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高原：如临多元文化融汇的潭
——读北乔散文集《远道而来》

◆安少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故乡”书写而言，“独在异乡为异客”是一个聚合性的文学意象，它激活古人在“异时空”情境下独特的生命体验，从而写下大量关于“异地”经验的诗文，丰富了中国文学版图中不同人文地理版块的精神色彩。而在空间距离被高科技交通、通讯技术抹平的当代时空语境下，我们还能找回那份鲜活如初的“他乡”体验、写出触动普遍乡愁和文化根系神经的文字吗？

作家北乔的散文集《远道而来》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这部散文集由太白文艺出版社于2021 年12 月出版，散文集分为《山，就在那里》《水之册页》《消失与耸现》《坚硬里的柔软》《日常生活修辞》《父老乡亲》等若干专辑，每一辑里收入题材相近的若干长文或短章，记录了北乔作为中国作家协会驻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挂职干部，在甘南州临潭县三年挂职扶贫期间的心路历程，为我们全方位呈现了北乔对于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的一个农牧业县份的文化观察。

对内地干部北乔来说，临潭是真正的远方。临潭很远、很小，在祖国的版图上它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被许多人所忽略的坐标点。临潭也很大，大到它有很多景致和风物是许多人一生中从未见过的，足以构成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标本。大到它的历史文化脉络和深层精神末梢竟然一直延伸到遥远的江南，足以串连起半部中国历史。这里也是在现代化的格局中保留了许多前现代生活图景的一块“飞地”。像历史上的许多情境一样，“江南书生”北乔只身北上，在不断升高的海拔导致的眩晕中，开始了他的行政公务和文化旅行。

一开始，北乔把自己定位在“客”的视角，但逐渐地，他在这里仿佛发现了一个“失散多年”的故乡，也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而对于临潭而言，他由一位远方的客人，变成了一个远道而来的亲戚，变成了互相熟稔的“自己人”。在这个意义上，“远道而来”这一书名颇有深意，一方面它显示“发现临潭”之旅的漫长，另一方面它也透露出北乔在“客”与“主”、“异乡”与“故乡”之间视角的不停转换，“远道而来”作为一种写作身位，在“异文化”和“远方经验”的书写方面，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因此，这部散文集就具有了文化散文、田野民俗志、自然考察手记、个人生活日记等多方面的意义。

一、高原深处的自然书写：山水与土墙的秘密

从作家北乔的诗歌、散文的总体创作来看，自然是他的一大文学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北乔可以看作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自然书写作家。在这部关于临潭的散文集中，关于山、水、高原的文章就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而关于“山”“水”，北乔的书写不仅集中在游、看、赏等诸多身体体验上，还有许多的沉思，我们可以将这些思辨性文字称之为“山的哲学”“水的哲学”。除此之外，北乔还着迷于临潭的人文自然，即那些古城墙遗址、古堡式村落、传统民居等等关联着临潭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生态系统，并对它们进行了文化考古式的寻访。对于北乔这样一个有自然写作倾向的作家而言，甘南的地理人文给了他一个最好的时空来深化自己的自然观察、体验和思考，梳理、完善自己的自然观念，这仿佛是一个机缘。而北乔写下的这些关于甘南的文字，无疑是对这份机缘的一种最好的回馈。

（一）山水之间的“发现”与沉思

冶力关作为甘南州临潭县乃至甘肃省的一个独特“自然地标”，是一个融西部高原上的自然奇观、人文地理、民俗特色于一处，集想象与现实于一体的特色乡镇。对于一个地方而言，似乎往往是“本地人”最有发言权，但北乔的笔触比当地人更有融入感。关于冶力关，甘南本地作家以及许多“到此一游”的内地作家曾经写下了大量文字。他们的诗歌和散文渲染了冶力关的旅游美学魅力，使它成为一个想象性大于现实的“魅力小镇”。北乔作为“远道而来”的寻访者，作为短暂的“定居者”，通过自然、历史、风土人情等多方面的深度体验，则对它进行了文字“脱魅”。北乔笔下的冶力关，既充满灵气与神韵，也有自然、亲切、浓郁的传统乡村氛围，更有现代城镇的鲜活气息。北乔写出了冶力关的这种“城乡结合部”精神气质，并认为这是冶力关作为一个特色小镇最吸引人的特点。

在《水之册页》中，则有北乔关于冶力关的“水”的体验与哲思。在对流经冶力关镇的冶木河的一如初见、一往情深的描写中，北乔阐发了他的关于“水”的哲学。在北乔看来，“河”与“水”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过往，一个是当下；一个是整体，一个是细节。就像生活，是由每个具体的人每时每刻每处的具体细节构成的一样。他绕过沿河修建的观景步道，在没有人工改造过的、流经旷野河滩的河床上，发现了“真正的”冶木河。而河边遇到的戏水的女孩，以及静坐的老人，是河水与人正在发生着的某种内在的深刻联系，这才是构成小镇生活的真正细节。在北乔笔下，草原上九曲十八弯的细长河流、冶力关国家森林公园里幽深的溪水、冶力关庙花山的河滩、冶海冰封的水下世界，在冶力关，在甘南高原，到处都有“水的秘密，河流的秘密”。而其中，也有河流与人之间的秘密。

在面对“山”与“河”时，北乔着重于对自然本身的观察与呈现，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分寸感把握得恰到好处。他的文字没有喧宾夺主的“畅想”，而是表现出一种叙事的冷静、抒情的克制。

（二）古城墙下的考古与追思

临潭是个多“墙”的高原县份，有民居的土墙，也有大量的古城墙遗迹。“处于边塞的临潭，有众多的古城、堡子和寨子均筑土墙防卫……民房的土墙，只是土墙。为城而修的土墙，就会被称作土城墙。……尤其是在古战、长川、流顺、羊永和新城等地，随处可见土城墙。有许多土城墙保存得还相当好，历经千百年的沧桑，容颜已老，但挺立的姿势，依旧令人敬畏。”北乔通过临潭的“土墙”，触摸到了临潭的质感，首先是历史，其次是人文精神。应该说“土墙”是一个文化蕴涵十分丰富的物象，也是一个典型文学意象，它也曾大量出现在临潭本土作家的诗歌、散文中，成为歌咏的对象。但是北乔并没有像许多作家那样，引用大量的考古材料或地方志资料来代替叙述，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历史过程，而是他作为一个当代人对这一历史的物质遗留物的感受，他所寻找的是一种历史心象，是今人与古人的精神气息的沟通。他也关注那些生活在土墙之下的当地人与土墙的关系，他们的历史记忆与家园情愫。他发现，当地人因为自己身处历史的长河之中，自己的生活不过是其中一滴水，因而对于历史的感受反而不如他这个第一次踏入这条河流的外来观察者鲜活、强烈。北乔的文字具有激活历史的当下感、现场感的意义。这就是文学发现的价值所在。“尤其是土墙，我总觉得墙是有生命的……土城墙，经历了一切，听到尘世的所有话语，看到了快乐与悲哀，历史从它身边走过。它沉默着，挺立着。它是时光的具像，是以静止的方式涌动的河流。”

在坐落于临潭、现为甘南州最大的古城遗址洮州卫城，北乔由古城的历史、尤其是明代扩筑城池、屯军移民的一段特定历史，联想到那些参与筑墙并永久定居于此的江淮将士及其家属们，想象他们筑墙劳动时的心情，“军士们的心恍惚中有些绵软，神情如新土一样茫然。就这样柔软的心楞是把同样柔软的新土夯得密实坚硬，那些无法言说的心念都砸进了墙里。”以及他们的乡愁，“那最高处的烽燧，现出孤独的模样。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它看成一位军士，一位立于立顶之上眺望家乡的军士。”而这样的历史感应与作者个人当下的心绪发生了呼应，作为江淮子弟的他，站在几百年前乡亲们站立过的地方，隔着岁月在风中体味到了那份乡愁。

尽管对洮州卫墙有这样一份以乡愁为纽带的情愫，北乔还是以作家特有的历史敏锐性，看到了古城墙本身具有的历史属性，即使在西北边陲，城墙也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一路上，我试图洞察土墙面对城外和城内有什么不同”，这样的观察引发了“城里人和城外人优越性孰强孰弱”的区分，进而发现，即使古城墙已经成为被人们遗忘的历史遗址，但它所代表的文化心理定势，作为一堵“以惯性、禁忌或制度构建的墙”千百年在人们的心理深处依然沉积着。文中关于“墙”的大段思考和议论，有某种一吐为快、欲罢不能之势。其中应该蕴含着作者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权力关系的一种长期观察和思考。这样的思考也许长期困扰着作者，而“洮州卫城”不过是恰好提供了一个触发思考的契机而已。我们看到作家北乔的一种“土墙情结”，借助于洮州卫城这样的言说对象，作者要用叙事来释放、稀释它。

整个《消失与耸现》部分，都在言说“土墙”，这有可能是当代散文中关于“土墙”的篇幅最长、意象最密集的抒情、议论了吧。这篇散文具有典型的文化散文的格调，但文字风格上更像是一组散文诗。北乔把从大自然中领悟到的神秘主义思想，也用到了文化方面，他认为一些人工物象也自有其生命、思想，例如承载着岁月、生活、历史和文化的“土墙”，作为人的交流与对话的对象，具有某种抽象性，难以用叙事的方式展开，因此作者尝试了散文诗的手法，以表达一些思想性的内容。他笔下关于土墙的多重奏、关于土墙的畅想曲、关于土墙的辩证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生态思想，更有其深刻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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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淮遗风与永远的乡愁：西部生活的坚硬与柔软

（一）江淮遗风与集体乡愁

文集里《坚硬里的柔软》部分的叙事主线是寻找“江淮遗风”，而言说角度则是“坚硬与柔软”。关于“坚硬”与“柔软”，北乔有一个思辨式的解释：“临潭在高原，处于高寒地带，风是粗砺的，山是冷酷的，人是硬朗豪迈的。临潭，里里外外都有高原和大西北的气质及品性。”这是它的“坚硬”的部分。“临潭如同一位硬汉站立在西部大地，但举手投足间，又不失细绵、温热的情怀，温婉、柔润的气息。”这是它“柔软”的部分。

北乔以一个“外地人”的眼光呈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临潭县城，在他看来，这个县城具有西北高原县城的一切特点，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经济欠发达、物质条件（生活）艰苦，但人民勤劳、淳朴、热情、豪爽。其独特之处在于，这个县城有古意，有坚硬里的柔软。而构成“古意”和“柔软”的，就是这个县份的历史根脉，是“江淮遗风”。北乔以人类学家的视野，去发现临潭县的乡村和县城的“江淮”元素，去观察这份文化基因对临潭人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起到的作用，并试图从文化变迁、文化融合的视角去把握临潭的文化精神，呈现这个西北高原县份的精神图谱。同时他还以诗人、作家的眼光，去发现临潭的“江淮遗风”之中的诗意，这种诗意一方面来自高原的自然环境、物质条件、群落的生活民俗与人的精气神天然地融合在一起的群落生活方式，来自陌上、巷里的许多日常生活细节中的“江淮遗韵”。另一方面则来自被固化的传统和日常生活所遮蔽的部分，来自传统与现代奇异并置甚或冲突的部分，如县城里的“干沟儿河”及其河边的牌楼“大坡桥桥头的老房子”“西门桥附近的‘背街’”———而这些方面，是北乔更为倾心的部分。还有北乔作为一个来自江淮地区的人，作为西部高原县份临潭的“客人”“异乡人”，他在“江淮遗风”中感受到的是那份“亲情”，那份说不清道不明、斩不断、理还乱的“亲缘”，以及他由此而生的乡愁。在特定时刻，北乔的乡愁是当下的，是显性的，而临潭县城生活的每个角落顽强遗留下来的江淮风，是几百年的岁月里渗透在临潭的江淮移民后代文化基因里的永远的乡愁。他个人的显在的乡愁，与洮州人血脉里潜在的乡愁相呼应，构成许多文章中的淡淡的忧伤色彩。

在这部分文字里，“乡愁”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作为一个在江淮水乡拥有故乡与乡愁记忆的人，作为一个失去了村庄和老房子的人，他在临潭，仿佛找到了一位远方亲人，把他当做倾诉与对话的对象。他与临潭的对话，也是他与故乡的对话，是他与乡愁的对话、与自我的对话。临潭，作为他的第二个“故乡”，它的陌生与熟悉、它的坚硬与柔软，都带给北乔一份伤感。但是，即使如此，这也是一种擦肩而过的伤感。北乔带着这份伤感，从临潭生活的大量细节里，提炼出“柔软”这个江淮文化元素，把它作为礼物，馈赠给大西北的临潭这片坚硬的土地。

北乔不仅搜寻了“江淮遗风”在临潭这方土地上的物质遗存，还对临潭人与“江淮遗风”的内在心理关系做了一种深度的观察与解析。例如“戏台”，作为儒家文化、内地文化也是江淮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物质符号，却遍布在临潭这个高原上的许多乡镇和村庄，显示一种文化根脉的延伸。这应该说是从文学的角度对“临潭人与‘江淮遗风’”这个“课题”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一个个例。而关于传统民居的“堂屋”与“戏台”在建筑布局与文化功能上的相似性的议论、关于生活与“戏”的关系的一部分议论，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文化思考。

（二）日常生活的西部修辞

读北乔的文字，临潭县特有的高原之风和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作家三年来用双脚跋涉过的山山水水，用目光、乡音、心灵触摸过的每个村庄、每一片风景。

《日常生活修辞》部分中，《茶语》写临潭人尤其是乡村农户家的日常饮茶习惯，写临潭人的卖茶、选茶、泡茶场景，以及罐罐茶、油面茶等各种喝法。写在高原生活背景下，对茶与人关系的理解：在高原上的临潭，茶不止是一种饮品，茶与食物的相对匮乏有关，是与饮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与简单的食材的巧妙搭配，茶就成了对饮食质量的改善和提升，成了对艰苦生活的一种润泽。因此，饮茶不是休闲或者优雅之举，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必需。它不是“茶道”，却是生存之道、生活之道。在农户人家，田间地头的一碗粗茶，总是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人感知他们的淳朴与善意。北乔还从因地制宜、不同花式的喝茶方式中，如回族人的“三泡台”盖碗茶、藏族人的酥油茶俗，看到了高原人的豪放、包容、豁达、务实以及他们的生活智慧。从饮茶习俗，深入到了临潭人从物质到精神的内在生活。不仅如此，北乔还能从洮州“茶马互市”的悠久历史，感悟“远道而来的茶叶，进入藏地后，便融入了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当然，茶也与临潭各族人民的历史记忆有关，与对故乡江淮的乡愁有关。

《肉味》里北乔写临潭人的“吃肉”习俗，临潭人吃肉奉行极简主义原则：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最本真的肉味。这与高原人质朴的生活观念是相一致的，他们依赖环境和物产，因地制宜，实现最充分的资源利用，其中体现了高原上的进化、生存之道。高原上的人，保留着贫困和匮乏时代的生理记忆，因而把吃肉作为生活的最高享受。“吃肉”也与欢乐、幸福的时光相关联，也是一种精神生活。草原上“香浪节”的画面，符合所有关于草原生活的浪漫想象。但它是节庆性的、仪式性的，因而也是短暂的，它不是草原人的生活日常。

作家详细叙述了与牧民扎西在牧场上度过的一天，在这一天里，他才知道了牧民生活的艰辛，知道他们的生活与浪漫没有任何关系。放牧，很劳累辛苦，也很单调枯燥。牧民没有闲暇欣赏蓝天白云绿草地，没有精力唱歌。虽然他们放牧着成群的牛羊，但是肉食是维持全家经济来源的昂贵的资源，对他们来说吃肉同样是很奢侈的享受，他们吃肉的机会同样很少。由此可知文学中那些关于牧民生活的浪漫描写，绝大部分都是诗人、作家们的闭门想象。

这篇文章的出人意料之处在于，写高原上的饮食习俗，作家的笔触没有落入“美食”“美味”揭秘、指南的俗套，没有落入消费主义的窠臼，而是写肉食的源头、草地、牛羊，以及牧民的真实生活。这不是一条食物链或食材的供应链的问题，在草原上，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态系统，是一种互相依赖、互为支撑的生命的存在系统。无论人还是牲畜、野草，万物的生命不分高低贵贱，自有其生态法则与信念。在这里，“命运”“宿命”这些哲学意味的词浮现了。而这些与远方的食材加工场、厨艺、餐桌、烹饪方式、舌尖上的美味等等，没有关系。

北乔还对临潭的民俗活动有人类学意义上的考察。花儿是在临潭县传唱的一种民歌，“花儿是临潭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成员。”《花儿令》一文对临潭人的唱花儿习俗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在不同场合的耳濡目染中，北乔领悟到“在花儿会、庙会以及婚丧嫁娶等节会和生活仪式里，花儿是戏，回到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花儿是亲朋好友，是左邻右舍，还可能是乡亲们的另一个自己。”“一首首精短的歌词，浓缩了乡村千百年的历史，让那些消失的人和事，重现于唇齿间。”———文中有多处这样的阐释，深得临潭花儿之文化精髓，把握住了临潭花儿的精神，即花儿的草根性、生活性、日常性。文中还有场景描述，在一个藏、汉、回族聚居的村庄，在秋天的打麦场上，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唱花儿场面，闲淡、温暖、和谐，像一幅高原乡村民俗生活画，生动地诠释了花儿在临潭的民族融合中起到的媒介作用。

三、田间地头的家国情怀：扶贫岁月里的乡村叙事

作为一名由中国作协派遣的扶贫干部，作为临潭基层作家们口中亲切的“朱县长”，北乔并没有把这部散文集的重点放在他的“扶贫”工作内容上，而是超越了“扶贫文学”的一般叙事模式，他将重心放在一个普通内地人的西部生活体验，一位作家、诗人在甘南高原上的文学寻根之旅。

即使在描写与他的扶贫工作相关的内容时，他也能游离于常见的扶贫文学叙事视角，其中最主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是北乔没有那种一般的“扶贫”视角难以避免的隐在的身份意识、文化优越感，他是以“远道而来、寻亲访友”的赤子情怀，和兄弟姐妹般的诚挚情谊，以自然的融入感来感受、呈现临潭的生活的。

《父老乡亲》中的各个短章，记载了临潭的一些人和事，他们本来都是挂职干部北乔的扶贫工作对象，但北乔用小说笔法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小故事，他或写对话，或描绘场景，或刻画人物肖像，各有精彩，各具千秋。这些出现在北乔笔下的各行各业、形态各异的人，构成临潭底层社会的最基本原色，也构成临潭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父子》写当下农村一景：父与子在关于宅基地搬迁、土地流转、兴办农家乐等好多事情上存在着新旧观念的交锋，这在农村已是常态。但全家人齐心协力奔小康、过好日子的愿望是一致的。北乔观察到了其中的“冲突”部分，并以幽默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农村，生活的热情和生动，就来自于每家每户这样的“磕磕绊绊”，它们构成一个村庄日新月异的变化的一部分。《做羊蹄的后生》写一个后生从贪吃羊蹄到自己做起羊蹄加工生意的转变、致富过程。这个事例说明，在农村，只要有脱贫的愿望，只要肯吃苦，再加上政策的帮扶，绝大多数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文章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临潭青年一代的诚实和吃苦耐劳精神。《刻剜匠》里，一个乡村木匠的雕刻手艺和他恪守的工匠精神，是临潭淳朴的传统乡村文化、乡村人格和乡村美学的一部分。《乡村画师》里一位美术专业的女大学生帮助家乡村庄画围墙、美化环境的故事，将“新农村”的设计美学理念与一个女大学生的绘画爱好、乡村记忆结合在一起，表现了当代农村的新鲜事，新的精神风貌。

也有一些文章是揭示问题的，《喝盖碗茶的老人》一文关注了农村留守老人或孤寡老人的生活状况。当温饱不成问题之后，精神上的寂寞，也即人文关怀上升为主要问题。作者写一个老人的寂寞，用了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叙事口吻，带着同情，把“一个人”的状态写得生动、贴切而本真，达到了“让寂寞发出响声”的境界。《走村入户的乡干部》《街边抽烟的中年男人》等文，写乡干部“两头不讨好”的状况，他们工作中的辛苦、难处和尴尬，反映了基层乡干部的普遍状态。《长相憨厚的汉子》里，长相憨厚却刁奸耍滑的乡村懒汉，是农村一类“扶贫难以扶志”的人的典型，凸显了乡村扶贫中遇到的难题。而《天天写字的流浪汉》中，通过“我”与县城里一位身世不明的流浪汉的交流，写出对流浪汉这一特殊群体的好奇、同情与感慨。

在这一部分文字中，北乔作为扶贫干部，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民生视野，对当地的经济生活、民俗事项、文化生活状况有职业性的关注。但这一视野又极具个人化色彩，他并没有用习见的公文话语系统来叙事，没有思维和语言模式的惯性滑入，而是始终保持一种作家视野，保持文学语言的审美特质，散文和诗化叙事的纯粹性。其中，个人的文学修养和诗人心性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在这些散文中看到的是一个扶贫干部的内在审美世界，他的人文情怀，他的底层立场，看到的是这些文化的内在东西又是如何转化为他的工作方式、为人处世之道。

当代不乏个体叙事汇入主流叙事的个例，而且，这也成为一种通行的叙事模式。但是，如何将宏大叙事叙事题材进行分解，进行细微化审美处理，如何将时代主旋律、家国情怀内在地植入个人日常经验，并作文学审美化呈现，这在当代的“扶贫”类题材的写作中，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元素，显然，在这方面，北乔作了有益的尝试。

四、在临潭发现自我：星空与高海拔相伴的心路历程

北乔对临潭日常生活的观察与人在高原的个体生活体验，构成了这部散文集的主要内容。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神奇的高原，也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从身体体验来说，作为一个南方人，来到高海拔的寒冷的高原，首先遇到的是身体上的种种不适反应。《海拔》写个人心理上的“海拔恐惧症”与“海拔强迫症”，这是一个内地人对“海拔”这个事项的敏感与观察，而这个问题是被本地人或长期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习焉不察的。《一个人的高原》写出了一个“平原人”对“高原”的陌生感和神秘感，这份陌生感伴随着强烈的新鲜感。把这种新鲜感诉诸语言和文字，就是一些新奇的意象和想象，例如由于“海拔”这个因素的顽强存在，他有了“身体内的高原”的奇异感觉。

而在精神方面，作为一个有自然写作倾向的作家，甘南的人文地理条件给了他一个最好的时空来深化自己的自然体验和思考，梳理、完善自己的自然观念。这是一个机缘，也是一种馈赠。

例如他写冶木河的这一部分文字，也许对他个人的意义远远大于对于冶力关的意义，因为他的童年与少年时的往事，都与河、海有关，这是一个人与水的隐秘机缘，而冶木河只是个触发记忆和经验的契机。例如他在冶力关观察睡佛的几段文字，意味深长，它们是写给自己的。通过睡佛在黑夜和白天给他的不同感觉，去发现自己内心的某些东西，如躁动与平静之间的平衡点，从而去发现、去接近自己内心的那尊“佛”。他写临潭的“土墙”的大量文字，具有同样的性质。有些文字是他与自我的对话。其实，北乔与临潭，是一个互相发现的过程。在对自我的发现中，他也认出了自己身上的临潭的那一部分。

北乔为我们呈现了被我们所忽略的东西：风景，以及大于风景的东西。更主要是他的思考——那基于性灵与文化积淀之上的沉思，那些诉诸于心灵的寻觅与叩问，在强烈地触动着我们。

北乔的散文，有结构有章法有技巧，但行文却非常随性，质胜于文，往往是情感的诚挚和叙事的质朴比“技巧”更打动人。北乔的散文感动我们的，是他的思想和情感的开放性，是他对读者的不设防，是他的文字中随处可见的自然、坦诚、随意，就仿佛我们与他一起坐在一堵土墙根下、或一家旧店铺门前的石阶上聊天。他在文字中向我们袒露心扉，分享“发现”的喜悦，谈收获、谈感恩，也谈思乡、谈失落、谈忧伤、谈黑夜给他的慰藉……仿佛他想象中的每个读者，都像是他在临潭街头遇到的一位兄弟朋友。从这些文字，我们也感受到北乔散文的真性情。北乔作为临潭生活的观察者，其主体在不经意中也成为叙事内容，成为自我观察的对象。如果从“扶贫文学”或“挂职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在关于如何将个人性情、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主题有机相结合的探索方面，他给当代同类题材的文学贡献了一位“扶贫挂职干部”的新形象。这个形象有非常丰富的文学意味和人性意味。

不仅如此，北乔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文化的富矿，这里的许多东西对他的人生体验、写作经验都是一种全新的补充。尤其是在共同的江淮文化背景和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一点上，以“乡愁”作为契合点，临潭的历史文化，与他自身具有的文化资源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对话性和融合性。

可以说，高原县临潭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空间，给了北乔一个以梭罗、爱默生等先哲类似的方式切近地观察大自然，并在独处中不受干扰地思考自然的契机。北乔的思绪往往从山水延伸到历史、人文、人生，由此可见作者的自然观，是一种自然、社会、世界观相融合的整体性审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远道而来》不仅是当代文化散文中“他乡”书写的一个个案，而且超越了关于临潭、关于具体地域的书写，是当代文学中重新兴起的自然写作的一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