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三重逻辑

□张玉梅 彭剑勇

（喀什大学 新疆 喀什 844006）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标识是一种高度的政治共识。当前学者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对其逻辑演变规律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与智慧，本文回顾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演变逻辑，挖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最深层次的理论逻辑，探寻新时代潮流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逻辑，在三者逻辑的辩证统一下，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继续繁荣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历史逻辑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的历史积淀和精神根脉。提炼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要站在历史视角，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

（一）前文明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追根溯源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极为关注中华文化的起源及发展的不间断性。考古学界为了研究中华文化的起源，对我国的古人类学和我国的旧、新石器时代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发现早在神农氏时代之前就出现了文化的缩影，这为中华文化的起源归宗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这一时期内，原始艺术开始萌芽，猿人的骸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大地上有人类生息繁衍的历史足迹，农业、牧业、制陶和纺织的技术也由此兴起，这也证明了中华文化具有独特性和传承性。在此历史的更迭与发展中构建了前文明时期，而五彩斑斓的文化元素也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二）雏形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生根发芽

中华文化经由远古时期的萌芽，再历经中国历朝历代的长期积淀，其精神标识变得更为鲜明且呈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呈现出新旧更替、百家争鸣的状态，中华民族在这个时期得以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也如一颗闪亮的明星冉冉升起。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比如象形会意的汉字、宗法伦理和儒墨道释思想等，这些独树一帜的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交流、碰撞、丰富和完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得以生根发芽，为当今独具民族色彩的中华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定型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蓬勃发展

由秦汉的统一融合到清朝初期的繁荣发展，历经两千多年，中华文化构建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这一时期，戏曲艺术多姿多彩、科技成就和文学作品异彩纷呈，其中儒家文化更是凝聚了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世界上东亚地区文明的精神内核，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因中华文化具有传承与创新、吸收与融合的特性，其文化内涵和思想体系在时代的推移和兼收并蓄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以儒学为中心轴的伦理思想名扬海外，使得中华文化命脉从未中断，具有生生不息的民族色彩。

（四）转型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新旧杂陈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9世纪中叶，世界迎来了近现代化的潮流，中国紧闭的国门在各国列强的侵略下被迫打开了，西方众多思潮和文化入侵，中华文化在多重文化思潮的碰撞下和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始接受外来文化的洗礼，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也由此缓缓拉开序幕，逐步走向转型与重构。虽然西学给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国先进知识分子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今，站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我国各族人民要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守正创新中提炼和彰显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在的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从而不断地推动新时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兴盛。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理论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中，从中可以窥见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精髓和精神内核。应基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坚定文化自信，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和精神指引。

（一）全面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

深刻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道法自然、天下大同、中和中庸等思想观念，为当代中国理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智慧锦囊，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中和中庸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中庸之道。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3]中庸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古代唯心主义哲学重要的代表性观点，其他思想流派也认同和推崇中庸之道。其中，“中”可以追溯到古代圣贤——尧，他常常以执中之道来鞭策他的后代子孙，后经儒家发展成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有两层内涵：一是中正和平和，二是中不偏和庸不易，指在处理各种各样的事物时，要始终秉持着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因时制宜的立场。中庸思想利于恢复人性本真，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道德行为的最高践行准则。

2.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理念的提出者是道家学派，道家秉持崇尚自然、向往自然、顺应自然的态度，认为大自然和人类都共同处于一个自在的统一体中，两大自然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道家这一主张经过时间的积淀和时代的调适，已经成为当代中华儿女普遍的社会心理暗示和价值理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大力倡导的生态文明社会大有裨益。中华儿女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在与自然相处时自觉践行生态优先原则与绿色发展理念。

3.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出自《礼记》，表达了我国古代人民对美好理想社会的追求，主张中华各个民族基于平等和谐的关系互通往来。这一思想观念具有兼爱和仁爱的思想观念，跟西方国家的乌托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当今社会，这一思想观念充分体现在我国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中，不仅蕴含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与理念，还彰显了中国对世界命运的深度审视。天下大同是中华儿女乃至世界人民共同的愿景。

（二）深刻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

“天文”与“人文”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产生联系，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取向。“人”这一主体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涵盖了丰富的“人权”思想因子，淡化宗教神权的倾向，重视人文主义精神。以人学为理论向导，涵盖了以人为本、以仁为本和以民为贵三个层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人文传统。

1.以人为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特性就是以人为本，对人的生命意识给予高度的重视，主张尽人事，而非听天命，这有别于西欧时期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以人为本的中华文化涵盖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在研究人的这一过程中首先研究的是“人”这一概念，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与物本思想是截然相反的；其次是“本”这一概念，在哲学范畴谓之根本，并不是强调本体论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关注价值论的问题，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社会性，强调以家庭和伦理为本位。这不仅有效地降低了人被物化的可能性，还规避了走上西方宗教神权的道路,成为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4]

2.以仁为任

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特质、思想底蕴和美好愿景，涵盖了亲亲之爱、恻隐之心和忠恕之道[5]，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存系统，彰显出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就是仁爱，并将这一仁爱思想扩充到为政以道，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为政以道主张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达到仁以处人、有序和谐的理想状态。这一精神特质对于上至国家、下至个人都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和精神的规范效用，共同构筑了道德观、宇宙观、社会观和天下观。“仁”的价值意蕴不受时空和古今的限制，是我国文明生生不息和薪火相传的根基所在。

3.以民为贵

我国传统的民本文化主张以民为贵，尊重民众意愿，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古代不同思想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民本文化，最为突出的就是儒家主张在国家的政治运行中，要将人民放在第一位，高度肯定了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地位。这一思想观念在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深化与发展，人民渐渐凸显出主体作用。结合时代要求对传统的民本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不仅有利于满足人民需求，还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忠实信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道德规范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整合了丰厚的伦理道德的思想资源，其核心内容是崇德重义。历朝历代充斥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关系在实践的发展历程中演变形成了道德规范，这是我国各族人民融入社会的形与魂，是中华文明立足于世界的独特标识。

1.修身之道

修身之道是指道德主体以君子为理想人格进行自我修养，个体的道德修养也关乎人际关系的稳定。在我国古代，个体的核心价值是仁义礼智信五种核心价值理念，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完成一个连续性的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的过程，达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长治篇》）。这高度契合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四维、五伦五常及八德的道德规范，在为人处世方面秉持着诚以养德、信以立身、谦敬礼让的基本道德规范。

2.孝悌伦理

为仁之本，在于孝悌。孝悌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伦理文化。其中，“孝”是感恩长辈的扶持与帮助，“悌”是对于自己同辈人的忠恕之道，两个字之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核，在血缘亲情伦理之间产生人性的光辉。“孝悌”一词第一次出现在《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悌伦理自《论语》起，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被传承下来，随着时代迁移，镌刻于“家国同构”模式之中。这一模式是指家庭在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孕育而生我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中华儿女要秉持着尊老敬贤、亲仁善邻的人伦道德，从而维系社会稳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

3.爱国主义

在家国情怀层面，爱国主义是我国各个民族推崇的最高尚的传统美德。先秦时代勾勒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大体轮廓，汉唐时代确定形成了爱国主义精神，随后逐步发扬，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爱国主义的社会历史特性。虽然这一思想境界在不同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我国各个朝代的仁人志士都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主张建立和平统一、国泰民安的国家。如今，这些以爱国主义为主体的道德规范，其内涵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得以丰富与发展。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现实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当代价值的民族基因，是中华儿女坚守文化自信自强的强大底气。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恒久传播、继承与创新，为了提取与彰显中华文明跨越时空与国界、具有当代价值和永恒魅力的精神标识，必须坚持历史与现实相贯通、守正与创新相统一、个性与共性相融洽，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和精神财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汇聚“古”与“今”的相融相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道德灵魂和精神支柱，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家，这也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着高度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其蕴藏着优秀的文化基因和深厚的历史底蕴。[7]因此，要基于大历史观的视角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和价值养分，既要不忘本源、回望历史，又要立足现实、增添活力，促使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深深地扎根于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

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简单的再一次重现历史文化场景，而是要深度融合现代社会的现实实践。首先，深入剖析中国历史上各个思想流派的基本历史观点和影响，从中提炼出具有时代精华的文化基因与理论底蕴，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嵌入中华儿女的日常生活。其次，以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为线索，通过改造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价值内容，在守正创新中逐步推动中华文化焕发光彩。最后，深入分析赓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中产生的历史文化理论，深入挖掘革命文化和中国故事，为各族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道德滋养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如今，中国已经大步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直面现代社会课题，以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为指引，以文化创新性为统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共同服务与落实以文化人的任务，将蓬勃的生活与活力融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以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中华儿女应增强文化自信，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升自我文化素养，在国际舞台上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砖加瓦。[8]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经历“守”与“变”的时空境遇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为了科学理性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进行吐故纳新，深度挖掘其内蕴的思想和理论价值，要秉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分析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发展特性。在理论上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引，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当代中国新时代的现实状况，从而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寻求中华文化变与不变的动态平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人文精神与文化价值。

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赖以依存的精神命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以涵养。为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具有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的精神标识，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中华文化的精神之美，为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传承者要结合时代发展的脉搏深刻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和思想境界。具体而言，中华各民族的儿女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的指导，运用多种途径转变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指明创新发展的行动路向，以满足中华儿女对文化生活的美好需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辩证统一性，我国现代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和各国文明相互交流借鉴中构建成独具中国特色和魅力的文化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增强国家软实力的“硬拳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哲学层面深刻地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凝练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让悠久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焕发出更为充沛、更为蓬勃的生命力，与时代同向而行。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把握“异”与“同”的哲学道理

纵览全球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极具特色的存在，也是中华儿女独有的文化基因。中华儿女要厚植中华文化基因，坚守文化立场，向世界各民族展示中国可敬、可爱及可信的大国形象[9]，这就要求我国在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时，结合本土文化资源，基于个性与共性相融合的时代原则，甄别、取舍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科学调整和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只有这样，中华儿女才能获得更多对民族和文化的归属认同感，才能在国际上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为人类关切的国际课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思想资源。

然而，在深化改革开放和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大量错误思潮侵蚀了我国文化安全阵地。对此，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要结合我国各领域的社会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真理为指引深度追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兼收并蓄的态度合理萃取世界各国文化的时代内核，而非盲目“拿来主义”，从而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阵地防线。

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涵盖了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的高度凝练和外在表现。对此，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深入挖掘和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契合时代发展的精髓，有利于中华民族在中国新征程中增强文化自信自强，增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提升中华文化感染力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