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优先战略下乡村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研究

黄 路，赵 雪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浙江 杭州 311500）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在此背景下，乡村农民非农就业是当下重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在乡镇企业内实现非农就业，乡办村办企业、个体企业和合作社企业等乡村工业对解决劳动力就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样“户户冒烟、村村点火”的工业化乡村发展模式下，大批乡镇企业随着慢慢出现的弊端被迫关停并转迁，一些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凭借地理位置优势抱团形成“块状经济”“集群经济”，完成了向城市企业的转变，并吸引着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发达城市聚集，农民非农就业进入“离土又离乡”时期。这一时期，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现象对流入和流出地的经济都产生了异质性影响。并且，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逐渐出现劳动力缺失问题，不仅出现高技能的劳动力流失，甚至一些技能较低的劳动力也受到影响，“空心村”问题逐渐在欠发达地区出现[1]。随着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迁移，一些地方的经济与生产消费问题进一步激化，怎样走出城市人口过度聚集与乡村劳动生产力流失的难题与困局成为当下重点社会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逐渐探索实施鼓励农民工返乡回流就业创业、发展特色小镇以及特色一、二、三产业融合等一系列政策举措，表明政府期望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的方式实现城乡要素互动，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乡村创业能否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成为关键问题。农民工选择进城务工或返乡就业的行为决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乡村创业如何通过这些因素影响农民非农就业？如果乡村创业可以成为农民非农就业的途径，这些返乡就业农民工在个人、家庭和就业特征方面呈现哪些特点？为实现乡村振兴，农村地区要吸引农民工本地就业以保持自身劳动力优势和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当地政府又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本文拟就以上问题作出探讨。

二、文献综述

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本质上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人口迁移理论所描述的城乡人口关系的研究范畴。在国外的研究中，最早是刘易斯（Lewis，1954）[2]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论述“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的两个边际，即农业是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部门，工业是劳动生产率极高的部门。在国内，许多学者基于“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主张发展城市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郭凡生和王伟，1988；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蔡昉，2001）[3-5]。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民非农就业决策的重要因素，早期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民工流动主要原因的分析表明，经济制度与工资高低、就业环境与工作稳定、社会人力资本与身份认同等是影响农民就业决策的重要因素（刘铮，2006；李强和龙文进，2009；金沙，2009）[6-8]。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进一步提出区域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家庭人力与社会资本以及社会保障等要素是影响农民就业的重要因素（郭力等，2011；石智雷和杨云彦，2012；王子成和赵忠，2013）[9-11]。

综上可见，学者大多侧重农民的福利与劳动生产研究，而忽略农民发展实质与自由愿景的需求研究。阿玛蒂亚·森（2002）[12]通过可行能力（实质自由）分析构建诠释新的发展内涵，认为自由水平与功能服务是评价发展水平高低的实质。乡村创业打破了原有的农村格局，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回流就业。因此，本文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视角下进行研究，为探寻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思路。

三、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民非农就业的行为决策

（一）可行能力及其在就业行为决策中的应用

阿玛蒂亚·森（2002）[13]提出“实质自由”概念，认为发展是人们扩大享有真实自由的路径，提出“自由”是可行的、可操作的概念，人们需要把握这样的可行能力。可见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研究框架中，发展中的“自由”具有一定的建构性作用。同时，“自由”也发挥手段性作用，促进发展的五种工具性自由不但可以提升人们的可行能力，它们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关系，且它们能相互强化。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发展观，经济福利并不是发展的根本，人的自由才是发展的实质。另外，“自由”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其可行能力包括政治参与、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可以看出，个体的就业行为决策倾向受地区提供的发展机会影响，即个体对地区提供的五种工具性自由进行综合性衡量后再做出选择。

（二）农民工的两种类型

什么是农民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14]定义为“户籍属性还是农民，并有土地的承包，以从事非农产业为主，工资是其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其中，1980 年以后出生，法定年满16 周岁以上，具有农业户籍但是以非农就业为主的人员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15]。20 世纪80 年代，受“生存理性”影响，老一代农民为了生存和过上更好的生活，开始选择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表现出家庭经济负担相对较轻，吃苦耐劳的精神相对不足，但崇尚自由、追求个性[16]。由于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视角下，新、老两代农民工在不同环境因素下做出各自的判断和评估，最终影响做出留城或返乡就业的决策。因此，为了清晰阐述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分化现象，本研究将农民工分为老一代与新生代两类进行分析研究。

（三）基于可行能力的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分析

1.政治参与对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分析。政治参与是指具有影响政府行动的意图或效果的行为[17]。对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起关键作用，是影响农民工进城或返乡就业的重要因素。在户籍制度所构成的城乡二元分治体系下，农村政治影响力很弱，这一点可以从人民代表的人数上体现，各个利益群体需要自己的政策能够得到支持就必须有自己的代表，而且代表人数越多越好。2010 年人大代表选举法修订以前，城乡人口比例分配名额的政策一直倾向于城市，导致人大代表中城市人口占据主流地位。

从社会属性角度看，农民工不等同于农民与工人阶层，因为从农村社会看，其主体虽在农村但与单纯的农民阶层有所差别，从城市社会层面看其与原始的城市居民阶层也有所差别。农民前往城市开展非农就业后，从政治权利角度来说，农民工虽在城市务工，但其行使的政治权利还在农村而不在城市。因而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其很难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选举与被选举权益，很难获得政治话语权[18]。在城市社会生存中，农民工的政治生活基本没有制度化、合法性的社会事务话语权与表达渠道。因此，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很难享受和拥有政治权利与影响力。

由于新、老两代农民工各方面的差距，他们追求政治参与的欲望强度不同。首先，相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圈子、文化素养都在逐渐扩大与提高，随着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影响，他们的政治视野越来越宽，政治权利获取意识也在不断加强。其次，他们会有意识地利用政治组织进行政治参与，党团组织、工会妇联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手段，也成为其表达自己诉求的重要途径与载体[19]。而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欲望强度不同，进一步影响到非农就业的行为决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从行为与态度上看，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一定的个体化特征，他们受家庭宗族的影响相对较少，因此在平时的社会生活与工作活动中，得到户籍地的支持相对较少[20]，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就业的可能性。

2.经济条件对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分析。经济条件是个人发展的物质基础，并发挥着其他条件无法取代的重要意义和影响。Brandolini（2008）[21]认为，判断一个人能否实现自由的关键指标和功能性活动在于收入的获取水平。特别对农民工来看，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拥有更高的经济收入是优化其本人及家庭生活条件的关键因素。这也正是他们一开始选择进城务工的最主要目的，与劳动力流动理论中的“二元结构”和“期望收益”的视角不谋而合。进入城市虽然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但是过高的生活支出，如住房、通勤等，也成为农民工留城就业的成本负担。

根据理性人理论，新、老两代农民工总会向收益报酬高的地方流动，农民工返乡或留城非农就业决策取决于城乡相对收益的对比。如果回到农村，老一代农民工可以以兼业的方式获得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还可以节省住房等开支。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就业培训接受能力强，因此他们在城市的收入往往比老一代农民工高。此外，他们依赖和依靠土地的程度远不如老一代农民工，缺乏一定的务农经验，更愿意融入城市生活当中，即使回到农村也不会重新拿起农具[22]，只能依靠上班获得收入。

3.社会机会对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分析。罗必良等（2021）[23]的研究强调幸福感并不完全由收入水平及其差距所决定，机会、参与和获得的平等同样重要。如今，我国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弱势群体被赋予共享的机会、参与的能力与获得保障的权利，都是增进社会公平、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城市偏向政策的惯性影响下，城乡在社会机会分配上存在很大差距，这可以体现在城乡医疗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等上。因此，如果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也就意味着要放弃在城市获得高质量医疗和教育的可能性。

受年龄、婚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对健康、疾病等观念认识的差异性，让新、老两代选择不同的就医行为[24]，在医疗组织的决策上也逐渐由价格因素慢慢向服务水平与安全要素转变。老一代农民工倾向的是价格因素的就医服务，而新生代农民工则逐渐倾向质量安全、服务环境、能力水平等更高的就医服务要求。这进一步影响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更倾向于留城进行非农就业。

4.透明性担保对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分析。透明性担保是支撑与保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信息的权利，以确保他们在公平的社会空间中能够自由地开展交易活动。而信用则是社会互动交往的保证与支撑，唯有确保过程的透明性和信息的公开性，才能有效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这种信用支撑在市场中主要依赖于合同的约束，对农民工个人而言，透明度的保障主要体现在保障其工作自由和平等权利上，雇佣合同则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如果返回农村就业，农民工与雇主的关系不仅仅受到合同关系的限制，乡土社会中人情、面子等乡土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农民工就业权益不受损害。黄晓燕和万国威（2016）[25]通过对两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权益保障的比较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权利、职业发展、维权能力方面更有优势。然而，从透明性担保的角度观察，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返回家乡就业的意愿倾向更弱。

5.防护性保障对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分析。防护性保障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安全网，它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保障，从而提高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降低他们为此承担的损失。对于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来说，社会安全网是指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只有制度完善，农民工才能安心地从事工作以及其他活动。然而，现实情况是，因为相对缺乏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被移除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与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工人相比，农民工享有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水平较低。当前，农民工面临着劳动生产强度高、工作条件艰苦等情况，由于欠缺一些保障性措施，农民工无法抵御意外的风险，一切大大小小的意外事故都可能给他们及其家人带来困难。两代农民工对保障性措施的理解与认识态度也不一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能力的下降，老一代农民工对养老风险的认识有所提高，他们更偏向通过参加保险来获取保障和规避风险；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身体素质较好，对未来期望较高，养老保障感知较弱[26]。由此可知，受制度影响，对未能完全享受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服务的新、老两代农民工而言，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更加强烈。

根据上述分析，以“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研究视野，观察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透明性担保与防护性保障等方面的工具性自由可见，城乡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差距。但是，在户籍制度的惯性影响下，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并不能如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实质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工自身发展，进而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行为决策。并且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个人诉求、生活环境、文化认同等价值追求上存在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体现出其政治参与意愿以及对生活、教育、医疗等保障的高质量需求。因此，在追求自由发展视角下，两代农民工在不同环境因素下做出各自的判断和评估，最终影响做出留城或返乡就业的决策。

四、乡村创业对农民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分析

（一）乡村创业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效应

乡村创业打破了原有的农村格局，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回流就业。国外学者在近20 年来，已对OECD 国家经验研究的结果给予了肯定，认为新建企业对就业有带动作用。但是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视角下，农村地域的新创企业能否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取决于乡村创业能否改善五种工具性自由。既有文献主要提出两种假说来解释创业对就业的带动效应，即难民效应假说和企业家效应假说[27]，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创业观察（GME）划分的“生存型”和“机会型”两种创业论述[28]。根据GME 的解说，将“生存型”定义为通过谋生养家而开展的创业；将“机会型”定义为通过对新的市场进行创造或者创造发展新市场的创业。综上研究，根据“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理论来划分乡村创业行为，它更适合分析乡村创业活动对工具性自由的作用影响。

1.生存型创业通过减少岗位需求内化创业的就业供给。对生存型创业而言，尽管创办的项目规模小且创新性不高，会抑制就业的带动效应，但创业和就业的主体重合使得生存型创业对农民非农就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Frank Knight 的相对收入理论，农民个体总是在失业、受雇就业和自雇创业之间进行选择[29]。从农民非农就业的状况来看，一方面，由于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结构性失业，以及随着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城市部门和农业部门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导致城市与农村之间、市民与农民工之间存在各种不平等，农民工往往从事着城市中最累和最危险的工作，而且不能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利和公共就业服务[30]。在受雇就业的机会和工薪收益都降低的情况下，加之良好的创业环境刺激，结果势必会有更多以生活生产为导向的农民选择在农村创业，或者选择以家庭为组织主体的创业活动。同时，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网络社交平台对农民创业活动的创造效应影响很大，让大量的农民积极组织自我创业活动。从“打工经济”角度看，农民工是就业部署的对象，需要社会提供大量的职业机会来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一些农民工离开打工队伍回到原籍进行创业，这将减少对就业的需求，同时为不得不转业的农民成立更多就业平台[31]，内化乡村创业的就业供给。

2.机会型创业通过增加岗位供给，改善就业质量实现就业双重带动效应。与生存型创业发生在传统或非正式经济组织不同，机会型创业活动通常表现的是现代和规范的经济组织[32]。受财务、人力、技术等初始资源优势的作用，机会型创业者往往更能把握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来新建企业，以法人单位形式建立的农村企业存在岗位创造效应，因为创业企业必须雇佣员工，这可以直接增加就业。如农产品加工、餐饮、运输仓储、旅游等，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进入门槛低，为减少交易费用寻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往往从当地雇佣工资水平较低的农民。并且第三产业创业更有利于发挥岗位创造效应优势，因为从技术层面看，以资本设备替代劳动的余地较小。同时，市场的创新也受创业活动影响，即新的市场机会以及顾客潜在需求的激发，需要通过创业创新来获得。举例来说，乡村创业可以创新更多产品和工艺，将产品引入市场，并形成差异化，或者通过研究和借鉴，更有效地寻找到符合产品市场的最佳组合设计。综上来看，这有助于创造新的市场或刺激更多潜在的消费者需求，从而扩大产品市场，进一步增加就业。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后的企业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带动效应由岗位创造效应转变成改善就业质量，体现在农民通过“干中学”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相对比较优势，企业通过引导和培训等方式提高部分农民就业水平，改善农民就业质量。

（二）乡村创业对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分析

1.乡村创业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价格机制。劳动需求理论是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而展开的，在所给的生产函数之下，生产主体即新建企业的行为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国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二元经济国家，呈现出各级劳动力市场福利待遇的多样与独特性；从中高端市场的劳动力类型看，国有部门薪资待遇和非国有部门薪资待遇也同样具有较大的差异性[33]。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很少有“城里人”愿意放弃当前的工作去农村就业。所以，除非一些特殊岗位，农村地域上的新创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还是会从农民工中选择。而农民工如果返乡就业，可以节省在城市的高水平开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工的相对收益。

2.乡村创业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信任机制。乡村创业是发生在农村地域上的创业活动，农村本土的创业者肯定会先满足社会网络内部成员的就业需求，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农民开展创业活动的弱质性，他们承受创业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在乡村社会里，社交网络中的“信任”是减少创业风险的屏障之一[21]。同时，在这个社交网络里为其内部成员提供的就业机会也被认为是乡土社会中的一种“人情法则”。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来来往往，就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34]，增强社会网络中的信任感。而作为“外来者”的创业主体在外来资本与乡村社会不能顺畅对接时，也会想方设法融入当地的乡土社会，增加自身“乡土性”的色彩。通过对乡土性社会准则的利用，外来创业者依旧会采取雇工经营的模式从当地获取员工。可见，乡土社会中创业对就业的带动效应具有典型“熟人社会”的特征，从而为农民非农就业提供透明性担保。

3.乡村创业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创新机制。创业活动通常会联动着市场的创新，这意味着要持续发现新的市场机会或者不断激发顾客的潜在需求。这一点可以从熊彼特在1990 年、1999 年、2009年提出的五种创新概念中总结得到[35]。可以直观地看到，创造新产品、开辟新的市场有利于扩大市场边界，而采用新的方法获取原料来源，实现新的组织方式则可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生产率的提高催生新的市场。在创新机制的作用下，创新会引发新一轮的创业，创造出数倍于自身的就业机会。乡村创业带动农民非农就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创业活动可以衍生更多的产品和工艺，让市场产品更加多元化与差异化。同时，通过研究和借鉴，更有效地寻找到产品市场的最佳组合设计。综合来看，这有助于创造新的市场或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产品市场，进一步增加就业。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本文将农民工分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类，构建了农民非农就业决策行为的分解框架。通过对乡村创业影响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逻辑分析显示：一是乡村创业通过减少就业需求和增加就业供给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二是乡村创业通过价格机制、信任机制和创新机制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行为决策。其中，乡村创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对农民工的经济条件、透明性担保改善显著。三是除了追求经济条件，新、老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等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政治参与、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而老一代农民工更注重防护性保障。

文章的主要政策含义有：首先，本研究有助于认识新时期农民非农就业的多维内涵，对政策制定兼顾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其次，返乡农民工中的不同比例体现了两代农民工在追求自由发展的代际差异，体现出乡村振兴不是物的振兴，而是人的振兴。最后，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应当更好地发挥创业在促进农民非农就业的重要作用。乡村创业能够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返乡就业有利于实现个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统一。同时，乡土社会也有利于农民的就业权益不受损害，透明性担保得到加强。但是返乡就业意味着放弃城市高质量的社会机会以及防护性保障。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机会的追求，以及如何避免农村就业人员老龄化的问题，需要政府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尤其是改善教育水平和医疗条件，改善农村地域的社会机会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重要手段。同时，增强对农民工的防护性保障力度，尤其需要关注老一代农民工，这些措施对农民工的自由发展与回流就业起到有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