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历史、传统与民间文化现场
——论刘加云长篇小说《一街两城》的地方性书写

◆孙亚儒

作家刘加云积极挖掘故乡山东日照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以1932 年日照县两城镇发生的农民暴动为创作背景，以女主人公安雪梅的命运起伏和一条街上南城王家、北城姜家以及当长工的张家寻找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物——薄如蛋壳的镂空黑陶杯的传奇历史为线索，创作了长篇小说《一街两城》。这部作品有意识地将山东日照作为独特地域性的文学故乡，把地方红色精神、传统历史文化和民间文化资源汇聚交融，生动描绘了在百年中国的社会动荡中，个人命运的起伏与家国历史的盛衰，成功表达了主人公安雪梅的家国情怀与爱恨情仇，充分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困境中以天下为己任，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抗击日寇为人民谋幸福的感人故事。作为一位山东日照的作家，刘加云的创作实现了历史与区域文化的完美融合，不但丰富了齐鲁大地的地域文化书写，也启迪了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的后来者。与此同时，这部长达54 万字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日照人文地理的百科全书”。书中涉及的大量历史人物、风景古迹、山川河海、建筑风物、戏曲音乐、服装美食、花草树木等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一、日照暴动：革命历史书写传统的继承与新变

对于当代作家而言，在和平时期即“后革命”时代里，如何尝试重新挖掘并书写本地域的红色“革命”历史，如何着力塑造普通英雄群像，可以充分显现出作者对自身所处地域文化的思考。

《一街两城》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对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成，不但具有很强的文化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小说中所讲到的“日照暴动”这一历史事件是当时山东乃至江北地区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革命行动。真实的历史背景是1932 年10 月13 日，中共日照县委安哲与郑天九、牟春霆等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精神，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组建了暴动领导机构“鲁南革命委员会”，领导了日照农民暴动。据史料记载，当时《大公报》、革命根据地瑞金中华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均在头版头条详细介绍了日照县农民暴动情况。小说中，中共日照县委第一任书记、“鲁南革命委员会”总指挥安哲以及时任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时任国民党军81 师243 旅少将旅长的运其昌等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

《一街两城》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对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风格有所继承和超越。在设计小说的故事情节时，《一街两城》既符合了历史发展规律，还遵循了真实的逻辑。作者刻画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代代共产党员走在前列、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坚定身影：面对反动政府和军警的白色恐怖，成立党小组，坚持地下斗争的陈雨田、张守东等四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掩护战友撤退不幸被捕，惨死在日寇军刀下的北城支部书记尚近影；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争取战争胜利，积极开展征兵和支前工作，在具有特殊地位的界碑前三战三捷的两城区委书记王璐方；还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领导全县人民在沈疃公社建设大型水库的副县长张守东，带领群众在两城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城镇书记王兆军，率领全镇人民整体脱贫致富的镇书记周国乾等等。由此，一组向道而行、普通又伟大的共产党人群体雕像已然矗立在读者心目中，如群星璀璨，闪耀着夺目的光芒，照亮读者的精神世界。同时，在立足于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刘加云结合自己严谨而真实的田野调研，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摒弃了以往的单一扁平的“高大全”的模式，将几个家族的起源、流变结合对历史的想象进行合理加工，补充了大量的真实可靠的细节，展现出了英雄人物的普通而平凡的一面，体现出作者从历史原型和人性视角去书写和审视历史的视野。

评论家洪子诚指出：“一些作家，在长篇小说中追求对于历史的‘整体’的、‘史诗性’的把握。另一些作家则加入一些‘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模式。”[1]作者刘加云将抗战历史进行了“在地化”的阐释，巧妙地将中国传统与历史现实进行融合，突出表现了传统伦理和情感结构，这是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一种创造性在地转化。这种写作方式可以通过随处可见的真实而富于特色的民间场景来体现：在描写日照暴动的时候，小说不是着力描写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在暴动中是如何按照会议安排分头行动，而是用较多的笔墨重点描绘了暴动前后的人物的语言与行动。小说中仅用一章来描写日照暴动这一事件，但是在前后很多章节的人物刻画与故事场景都是围绕日照暴动来展开。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新历史主义的创作观念，凸显出了作者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对本地区民间文化资源的具体运用。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某种程度上，历史就是活着的人心灵的自我认识。小说中详细描绘了鲁南战役的“支前”故事：“在高家沟，两城区委召开会议，会上陈雨田激动地说：鲁南战役，仅我县参军人员就达两千多人，出动支前民工二万多人，光煎饼就十几万斤，有力支援了前线的胜利。现在山东战场形势我方已经有了转机，大战即将在鲁中山区上演……下一步，我们要马不停蹄，全力支援莱芜战役。”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据《烽火日照》记载：在解放战争期间，仅日照、两城地区参加支前民工人数就多达50 万人次。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两城地区的人们在后方做军鞋、摊煎饼、蒸饽饽，两城人民推着小车，扛着担架，从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济南战役到淮海战役，一直紧随着人民军队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同时，小说中还提到了“南下与北上”的故事：“陈雨田笑着说：‘璐方同志，我告诉你特大好消息，我人民解放军从战略转移改变成战略进攻，现在已经经略中原和淮海战场了。……我们全县人民全力以赴支援孟良崮战役，受到了华东局领导的表扬。’”真实历史中，渡江战役结束后，日照县第一次就选派了二百多名优秀干部南下，山东日照子弟兵一部分人随部队北上，渡过渤海海峡加入到东北野战军，另一部分人加入了华东野战军，转战鲁苏等地区。两大野战军逐渐发展壮大为解放全中国的主力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四野战军。

在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历史叙事决不能忽略大历史的背景，如果作家长期陷入私人化的小历史，过分捕捉微观的个人化经验或者对历史的细节与人性做过多的阐释的话，往往让小说中的历史书写丧失应有的格局与情怀。后革命时代的当代革命历史小说也应将革命时代的理想主义化的英雄叙事加入其中，写出具有超越时代的气魄情怀和精神力量。《一街两城》不遗余力地对红色历史文化加以呈现，作者挖掘了日照两城的原发性红色文化，描绘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共同富裕的社会历史发展，呈现出了大历史边缘之下的家族传奇与逸闻琐事，表达出了革命历史小说理应具有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底蕴。

二、黑陶杯：民间文化资源的传奇流变

小说《一街两城》将齐鲁大地日照市两城一街的民俗风情融于日常描写中，在讲述历史的同时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与人们的生活状态，使读者进一步领略到了日照一街两城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情。小说中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风景古迹、山川河海、建筑风物、戏曲音乐、服装美食、花草树木等，也让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有了更深切的现场感受。

“黑陶杯”的书写呈现出作者对齐鲁大地原生态民俗的关注。小说中的“黑陶杯”并非是虚构的，而是作为“一级文物”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被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的制作”的珍贵文物。小说中的“黑陶杯”作为小说或隐或现的线索，让民间文化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出现在了小说里，为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民间审美角度和审美方式。作者在介绍黑陶杯的时候，是通过安杰的眼睛来巧妙呈现的：“安杰忽然看见茶柜上摆放着一件高柄黑陶杯。这个杯子通体乌黑泛着光亮，上口平沿外展，喇叭花形状，圈足，麻杆般细而长的柄中间有肚，透过灯光还能看到斑斑亮点……他将高柄黑陶杯拿在手里看了又看，陶杯薄如蛋壳，轻如鸿毛，用指尖轻轻敲之，顿时发出清脆、悦耳、富有乐感的声响，而且余音缭绕悠长。”[2]某种意义上，小说故事中对黑陶杯的追寻与其说像是一种对文物“档案”的搜索与追踪，不如说是作者将其嵌入了民族文化历史之中，让“黑陶杯”成了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者。

地方性文学中的“地方性”是一种深入的精神特质，蕴含着人与地方文化的深层精神联系，体现着强烈的文化主体色彩，是对于自我文化的一种确认。[3]民间文化包罗万象，既有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的积淀，也蕴藏着“小写化”的历史与时代夹缝中的人性与历史真相。秉持着对历史的个人化的解读，作者刘加云结合自己的乡村经验，把民间俚语、俗语纳入到了叙述语言，显示出了诙谐而质朴的民间文化。比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民间小调《满江红》：“忽然，一阵阵悠扬而高亢，绵长而清亮的嗓音从凤凰岭北坡上传来。王在川驻足听了一会儿，觉着这腔音，有点像肘鼓子戏的唱腔，也有点像时下流行的‘满江红’音调。‘起锚了——红日升波涛，老大喊起锚。披波又斩浪，船头利如刀。闯海人潮头尖上呈英豪。哎哟嗨，嗨哎哟，撒一网，海鸥叫，虾兵蟹将网中跳，不觉夕阳西下一抹晚霞照。世间不平事，谁知有多少？心烦看大海，仰天放声笑。打渔人千愁万难随风飘。’王里道就很喜欢这首‘满江红’。”[4]满江红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填词简单，演唱随意，加上曲调豪放、高亢、明快、清亮，跌宕起伏，通俗易懂，当地有“老翁能填词、孩童能流调”的说法，这是日照地区流传最悠久、流行最广泛的民歌之一。同时，小说中出现的肘鼓子戏《小姑贤》也是当地独具地方特色的戏种，后人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延伸，发展成了茂腔、五音戏、灯腔等多种地方戏。

在渲染小说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时候，作者充分利用当地的地方性特色，用景物传达出了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小说写到了海棠树。“刘鸿伦介绍说：‘这株海棠有年头了，据记载是康熙年间从济南府移植的。’”[5]现实中这棵树是真实存在的，至今在日照市东港区政府（日照县政府、老县衙）院内生长旺盛，枝繁叶茂。又如小说中写到了日照的大海和海浪。“腾空而起的巨浪一个接着一个冲击码头，将小船抛向空中，然后摔在礁石上，霎那间，船体四散，船板、桅杆断裂，在汹涌的波涛中随意飘荡。他毅然跳上战船迎战……”[6]作者用以虚实相间的描写，表现了手舞大刀走天涯的王在川内心深处的失落和伤感，也表达了对日后历史变革的隐喻。小说又写到了当地农忙时候的耙地场景：“喊嗓的是张传根，他挽着裤腿挥舞着牛鞭，拉紧缰绳站在柳条耙子上身体后倾赶着一头黄牛耙地。干这种活儿的人，必须好把式，且有丰富的使牛经验。牛快了，地里的坷拉碾不碎，还容易从耙上摔下来，慢了就容易形成土坎和硬土。飞扬的尘土虽然落满张传根黝黑而又沧桑的脸上，他已经与土地与牛完全融在一起了。”[7]

小说还写了富有日照特色的地方美食：“雪梅见公公厌食，便吩咐佣人买来乌贼和西施舌，亲自做了一菜一汤，名为‘酱二白’和‘西施赶海’。王在川吃后赞不绝口，人也渐渐恢复了精神。”[8]小说还写到“大锅里煮着羊肉，锅底的柴火正旺，锅内沸腾汤白如奶，似趵突泉般喷涌，如珠玑跳跃，热气像云海一阵阵在屋顶漫卷缠绵，整个屋子弥漫着浓厚的羊膻鲜香味道。面食是如锅盖般大如太阳般圆的大饼，正反两面微黄少许煳点，厚薄均匀，吃起来表皮香脆内瓤甜软越嚼越筋道。”[9]现实中喝羊汤、吃大饼、煎饼卷虾皮、杂鱼锅是山东日照沿海地区特色美食。“丁履堂是丁使秀的堂叔，王在川做东宴请了考古队员一行。菜肴以当地特产为主，首先上的四珍，松蘑炖鸡、紫丁拌肉丝、松扎炒韭菜和柞树菇炒青椒，这四种菜都是菌类，尤其是紫丁形状很像汉字‘丁’，因此得名。梁思永四样菜都尝了，用筷子指着松扎道：‘此味不输云南松茸，独到的鲜美。’”[10]与此同时，小说还提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地名典故，增加了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小说开头第一句话：“两城其实是一条街。”现实中，历史上的两城是真实存在的城。有资料记载：两城得名，源自一块界牌。界碑南为琅琊，界碑北为密州，出现一街分两城天下少见的奇观。像这样类似的地名在小说中均有所体现：日照县、石臼所、涛雒镇、驻跸岭、两城河、河山、丝山、青河、丝水、日照县立中学、东关大街、荷塘、文庙、五莲山、九仙山、大姑墩、范家楼村等，均是现实中出现且具有真实历史典故的地名。

以“黑陶杯”为代表的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让《一街两城》成功地将历史从庙堂性的叙述中抽离出来，将市井乡民和普通百姓的民间生活呈现出来，体现出了多彩的民间生命形态和民间价值观念。对这些民间文化资源的呈现，不仅寄托着作者对远古祖先的敬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有利于读者领略中华文明的光辉，自觉从心底升腾起对中华民族文明与进步的自豪感，使心灵在作者以智慧构建的文学场景中得到升华。[11]

三、安雪梅：传统家族女性的个人成长史

刘加云的《一街两城》结合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女主人公安雪梅的感情经历为主线，追溯了在近一个世纪历史的波云诡谲中，安雪梅这一传统家族女性个人生存与成长的历史，生动展现了中国传统家族女性的命运和生活状态，可以说《一街两城》也是一部传统家族女性的心灵史和成长史。

学者贺仲明在《“地方性文学”的多元探究与价值考量》中认为，“地方性知识和地域性文学都不是拒绝现代性，而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或者说是建立一种更和谐、更平等、也更科学的现代性。”[12]在以往的家族叙事小说中，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女性是落后于时代的，只能作为配角存在。在五四作家笔下，这一类型女性的命运往往是以悲剧告终。但《一街两城》中的安雪梅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小说中的悲剧性人物。小说中安雪梅是一位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于一身的鲜活且有血有肉的传统女性。小说中在写到安雪梅时，作者用白描的叙述手法：“安家台村后到两城河口有一片沙滩海岸。因为沙子细致而洁净，远远看上去就像铺满上了一层黄金，被人们称之为‘金沙滩’。……安雪梅穿着白色的短裙，外套一件朱红色的小褂子，赤着脚丫与同学们拿着小铲子，挎着小竹篮来到了沙滩上。”[13]作者将日照市大沙洼海水浴场“蓝天、碧海、金沙滩”的真实景观融进小说故事中，看似是为了描绘一幅唯美的画面，其实是为接下来安雪梅的人生轨迹作铺垫。

在作者笔下，安雪梅具备了中国最普通的妇女所具有的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忠贞爱情、胸怀坦荡、机智勇敢和淳朴善良、大爱无疆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品德。尽管安雪梅的人生命运本就悲惨：她是家族中安老爷与丫鬟秦翠翠所生的女儿，安老爷为了避嫌，将她当作孙女一样养着。安雪梅从小到大就像是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自小带着长命锁与王家王里路指定为娃娃亲，她的人生似乎一出生就已经一眼望到了头。但这样的一位女性，仅凭着一见钟情就能够甘心原谅在成亲当日逃婚的新郎王里路。在写到男女主人公王里路和安雪梅初次见面时，小说这样描写：“刚才，当先生说门外有位在初次见到貌似学生的青年找安杰时，她只是朝外瞟了一眼，心就莫名地猛跳了几下，似乎有种魔力在召唤她吸引她，她不由自主地向学堂外走去，刚出大门，就看见他正将摔倒在地的秦翠翠扶了起来，阳光照射在他藏青色的学生装上，健壮、修长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他竟然能俯身扶起那个人人嫌弃的疯女人，一并给予的还有高高的尊重和满满的善意。就是王里路这个举手之劳，真的让雪梅铭记一辈子。”[14]作者采用这种比拟写作手法，将王里路善良的本性呈现出来，也为后来写安雪梅因温柔贤惠被很多人惦记和陷害，但她一直忍受家人的误解和外界的指点，始终如一给丈夫写信，直到第九十九封信时才拉回了丈夫的心做了很好的铺垫。

作者刘加云还擅长通过对小说人物不同身份的服饰来刻画人物。安雪梅在未出嫁之前，作者这样写道：“白嫩的脸庞上一对像是要涌出清水般的大眼睛，一颦一笑间难以掩饰流淌着的快乐和散发着的热情，乌黑亮丽的秀发扎成一对过肩的辫子，上面结着两块浅黄的手帕。白底绛红花纹镶边盘扣斜襟短褂正正好好卡在腰际，凸显了她婀娜的身材。”[15]等到安雪梅成为了大户人家的少奶奶的时候，作者又这样写道：“雪梅知道自己是整个家族气氛的调节器，她欢大家则喜她悲大家则忧。她没等安妈和丫鬟来就梳妆打扮了一番，没出喜月依然穿着大红的短褂长裙新娘妆，从抽屉里拿出翠绿手镯戴在右手腕上，然后拿起樱桃核手链看了一会儿戴在左手腕上。觉着还不放心，走到镜子前将额头上的刘海儿梳了，两手将脑后的发髻纠正按实，插上錾金簪子，戴上碧玉耳坠儿走了几步，感觉还行，便开门出去。”[16]当写到三口之家的幸福场景的时候，作者对三个人的服饰的刻画又有了别样的韵味：“三口之家雪梅穿了白色套裙，脖子上戴了一条闪亮的珍珠项链，一顶花边的白色小帽戴在波浪型的披肩发上。里路穿着藏青西服，头发梳得油光发亮。迎春打扮得像花儿一样。里路推着自行车出了大门口，把迎春抱到前梁上，雪梅坐在后座上。王里路提醒妻女说‘坐好了啊。’”[17]

小说中还特意把民间习俗以故事的形式展现出来，为读者还原了安雪梅那个年代结婚的场景：“今天是个好日子。两城镇万人空巷，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五人一群、仨人一组潮水般涌向王家。王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所有门窗都贴上了大红双喜字。新郎礼帽礼服，披红戴花，骑高头大马，领彩球大花轿从南大街徐徐而来。霎时，鞭炮齐鸣，鼓乐阵阵。轿夫两手举着门帘，从看喜的人群中挤到洞房门口高声道：‘上八仙，下八仙，现在八仙挂门帘。上挂门帘生贵子，下挂门帘出状元。两手一起挂，子孙满堂富贵家。’”[18]小说中结婚场面写得越热闹就越为后面王里路的逃婚后对安雪梅造成的伤害造成明显对比，进而刻画了安雪梅的善良与坚韧的人性品质。小说也写到了日照当地民间生孩的习俗“送囤子”的场景：“辛家芹听说雪梅生了男孩，买了二斤红糖、一斤鸡蛋，用一块花布包着送来。雪梅将孩子抱给他看，接着说：‘日子都挺紧的，你也刚成了家，还花那么些钱，能来看看，我就感激不尽了’。家芹看着襁褓中的孩子，有些心酸有些感慨，然后一瘸一拐地靠近墙根坐在炕沿上，说：‘王副参谋长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生了儿子，我哪能不来送个囤子？唉，只是他……唉……’心里憋得说不下去了。”[19]小说中讲到的送囤子这一细节就能体现出安雪梅的为人。

小说中的安雪梅是一位敢于跟时代一起成长的传统女性，她无私开明，遇到事情很少考虑个人利益，从来都是从大局出发。小说中，她平等对待家族的长工、佣人，甚至与她们成为了好朋友。她救济难民、资助贫苦孩子上学、帮助贫困的长工，将三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放走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王璐方，给落难的张守东、王璐方送食物……在面对日本人和仇敌的迫害与威逼的时候，她努力抗争，积极带领全家克服了逃难和贫困的艰难；在面对命运的不公的时候，她没有悲伤绝望，而是不断地跟随时代的脚步，接受新知识、新文化，她支持小叔子、小姑子积极参加共产党闹革命……小说中的安雪梅将中华传统美德发扬光大，演绎了民间的”真善美”。

“文学地域性受到时代文化的压制，但是，文学追求个性的特征决定了它有复苏的潜能，在压抑中会酝酿出强烈的内在渴求。甚至说，‘世界性’‘一体化’的浪潮越大，追求‘本土’‘地域性’的反击也会越强烈。近年来的中国文学就非常明显地呈现出这样的势头。许多作家在追赶着走向世界，迫切得到西方文学的认可，但同时也有不少作家在呼唤着回归本土和文化传统。‘地方性文学’的崛起和兴盛，就是这种呼声的一种表征。它既是对全球化的自觉对抗，也是对匮乏历史的顽强回应。”[20]刘加云小说《一街两城》的地方性书写不但向世人展示了革命历史的家族史应该如何回归地域特色，“也向世人展示了怎样在博大世界中选择一小片土地，去发现俭朴生活的意义，去全身心地爱一片土地，去赋予它以魂魄。”[21]作者正是通过对地方的强调，找到了一种疏离主流的国家话语、现代性话语所建构的那样一种同质化空间的“异位空间”（福柯语）。

总之，小说宏观表现了日照地区革命战争和社会变迁，反映了作家刘加云在广阔的思想背景下描绘日照地区百年历史文化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