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八日、九日

宫敏捷

我抓住岸边的岩石，借力爬到岸上。四下看了看，到处黑漆漆的，一片沉寂，只有二塘河依然哗啦啦地流淌。我没更多地停留，又抓紧身旁的杂草，翻过一道二十多米高的陡坡，来到村头的黄泥路上。一辆吉普车正好开过来，滴滴按两下喇叭，停在我身边。借着前大灯的灯光，我能看到，湿漉漉的河水，从我的两只裤管里，淅淅沥沥流淌到地面上。不一会儿，一摊黑色液体，从我鞋子边，带着弯曲的弧线，流淌到车轮下。司机摇下车窗，两撇小胡子一抖一抖的，似笑非笑看着我，带着疑虑问道：

“你搞什么鬼哦？”

我没说话，伸手拉开车门，想爬到驾驶室去。司机赶忙阻拦，嘴里叫道：“等一下，你等一下。”

“等什么？”我说。

“把衣服脱了，”他说，“脱了再上来。”

“脱了放哪里？”我问。

“装在里面。”他弯腰从后座的什么地方找出一个黑色胶袋递给我，说，“别让水流得到处都是。”

我听了他的，站在路边，把自己脱得只剩个蓝色的大裤衩子。脱下来的衣服先拧一拧，再装到胶袋里提着，这才爬到驾驶室里，像个结实的白白的木头架子，坐在副驾驶座上，长长吁一口气。

“你搞什么鬼哦？”他又问一遍。国字脸上，浓黑的眉毛凑到一起。

“没搞什么，”我说，“游泳。”

“游泳？”他发动车子往前开，侧脸看我一眼，“这都几点了？”

“不知道。”我说。

“晚上十点半了，”他说，“你游泳？不怕水鬼把你拉去吃了？”

“是啊，”我说，“我就是游泳了。”

“一个人吗？”

“一个人。”

“游多久了？”

“三四个小时，”我说，“从二塘坝子，一直游到这里。”

“没上过岸？”

“没上过。”

“那得有十多里路哦，”他说，“为什么，考试没考好吗？”

“不是啊，”我说，“我考得挺好的。”

“有多好？”

“这我怎么知道，上个高中应该没问题的。”

“我说的是县里的高中哦，”他说，“你得考取县里的高中，我才会给你礼物的。”

“是啊，”我说，“我说的就是县里的高中。”

“我得看到录取通知书才行。”

“可以，”我说，“不过我不想要什么礼物，你带我去六盘水玩一趟就得了。”

“去六盘水？”他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没事，”我说，“我就想去看看，我都还没进过城呢。”

“这小意思，我明天正好有事要去六盘水，带你一起去，让你好好见识一下，什么叫花花世界；等你拿到县里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了，礼物也照买给你。”

“谢谢四哥。”我说。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四哥放慢车速，扭头煞有介事看着我，笑着说，“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从二塘坝子游十多里路回来呢。”

“不为什么，”我说，“想游就游了，又不是没游过。”

“你以前也从二塘坝子一口气游回来过？”

“没有，只从余家湾子游回来过。”

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天气晴好的夏日午后，一个月中总有那么几次，放学回到家，我把书包随便一丢，人往村口的二塘河跑去；脱了衣服，赤条条欢叫着在河里游一阵子后，我们一帮年纪相仿的男孩子，又会光着身子，滚着一个巨大的五菱拖拉机前轮胎，爬上与河道并行的212省道，往河流的上游走去。充足气的黑色轮胎，比我们腰身还粗，也比我们个头还高；在太阳暴晒下，沿着满是沙砾的沥青路面滚动时，里面会发出嗡嗡的声音，似乎随时会爆炸一般。我们紧跟着它快速奔跑，穿过河谷的风，也灼热地从我们的两腿间呼呼吹过。

沿途居住的人家，老年的妇女，会看着我们，捂住嘴笑，未婚女孩或年轻的小媳妇，也会捂住嘴笑，一边把头快速扭过去。恼怒的男人们，则会指着我们，气咻咻地说：“怎么不穿裤子啊？他妈的。”我们用手指划着脸，吐着舌头，反过来羞他。男人又会弯腰，从地上捡一块石头，不真扔，捏在手里吓唬我们。我们也会给他点面子，假装被吓到了，脚不点地地跑起来，一口气跑到余家湾子的铁路桥下，从那儿下到二塘河里。

河流曲里拐弯，一会儿拐进贵州的威宁县，一会儿又拐进被六盘水市称之为飞地的钟山区。流经一座座山头，汇聚一条条大大小小的支流，在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或金黄的麦田间穿行，也经过一座座的村庄。每个村庄都有一群跟我们一般大小的孩子，在他们专属的水域，光着身子游泳、打闹。经过这样的地方，我们会全部骑到轮胎上，带着警惕又矜持的神情，无声地滑过。不惹事，不生事，像一群河流生养的孩子，从遥远的地方漂来，又要漂到遥远的地方去，从不上岸。到无人的水域，我们放任轮胎随水漂流，一帮孩子跟在后面，游泳比赛，看谁首先抓到并爬到轮胎上去。游经垂柳成荫的地方，我们才又安静下来，站在水里，一手抓住轮胎，心突突跳着，看一群也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女孩游泳。她们躲藏在树荫里，全用红头绳扎着小辫，穿着紧紧裹在身上的花衣服，只露出细长的白脖子，手脚并用着，在浅水区域，叽呱叫着一阵乱刨，刨得水里的黄泥浆子都泛起来。总会有一两个伙伴，偷偷潜入水底，游过去，轻轻捏女孩的脚脖子。她们哇哇乱叫着，不管被捏的是不是自己，全都一起捞着水里光滑的鹅卵石，嘴里骂着脏话，对着我们狂轰滥炸。躲避不及的，少不得背上青紫、头上起包，不过再疼也不叫唤，不乱跑，只会潜到水底，趁乱在女孩的腿上胡乱捞上一把，再飞快游到深水区域逃走。

这样的游戏，每年都有一群孩子在玩，到了知道不能光着屁股在212省道上滚着一个轮胎乱跑的年纪，就会自动退出，四哥也不例外。我们去过最远的地方，也仅仅是余家湾子，这是我们的势力范围。听我这么说，四哥说：

“那才多远点呢，最多两三里地。你这回游了十多里，还是一个人呢。”

“一个人怎么了？”

“没怎么，我就觉得你哪里不对劲。”

有吗？我暗自思忖，似乎有，似乎又没有。我这一整天，糊里糊涂的，倒是真的。跟往常一样，凌晨五点我就起床了，把炉火捅旺，从碗柜里端出昨晚剩下的黄豆汤，烫一碗大米饭吃。又偷偷推开父母卧室的门，于黑暗中，悄悄潜伏在他们床底下，听着他们此起彼伏的鼾声，捡几个当午餐用的土豆装书包里，便推门走出去。直到走完家门前那个缓坡，我才意识到，昨天刚刚中考完，我已经不用再上学了。我又退回来，用木水瓢在花岗岩凿成的水缸里舀半瓢水，咕咚咕咚喝下去。为不吵醒家里人，我拉一把父亲亲手做的松木椅子，在屋檐下依然背着书包，默默地坐着。目光穿越二塘河谷浩渺又细如沙砾的夜色，看到二塘镇火电厂的铁塔上，高高挑着的那盏孤清的白炽灯。我们的学校，从那儿往前再走一里地，就到了，紧挨着二塘医院和镇政府。

“不用上学了，”我对自己说，“不用上学了。”

我把这话默念了好几遍，不上学做什么呢，我想不起来，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可以想见的是，不一会儿，母亲会第一个起来，洗把脸，也随便吃点东西，扛着锄头，去大红山上的冶炼厂做勤杂工，跟着一帮五六十岁的村妇，在炉子下掏灰坑，或从东风大卡车上，一起卸铅锌矿或炼锌用的圆锥形瓦罐。父亲身体不好，他可以多睡一会儿，几乎与大我三岁的二姐一起起床。两个人也随便吃点东西，父亲扛着锄头上山，到地里薅苞谷或挖土豆，做点力所能及的农活。二姐去茶山采茶，自己采，自己卖，钱都用来做各种女红。哥哥最晚起，穿戴整齐，要么去女朋友家，要么去安顺进服装，拿到乡场上跟女朋友一起卖。他们要在结婚前，自己挣钱，建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如果我多坐一点时间，还能看到伯父家头发卷卷的第五个儿子——小武，双手抄在裤兜里，吹着口哨从我们家门前走过。他还会招呼我说，“二哥，你怎么不去上学啊？”他还是我的小学同学呢，六年级读完，就跟四哥去磷肥厂上班了，算是童工。四哥是销售经理，他是包装工，成天戴着口罩，在球磨机下干体力活。正想得出神，我们家伙房的灯突然亮了。我赶快起身，在天际泛起的青光里，一口气跑出村子，来到212省道上，往前走一程，再顺着内昆铁路的水大支线，径直走到二塘镇上的学校里。

天完全亮了，水气雾气掺杂在一起，氤氲在二塘河谷里。从山里裹挟而来的风，又将它们吹散，化作一朵一朵薄薄的云彩，飘荡在二塘坝子的上空，飘过我们由一条“人”字形街道组成的乌蒙山小镇，也飘过我们小营茶山边缘用青砖砌成的教学楼。我去到我们班教室，背着书包，在自己原来的位置坐了一会儿，呼吸之间，心里空落落的。又走出来，在长长的走廊上来回走动，每一间空无一人的初三教室都走进去瞧一瞧。看到许多桌椅都被推倒，地上散落着许多无人问津的书本。我捡起几本看了看，封皮上熟悉的人名，却让我觉得十分陌生。又丢到地上，用脚踢得远远的。随手提着一把椅子走出来，坐在走廊上，抬高双腿，搭在铁栏杆上，听楼下传来一阵阵杂乱又依稀可辨的读书声。有一个班的声音最为响亮，“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我心里想，“狗屁还差不多哦。”一个初一时曾经教过我们数学的叫林登奎的老师——因回答不出问题，还狠狠地批过我——抱着一摞书本从教师办公室走出来，抬头看我一眼，一句话不说，又漠然快步走进附近一间教室里。我突然莫名慌张起来，似乎自己正闯入一个陌生的境地，变成连自己都不认识的陌生人了。越是努力去克制，眼睛里却渐渐有了泪意。我赶忙晃晃脑袋，抬头看着远方的烟堆山，一朵云推挤着另一朵云，正在山头上盘旋。

或许，这一天，糊里糊涂的不只我一个人。没过多久，我看到同班的小明、小卫，两个跟我玩得挺要好的同学，穿过操场，向着教学楼走来。他们的身后，又跟着两个女同学，一个叫小炼，一个叫小艳。我朝他们挥了挥手，他们也朝我挥了挥手。我没想着要跑下去与他们会合，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像我一样，要再次走进我们班的教室看一眼的。他们几个都住镇上，估计是约好一起来的，为的就是这个。

“我就猜到，”我陪着他们四人在教室里及走廊上转一圈，小明说，“你今天肯定会回到学校里的。”

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问他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走吧，去烟堆山。”小明说，“我们就是来叫你的。”

他这么一说，我们一起扭头，目光越过宽阔的二塘坝子，看着二塘河对岸的烟堆山。烟堆山背阴的一面，光秃秃的，呈灰褐色，把自己耸立成自己的影子，又像一大团轻飘飘的烟雾，回旋在乌蒙山的二塘河谷里。向阳的一面，却绿树成荫，开满了杜鹃花，也遍布着杨梅树。

“我们去采杨梅。”小艳说。

“杨梅熟了。”小炼接她的话说。

小卫不说话，看着我憨憨地笑。

说着话，我们离开学校，翻过铁路，又下到二塘坝子里。终于没忍住，我又问道：

“试考完了，大家以后有什么安排？”

“上高中啊，”身材高大、跟四哥一样也是国字脸的小明，显露出刚毅的神色，沉着又自信地说，“能有什么安排。”他是我们的班长，学习好，除了读书，没想过要做其他事情。

“我估计考不上，”小艳说，“我都跟家里人说好，要复读了。”

“我们家给我找好学校了，”小炼说，“开学我就去六盘水上高中了。”

“我不读了，家里条件不好。两个老人年纪都大了，身体也不好，根本供不起。”小卫圆脸，浓眉，身材矮墩墩的，看着十分结实，又说，“还给我定了媳妇，催我结婚呢。”

“你要结婚啊！”我们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是不应该吃惊的，初二时，就有两个女同学，戴仕玲、戴凤玲两堂姐妹，退学回去结婚了。前阵子，小艳还说，她在二塘乡场看到她们二人，一起来赶场，背上都背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她偷偷从她们身边绕过，都没敢招呼一声。说话间，我们来到蜿蜒的二塘河边。它发源于盐仓镇的花鱼洞，是乌江最大的支流。一辈又一辈的老人告诉我们，花鱼洞是一条地下河的出口，偶尔会涌出花花绿绿的大鱼，鱼一见到阳光，又会变成五彩斑斓的大鸟，围绕着洞口飞来飞去，保卫着花鱼洞。寻找花鱼洞，是我们二塘河谷一代又一代孩子的夙愿。它深藏于崇山峻岭中，河水流经一座座高山、一道道峡谷，许多地方，又从绝壁上，挂一川瀑布，根本没人能找到。中考前，班主任陈维荣老师还亲自参与我们制定的一个寻找花鱼洞的计划。随着同学们一个个鸟一样飞走了，计划又不了了之。我们所站的地方，河水宽四五丈，一两米深。对面阿箐底村的村民在河上用原木搭建了一座摇摇晃晃的小桥。过了桥，刚从岸边的垂杨柳树荫里走出来，小炼指着远处问我：

“你看，那是谁？”

夏天特有的滞重感弥漫在坝子里，透过明媚的阳光，还有阳光里跳动着的那些小火苗，隔着一块两三亩的麦地——麦子已经收完，干枯发黄的麦茬间套种的玉米一尺多高，青绿绿的——我看到山脚下的村道上，有一个扎高高的马尾辫，上穿黑白波点收腰衬衫，下穿紧身健美裤的女孩。她有着修长的双腿和鼓鼓的胸脯，正一跳一跳地向我们招手。每跳一下，她的马尾辫就会向着天空散开，在风中飞扬。

“谁啊？”我说。

“小莲，”小艳说，“她也跟我们去山上玩，一起庆祝我们初中毕业了。”

小莲家住下藤桥，离学校十几里地，她是住校生，不过初三上学期都没读完，就退学了。我们这几个人，都去过她家，帮忙用背箩往山上背牛粪、猪粪，到地里当肥料。她的父母早已离世，住哥哥家里，是哥哥和嫂子在供她上学。哥哥是没有半句怨言的，嫂子却不怎么开心，他们也有两个孩子在上学，负担不起。晚上吃过饭，我们一帮人围着她家堂屋里的火塘唱歌，喝她哥哥自己酿的苦荞酒。小莲的脸红彤彤的，酒后完全放开来，扯着嗓子唱《人在旅途》，“向着那梦想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唱完，她就哭了，说她不想读书了。

过不到一个月，小莲果真不来了，还是跟她同村的其他同学，告诉了我们她的动向，说她在火电厂对面的工地上做小工。那儿新修一所小学，我每天上学和放学，从铁路上走过时，都能看到墙面在一层一层垒起来。原来这其中也有小莲的功劳。我偷偷去看过她两次，一次，她系着蓝色围裙，戴着白手套，满面尘灰地搬红砖，一次抱十几块，鼓着腮帮，流着汗，把砖往脚手架上送。一次，她穿着黑色的水鞋，也系着围裙，跟几个男人一起和水泥，偶尔抬手揩一下额头上的汗水，笑得十分开心。每一次，我都捂住心口去，也捂住心口离开，后来忙着中考复习，就没去了。只听那个同学说，她已在工地上谈了个男朋友，是包工头的儿子，贵阳人。此刻，那个男人就站在小莲身边，一起等着我们。他脸颊狭长，皮肤黝黑，穿花衬衫、喇叭裤，钉马掌的高跟皮鞋。手里用透明塑料袋提着一袋东西，走近了看，是十几个桃子。

“磨蹭得要死，”小莲摇曳生姿地朝我们走来，说，“你们这帮人啊。”

声音里的她，还是那个人，看穿着打扮和神情语态，又变了个人，相比起来，小艳和小炼的穿着就过于朴素了。小艳瘦而高，穿黑裤子、白衬衫和蓝色的毛线马甲；小炼圆润、白净，穿深蓝色灯芯绒裤子、白衬衫，外面套一件前襟和后背都有许多褶皱的灰毛衣。她们二人的屁股上都有补丁，不过颜色近似，不注意看，根本发现不了。

“我们去学校转了一圈才来。”小卫说。

小莲男友跟着她朝我们走来，小莲相互介绍后，他一人递给我们一个桃子，说是刚摘的，已经洗过了。末了，又跟着我们走到烟堆山下，却站住了，说他还有两个工地上的朋友，也想跟我们去山上玩，但不认识路，他留下来等他们，让我们先上去。

“不管他，”小莲笑着说，“我们走。”

我们六人，沿着弯曲的羊肠小道，盘旋着用了一个多小时，才从烟堆山的背阴面，翻越到向阳面。杜鹃花早已开败，杨梅倒红得正是时候，容易采摘的地方，早被镇上的人采去泡酒了，我们只得往深山里走。拣又大又红的吃够，又各自用柔软的树枝，编一个篮子，继续挑熟透的杨梅装在里面，带回去给家里人吃。小莲挨在我身边，把她采的杨梅全给我。

“你不要吗？”我问。

“我又不回去，”她说，“我晚上住工地的。”末了，问我：“你考得怎么样？”

“还行吧。”我说着，抬头看看其他同学，他们已经往回走了。我又问小莲：“你现在还唱《人在旅途》？”

“唱啊，”她说，“不过我现在喜欢的是郑智化。”

直到午后两点，也不见小莲男友和他的朋友们上来。山洼里有一股清泉，泉水边被人私下开垦了几分土地，种上了土豆和玉米。

“肚子饿不饿？”人员聚拢后，我问。

他们都点头。

“烧土豆吃，好不好？”小明建议说。

大家都说好，就小莲不同意，说她男朋友稍后会给我们带吃的东西来，她早就计划好了，要好好给我们庆祝一下。我们只好等，天气又热，肚子又空，一人采一片瓜叶，收拢叶边，做成勺子，不时在泉眼里舀水喝。又过半个多小时，小莲男友终于来了，身后跟着两个像他一样穿花衬衫、喇叭裤、钉马掌的高跟皮鞋的男子，年纪与他相仿，皮肤也都黑黝黝的，身材却都比小莲男友壮许多，腰背和手臂上，结实的肌肉一疙瘩一疙瘩的。想来，他们是在山下吃过才上来的，酒也没少喝，呼着酒气，看着我们笑。相互介绍后，我才记住，小莲男友姓余，另外两个男人一个姓阳，一个姓宴。他们三个都是贵阳人。三人提了三袋东西放在我们身边的草地上，摊开来看，有几包饼干，几罐橘子罐头，还有几斤辣椒水拌好的豌豆凉粉，以及十几瓶啤酒。让我们深感意外的是他们竟然带上来一台燕舞牌手提式双卡录音机。我们把采摘的杨梅递给他们吃，三人都说要自己去采，找找乐趣，说着，结伴往一个山头走去。我们吃到一半时，他们又回来了。鼓捣一下录音机，《黄土高坡》就高亢地在烟堆山的褶皱里飘扬起来。

“你们怎么不喝酒啊？”姓阳的说。

“他们都说不会喝。”小莲回他。

“这有什么难的，”他又说，“打开瓶盖对嘴吹。”

说着，姓阳的和姓宴的，两人蹲下身子，拿过啤酒瓶咔吧咔吧咬瓶盖，咬开了，用手抹一下瓶嘴，一人递给我们一瓶。姓余的也咬一瓶，递到小莲手里。我们推辞一下，见小莲都能喝，也大大方方从他们手里接过来。他们自己也每人咬一瓶，站起身，轮流跟我们碰一下瓶子，仰着头咕咚咕咚往嗓子里灌。小莲先喝一口，咂吧一下嘴，用眼神鼓励我们也喝。小艳家在镇上开的小门市部里，也卖啤酒，她自己是喝过的。反倒我们三个男生和小炼，是第一次。见小艳也往嘴里灌一大口，我们四人也学她的样子，尝试着喝了起来。啤酒泛着白色的泡沫在嘴里回旋，有涩涩的苦味，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清香，打嗝后又能闻到一种近似马尿的味道。

喝完一瓶，我们就不愿再喝了，肚子胀胀的，头还有些晕眩。三个女生，脸色粉嘟嘟的，一个劲地痴笑。小莲像个口袋，挂在姓余的肩膀上，姓余的一歪脑袋，在她脸上亲了一下。我们几个同学看了，赶忙把头低了下来。

“一人还有一瓶呢，我们是算着人头买的。”姓阳的说。

“我们不喝了，”我说，“没喝过，不习惯。”

“还有点上头。”小卫说。

“上什么头，这才几度而已。”

姓宴的帮姓阳的腔，两个人又开始咬瓶盖，不容分说往我们手里递。小莲和姓余的共开一瓶，相互喂。我们三个男生拗不过姓阳的和姓宴的，又各从他们手里接下一瓶。两个女生坚决不要，躲到我们身后来，两个铁塔一样的男人就绕着我们追，拼命往她们手里塞。

“给我们吧，”小明说，“我们三个替她们两个喝。”

我和小卫都赞同，姓阳的和姓宴的却不同意。

“人各有份，”姓阳的说，“你自己喝自己的。”

“女生酒量小，就不要逼她们喝了。”我说。

“谁说女生酒量小了，”姓阳的说，“你们酒量小吗？”

两个女生都点头。

“我不信，”姓阳的说，“除非你们喝给我们看。”

说完，两个男人又提着咬开瓶盖的啤酒，死命往两个女生怀里塞。我们三个男生赶忙伸手去拦。

“死开点，”姓阳的突然翻脸了，说，“关你们什么事？”

“我们是同学，”小明说，“我是她们班长。”

“班长怎么了，”姓阳的说，“了不起啊？把手伸开。”他恶狠狠地看着我们。

“怎么回事啊，”小莲见情况不对，赶紧过来劝，在姓阳的肩膀上拍一巴掌，说，“不能喝就不要强求嘛，你欺负女生。”

姓阳的和姓宴的悻悻地退回去，咕咚咕咚把自己手里的啤酒喝了，使劲把瓶子扔得远远的，姓阳的嘶吼一声说：

“跳舞啰。”

姓宴的赶紧跑过去，更换一盘磁带，歌曲和曲风都完全变了，劲爆的的士高舞曲响彻乌蒙山里，“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灵。”三个工地上来的男人，开始在草地上摇肩、晃脑、扭臀，时而来几个太空步，脚板搓来搓去，把地上的青草都搓断了。小莲说，他们跳的是兔子舞，甚至还会跳简化霹雳舞。我们都没听说过，也没看到过。想走，却又好奇，纠结着站在一旁，看他们跳了一会儿。一曲跳完，下一首的曲风温情许多，但依然节拍清晰而又强劲。小莲说，要改跳交谊舞了。说着，自己跑了过去，牵着男朋友的手，与他一起跳起来。另外两个男人，朝着小艳和小炼走来，拉着她们的手，不容分说地拖过去，要带她们一起跳。两个女生挣脱不开，只得跟他们牵手搭肩地跳起来，凌乱的脚步连番踩在两个男人的皮鞋上。

“我们真的不会。”小艳说。

两个女生意欲挣脱，两个男人却笑眯眯的，姓宴的说：“没事的，多踩我们几下就会了，新手一开始都这样。”

“对的，确实是。”小莲说。她与男友紧紧贴在一起，跳着跳着，还亲对方一口。男友的手，不经意间，还从小莲的胸脯悄然滑过，小莲见我在看她，红着脸，瞪男友一眼，在他的手上，轻轻拍了一下。她也没忘招呼我们三个男生，要我们跟着一起跳。我们三人摇摇头，在一旁安安静静地看着。

“你们明天有什么安排？”姓阳的问小艳。

小艳不明所以，没回答。

“明天我们带你们去六盘水玩好不好？”姓宴的问小炼。

“可以哦。”小莲说，“明天九号，正好发工资。我们一起去，我都一个多月没进城了。”

小艳摇了摇头。

“不去，”小炼说，“大人不允许。”

“初中毕业，你们就是大人了，”姓阳的说，“还要谁允许？”

“城里好吃好喝的多，好玩的地方也多，小狗才骗你们，”姓宴的说，“明天上午，我们开工地上的吉普车来接你们。”

这么闲聊着跳了一会儿，姓阳的和姓宴的，将原本搭在两个女生肩头的手，滑落到她们的腰部，紧紧箍在她们腰上，舞步和身姿都走模走样的，两个女生挺着身子反手去掰，他们非但不松开，还笑嘻嘻地把头靠在她们的肩上。嘴里说，“醉了，醉了。”两个女生拧着身子，无助地看着我们三个男生。我和小明、小卫对一下眼，几步抢过去，活生生把两个女生从他们的手里抢了过来。

“我们走，回去了。”

我反身往前走几步，话刚说完，人就扑倒在地。是被姓阳的一脚飞踹倒下的，小明和小卫赶紧拉我起来，三人迎着姓阳的和姓宴的冲了过去。一时间，每个人都拳脚并用，噼啪乱打，不一会儿，又滚在一起，纠缠成一团。混战中，小明的鼻子开始流血，小卫的脸上，也不知被他们用什么武器，敲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皮，森白外翻的口子里，汩汩冒出血来。我的背上，咚咚挨了好几脚，五脏六腑都在抖动，似乎翻了个儿，不怎么疼，胸腔里空荡荡的回响，却十分吓人。小艳和小炼站在一旁，吓得瑟瑟发抖，嘤嘤地哭。小莲也哭了，跟她的男友夹在中间两边劝，两边拉。相比他们天天在工地上干体力活的，我们三个人多了两只手、两条腿，占便宜的却是他们。有人劝架，二人见好就收，关了录音机，提在手里，骂骂咧咧地走了。小莲不停给我们说对不起，哭着被她的男友也拉着跟在后面，走了。留下我们五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说点什么才好。

小明走到一旁，蹲下身子，撩着泉水洗了把脸。我跟着走过去，也撩水帮他洗后脑勺，让血液赶快冷却下来，止住鼻孔里不停流淌的血水。两个女生哭着，四处寻找青绿的苦蒿，各自采几片叶子，放在手心，揉出绿色的汁液，轮流涂抹在小卫的伤口上，小卫龇牙咧嘴地说：

“有点疼嘞，他妈的。”

逗趣的语调，惹得我们差点笑出声来，但又赶快绷住。等他们三人也走过来，洗手洗脸后，我们就相跟着下山了。一路上，大家都不说话，走过阿箐底村的木桥，才想起来，采了一天的杨梅，最后都忘记带了。天已落黑，半个月亮在烟堆山的暗影里升了起来。他们四人，在二塘坝子走不同的小路四散回家，小明家在铁路桥下，离河最近。他让我去他们家吃晚饭，晚上也可以住他们家里，我没同意。

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二塘坝子的玉米地里，我返身走到二塘河边，在一棵柳树下坐下来，脱了鞋子，双脚浸泡在二塘河里，逐一回想这一天的经历及烟堆山上发生的事情。倏忽间，胸腔里又发出了咣咣的回响，五脏六腑跳动得比挨打时还剧烈了，浑身热得发烫，还有一股暖流，从眼眶里滑出来，流到了二塘河里。我的本意是脱了衣服，在二塘河里洗个澡，再穿好衣服回去，真钻进水里，在漩涡中扑腾几下后，河水里那种温凉又厚重的包围感，让我转念又想，干脆从这儿游泳回去得了。于是，我又回到岸上，重新把衣服鞋子穿上，再次跳进二塘河里。四哥说，从二塘坝子游到我们村头，有十几里地，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后来又拐弯抹角问几次，我也没告诉他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你吃晚饭没？”四哥又问。

“没。”我说。

车到我们家门前，他也没停，都不问我一声，径直把我拉到他的家里。四嫂已带孩子睡下，起身来为我们开门，见我只穿一个大裤衩子，提着一袋湿衣服跟在四哥后面，哈哈哈笑了起来。

“你搞什么鬼哦？”四嫂说。

“游泳，”我跟着四哥进到屋里，一边说，“游泳把衣服弄湿了。”

四嫂去到卧室，把四哥的一件白衬衫、一条黑裤子提出来，交给我。我在他们家火塘边，三两下把衬衫和裤子套在身上，坐下来陪四哥一起吃饭。四嫂在火炉滚烫的火盘上，给四哥留了一盘干辣椒炒火腿，一盘油炸土豆片，一大碗红豆酸菜汤，里面还煮了许多的白豆腐，用辣椒水蘸着吃。四嫂问我，晚上住他们家可行，我说好的。她又抱着一团被褥，爬到楼上为我铺床。她今年四十出头了，已为四哥生了三个孩子，两儿一女，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半岁多，还在吃奶。每生一个，她的腰身就粗一圈，清秀的小家碧玉，变成了臃肿肥胖的中年村妇。好在她生就一张圆润白净的娃娃脸，又喜欢笑，看起来也没那么老。铺完床，四嫂又把我的湿衣服提到屋檐下，丢在脸盆里，撒上立白洗衣粉，蹲在水缸边，不一会儿就洗好了。夜已深，吃太多睡觉难受，我和四哥胡乱垫个底，各自爬床睡下。

四嫂收拾碗筷，洗干净，又用衣架把我的湿衣服挂在火炉边烤着，这才去睡。等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后醒来，衣服已经干了，散发着立白洗衣粉特有的芳香放在我的枕边。下楼去，四嫂早已起床，为我和四哥煮好了早餐面条。

我和四哥洗完脸，呼噜呼噜吃完，碗筷一丢，出门爬到车里。四哥打着吉普车，在门前院坝里掉个头，一路朝着六盘水的方向开去。去六盘水的公路，有十几公里，都是相伴着二塘河延伸的。上了212省道，我问四哥：

“到了六盘水，还能不能看到二塘河？”

“看不到。”四哥说。

“为什么？”

“那边地势高。”

“它流哪儿去了？”

“乌江，”四哥说，“地理书里不是写了吗？”

“我是说，它不流经六盘水，又跑什么地方去了。”

“山里。”

四哥下巴一扬，让我自己看。我们已来到猴场镇，河水又从那儿，一头扎进苍莽逶迤的乌蒙山的一条大峡谷，消失了。我们的军绿色吉普车，也跟着离开河谷，在大山里不停地绕着一个又一个山头转悠。四哥要开车去六盘水下属的盘县，续签一份销售合同。我陪着他办完事，回到六盘水市内，也是下午四点过了。四哥开车在街上转了一圈，指给我看火车站、钢铁厂、人民医院、笔架山公园和地下龙宫等地方，最后才绕到最为繁华的商业区红土坡。城市的主干道是双向八车道的钟山大道，一路上又有许多分岔，一直延伸到城乡接合部。

“六盘水，就像个百足的大蜈蚣，身子就是钟山大道。”

四哥说着，把车停在钟山宾馆停车场里。又说：

“我们今晚不回去了，住这里。”

四哥没办入住手续，带着我爬楼梯，来到三楼一个房门前，抬手咚咚敲门，里面一点反应没有，再敲，还是这样。他抓住门把手，尝试着拧一下，门竟然开了。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另一张床上，被褥乱糟糟地隆起来，里面竟然睡着一个人，背对着墙面，发出轻微的鼾声。四哥示意我别出声，他蹑手蹑脚走过去，抓住被子的一角，使劲一扯，被子完全掀了起来。我看到床上躺着的，竟然是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她侧着身子，鼓鼓的乳房叠加在一起，屁股也大大地翘着。她不叫不喊，继续假装睡觉，还娇喘一声，翻过身子来，平躺在床上。下身的一团黑，一下跳进我眼里来。

“哎呀！”四哥一声惊呼。

女人感到异样，睁开黑黑的大眼睛一看，床边站着四哥，还站着我，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年轻男孩子。她哇哇叫起来，赶忙从四哥手里抓过被子，盖在身上，骂四哥，说：

“你他妈神经病啊。”

“我怎么知道你没穿衣服呢！”

“他谁啊？”她露出一个头来，问。

“我表弟。”

“什么表弟？哪里来的？”

“我舅舅家的。”

“我不管，”她说，“你让他先出去嘛。”

不用四哥说，我自己抽身退出来，到楼下这里走走，那里看看，人生地不熟，也不敢走远。四哥和那个女人大概鼓捣了半个多小时，一起走下楼来。她鹅蛋脸，高鼻梁，有着黑黑的披肩长发，穿着一套杏黄的短袖连衣裙，婷婷袅袅地走在四哥身边，每迈一步，左腿打一下闪，左肩膀也会略微矮下去，似乎有点瘸，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最近受伤了。她看着我赧然一笑，说：

“小表弟，我们吃火锅去。”

“好。”我说着，等他们俩往前走几步，再跟上去。

我们吃的是猪脚火锅，一整只猪脚，跟芸豆炖在一起，配以大白菜、香菜和土豆，用辣椒水蘸着吃。四哥一个人喝了半斤散装土豆酒，又给我和玉芳姐——四哥让我这么叫的——每人点了一瓶啤酒。四哥问我喝过没，我说喝过的。又问什么时候？我回说，好久以前了。推杯换盏间，四哥问：

“我帮你去贵阳进的那批夹克衫还有没？”

“还有几件。”玉芳姐说。

“给他一件，颜色无所谓，合身就行。”

“好，”玉芳姐说，“你什么时候去遵义，带我去耍嘛。”

“下个月。”四哥说，“我会提前告诉你的。”

街对面，是一家投影厅，专门在门前挂了个黑色的音响，透过声音招揽顾客。人喊马嘶，刀光剑影，很是热闹。投影厅门前，还摆了两张球台，几个穿灯笼裤的年轻男子，抽着烟在球桌上戳来戳去，每进一个球，都要鬼叫一番。

“吃完饭，我们要去看投影吗？”我问。

“不去，”玉芳姐说，“我们去跳迪斯科。”

“我不会。”我说。

“没事，”她说，“姐教你。”

舞厅在不远处一栋六层建筑的二楼，大概五六百平方米，整个楼层都被打通，中间立四根水泥柱子，上面缠绕着一串串的彩灯。天面中间挂着一个摇头晃脑的圆球，散射出五颜六色的光斑，从一张张迷幻的脸上滑过。沿着墙根，是一圈桌椅，跳累了或不会跳的人，在桌子边或坐或站，抑或去进门处的柜台，买来饮料或啤酒，自顾自地喝着，脑袋随着音乐的节奏，一点一点的。舞池中央，又是另一番景象了，《站台》《饿狼传说》《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有《路灯下的小姑娘》，每一首舞曲都那么劲爆、热烈。许多人挨挨挤挤地在音乐的漩涡里，随着节奏，不停拧腰扭胯，即兴发挥，释放自己，也有人一板一眼跳着交谊舞，还有一对对男女，不管你放什么曲子，他们都雷打不动地搂抱在一起，摇来晃去，于幽微光影和暗香浮动里，磨合彼此的身体。

门票五元一张，刚进到里面，玉芳姐说：“来，小表弟，你想跳什么，我陪你。”

“那我找别人跳去。”四哥从后面，轻抚着她的腰肢说。

“你敢。”玉芳姐说。

“我不会。”我说。

“我可以教你的。”

“我不跳，”我说，“不喜欢。”

“那我们先跳，”四哥把她从我身边拖开，说，“让他到处看看，先感受一下。”

他们很快融入舞池中，神情沉醉，笑容魅惑，变成另一对彼此磨合的身体。偶尔，也会顾忌一下我的感受，双生的柳条一般，摇摆到我身边来，鼓励我，什么也别顾虑，要放开来玩，管它节奏不节奏的，想怎么跳都可以。我嘴里敷衍着他们，依然说不会、不想，内心却痒酥酥的。不一会儿，玉芳姐从舞池中拉出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来，有点胖，比我大七八岁，画着精致的妆容，身上一股花露水的味道。她看着我，对这个女人说：

“慧慧，你来教他。”

“好啊！”

慧慧开朗地笑着说，一边伸出手来，把我也拉进舞池里，说要教我跳慢三。我的身体硬邦邦的，感觉自己连路都不会走了，一再告诉慧慧，自己不会跳。她说没关系的，跟着她的步子走，一会儿就会了。

“你看着我的脚，跟着我的步子走。我进你退，你进我退，”慧慧说，“一、二，一、二，对啦；一、二，哎呀，你踩到我了。”

“还是不跳了吧。”我说。

慧慧笑得很开心，也很有耐心，可每次脚步一乱，我都会踩到她，身体也跟她撞在一起，被她高耸的胸部蹭了几下，我全身火辣辣的，下体不受控制地支棱起来。我赶忙甩开她的手，跑出舞池，找一张凳子坐下来，思忖再三，还是没有离开，继续看四哥他们群魔乱舞。他看到我撒开慧慧的手，一个人跑开了，过一会儿，去柜台帮我买一瓶啤酒提过来，递在我手里，又回去继续跳。我看着舞池里妖娆的女人身段，一瓶啤酒喝完，下体仍支棱棱的，只得跑到洗手间，撒了好大一泡尿，回来自己买一瓶啤酒，喝下去。等我跑第二次厕所出来，四哥才拖着玉芳姐走过来，说：

“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

我以为玉芳姐要跟着我们去钟山宾馆，四哥却牵着她，往相反的方向，走了一程，在一家挂着“玉芳服装店”的店铺门前停下来，我们一起看着她打开服装店的玻璃门，走了进去。四哥说，她还有事情要处理，至于什么事情，我没问，四哥也没说。

“她不回家吗？”我问。

“她跟老公正在闹离婚，自己一个人住服装店里。”

“你不会也跟四嫂离婚吧？”我问。

“你想我跟你四嫂离婚吗？”他说。

“这是你的事情，”我说，“不要问我。”

四哥很爱四嫂的，至少以前是，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们是二塘中学的校友，属于自由恋爱。热恋那阵子，也是在火热的七月，四哥听说四嫂——她叫徐粉琴——跟余家湾子的一个男人，坐在二塘街上有说有笑地吃烙锅，便质问徐粉琴，是不是喜欢那个男人。徐粉琴气咻咻的，回他说，“是的，你想怎么样？”四哥用行动来回答。当天晚上，他带着一个兄弟，在新河街上，找到那个男的，把人暴打一顿。隔天晚上，对方又带几个兄弟，依然在新河街上，把四哥暴打一顿。一来二去，年轻人的爱恨情仇，演绎成两个家族的纷争。四哥这边，家族及沾亲带故的男人，都被他动员起来，带上镰刀、锄头、宝剑，年纪大的，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付乌蒙山土匪潘小毛的红缨枪都拿了出来，一帮人浩浩荡荡打上门去。双方在水大铁路上，鸡飞狗跳地打了一架。彼此都有人受伤，威宁和六盘水的公安人员联合办案，各自抓了几个人去关了十几天，四哥就更不用说了。出来后，他厚着脸去找徐粉琴，被未来的岳父大人，提着乌木烟杆打了出来，发毒誓说，她家徐粉琴死也不会嫁给他的。四哥不怕打，连着几天守在徐粉琴家门前，他们二人却连个面也见不上。神奇的爱情，弄得四哥骨酥皮麻，失了心智，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一星期不吃饭。嘴唇干得渗出血来，人也瘦得只剩个骨架。大姑急了，跳着脚去徐粉琴家，跟她老爹吵了一架，说儿子要死了，他家得负全责。架还没吵完，徐粉琴早冲出门去，一口气跑到四哥家里。

四哥和四嫂的故事，像个传说一样，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玉芳姐确实比四嫂年轻、白净、好看，四嫂二十出头那阵子，也没玉芳姐这样的姿色。我很难想象，他们要真离了，各自都会变成什么样子。他那样问我，估计是在活动心思中，问他自己吧。回到钟山宾馆后，我们各自洗漱睡下，躺床上，继续聊天。

“不是给你找了个女人吗？”四哥说，“你怎么不跟她跳？”

“我不会跳，”我说，“老踩人家，不太好。

“那个女人很色的，”四哥说，“她有没有乱摸你？”

“没有，”我说，“我步子一乱，就会撞她身上，我就更紧张了……”

“撞在哪里了？”

“就是那里。”

“具体点，”四哥说，“哪里？”

“就是——”我说，“胸啊……”

“难怪哦，”四哥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看你紧张得满脸都是汗水。”

“害羞嘛。”回想当时的情形，我的心又突突跳了起来。

“你以前没碰过女人的胸吗？”四哥问。

“碰过的。”我说。

“碰过谁？”

“四嫂的。”我说，“你不是看到过吗？”

我们对女人的乳房，一点都不陌生，偶尔还能看到赶乡场的小媳妇，奶胀得厉害，一边急急地往家赶，一边掀起衣服，沿途挤出白白的奶水，冲刷在路边的泥土上。四嫂也会当着小武我们几个小表弟的面奶孩子，鼓鼓的乳房像个口袋，挂她胸脯上，蓝色的毛细血管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读三四年级的我们，为逗她孩子玩，会当着四哥的面，把奶嘴头从孩子嘴里拔出来。四嫂只会轻拍一下我们的手，半句责怪的话也没有。

“小短命的，”四哥说，“我说的不是这种碰。”

“那是什么？”

我其实心里明白过来了，四哥还是把两手伸出被子，高高举起，做了一个抓握的动作。

“没有，”我说，“这个没有。”

“真没出息。”四哥一歪身子，关了床头灯，说，“睡觉。”

我以为他说着玩的，等着他再跟我说点什么，可他不出三分钟，就开始打起鼾来。我起身去到洗手间，小腹鼓鼓的，却撒不出一滴尿。我任由裤子垮在大腿上，又站了几分钟，还是撒不出，只得回来，也关了我这一头的床头灯，倒头睡觉。到了半夜，我梦到一个女人，在我的耳边，轻轻地喘息着。口鼻呼出的热气，似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在我的脖颈和胸膛爬来爬去。也能感觉到自己小腹依然胀胀的，还从那儿窜出来一股热烘烘的气体，在周身地火一般四处游走。我迷迷糊糊地在自己胯下抓了一把，手里捏着的，却是一只滑溜溜的小手。我立刻惊醒过来，看到自己的床上，真有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我看不清她的模样，却能感受到她紧贴我后背上的柔弱无骨的身体。我一骨碌爬起来，失魂落魄地问：

“你是谁啊？”

“你管我是谁？”女人娇嗔道。

“我四哥呢？”四哥的床铺上空无一人。

“我怎么知道，”她说，“鬼打去吃了。”

我抓过自己的衣服，胡乱套上，开门冲了出去。夜深，露重，街灯昏黄，天凉如水，群山之间的六盘水被一层灰蒙蒙的雾气包围着。我一口气跑到街上，于羞愧、仓皇、无助中，慢慢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继续在街上奔跑，于跑动中，又慢慢明白了，四哥说我沿河而下游了十多里，有点不对劲，指的是什么意思。7月8日，我和小明、小卫，不只是简单地与两个贵阳男人在烟堆山上打了一架，这一架，还让我们的身体，起了自己都难以觉察到的变化，也是这些变化，促使我要从二塘坝子，一口气游到我们村头的。可是，这样的豁然开朗，却又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愤怒和不可言说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