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健身法：一项有关感召力的人类学研究

曾繁萍，景军

（1.福建医科大学 健康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2.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84）

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抗癌健身法是北京画院郭林女士所创编，自1998 年起被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审定为健身气功，准予推广。在全国大中小型城市内，民间抗癌组织是长期坚持传播抗癌健身法的中坚力量。至今，先后学练抗癌健身法的人估计不少于1 000万人。

在抗癌组织内，癌症患者学练抗癌健身法的行动展现出的是他们选择信服郭林创编的健身气功，并以此重构自身对疾病的认知和抗癌康复的生存实践。因此，抗癌健身法在中国社会如何从最初个别癌症患者的锻炼手段转变为如今全国性的抗癌健身法，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更为具体的问题如下：第一，郭林是谁？第二，郭林创编的抗癌健身法如何得到许多癌症患者的认可？第三，郭林和她的主要传承者具有什么样的人格魅力？

本文基于上述现象和问题进行田野考察及文献对话，揭示抗癌健身法与特定文化结构和历史背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从人类学研究视角提出“感召力”的概念，发现其中存在两种感召力的作用。第一种感召力是思想性感召力，指抗癌健身法具有改变疾病认知的作用，以传统与创新结合的养生哲学和健身气功理念激发癌症患者延续生命的希望。第二种感召力是人格型感召力，指抗癌健身法的缔造者和传承者以人格魅力、个人经历为抗癌组织打造出与国家政策相融合的社会运作机制。因此，本文所言的感召力是思想感召力与人格感召力的结合，这是推进抗癌健身法在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

一、病友互助组织与感召力的重思

随着时间的推移，癌症对国人的生命威胁变得越发严重。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城乡人口癌症死亡率约在十万分之七十，到2005年达到十万分之一百三十，时至2022年，我国城乡人口癌症死亡率进入十万分之一百六十的水平[1]，而2022 年，我国死亡人口达到1 036 万人，其中有300 万人是癌症患者，这几乎等于全球癌症死亡总数的30%[2]。

面对癌症不断引发的威胁，我国一部分癌症患者早在50 多年前就开始学练由中国国画家郭林女士创编的抗癌健身法。现今几乎所有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都有推广抗癌健身法的民间抗癌组织[3]（3）。为什么抗癌健身法能够从个别癌症患者的锻炼手段转变为全国性的抗癌健身法？这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澄清的其他附带问题包括：抗癌健身法的缔造者是谁，抗癌健身法有什么特点，它如何成为全国民间抗癌组织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基础？这些研究问题的提出与既往研究存在以下几点关联。

第一，我国民间抗癌组织属于病友互助组织的范畴。在全球范围内，病友互助组织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在我国却是一个被许多患者和家属所熟悉的组织形式。这也是一个已经引起我国医学社会学和医学人类学研究者关注的本土文化现象[4]。当前学界有关病友互助组织的研究先后覆盖的题目包括民间抗癌组织[5]、抑郁症患者QQ 群[6]、糖尿病患者糖友会[7]、养生福地的病友康复公社[8]、艾滋病患者病友组织[9]、罕见病患者病友协会[10]，以及血液病患者的类家庭病友网络[11]等。这些研究的共性皆是以互助论为基础展开分析的，主要谈论的互助形式涵盖医事信息交换、疾病管理学习、用药依从性、集体健身以及情感支持[12]等互惠关系。

第二，互助论是上述诸多研究中的一块理论基石，同样也是一个尚待突破和超越的分析维度。病友互助组织在中国之所以如此发达，可视为对中国医疗环境中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从既有研究看，我国患者普遍缺乏五种具有社会属性的医护条件和机会，它们分别是医疗信息、医事协调、疾病预防、健康管理以及康复策略[13]。在医疗空间之内，医生用语过于专业，医患交流时间短暂，专家门诊挂号机会难求，住院和转院手续繁杂，重复性检查过多等时有发生[14]。在医疗空间之外，服药依从性虽是患者可按医嘱执行，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至于康复锻炼技巧、饮食营养配置、生理机能监控等，基本都是患者渴望学习但却缺乏机会，即便透过互联网搜索也会遭遇信息混杂难辨的困境[15]。因此，催生和维系我国各类病友互助组织存在的共通前提，便是能够满足患者在上述五种社会属性中的医护条件需求。

第三，我国抗癌组织在本质上虽是病友互助组织，但须注意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抗癌组织的形成与持续性发展都离不开抗癌健身法的实践和推广，而这又与中国养生思想体系和抗癌健身法缔造者、传承者的作用密不可分。因此，本文认为采用感召力作为分析视角，更有助于厘清抗癌健身法的形成与发展脉络。然而，综观人类学有关感召力的研究，可以发现，多数研究的分析维度与概念界定呈现单一化的趋势[16]（3～5），仅围绕政治或宗教权威领袖[17]（268～281）[18]、文化信仰与仪式[19]等主题，并经常沿用韦伯的“克里斯玛”概念作为分析范式[20][21]，将感召力等同于人格魅力，指向一种对某些人出类拔萃的特质所产生出能够左右他者意识和行为的能力[22]（54）。可以说，在这些研究中所涉及的“感召力”范畴并不足以应对本文的论述和分析框架。对此，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脉络，在人类学研究视角下重新界定感召力，将感召力指称为一种会燃起特定群众的激情和希望并使之追随的吸引力，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引导和转变他人思想和行为的动员力量。以下对感召力的讨论将从抗癌健身法的缔造者——郭林是谁的问题开始阐明。

二、抗癌健身法的缔造者

当面临极大痛苦或死亡即将降临之际，人们会粉碎他们原先极具目的性的理性行动思维，加强他们希望得到救治的渴望，从而陷入一种试图克服痛苦或脱离痛苦体验的自我斗争当中，进而形成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当这种痛苦来自疾病时，医学是患者希望得到救治的主要源泉。但当医学无力回天时，其他救治方式必然成为患者所期盼的对象。在我国肿瘤医学力量严重不足的那个时代，抗癌健身法的出现成为激发癌症患者延续生命希望的思想性感召力。

（一）郭林其人

郭林生于1911 年6 月8 日广东省中山县（今中山市），终其一生在北京画院从事山水画工作，1984 年12 月14 日因脑出血逝世于北京。1949—1964 年，她分别罹患了宫颈癌和膀胱癌，做过六次手术。其间，疾病的侵扰和治疗的苦痛耗损了她的身体、消磨了她的心志，也改变了她对疾病的认知和治疗行动的抉择。为了避免三度患癌，郭林尝试借助中国传统健身法增强自我的抗病力。

最初，郭林无法寻获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因为当时通行的健身气功主要适合正常人或相对健康者学练。她在进行这些锻炼时经常感到体力无法负荷，心理上也总是难以入静，这便催动郭林自行创编一套适合癌症患者锻炼的健身气功。她翻阅古籍经典，到深山寻找老道，入寺庙求问高僧，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家门派的养生术、健身法、气功及武术锻炼之精华，同时参照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等癌症医学知识，经不断调整修改后最终创编出一套对应癌症患者需求的健身锻炼法——“抗癌健身法”[23]（55）。有鉴于自身长年的锻炼实践和癌症康复经历，郭林认为癌症患者若能学练抗癌健身法，将有效提高自我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有助于防病抗癌。

1971年，在《人民日报》头版重新刊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号召的影响下，郭林于同年9月4日在北京东单公园正式向有康复需求的癌症患者公开传授抗癌健身法，自此开启她长达13年的“教功人生”。随着学功者和康复者的逐年增加，国家有关部门开始留意由抗癌健身法引发的社会效应。1979年7月14日，郭林获邀出席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办的全国性会议，有关部门领导对抗癌健身法予以认可，默许郭林传播抗癌健身法的社会行动[24]（6）。1984年郭林的病逝曾一度动摇抗癌健身法在中国社会的存续和发展，但基于郭林生前积累的众多学功者、康复者、传承者，他们的锻炼和生存康复经验成为维系抗癌健身法发展并传播至今的重要力量之一。

（二）健身之道

透过观察分析，抗癌健身法与传统健身气功锻炼有着极大的差异，是针对癌症患者的困境和需求，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家门派的健身锻炼法改编而成的。对于癌症患者而言，抗癌健身法具有吸引力的关键便在于其思想创新性所具有的感召力。在此，思想创新性是指在古气功锻炼的传统之上结合当代癌症患者需求所生成的一套健身气功锻炼。以下将从抗癌健身法社会意义的转变和内在机理的变革阐述其抗癌思想体系创新之所在。

首先，在社会意义的转变中包括传承方式、康复意识和病患自主性的建立。在传承方式上，有别于古气功单一家族性的传承模式以及小范围私密性的学练方式，抗癌健身法，不分男女老幼，皆可传授，并且可在公共场所中公开学练。在康复意识上，抗癌健身法率先在健身气功与抗癌之间搭建起桥梁，将抗癌健身法的锻炼实践与人体免疫功能的强弱，癌症的复发、转移与康复之间构建紧密关联。在病患自主性的建立上，除了遵从医嘱并配合医生治疗外，在生活中癌症患者也应该为自身的健康有所作为，将抗癌健身法作为抵御病魔的武器，为身体康复积极地付出锻炼行动。

其次，在内在机理的变革中包括摒弃古气功锻炼对学练者的意念要求，改为注重锻炼时身体姿势与呼吸节奏的配合。创立两次吸气、一次呼气的“吸吸呼”风呼吸法，提高在外锻炼时身体对自然氧气的吸收。以“行走”取代古气功“坐”“卧”“站”的锻炼姿态和方式，强调先修身再修心，让患者因癌症所导致的悲观情绪和繁杂思绪转移到身体锻炼中，继而得以进入入静状态。

（三）人格魅力

20世纪70年代，由于我国癌症诊断的仪器和检测机制尚未发展完善，导致许多癌症患者出现症状并被诊断为癌症时已是中晚期。那些向郭林学练抗癌健身法的癌症患者或是刚发病，或是正在治疗，或是处于放化疗后的观察期，或是已经被医院判处死刑的“等死”之人。他们都是在求治无门、走投无路下找到郭林的。对于癌症患者来说，郭林的存在不仅象征可触及的生命希望，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调动起他们与癌症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有了延续生命的强韧斗志。

当年许多学练抗癌健身法的癌症患者都提及从郭林身上能够感受到一股让人放心的安全感，这些感受来自郭林与癌症患者互动中呈现出的几种特质。首先，在面对癌症患者时，郭林始终一视同仁，不会因为患者社会身份的高低而存在差异；其次，对癌症患者有强烈的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他们，不会因为是癌症患者而视他们为无用之人；最后，身为癌症康复者，郭林深知癌症患者面临的忧思疾苦，总能适时地开导他们，避免他们在锻炼时受到七情干扰。正是基于此，让癌症患者从郭林身上重新感受到病后缺失的温暖和关怀，并激起对郭林的认同和追随。

昔时，郭林始终坚持以低调谨慎的姿态推广抗癌健身法。从她的言行中可知，抗癌健身法缔造者的个人身份并不重要，癌症患者康复后能为国家作贡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而在那个年代，尽管郭林本人已经去世，国家对抗癌健身法的认可度反而提升了。1998 年郭林创编的抗癌健身法获得国家体育总局审核认可，成为得以在全国广泛推广的合法健身气功之一。

三、抗癌健身法的传承者

当代中国民间组织的一个主要特征不是制度化的治理模式，而是“能人治理”[25]。这意味着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依赖于“克里斯玛”色彩浓厚的领导者。个人能力、远见卓识、道德品行等构成的人格魅力，是组织领导者被拥戴的基础，也是他们在组织中无法轻易被取代的关键。因此，对许多民间组织来说，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是组织存续的重要支撑点。

当郭林在世时，抗癌健身法的传播仅限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但在郭林去世后，以抗癌健身法为核心的民间抗癌组织反倒在全国各城市逐步扩增，形成全国普及之势。究其原因，是作为抗癌健身法主要传承者的仁德品质和个人经历所致。在抗癌健身法普及全国的过程中，郭林的主要传承者牢记群众认同和国家认同缺一不可的重要性。尤其是原海军文化部高文彬和原解放军总政歌舞团于大元，他们为抗癌健身法在民间的普及和获得国家的认可付出极大努力。作为党员、革命军人和高级干部，这两个人是为抗癌健身法保驾护航的重要传承者。他们的身份和经历为抗癌健身法增添了知名度及合法性。在这层意义上，本文中的人格魅力不单指个人的仁德品质，也包括个人的经历，共同集结成有助于传播和推广抗癌健身法的人格型感召力。

（一）救命之恩

高文彬于1976年被诊断为肺腺癌，做手术时医生发现其胸腔内癌细胞已扩散，即便全肺切除也难以根治，只能中止手术，将刀口缝合，并判定他的生存期最多半年。随后他向郭林学习抗癌健身法，加强身体锻炼，最终带癌生存22年。于大元于1978年被诊断为直肠癌，癌细胞扩散后进行直肠改道手术，医生判定生存期有限。随后他向郭林学习抗癌健身法，最终带癌生存34年。这两位癌症患者都认为郭林和抗癌健身法是帮助他们战胜癌症的关键所在。1984 年郭林去世后，高文彬和于大元联合北京地区的其他癌症康复者，坚守并发展郭林生前建立的辅导员制度①辅导员制度是郭林为了传承抗癌健身法所设立的重要机制。她从学练抗癌健身法的癌症患者中挑选出在身体、心理和锻炼上都合适者，培训他们作为抗癌健身法的辅导员，让他们在康复后义务为其他癌症患者进行抗癌健身法的教学。，以此作为维系抗癌健身法传承的社会机制。

经观察后发现，在郭林与辅导员的锻炼互动中存在着礼物交换的互动关系模式。郭林以抗癌健身法作为恩德礼物，运用人情债的情感关系将自身树立为施恩者，辅导员为报恩者，“恩德”则是推进辅导员对郭林进行回报的礼物之灵。与一般的礼物关系不同，郭林作为赠予者，对辅导员明确指定她所期望的回礼。她不求任何金钱、物质上的回报，而是希望他们在康复后能奉献自我为其他患者服务，教导他们学练抗癌健身法。据众多辅导员回忆，当年郭林都曾对他们说过：“你们对我最好的报答就是帮我把抗癌健身法传下去。”因此，在人情债的情感关系作用下，郭林的感召力、辅导员对生命的期望和抗癌健身法的恩德礼物，在他们的互动中不断相互交织并流动融合，最终形成“恩德共同体”，郭林与辅导员之间的情感关系也获得维系和强化。

环绕在郭林与辅导员之间人情债的情感关系，在性质上与既有研究指向一种基于实际性物质或带有工具性、利益性的人情“债”[26]不同，它是一种基于“救命之恩”、富含生命意义的感激之情所缔结出的人“情”债。所以当辅导员通过抗癌健身法锻炼满足自身需求后，他们的回礼机制便在对郭林救命之恩的感激中开启，在恩德的驱动下触发他们主动回应郭林的嘱托，奉献自己成为辅导员以回报郭林的恩情。这也说明为何在郭林去世后，抗癌健身法依旧得以在中国社会存续，正是基于人情债的情感关系以及恩德礼物之灵的作用，推动广大辅导员传承抗癌健身法。当前辅导员与学练抗癌健身法的癌症患者之间逐渐形成接力式的恩德关系，辅导员的报恩已然超越对郭林个人的回报，扩展为群体性的知恩图报，抗癌健身法也由此得到延续的基础，得以经由抗癌组织的传播在中国社会持续发展。

（二）网络之广

郭林去世后，“抗癌明星”角色的树立和癌症综合治疗理念的推广是辅导员传承抗癌健身法的主要行动策略。首先是有关“抗癌明星”角色的树立。“抗癌明星”一词最初出现在1990 年北京八一湖抗癌乐园②此即为北京抗癌乐园的前身，具体发展脉络参见曾繁萍，景军. 中国民间抗癌组织的文化亲密性[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0）。成立大会上举办的全国第一场抗癌明星暨五整生日庆祝大会“老癌大联欢”中③这个活动是目前各抗癌组织中“五整生日”的最初雏形，就是为加入组织康复满5年的癌症患者庆祝存活过医学五年生存期。这些存活满五年的癌症康复者也由此会被称为抗癌明星。。患癌后，存活满五年以上的癌症康复者齐聚一堂，共同参加这场庆祝活动，被赠以“抗癌明星”的称号，他们的抗癌康复经验成为其他患者效仿的榜样。自此围绕抗癌明星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便陆续推出，这些活动大多由各地方抗癌组织与地方政府联手举办，其中又以1992年“京津沪抗癌明星”评选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最为强烈。在评选活动中，抗癌明星们的现身说法不仅向广大民众传递癌症不等于死亡的信念，激发他们对生命的希望，同时也将抗癌明星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与抗癌健身法之间建立关系性连接，驱散当时弥漫在社会中的恐癌氛围，吸引广大民众对抗癌健身法的关注④伴随抗癌明星的评选活动也衍生出各种电视节目和新闻播报，例如，1992 年3 月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针对京津沪评选出的抗癌明星进行专题节目报道；1992 年5 月中央电视台《天涯共此时》以《人间自有真情在》为题，进行“京津沪抗癌明星联欢大会”活动的放送等。这些节目的播出除了改变民众对癌症和癌症患者的认知，也使抗癌健身法逐渐营造出良好的社会形象。。其次是癌症综合治疗理念的推广。在20 世纪末，由于我国癌症患者的生存率低，有关癌症治疗后的患者康复问题一直未受到医学界的重视。直到20 世纪90 年代，随着癌症诊断、检测与治疗技术水平的精进，提高了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27]，同时也表明在癌症治疗过后患者的康复时间得到延长。在癌症康复期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生存等问题逐渐成为癌症患者必须面对的新困境，使得肿瘤医学界开始顾及癌症患者治疗后的康复期[28]①从知网文献的查阅结果来看，直到1992年后我国才逐渐出现有关癌症患者康复的相关研究，第一篇关于癌症患者康复的学术研究是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张宗卫医生撰写的《癌症患者的心理康复》，该文的主要论述依据就是来自对北京抗癌乐园内癌症患者群体锻炼抗癌行动的观察。。

20 世纪90 年代恰逢我国民间抗癌组织盛行的重要时期，彼时高文彬和于大元等辅导员为了更有效传承郭林的抗癌健身法，在全国各城市举办培训班，并在培训班结课后当场选拔符合资格的学员，将之训练成辅导员，让他们按照当地癌症患者的需求筹办地方抗癌组织。这些抗癌组织成立后所依循的组织运作模式皆以高文彬和于大元创立的北京八一湖抗癌乐园为参照[5]。

为了使抗癌健身法获得更好的社会推广，高文彬和于大元等人利用抗癌乐园的组织性向癌症患者传播一套癌症综合治疗理念，提出“以健康的精神为统帅，以自我心理治疗为先导，首选西医，结合中医，坚持抗癌健身法锻炼，讲究饮食治疗法，注意生活调理”[29]（封底），由此将抗癌健身法有效结合至癌症患者康复阶段的社会生活中。此举不但彰显出抗癌健身法在癌症康复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受到肿瘤医学家们的重视和采择。例如，时任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徐光炜和主任张宗卫、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主任郁仁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福州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欧阳学农等人，皆比照抗癌乐园内癌症患者的康复锻炼经验，将抗癌健身法糅合进癌症患者治疗后的康复处方。因此，在高文彬和于大元等辅导员的行动策略下，癌症患者在医院内的治疗和医院外的康复行动产生交汇，为抗癌健身法的合法性提供了来自医学界的认可与支持。

（三）后继之人

辅导员在面向群众时，除了展示作为癌症康复者、抗癌明星的社会形象之外，他们的责任心、亲和力、表述力和组织能力等亦是他们在传承抗癌健身法时所必备的重要特质。首先，癌症康复者和抗癌明星的社会形象是辅导员得以体现抗癌健身法与抗癌之间存在关系性的重要凭证。他们在群众面前的现身说法不单是要表现出生物性身体的“存活”状态，还要体现出良好的生存质量，包括身体、心理、精神以及生活方式等表征。其他癌症患者将会以此作为评断抗癌健身法的依据。其次，绝大多数辅导员都竭力使自身的思想、行为、人格特质趋近郭林，成为像郭林一样的人，具体表现在他们与癌症患者互动过程中的责任心、亲和力、表述力和组织能力。

辅导员的责任心体现在传教癌症患者学练抗癌健身法过程的完整性。其一是必须将抗癌健身法自始至终完整地进行教授，不能半途而废。其二是在教学时必须清楚讲解每一个动作所对应的原理，让患者能厘清抗癌健身法对体态和动作的要求以及与抗癌之间的关联性。其三是根据癌症患者的病情、家庭关系、经济条件、锻炼情况等不同状态和需求设身处地给予对应的关怀和帮助。辅导员的亲和力体现在互动时丰富的情感表达，这是他们与癌症患者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比如，面对癌症患者自述悲戚经历时会感到怜悯或哭泣、看到癌症患者身体好转时会产生喜悦之情，等等。辅导员适时的情感展露会使癌症患者感受到被重视的安全感，产生相互认同感，即“我们都是一样的”。

据悉，郭林去世后能够有效传承抗癌健身法的辅导员，多数在患病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包括军人、教师、领导干部等。他们普遍具备良好的口语和肢体表达能力，能够因人而异进行抗癌健身法的教学和演练。例如，曾任北京抗癌乐园园长、广受病友们喜爱的辅导员于大元，他之所以能在抗癌健身法的表达和演练上具有卓越表现，是由于他患病前在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担任舞蹈演员，这使他能较好地掌握抗癌健身法的各种功式和动作，再加上他同时也是负责单位内部各类活动的党委委员，在面对群众时不怯生，有着极佳的临场反应能力。辅导员身为抗癌组织的领导者，不仅保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还能充分运用其社会身份所附带的社会资源，建立抗癌组织的社会生存条件，包括每年参与国家肿瘤防治周的活动、招募公益企业对病友的社会支持、面向医疗机构进行病友抗癌交流活动等。

论述至此，本文承认癌症患者在团体组织活动中形成的互助关系，的确是推进抗癌健身法从最初个别癌症患者的锻炼手段转变为全国性抗癌健身法的条件之一，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抗癌组织互助形式的存在可能多种多样，但癌症患者们一同采用抗癌健身法进行锻炼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事实。在这层意义上，抗癌健身法可谓抗癌组织中各种互助形式的源头。

诚然，抗癌健身法得以在中国社会普及，须依靠包括组织成员间互助关系等许多不同的条件和机会，但从现实主义角度看，抗癌健身法与医学界和国家机构的关系，或许更值得深思。据了解，这一过程得益于医学界针对肿瘤防治要走出本土化道路的倡导以及医务工作者为了消除“肿瘤恐惧”发出开展群众教育的呼吁。以1992 年创刊的《中国肿瘤》杂志为例，在该学术期刊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肿瘤防治研究要结合我国情况，走出自己的道路。这是我国肿瘤防治工作者必须努力探索的课题[30]。在此刊物第一期，浙江省肿瘤医院肿瘤学专家沈汉澄用其临床经验强调，克服癌症恐惧的群众教育途径之一是编制电视节目，为宣传社会各界已经存活10年乃至20年的肿瘤患者现身说法[31]。

国家机构和负责全民健康发展的体育部门，也亟须成功抗癌者的现身说法，以此破除群众对癌症的恐惧。研究已证明癌症的发生规律之一是与生活方式有关[32]。为了全民健康的发展，在癌症发病率不断上升的时代，国家不但要承担起肿瘤防治的社会医学责任，还要用抗癌成功者的事例培养群众的抗癌信念。抗癌成功者的现身说法，广泛存在于民间抗癌组织中。郭林和她的辅导员皆为抗癌成功者的典型事例。郭林在1949 年被诊断得了宫颈癌，1964 年被诊断得了膀胱癌，1984 年因脑出血去世前，带癌生存长达35年。在郭林之后，1976年原海军文化部高文彬被诊断得了肺腺癌且已是晚期，1998年因多脏器官衰竭去世前，带癌生存长达22年。在高文彬之后，1978年原解放军总政歌舞团于大元被诊断得了直肠癌，2012 年因脑出血去世前，带癌生存长达34 年。因此，医学界和国家机构在克服癌症恐惧这件事上，是与实践抗癌健身法的民间抗癌组织存在目标一致性。

四、结 语

本文以感召力作为新的研究视野审视抗癌健身法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将感召力分为激发生命希望的思想性感召力和释放人格魅力的人格型感召力。

本文对第一种感召力的分析旨在说明，抗癌健身法的普及离不开传统性与创新性的结合，它背后的抗癌思想和健身理念是与中国传统养生哲学和健身气功相通的。在这层意义上，抗癌健身法是中华文化的产物，其感召力是有其文化边界的，不能接受中国养生哲学和健身气功的人们，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会有学练抗癌健身法的意愿。但必须澄清的是，在抗癌健身法的实践中不存在社会分层的边界，不同职业、教育程度、社会身份的人都允许学练。另外，抗癌健身法的感召力与癌症患者对生命希望的期待也存在关联性。在癌症患者接触但尚未学练抗癌健身法时，他们对生命希望的期待会受抗癌明星的现身说法和有关媒体对抗癌健身法抗癌成效的报道等因素所影响。当学练抗癌健身法后，癌症患者自觉身心状况改善与否或程度的主观认知，是影响他们期待值或高或低以及或存或失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他们坚持或放弃学练抗癌健身法的关键。因此，在严重缺乏抗癌医药技术和手段的年代，抗癌健身法对癌症患者的影响和作用将更为显著。随着抗癌医药技术的普及，有关抗癌健身法的作用问题则添加了关于集体活动的疏导、生活方式的调整、自我存在的意义、社会生存的价值以及心理和情感需求的支持等影响因素。这也意味着抗癌健身法的感召力不能采用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阐释，必须置于医学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脉络中解读。

本文对第二种感召力的分析旨在说明，抗癌健身法的普及离不开其缔造者和传承者的人格魅力。尽管他们都是抗癌成功者的典型代表，但仅凭生物性身体的展示，并不能使他们获得抗癌健身法传承者的地位。在抗癌组织中癌症患者对传承者的期待之一是如正常人般的生存质量，期待之二是责任心和亲和力，期待之三是传授抗癌健身法的精髓和组织领导能力。作为抗癌健身法的传承者，往往将传承抗癌健身法视为自我新生后的使命，将救治他者视为这一使命的终极关切。要自律、要自觉、要利他、要致力于救治他者，这对抗癌健身法的传承者来说既是一种压力，也是获得新生之后的生活动力。此外，在本文论述人格魅力时所谈及的经历亦是传承者人格魅力的重要一环。以传统健身气功为根基的抗癌健身法在中国首都北京的持续发展，有一种信号性的示范意义。军人高文彬和于大元凭借各自的经历为获得、增加、维护抗癌健身法的合法性，作出非同一般的贡献。本文的论述并非暗示抗癌健身法的传承者必须是无瑕疵的贤者，而是强调群众对传承者的期待是多重意义下的能人治理责任，包括传承抗癌健身法的能力以及维护抗癌健身法的合法性等。

总之，部分医学研究已经证实抗癌组织成员的生命质量和存活率有所提升，但不单纯是因为运用抗癌健身法锻炼的作用。西医界研究承认，抗癌组织提供的社会和心理支持的确有益于癌症患者。中医界研究的看法是抗癌健身法与中医汤药的结合可以缓解患者的身心痛苦。体育界研究认为，抗癌健身法作为一种体育锻炼，对癌症患者的身心都有益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主要是从互助论言说我国民间抗癌组织何以构成并延续的道理。本文强调的则是，抗癌健身法是抗癌组织中各种互助形式的源头，在具有激发生命希望的思想性感召力与释放人格魅力的人格型感召力共同作用下，抗癌健身法传向全国并持续发展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