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普惠制：实践梳理、经验总结及发展研究

董雨檬 陆莎 杜欢政(通讯作者)

(1.浙江省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 浙江嘉兴 314001；2.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9月21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重要发言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全力以赴实现双碳目标。同年，生态环境部宣布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控制重点企业的碳排放量。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0 排放差距报告》，全球约2/3的碳排放都与家庭息息相关，因此减碳观念必须向家庭、个人及小微企业普及，向消费端扩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大力提倡公众采取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碳普惠机制是促进个人和小微企业参与减碳的一种模式，我国现有的碳普惠试点多为各个城市自主建立碳普惠小程序或App，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核算方法，且场景建设较为单一。同时，核算平台的缺失导致减排数据的量化和汇总难规范，无法构建权威的一体化信用体系，难以形成自主参与碳普惠的社会共识。本文尝试梳理国内外碳普惠相关经验，探索低碳行为核算与奖励平台的建立。另外，通过多场景覆盖计算个人和小微企业碳减排数据，形成数据库并服务绿色信用积分等体系。

1 碳普惠的概念

碳普惠作为新兴的概念，定义尚未形成共识，个人和政府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靳国良(2014)认为，碳普惠制是通过量化居民的低碳行为，创建一套信用体系，提高全民荣誉感。刘海燕、郑爽(2018)也认为，碳普惠制是一套围绕个人和社区家庭绿色行为的长效信用体系，采取自愿参与、数据采集、行为量化等一系列办法，构建全民参与绿色发展的社会氛围。广东省发改委在2015年指出，碳普惠制面向个人、社区家庭和小微企业，量化节能减碳行为并赋予相应的价值，同时基于现有碳排放交易权制度之上的拓展与创新。刘航(2018)比较碳普惠制度和碳排放交易权制度，碳普惠制促进个人、家庭消费端的绿色生活方式，对减排行为进行直接激励和间接引导；碳排放权交易促进生产端的绿色生产用产权界定温室气体排放权益，并进行市场化交易。

2 国内政策梳理及实践经验总结

2.1 国内政策梳理

目前，我国仍处于碳普惠制度实践的探索阶段。2015年7月，广东省发改委印发全省《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建设指南》，开启了国内碳普惠制度的先河。2018年10月，河北省发改委印发《河北省碳普惠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确定石家庄、保定等5个城市为首批省级试点城市。《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首次在地方性法规的层面上提出“探索建立碳普惠机制”，并于2020年首日开始实施。截止到2020年底，已有北京、河北等11个省级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提出正式推行碳普惠制度。2021年11月12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到2023年的3个主要目标、5项主要任务及5项保障措施。2022年2月16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公开征求《上海市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推动建设平台的同时，探索将个人碳减排行为纳入个人公共信用记录，实现绿色表现与其他政策、商业资源的联动。

2.2 国内实践总结

碳普惠制的实施包括4个要素：发起主体、低碳场景、减排核算及激励机制。(1)发起主体有三种表现形式：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政企合作型(见表1)。政府主导型是指由政府牵头开发软件，并由政府负责软件的运维推广或碳减排量的开发运营；企业主导型则反之；政企合作型是指政府授权企业进行建设、开发和运维，由两者共同推广。(2)低碳场景是指碳减排的具体行为所依托的重点场所，主要分为传统场景和创新场景(见表2)。(3)减排核算是指通过获取可靠数据，采用特定方法学对低碳场景下参与主体的行为进行碳减排量核算。(4)激励机制是指通过兑换奖励、现金奖励和信用评级等举措，对发生于低碳场景的行为进行激励。

表1 碳普惠发起主体的表现形式及案例

表2 碳普惠低碳场景及案例

政府主导型是目前我国碳普惠制实施的主要形式，体现在联动App或小程序，与公交、地铁软件和微信步数等绑定，经过碳核算后发放奖励。比如，广州市花都区政府开发的首个3万亩生态公益林PHCER(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于2018年2月成功交易。企业主导型可参考阿里集团支付宝推出的“蚂蚁森林”，超过5.5亿参与者通过交通出行、网上购票、二手回收等贡献了个人碳减排量。政企合作型案例较多，比如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与高德地图共同开发的全流程智慧出行服务MaaS平台，倡导和推动市民绿色出行；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与成都产业集团共同建设的“碳惠天府”小程序，构建了线下和线上联动的超市、景区、餐饮等低碳场景；泸州市生态环境局、泸州银行共同发起的泸州绿芽积分小程序，以绿色金融体系赋能个人碳减排；腾讯与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发起的“低碳星球”注重绿色出行等低碳生活场景。

低碳场景建设主要分为传统场景和创新场景，传统场景多集中在交通出行，创新场景涵盖更为多维度的减排行为。研究发现，近50%碳普惠的场景集中在交通出行等传统场景，归因于数据易获取、减排量测算相对简单。创新场景虽形式丰富多样，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减排量的核算不明确。诸多场景没有可参考的减排量核算标准，积分的呈现维度并不兼容，相对应的碳减排量不易汇总。比如，“碳碳星球”小程序的场景只能获取碳积分，未实现减排量的测算，具有一定的制约性。另外，积分的获取方式包括上传第三方出行App截图、绑定交通卡或NFC等，但是光盘打卡、随身杯、垃圾分类、自带购物袋等无法实现追踪，只能依靠自主打卡确认，可信度面临挑战。由此可见，创新场景碳减排数据的抓取、计算和集成需要科学的方法学和智能化的追溯手段。二是用户体验欠佳。依据已投入市场运作的手机应用软件使用评价，负面评论占比较大，比如不能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直接登录、经常卡顿、功能不健全等，仅少数用户评价App便民利民，能够连接医社保、公积金等常用系统。所以，场景的设计和软件的开发需提升用户体验，不断完善功能，削减用户的抗拒心理。

减排核算目前大多借鉴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CCER)方法学或各地出台的方法学，比如《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广东省碳普惠方法学，采用替代法和均值法计算基准线排放场景和碳普惠场景排放，得出相应的减排量。郭洪旭等(2019)用CCER方法学核算出2015年公交车出行的广东个人减碳量为0.2878kg CO2/人次，均值法为0.3514kg CO2/人次。黎炜驰等(2016)借鉴CCER方法学，提出了自行车出行个人减排量的核算公式。黄莹等(2017)用替代法计算地铁出行，广州市民减碳量约为0.5419kg CO2/人次，采用均值法约为 0.5155kg CO2/人次。张玲(2021)计算出共享单车减排0.0696kg CO2/km·人。由此可见，目前的方法学集中在交通出行领域的测算，需要开发其他场景下的减排核算方法学。

激励机制分为兑换奖励、现金奖励和信用评级。首先，兑换奖励包括三种形式：一是碳普惠平台与商家合作，提供积分兑换优惠券、商品的奖励；二是兑换服务，比如可兑换洗车保养、抵扣车量保费的车碳宝App；三是兑换参与公益活动的机会，比如提供植树活动的南京绿色出行和参与基建的北京“绿色出行碳普惠行动”。其次，现金奖励是指用减排量兑换现金，比如在无锡碳时尚App中，2000碳积分可以兑换1元钱；在青岛青碳行App上，1吨减排量可兑换8元。最后，信用评级是指与绿色金融挂钩，减排积分对应个人金融信用评级的提高。总结来说，兑换奖励的优势是奖励种类丰富，可以满足用户的差异化诉求，且商家合作分担了奖励成本，增加了市场活跃度。现金奖励的优势它是一种直接的、有经济性效益的激励机制。信用体系的优势是将个人、家庭和小微企业的减排行为与信用评级挂钩，有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

2.3 国外实践

国外碳普惠平台发起主体与国内相似，激励机制和国内相近，但是国外碳普惠的场景建设更为多样，如表3所示。

表3 国外碳普惠的实践

2.3.1 韩国“碳银行制”

韩国光州市的“碳银行制”是政企合作型的碳普惠平台。2008年起，光州市政府授权光州银行试点发放绿色碳卡，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与，将水电气的节约量转化为具有消费、折现等功能的“碳积分”。绿色碳卡既具有常规借记卡的金融功能，又具备碳积分累计的绿色金融功能。经政府协调，当地电力、天然气及自来水公司需及时、真实、准确地提供家庭水、电、天然气消费的下降量，以作为碳积分核算的基础。数据表明，绿色碳卡的发放不仅实现了公益属性，还增加了银行的客户数量，实现了双赢。

2.3.2 CarbonKit

CarbonKit是2019年由劳拉·古兹曼等提出的平台设想，通过对比历史排放量，计算个人减排量。CarbonKit支持应用程序、设备开发商、服务提供商和政府监管机构接入，可实现监测和计算个人碳足迹的双重目标。CarbonKit的长远构想是建立个人碳配额的交易机制，允许排放量低于配额以下的个人向排放量超出配额的个人出售剩余额度。CarbonKit的展示模块包括个人碳追踪、健康与健身、省钱板块及奖励板块，相对应的功能分别为计算碳足迹、监测健康状况、管理开支、管理碳配额及提供奖励。

2.3.3 苏格兰权利卡

Young Scot National Entitlement Card (苏格兰青年国家权利卡)是向居住在苏格兰的11～26岁的年轻人免费发放的，鼓励青少年参与对环境友好的活动，提高对低碳生活的认知，践行低碳行为。例如，环保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废弃物循环回收项目和食品种植工作坊等。获取的积分可以兑换奖励，比如学校午餐、旅游折扣及欧洲青年卡协会的优惠等。权利卡的推行成效显著，拥有超过50万名持有人；每月有近1000名新的用户注册；5.4万余名青少年完成低碳生活线上活动。

2.3.4 日本环保积分

日本从2009年开始实施环保积分制度，它的设计理念是鼓励居民购买高效节能家电，参与公害防治管理、“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自然保护等活动，并给予指定目录上商品购买5%的抵扣。环保积分制度实施的底层基础是日本的“统一节能标签”制度，将减排量和扩内需充分融合，引导理性和绿色消费。

2.4 经验总结

各个国家都在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的个人减排路径，对我国碳普惠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是关注重点人群，尤其是年轻群体，鉴于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较高，环保荣誉感较强，可重点围绕此类人群开发创新型低碳场景，再逐步提高其他人群的参与度。二是以家庭为网格化管理单位，明确核算方法，界定参与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强化可追踪性。比如，以家庭垃圾分类账户为基础，在规范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同时，接入节水、节电等家庭低碳数据。三是以平台模式创新为主导，建议完善平台功能板块，提供更多选择、增加趣味性，保证顺畅的使用体验。平台可提供相关软件接入口，以广泛覆盖减排场景种类，扩大覆盖人群，扩散低碳影响力。

3 碳普惠机制发展研究

3.1 总体架构

探索建立拥有计算功能并链接碳减排数据库的App，以此为载体，形成结构清晰、要素多元、核算明确、管理高效的碳普惠体系(见图2)。结构方面，建立碳减排数据库，提供一致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链接具体的应用场景，便于各个参与方接入共享数据信息。要素方面，呈现用户的碳减排量、信用积分、碳积分奖励、用户排名等功能模块。核算方面，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依据标准追踪、记录和计算碳减排积分，转化为现金奖励、兑换奖励和信用奖励等。管理方面，政府为监管主体，确保数据的真实性；企业为执行主体，负责App的开发和运营；个人、小微企业和商家为参与主体，践行碳减排行为和奖励兑换。

图2 碳普惠机制架构图

3.2 运行路径

基于上述架构，针对个人生活、消费端排放“小散杂”的特点，依照“多点场景覆盖、科学方法统计、多层激励转化”的原则，建立三个运行板块：

第一，建设碳普惠场景，引导低碳行为的计算及转化。选择可实施、可推广、可低成本监测的减排碳普惠行为，搭建对应的个人减排场景，进而有效引导低碳行为。建议搭建以下场景：(1)建立出行场景加强普适性。比如，乘坐地铁、公交、共享单车及步行出行；驾驶新能源汽车；燃油车早高峰停驶或非限行日内自愿停驶。(2)建立消费场景增加参与频次。比如，选择节能环保的运动场馆、商超、餐饮、酒店、景区等；购买低碳产品，如再生产品和有机低碳农产品。(3)建立社区场景增强便利度。比如，垃圾分类，上门回收旧衣、旧书、电子产品等；节水节能、采用新能源电力等。(4)建立公益场景提升荣誉感。比如，参与低碳宣传、社区垃圾分类、净滩或植树造林等志愿者活动。(5)建立小微企业场景扩大覆盖面。比如，在设计、生产、销售、回收环节进行升级改造，开发能源替代、提升能效、降低单位能耗；企业入迁绿色建筑，采用无纸化办公等。

第二，核算统计碳减排量，保障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一是借鉴碳排放权交易方法学开发的相关经验，参考其他领域的减排方法，提供科学的碳普惠制方法学基础；二是加强与相关企业，如交通出行公司、新能源企业、环保企业等之间的数据共享与协作；三是探索技术创新，鼓励相关单位和组织依据自身基础开发相应的方法学，进而审核、报备和推广；四是加强数据监管，保护用户隐私。

第三，出台多层次激励方法，进一步鼓励和深化低碳行为。比如，现金奖励和商品兑换顺应了大众对物质的需要，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公益活动兑换迎合了交友诉求，满足了社交需求；信用评级迎合了大众的荣誉感诉求，满足了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4 结语

目前，碳普惠制以区域、单一场景为小范围试点，尚未大规模展开；核算方法仍不完善，难点是减排行为的数据获取及量化。政府要做好保障措施，加强统筹指导、强化资金扶持、创新金融激励、加强监督管理及加大宣传力度。碳普惠制作为有效落实《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的措施，是政策趋势下的必然方向。同时，作为碳排放权交易的补充手段，为切实让居民受益，按照“先易后难，成熟一个，纳入一个”的原则，将碳普惠核证减排量纳入碳市场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品种，使得绿色低碳理念深入民心。建议从三点促进规模化：一是完善碳普惠相关的场景搭建和方法学核算。考虑到过程的复杂性，可尝试先从低碳出行板块入手，再向其他场景延伸。二是加强平台建设，提高用户使用便捷度和流畅度。三是通过顶层设计，完善个人和小微企业的碳交易规则和标准，逐步形成紧密协作的市场体系。让个体成为碳减排的受益对象，推广“我减排、我受益”原则，加强个人及小微企业投身碳普惠的积极性和持续性，以期进一步激发碳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