹考虑遗产资源分布，合理划分大运河文化带的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清晰地构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区域平台机制。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结构，包含了从先秦以来的长城建造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天才杰作”的象征，其文化遗产又参与到长城文化的社会化建设，具有在长城防御功能外的依城而居、围城而寨/堡、依长城而组织经济活动等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功能；既具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塑造能力，又展现出对当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渗透影响功能——长城作为民族团结统一、众志成城的爱国主义精神，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守望和平、开放创新的时代精神的载体，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族群性格的持续性塑造机制。对于全世界来说，长城虽丧失了其原本的军事防御工程价值，但它仍然是一座荟萃了人类智慧和汗水的宏伟建筑遗产，是世界人民了解古老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建筑等多方面的发展历程和成就的历史叙事载体。历史叙述、精神内核提炼和独特的社会化建构统一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之上。

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现路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既不是国民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文明素养，也不是某个社会组织所表现的企业文化或者单位文化，而是一个以民族国家共同体为基础的国家文化结构，即由主权版图系统、生态环境系统、政治经济系统、文化行业系统所共同构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外在支撑系统（外显结构），由文化认同、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不同的组合方式所构成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内隐结构），内外结构共同构成民族国家的文化结构①傅才武、余冬林：《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构造及其转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 年。。当代正在建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以国家文化结构作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科技文化三种文化融合创新所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结构性生态文明的外在形态

以领土版图和神圣地点为空间载体、包容历史—当下—未来三个维度的生态文明结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和民族国家共同体都立基于这种生态文明结构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②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 年第3 期。从布罗代尔所提出的“长时段”（地理环境变迁）的视角看，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发展变迁史。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蕴含参天地化育的生生意识、“民胞物与”的生命关怀，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进入现代社会后演进为一种结构性生态理论，进而实现了对西方以资本和技术为中心、人与自然两分、物质主义膨胀的工业文明范式的超越。

结构性文化生态学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外在形态。作为民族特性的维系力量，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就包含了古老的生态文明智慧，并深受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观念的影响。《孟子》有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认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吕氏春秋》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些在轴心时代提出的顺应规律、适度节用、“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吕氏春秋·义赏》）的生态文明观，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美国学者斯图尔德主张从自然、人、制度、价值观等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与自然环境关系最近和最紧密的是科学技术，其次是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最远的是价值观念。价值观与自然环境弱相关，对人的社会化影响却最直接。

冯天瑜先生从观察中华文化生成机制入手（从1990 年的《中华文化史》、2013 年《中国文化生成史》到2021 年《中华文化生态论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关于生态文明的解释体系，一方面，这一理论体系在中华文化生成机制中强化了生态内涵，如将地理环境视为“文化生态的物质前提”，将经济土壤视为“文化生态的基础与枢纽”，将社会制度视为“文化生态运行的操作中枢”，将文化的生成机制切入到地理环境和经济政治结构之中，从而将文化从现象界推进到本质层次，将环境与人类互动关系拓展到人类与资源、生产、消费诸因子之间的互动关系领域，形成了以“弱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③冯天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 年。。这一理论所体现出来的超越传统文化生态观念和文化生态结构的“整体主义东方智慧”，体现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结构性生态文明形态是一种包容性文明，立基于科学技术的应用之上。作为人类理性的创造之花，现代科技贯穿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也是连接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桥梁。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构成了结构性生态文明系统中的动力机制。

当代中国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利用生态文化连通了中华民族的过去、当代和未来。

（二）“文化中国”的内隐结构

民族国家文明形态的演进与定型，并不仅仅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更是由其内在的结构所规定的。2017—2021 年，武汉大学课题组借助文化类型学的方法对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文化结构类型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国家文化结构主要体现为一种以文化认同包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①傅才武、余冬林：《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构造及其转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 年。，这就是被西方汉学家视为“文化中国”的意蕴。英国汉学家马丁·雅克也认识到中国与西方民族国家不同的国家特性：“中国人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将国家视为民族国家，而是视为文明国家……中国人眼里的‘中国’实则是‘中华文明’的同义词。”②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年，第161 页。其意是，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国家”。他认为，作为“国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属性上，是以中国这一主权国家为载体的政治共同体；在文化属性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族群成员共同认可和遵循的广义儒家文化为纽带构建起来的文化共同体。政治认同是成员对共同体的法权和组织认同，文化认同则体现为对共同体的价值和心理认同，“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文明的监护者和管理者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中的国家”③Jacques M.，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9，p.228.。中国人之所以自认为是中国人，不是因为其民族身份，而是因其文化认同的结果。中华民族习惯以文化作为构建民族国家和阐释历史的主要方式，既能够用文化标准（“华夷之辨”）将各个民族界分开来，又能够以中华文化的容纳力与自我同一性将各民族（族群）亚文化共同体包蕴其中。

“文化中国”的本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本质，文化认同是构成这一民族国家结构的逻辑起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标识作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质，孕育了民族的根基与灵魂，同时承载着对文化身份的历史探寻和时代思考，并构成这一文化叙事结构的价值基础”④邹广文：《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结构》，《哲学研究》2021 年第11 期。。

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并维护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体，不仅在于从轴心时代起，中华民族就形成了以文化的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为支撑的文化认同结构，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不断吸收其他先进文明成果、常变常新的开放性文化结构，即中华文化具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开放性创新型特征。这种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文化中国”的民族国家属性，反过来又成为保持这些突出特征的动力机制所在，并在不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延续和强化这种特性。

四、国家文化公园背后的政策意义

作为应对全球化环境和数字信息技术环境进步的总体性反映，国家文化公园承载了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的政策转化通道功能。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特征，必须要通过诸如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地理空间符号具象化为国际竞争中的国家比较优势，才能将普遍的国家形象特殊化和对象化为在一定时空中制定宏观战略的关键指标。

（一）对外传播“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

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和运行，使自然的地理标志从“文明的对立面”转化为一种“美学装置”，以实践层面强化了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历史主义审美范式。这种审美情感回避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建构中所经历的强权和暴力，支撑了中国文化映射下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英雄的结构性叙事，满足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国民性的想象及建构。它以一种美学方式介入历史与现实，向世界输出中国信念和国家形象：“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①《探索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路——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人民网，2019 年12 月6 日。。

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和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包含了中国的地理空间特征和基于地理空间的经济文化结构特征。韩子勇敏锐地发现了五大国家文化公园蕴含了中华文化生长和发展的自然空间逻辑：“以长城、黄河、长江为轴线，向西联接丝绸之路，是绿洲、沙漠、雪山、高原、喀喇昆仑，向北联接漠南、漠北、游牧社会、无尽寒林和冻土带，向南联接日益富庶的江南、亚热带社会、南沙诸岛，向东是大运河、是大海的万顷波涛——这个四围如屏、形势完整、广袤多样、融会贯通的广大场域，为多元一体的大结构、大体量，奠定了大尺度的自然的人文的基因、基础。”②韩子勇：《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路与价值》，《中国艺术报》2022 年2 月11 日，第5 版。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有着强烈的影响。一个民族国家所拥有的自然生态条件和地理特征，一般会通过经济方式和艺术（宗教）方式进入到民族国家的历史沉淀过程和深层心理结构，形成民族国家生成和发展的自然符号编码。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即表征了中国广袤且丰富的地理空间对民族国家形成和演进的深刻影响。如长城通过隔离纵横于西北戈壁和北方大漠上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建立了五千年中华民族冲突与融合的文化地理符号，体现出中华文化突出的包容性特征。

基于这一理论逻辑，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促进国家形象的营造与传播。政府、社会和企业借助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共享平台，可以提高国家形象传达、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贸易的效率。

（二）探索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系统和研究范式

如果单纯从技术层面看，国家文化公园体现为一种制度设计和管理范式的创新。它要求政府必须要从一个宏观的层面上来讨论超大规模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模式问题，因此必须对传统的管理体制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创新。但从宏观层面上看，“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背景下，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是一种集中体现国家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宏大时空叙事表达，也是一次重要的体现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文化治理模式创新”③钟晟：《文化共同体、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公园》，《江汉论坛》2022 年第3 期。。

在全球化语境下，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化认同型国家的知识体系，需要深入研究和阐释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不同于西方宗教认同型和民族认同型国家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从而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借此摆脱西方构建的“唯一现代化逻辑”与西欧地方经验话语体系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约束和局限，以期为下一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提供借鉴。

第一，要深化对国家文化公园当代价值的理论建构。近百年来，随着文化自信的逐步消减，人们逐渐对中华文化传统缺乏一个足够的敬意。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创新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其目的并不是想证明中国的文明比西方强，而是要揭示东西方文明形态和发展路径上的差异性，以及中华文化共同体延续背后的公共观念和集体行动逻辑，由此奠定中国自身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石。

第二，要以当代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支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http：//news.xinmin.cn/2022/05/28/32175131.html，访问日期：2023 年7 月10 日。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之关系入手，研究中国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问题，必须以中国为观照、以西方为镜像，从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第三，要努力建构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的知识体系。在交叉学科门类下强化“长城学”“大运河学”“长征学”“黄河学”“长江学”的二级学科和学术体系建设，深刻阐述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与民族国家共同体之间共存共荣的内在联系，从认识论层面揭示出文化认同型、宗教认同型和民族认同型国家属性与国家现代化道路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提供理论指导。

（三）探索创建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通过规划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深度挖掘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在的价值表达方式，向全体华夏儿女清晰地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文化叙事结构，将大叙事转换成族群个体及中外游客能够感知的文旅体验产品。这正是国家文化公园的独特功能。

国家文化公园所包含的神圣地点、遗产旅游、传统农业景观和商业体验场所，可以提供精神与宗教、游憩与娱乐、气氛与美学、激励与灵感，以及教育、乡土、文化继承等体验价值。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对本民族历史的高度认可之上，对传统的自豪感之上。规划建设五大国家文化公园，阐述中华民族和中国诞生的过程，借助于国家文化公园所承载的文旅消费功能，让居民和游客了解我们的先民是怎样的一群人、中华民族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人们才会深刻地爱上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民和这里的文化，形成真正的家园归属感。此即是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建设文旅消费新场景的独特意义。

陈波和庞亚婷利用场景理论对黄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进行研究，针对消费主义导致的空间同构及碎片化问题，提出要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呈现富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以激活消费者的空间感知并完成其自我身份建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构国家文化公园消费场景的系列措施，包括：高度凝练文化符号及认同体系，实施多元优化舒适物的场景布局，精准锚定居民及游客获得感和幸福度②陈波、庞亚婷：《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其场景表达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5 期。。要确立场景营造思维，通过强化公众地方感和文化认同感，科学组合空间内舒适物（包括自然风光、旅游装置、公共文化服务配套等）和事件（如旅游、民俗活动、节庆庆典等），引导公众在文化参与的过程中完成经验的积累，并与空间“他者”产生关联，实现空间感知尺度的转化③陈波、庞亚婷：《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感知研究》，《江汉论坛》2023 年第4 期。。国家文化公园正是通过对这些体验空间和消费空间的科学调配，直接作用于消费者的在场感知，推进区域文化生产和大众文化（旅游）消费。

五、简要结论

维护文化共同体的统一、团结和凝聚力，是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化认同型国家的重大公共事务。国家文化公园的实施，作为培育国民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重要渠道，是文化认同型国家对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上升的强化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战略需求的整体性反映。

国家文化公园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就在于其代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是中华儿女团结凝聚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象征④吴必虎、余青：《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综述》，《民族研究》2000 年第4 期。。国家文化公园通过固有的文化记忆装置，架通了连接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国家文化公园是时间向度上族群文化记忆的物质结果。国家文化公园的形态源于族群文化记忆在当下环境中的重构及文化记忆的再现与实践，族群文化记忆的积累和重构使国家文化公园的物理空间拥有了社会意义和象征价值。正是在这一个空间平台上，族群文化的历时性变迁和文化空间结构实现了有机联结，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其间的原因，就在于国家文化公园本质上既是一种“地理媒介”又是一种“象征媒介”：国家文化公园借助于地理空间符号和文化记忆对“集体”进行界定，“集体”被定义为“由超越时空的象征媒介来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体”①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学海》2015 年第3 期。。由此建构了集体记忆和个体身份认同的连接关系。正如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所言：“记忆是构成所谓的个人或集体身份的一个基本因素，寻求身份也是当今社会以及个体们的一项基本活动，人们或为之狂热或为之焦虑。但是，集体记忆不仅是一种征服，它也是权力的一个工具和目标。”②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11 页。国家文化公园所固有的族群集体记忆功能，满足了人们对于集体身份的诉求，成为个体身份归属感的来源。

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弱宗教民族”来说，人们对于身后世界的超越性关怀，小部分来源于天堂、地狱、今生、来世等佛道宗教观念，大部分则来源于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关怀。一定意义上讲，历史文化（广义儒家文化）具有中国人的准宗教性质（冯天瑜先生称之为“天教”）。司马迁曾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从华夏族群精神家园的意义上说，历史学家也是“大祭司”。以历史文化为核心组成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③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65 页。。

中华民族用以替代《圣经》的“元典”、，用以替代神殿的宗庙和祠堂，用以替代神谕的历史的教训，用以替代“末日审判”的历史裁决，用以替代地狱的历史耻辱柱，用以替代天堂的青史留芳等，无不蕴藏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故宫和大明宫遗址等这些“神圣地点”之中。中华文化建立了中国人的家园归属感，而长城、大运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则建立了中国人精神家园的表征系统。对于中国人而言，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同样承载了中国人的家园感，“这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标识和印记，是我们心灵家园的门楣和梁柱，是中华文化的大块堆垒，是我们纵到底、横到边、引以为傲的鸿图华构、灿烂文脉……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横平、竖直、弯折钩，每一笔都光彩万里，每一画都写在灵魂血脉里”④韩子勇：《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路与价值》，《中国艺术报》2022 年2 月11 日，第5 版。。

国家文化公园的确立和实施，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历史传统空间化建构的超级媒介，其意义在于“把高于历史的山水封为永久性的超越存在，使之成为永久性的隐喻”⑤赵汀阳：《历史、山水及渔樵》，《哲学研究》2018 年第1 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时间纵向度和空间横向度上的变迁轨迹，并建立起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的时空观。国家文化公园所固有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满足了人们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愿景，成为个体价值感的来源。海德格尔说：“历史不仅是人类的现在在过去的投影，它还是人类的现在中最具有想象力的那部分在过去中的投影，是自己选择的未来在过去中的投影，它是一种历史—科幻，反之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愿望。”⑥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25 页。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提供一种宏大的文化场景，引导人们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对整个人生、历史、世界获得一种体验性的感受。其立足于中华文化突出特征的创造性设计理念，将会在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中展现出更多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