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老年情感议题的诗意表达与反思

◆张肖艳 武昊月

电影《我爱你！》由韩延导演改编自韩国作家姜草的同名漫画作品，作为第25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首次与国内观众见面，上映一周票房达到2 亿，突破了老年题材电影的票房天花板，成为同档期国产电影口碑最佳。继《滚蛋吧！肿瘤君》与《送你一朵小红花》后，《我爱你！》作为韩延导演“生命三部曲”的终章。影片聚焦罕见的老年情感主题，在内容上突破了我国以往老年题材影片的创作模式，深入到对老年群体的生死主题探讨与情感主题表达上。从影片中可以窥见人到暮年的诸多遗憾：不听劝导的子女，身患重病的老伴，年轻时因环境错过却念念不忘的爱人。影片以“老年人的爱情”为母题，把镜头对准老年人的爱与痛，引发观众对“老年”和“爱情”这两个元素的思考，描绘了老人群体情感世界的共通底色——渴望被爱却深陷孤独。将三对老人在生命尽头纯粹而又热烈的爱情故事，将爱情的两面“浪漫与美妙”和“沉重与残酷”全都表现出来。用“悲剧的喜剧化处理”方式，[1]改变大众对老年人的固有刻板印象，打破了青少年主导的符号界与老年人生存的边缘位置的界限，构建了老年叙述主体下的生存困惑与追求浪漫爱情的矛盾与治愈的故事。

一、生命终章前的爱情与救赎

随着科技高速发展，新媒体多样化使大众文化更加丰富，而中国传统婚恋观念依然略显保守，巨大的婚育阻力以及性别革命、社会经济地位分化，导致年轻群体都无力谈论爱情，更别说难以跟上时代步伐的老年人群，他们迫于文化环境、经济地位、身体状况等各种限制很难表达自我的主动爱情意识，情感方面遭到了越来越多的阻碍，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看到老年群体的爱情与欲望。我国以往关注老年群体生活题材的影片本来就不多，且所涉及的主题与风格过于单一，多聚焦在老年群体的寂寞与孤独，呼唤人们对老年群体的关怀与理解。例如表现孤独的老人们在海边夕阳下离世的影片《飞越老人院》，展现阿尔茨海默病老人孤独境遇的影片《老那》，无不在隐喻老人的边缘身份。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更是在把老年人排斥在外，让他们传统的爱情表达方式在年轻人面前更显过时。当荷尔蒙褪去后爱将如何进行？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老年人的恋爱是深沉的、严肃的。而对老年人这些刻板印象的认知，可能是影响他们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2]《我爱你！》不落窠臼地展现出老年人爱情的多面性，三对情侣分别表现了“放下过去，珍惜当下”“鼓起勇气，再续前缘”“同舟共济，奔赴生死”的爱情观。有热烈的浪漫，也有残酷的现实，有随心所欲的洒脱，也有难耐偏见的孤独，三种不同的爱情，是在现实中极易被忽略的老年人的情感世界的展现。

史铁生在《病隙随笔》中说：“爱是软弱的时刻，是求助于他者的心情，不是求助于他者的施予，是求助于他者的参与。”如果我们在爱中强调个体，则为施与受的关系；如果我们愿意两心融合，则为参与的关系。《我爱你！》导演用镜头表达了他对病痛与孤独保持的一种中立态度，更多展现的是老年人对爱情的积极态度和由此产生的充沛的能量。当一个花甲老人在身上残存的荷尔蒙还没有消失殆尽的时候，鼓起勇气去追求恋爱且勇敢地向年轻人所统治的主流文化场所进发，男女主人公一起深夜失眠聊天、陪对方一起捡垃圾、一起逛动物园和游乐场、说直白的土味情话，这些都和现代情侣的相处方式一样。对此韩延导演在幕后纪录片中指出：“我就是想打破这种（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但是这样也很难让人不怀疑：真实的老年情侣真的是这样相处的吗？导演韩延说：“我只能默认一点，我跟他们一样。不是把年轻人的东西套在老年人身上，而是我想象如果自己老的时候，还能像主人公一样面对这个世界，还可以有勇气谈恋爱，这个是我创作的立足点。”在影片的高潮点，在那些非常甜的瞬间（制定对方的专属座椅，学动物发声逗对方笑，为对方亲手做浪漫万花筒小玩具），用类似于MV 般感性的方式来描述“黄昏恋”，都体现了导演这一立足点。与以往国内传统老年题材电影相比，《我爱你！》突破了老年人的边缘身份位置，加入了更多老年主体叙述可能。国外早有将老年人置于主体身份叙述的影片，表现他们面对病痛疾苦与精神孤独时选择放弃生命、回归爱情本身。例如意大利导演保罗·维尔齐的《爱在记忆消逝前》，以轻松治愈的风格描述了一个浪漫悲伤的“逃跑计划”，耄耋之年的老夫妻背着儿女抛下一切开始了自己的旅行，完成后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它不同于失意、反叛或者“垮掉”的青年群体的主体叙述，是对于老年题材影片的另一种尝试。《我爱你！》有着相似的追求精神，但多了对生命的敬重，而非直接放弃生命。

《我爱你！》用了相当长的一组蒙太奇展示老年人的爱情细节———不输年轻人的浪漫与甜腻。反反复复的“我钟意你”“我爱你”，是一种火热直爽的表达。《我爱你！》更多展现的是老年人为主体叙述状态时饱满的精神状态与对生活的渴求与欲望。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横冲直撞：前期从吵架相识结下梁子，就不断给对方使绊子。后期有了误会吵了架，转头就走毫无留恋。两人的浪漫爱情没有体面的理解与宽阔自由的老年劲儿，更多的是带着某种打破年轻人网络文化生态的“冒犯”，用诙谐幽默的喜剧形式实现浪漫老年爱情。《我爱你！》没有将老年人“老年化”，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最真实的普通人来诠释。影片后期也数次出现了医院、疗养院的场景，可那些两眼空洞、行为如行尸走肉的老人才是普通人。毕竟不再年轻，疾病与死亡横亘在他们眼前。可没有人不害怕衰老病死，通透如李慧如，潮酷如常为戒也如此。有了对方之后便更害怕死亡将他们分开，谢定山夫妇选择以死亡画上句号，李慧如则选择放手离去，独自一人依靠回忆与念想苟延残喘，不想直面与爱人的生离死别。常为戒起先接受了李慧如做出的决定，他来到广场、挥鞭、晨练、跳舞、像从未遇见过李慧如那样。这一段的处理非常有艺术性，广场上的人们跑去围观一起老人家的桃色事件，常为戒被隔绝在人群之外，独自起舞，如身处孤岛。之后便是疾病发作，生前身后事在眼前闪过。大难不死才明白不可以没有对方，在病床上看到孙女跑向国外与男友薄荷会合，常为戒受了鼓舞也大胆追爱。救赎已然发生，彼此与对方身上的一部分被改变，填补了曾经的孤独空白。爱的救赎不是万能的，它没办法消除苦难，暂停时间，填平生与死之间的沟壑。但是爱依然有价值有力量，拯救我们于荒芜，让我们重获新生，爱也让我们鼓起勇气赴死。是爱，让我们走出孤岛，长夜也有了星光。

二、代际隔阂里的冲突与消解

匈牙利著名学者在研究社会与个人的过程中，发现每一代人均会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同代关系，一般可将其称为“代群”。一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念与思想行为方式更相似，反之则为“代沟”，也称为代际冲突。从社会学角度讲，代际冲突是指两代人因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地位、价值观念以及思想方法上的不同而产生的重重阻碍或矛盾。[3]《我爱你！》的前半部分更多表现爱情，是轻松诙谐的喜剧风格，而后半部分更多表现家庭代际之间的隔阂与冲突，逐渐转换到沉重压抑的苦情风格。与李安的家庭三部曲中不断探讨瓦解与重构意识形态相比，《我爱你！》呈现的是一种彻底的家庭代际隔阂与疏离问题，它几乎没有尝试探讨与瓦解的可能。常为戒与谢定山夫妇的代际冲突有所不同，他的家庭里没有道德失序，但依然存在子女间的沟通不当和心理问题。影片一开场，患有甲亢的常为戒就被医生向子女“告密”，他与子女间只言片语的“沟通”离不开喝酒生病和照顾孩子。易洛思在《冷亲密》中观察到的现代社会情感关系，在《我爱你！》里就是一种现实表达。不仅爱情变得不再重要，亲缘关系也随着科技的发达变得疏远而冷漠。女儿用监控假装参与他的生活，和一个大厂老板用高科技打卡上下班没有什么区别，冰冷的科技产品如同女儿监视摄像头般冷漠的隐身体。常为戒偷偷躲过摄像头喝酒，隐喻着他与子女间表面的监控关系，背后便是老人内心情感的不连接与跟不上社会观念变化的心理孤独。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倡导以和为贵，所以一开始影片中常为戒面对子女是讨好的，他作为一个在家中缺少话语权没有存在感且需要被照顾的家庭角色，他是小心翼翼的：穿子女淘汰的衣服，帮忙带孩子，帮大家录视频等。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刻意融入子女的世界，一个花甲之年的老人，努力背那些流行语是真的喜欢吗？显然他是徒劳的，孙女识别出他的伪装后向他喊话“你不要再讨好我们了”！常为戒在孙女的鼓励和自我情感探索的支持下，他才开始讨好自己：表达爱情追求李慧如。

“大闹孝宴”不仅是出于同理心与正义感，也是常为戒自我心理情绪的爆发。谢定山夫妇有着一个大家庭，他们的身份包括大公司的领导与职员、软弱的女儿和赌博家暴的女婿。儿女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上升丝毫没有给父母带来有益影响，更多的是对父母生活的漠视和对母亲赵欣欣的嫌弃，和赌鬼结婚的软弱女儿还需要父母的接济。抛开家庭教育问题，这是低劣的人性在失孝社会的撒泼。最后一场家宴过后，谢定山夫妇毅然赴死，用代际冲突的“一方退出模式”的极端行为结束矛盾。根据迪尔凯姆的社会学观点，这是一种经历了被主流秩序所贬低了人格之后的一种“利他主义的自杀”。[4]谢定山夫妇用自己的生命成全了子女，保全了他们的忠孝。这对老年夫妇并非有自杀的权利，而是拥有自杀的义务。[5]子孙后代的冷漠和无情的病痛让谢定山夫妇无限放低了老年人自我的姿态，而后释然赴死。

“麒麟鞭，保安良，惩恶扬善远名扬！头三鞭，打的是恩将仇报白眼狼，利字当头丧天良！后三鞭，打的是没心没肝不孝子，长大成人忘爹娘！”谢定山儿子大办“孝宴”，还自称“喜丧”，甚至以“古人云：子欲养，而亲不待”开场，对现场领导贵宾的谄媚，数钱的镜头尽显儿女一代的虚伪和对孝敬父母传统美德的丢失。“你爸你妈一辈子都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高级的饭！”将影片悲剧色彩推向高点，这时的麒麟鞭真正打向了家宴上赌博的女婿，拿到父母的礼物第一时间消毒的女儿，嫌弃父亲说话声音大的女儿，大声说话向父母输出怨气的的儿子。挥舞的麒麟鞭是对虚伪的象征界所发出的有力痛斥，是对血缘家庭代际发生道德失序的强烈斥责。

影片中麒麟鞭的声音常伴随常为戒左右，成为一个象征符号：突破常规，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种强烈且有力量的声音。常为戒依靠人性本身的善良，温暖的力量和道德理性，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选择“大闹孝宴”，以少见的老年人主体姿态，用极端的方式在濒临奔溃的失孝社会中重建道德秩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代际间的情感疏离、家庭困境。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代际冲突日趋激烈。《我爱你！》通过常为戒家庭中不被真正关爱的老年人形象与被子女漠视和嫌弃的谢定山夫妇形象把代际冲突表现了出来，常为戒用极端的方式换取了谢定山子女的下跪回应。

三、悲情底色下的诗意与治愈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而是对存在不断探询的人。[6]而一个有社会责任和良知的创作者应该肯定人生的意义并体现这种可能性，伟大作品的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和引导人们对存在的现实进行积极的思考并勇敢地做出选择。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谢定山不怕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却惧怕失去爱人的痛苦。“离开谁都不能生活下去”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对妻子的不离不弃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相濡以沫，什么是生死相依。“大象老了以后，它们会走向树林，前往一个隐秘的地方，悄悄死去，那个地方被称之为象冢，也是大象最后的归宿。”他们最终选择成为走向坟墓的大象，虽是悲情却不失诗意和浪漫。悲剧式的浪漫主义是最令人动容的，让观众感叹于老一辈不离不弃的纯朴爱情，不满于封建礼教论婚嫁的精神束缚，愤慨于没心没肝不孝子的所作所为，震撼于深坑爬出后重新面对的勇气，悲悯于边缘人艰难困苦的潦倒生活。电影通过生活的缩影，表达出其实真正值得羡慕的是年过花甲的陪伴，真正需要做到的是讨好自己的自由。影片的审美高度也正是这伟大的悲情内核的诗意表达。而两位主人公化作逃脱樊笼的小鸟，常为戒找到讨好型人格下的自我，在乡村挥舞出了自我追求爱情的一鞭；李慧如从自己写的信件追到了自己的爱情，二人过起了诗意舒适的田园生活。影片结尾呈现镜像化的效果：墙上反过来的字、大远景的俯视画面、火车与电线杆的消失等。现实的东西被擦除，像一个梦里的童话一样，美好而富有诗意。

粤剧名旦仇老师一生只与鸟为伴，陈校长半梦半醒地将木头人认作昔日恋人。一个活在遗憾里，一个活在假象里，二人因世俗不能在一起，男不娶，女不嫁，各自思念，各自疯魔，正如影片中被束缚的鸟儿一样，面对封闭的窗户想象，却永远都难以释怀。他们的结局是离现实生活最近的遗憾：陈校长清醒后面对现实难以接受，粤剧大师因身体欠佳进入疗养院。而影片中常为戒表示他联系了医院让他们彼此相见，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可能。一部电影更大的责任可能是让观众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某种哪怕虚假的秩序感，[7]影片里梦幻的、不能确定真实与否的结尾造就了诗意的美。《我爱你！》用更为宽容的眼光看待世界，给老年爱情以浪漫，给家庭代际冲突一种温和的可能表达。让观众在影片的结尾处得到安慰与鼓励，让那些疲惫不安的心灵最终得到暗示或光明的期许，这是一种诗意的存在。

结语

韩延导演是一位有责任感的社会观察者，明快幽默的故事背后总是能洞见很多社会问题。在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而道德失序的今天，《我爱你!》抓住了老年人主体语境话语权抒发，用更为宽容的眼光看待老年世界，打破了观众对老年人的固有刻板印象。影片在讲述暮年爱情故事时，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呈现纯粹热烈与温暖的浪漫爱情的同时没有去回避现实的痛苦与沉重，在老年爱情题材罕见的今天，以喜剧化、幽默化的叙事手法，细腻而真挚的情感表达，展现老年人生活的困境，引发观众对诸如代际间情感疏离隔阂、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失落、如何看待生死、风烛残年如何体现个人价值等各类老年主题的探讨和思考，虽然有一些段落有过度煽情、剧情设定牵强之嫌，但总体来看不失为一部引人深思的具有建构意义和参考价值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