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一体化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郭 将 张 赢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0 引 言

要素市场一体化,是指要素实现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根据要素的逐利性,要素自由流动通常使得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从而实现要素的最优化配置,以达到效率提高的目的。然而,由于我国初始资源禀赋的不均衡性,要素市场化的提高通常使得要素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高度集聚。根据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在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由于要素在落后地区的大量流失和在发达地区大量流入所发挥的集聚效应的外部性,将会出现发达地区发展日益增快而落后地区发展日益减慢的两极化局面。

在相对落后地区,为避免要素流出造成经济损失而采取的措施所引起的要素市场分割行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缓解了极化效应的发生。然而,由于该地区的产出相对较低,在地方政府实施一系列措施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后,造成的结果是该地区配置到相对较多的要素,从而促进形成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而这种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对我国的环境压力不断提出挑战,阻碍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依靠这种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始终难以为继,地区之间应实现提质增效的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即把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转移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

在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相对落后地区要素的流出是否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发达地区要素的流入能否发挥先进地区的带动作用,进而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这两个方面都将为我国实施市场主导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与支撑,也对实现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行业或企业层面来探究要素市场化带来的经济效应:从行业层面来看,要素市场化带来的要素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要素在三次产业内部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1];从企业层面来看,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作用于经济资源错配的扭曲程度不同[2],而已有研究中对地区层面的讨论较少。

从要素自由流动带来的区域经济差距视角来看,国外学者Todaro运用劳动力流动模型说明劳动要素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有利于缩小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3]。而卞元超等研究表明,生产要素“趋优性”的特征使得要素根据价格、供求等市场信号向边际产出较高的中心地区流动,在这种情形下,中心地区的生产要素不断集聚,经济增长环境也不断优化,从而促使要素进一步流入,形成“集聚—优化—再集聚”的良性循环;而要素流失地区,在要素的不断流失下,其经济增长环境也不断恶化,陷入“流失—恶化—再流失”的恶性循环,从而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4]。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少有研究涉及在要素市场化背景下,要素自由流动能否在不同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对提高生产率做出积极影响。因此,本文开展以下研究工作:一是通过测算地区的资源错配方向来分析市场一体化下要素在地区之间流动的原因,并从改善错配、集聚效应的角度对要素流入流出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做机理分析;二是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以及与要素市场一体化之间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运用动态GMM方法实证分析要素市场一体化对不同地区生产率的影响。

2 经验事实与影响机理分析

要素流动的动因包括制度环境、社会网络等,而在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其主要原因为地区之间要素使用成本的差异。在两区域初始均衡的条件下,先发地区在受到某一特定的积极因素影响时,便会迅速发展,它的产出将会需要更多的要素,而在市场分割的条件下,要素相对稀缺,从而引起供小于求的情形,对于要素的使用成本也会随之上升,从而与后发地区形成价格差异。因此,一般认为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偏向性时,发达地区对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使用成本更高,要素的收益相对较多。在对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向进行测算分析时发现,随着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推进,要素主要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且主要从中西部一些落后地区流出[5]。

由于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与“晋升锦标赛”机制所引起的市场分割行为严重阻碍了劳动力、资本要素在全国市场的有效流动,使得要素在地区之间存在价格差异,导致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存在错配现象。本文通过测算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系数来反映地区之间的要素错配方向[6],具体的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1)

其中,L、K分别代表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Si表示地区i的产出占整个经济体的产出份额,βLi与βKi分别为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Li/L、Ki/K为地区i所使用的劳动力和资本占整个经济体所使用劳动力和资本总量的实际比例,SiβLi/∑SiβLi为当劳动力要素达到最优配置时地区i使用劳动力要素的理论比例,SiβKi/∑SiβLi为当资本要素达到最优配置时地区i使用资本要素的理论比例。若γLi>1(或γKi>1),则表明地区i使用劳动力要素(或资本要素)的实际比例大于理论比例,即该地区配置到了相对较多的劳动力要素(或资本要素),属于要素配置过度地区。

图1为2011—2020年中国资源空间错配程度走势图。由图1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的平均系数大于1,劳动力与资本要素均面临配置过剩的状态。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劳动力错配程度逐渐得到改善,而资本的错配程度较为严重。可能的原因是国家为实现地区之间的效率与公平,通过“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对中西部地区实行财政补贴、信贷方面的优惠政策,从而压低该地区的利率水平。然而该地区由于外部环境的不足,导致资本的产出价值不高,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类地区的实际资源使用量大于有效资源使用量,也就意味着该地区基于有效配置下的资源过剩,其实际要素资源配置相对较多,同样也表明相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该地区的资源使用成本较低,也就是这个地区在以低于经济平均水平的成本使用要素[7]。而从东部整体错配程度来看,其资本错配程度不高,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因此,其资本要素可以较好地根据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配置。然而,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快,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较为旺盛,而由于存在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障碍,使得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配置量低于其产出水平的最优配置,因而其对于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成本高于社会经济平均水平,出现配置不足的情形。

图1 2011—2020年中国资源空间错配程度走势图

由此,本文认为在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要素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是由于落后地区处于资源配置过度状态,其要素使用成本低于发达地区而引起的流动。对于发达地区而言,要素的流入为该地区提供所需的要素资源,便会首先发挥其在发达地区的集聚外部性效应,通过集聚效应来实现生产率的增长,即:共享、匹配、知识溢出[8]。具体而言,要素在该区域集中使得其经济活动也逐渐集中,而经济活动集中度高又使得各经济主体能够共享设施,降低单位使用成本。并且经济活动的集中也意味着要素需求供给的增多,从而实现要素需求与要素供给之间更好的匹配,进而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带来技术效率的提高。同时,要素的集中也缩短了经济主体之间的距离,使得面对面交流更为便捷,从而更好地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新思想的产生,创新行为不断增加,技术进步加快,以实现地区生产率的提高。

而对于落后区域而言,一方面,由于要素的流出缓解了资源配置过度的情况,提高了要素资源的边际生产力,进而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当落后地区失去获取低成本要素的优势,基于优胜劣汰原则,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也会激励其积极吸取先进地区的管理经验、获取先进的技术或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来提高本地区的生产率,改善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样后发地区可以通过来自先发地区集聚效应提高生产率的反馈效应而获得技术溢出,进而提高生产率,以不同于先发地区的方式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3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3.1 数据来源

选取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因数据缺失,样本未包括西藏与港澳台地区。研究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3.2 变量设定

3.2.1 被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Malquist指数方法来测度生产率。其中产出变量采用各省份的生产总值与生产总值指数来计算,以2000年作为不变价格的实际产出;投入变量为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估算,设定折旧率为10.96%,并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计算。劳动投入用各省份就业人数来表示。

3.2.2 关键解释变量:要素市场一体化

若地区间的要素市场分割程度较大,那么将存在较大的无套利区间,要素在地区间的相对价格波动范围也会相对扩张,要素价格的相对波动程度较大。因此,本文参考宋马林等的做法[9],选取“价格指数法”来测算我国各省份的要素市场分割指数varit,并在此基础上构造本文的要素市场一体化指数fmiit,该指数的计算公式见式(2)。

(2)

3.2.3 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文献,结合现实,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以下3个:①人力资本水平(hc),用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②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③财政分权(fd),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4 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4.1 模型设定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强的自相关性,即当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受到前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且当要素市场一体化实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又会促使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实现,即存在内生性问题。另外,本文所选取的面板数据含有时间序列,存在非平稳的特点。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取系统GMM模型在广义矩条件下构造有效的工具变量来解决上述问题。构建的基本计量模型如式(3)所示。

lntfpit=α0+α1lntfpit-1+α2lnfmiit+α3Xit+μi+εit

(3)

其中,tfpit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fmiit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μi表示i省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α1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滞后一期的变量系数,α2为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变量系数,反映了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向量X表示省际层面可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变量。

4.2 结果分析

4.2.1 全国样本回归结果

为了排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在稳健性标准差下进行估计,同时为了保证选用系统GMM方法与工具变量的可靠性,选用Arellano-Bond统计量检验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序列相关,用Hansen检验方法检验工具变量是否为外生变量。表1为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其中列1未引入控制变量,列2至列4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列5和列6记录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下的回归结果,均展示AR(2)。Hansen检验对应的P值在0.1以上,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具备一致性,且接受工具变量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说明所选工具变量合理。从回归结果来看,lntfp滞后一期的变量系数通过了显著水平为1%的检验,表明前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对本期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证实了选用动态面板模型的合理性;且在引入控制变量前后要素市场一体化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验证了基于全国样本条件下,要素市场一体化可以有效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分别进行回归。从列5和列6展示的结果看,要素市场化在促进地区技术效率改进的同时,也有利于地区技术进步,进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表1 回归结果

4.2.2 区域样本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考察要素市场一体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且上述机理部分表明,中西部的平均要素配置均属过度地区,东部地区平均配置不足。由此,本文将全国30个省份的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样本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结果显示,模型均通过了AR(2)和Hansen检验,因此采用系统GMM的估计结果是一致、有效的。并由表2数据可知,中西部地区要素市场一体化在5%的显著水平上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验证了理论假说。即落后地区在开放要素市场的情形下,随着要素流动改善了资源错配的状况,提高边际生产率,改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而东部地区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也验证了理论假说。

表2 分区域回归结果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测算2011—2020年我国省级区域的资源错配方向为视角来分析要素流动的方向,并从改善资源错配、集聚效应方面对要素市场一体化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利用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基于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了要素市场一体化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相对于产出能力处于平均配置过多的状态,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产出相对较高,在要素市场分割的情形下,资源得不到满足,处于配置不足的情形。

第二,基于全国与分地区的样本,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要素市场一体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地区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效促进了地区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进步,从而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地方政府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政府部门应转变思想观念,摒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绩考核标准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而应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为目标。

第二,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政府需关注并重点解决目前存在的市场分割问题,减少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消除地方保护壁垒,实现要素充分自由流动,使市场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配置作用。同时,市场一体化进程需由各地区共同参与,若资源配置过度地区的市场分割严重,而配置不足地区的要素相对自由流动,带来的结果可能是相对配置不足地区的要素流向相对收益更高的地区,导致匹配不足加剧,形成虹吸效应,进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地区之间应减少零和博弈,共同促进一体化,实现协调发展。

第三,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一是加快构建完善包括铁路、水运、空运等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促进要素充分流动的物质条件,不仅能够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也有助于加强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动引领作用,实现协调、一体化发展。二是加强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供水设施、地区内公路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有助于强化集聚效应,提高城市的经济活动集聚水平,进而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第四,充分发挥先进地区的带动作用。发达地区作为优质资源要素的集聚地,对自身的经济发展必然起着较强的支撑作用,而中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可能不具备这种优势,因此,先进地区须对内开放,加强与欠发达地区的合作,将单独发展的思想观念转变为整体共同发展,发挥先进地区的引领作用,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