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对国画创作的影响
——以康师尧作品为例

张祖辉（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康师尧是“长安画派”早期代表性人物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其由于创作题材新颖、画法自然创新，作品具有清新隽逸的特点而被中国画坛及大众所熟知。作为“长安画派”六位主将中唯一一位主攻花鸟画的艺术家，康师尧凭借独树一帜、生意盎然的艺术风格，将富有浓厚生活情趣的西北风土人情与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自然风光，以花鸟画艺术创作形式展现给大众。他提出“画花如画人”“到生活里去”等花鸟画观[1]，不仅是新时代花鸟画理论的创新方法的践行者，亦是当前国画民族化发展的重要引路人。

一、康师尧国画作品概述

（一）画家介绍

康师尧（1921—1985年），中国“长安画派”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笔名康巽，河南博爱县人，其尤擅长中国花鸟画[2-3]，1944年毕业于武昌艺专绘画科国画业，师从国画名家康一禾、张肇名大师，代表作品有《芙蓉》、《秋意图》、《秋老珠红》、《泳梅诗意画》、《竹林小鸟》、《献给祖国的一束小花》（组画）等，曾获“全国六届美展”优秀作品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其论著有《画花》《国画基本技法探索》《花卉写生与变化》《写意花卉技法》等。

（二）作品主题

康师尧与石鲁、赵望云等在同一时期共研画艺，并长期致力于中国画的创新与民族化发展，与石鲁、赵望云有所不同，康师尧创作以花鸟画见长，其创作主题主要围绕工笔花鸟、仕女画且以兼工写意为创作特色。

康师尧国画作品以清新典雅为主调、兼工带写，作品中往往自具风貌，这与康师尧长期居住西安息息相关，康师尧长期致力于国画写生创作，在陕西独特的千年地域文化影响之下，创作了许多描绘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地域民俗和自然风光的国画作品。

二、从康师尧国画作品中看地域文化的影响

（一）早期作品：反映新中国下的西北地区风貌

“长安画派”的诞生与新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作为特殊时代下成立的画派之一，“长安画派”亦是西北地区画家们的集中创作营地，受制于时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观，许多艺术家们在创作理念、审美观念、作品表现方式上都讲究“新文艺、新思想”[4]，康师尧在创作中也不例外。

在“国画改造运动”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康师尧先后二十余次前往陕西城固、关中平原、陕北农村、秦岭深处等地进行集中写生采风。这些写生创作活动一直对康师尧影响深远，促使他在陕西苍茫大地之中通过汲取各类“乡土题材”来表现当时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变化。在其作品《牡丹》（1952年）、《夏日捕浔》（1954年）、《冶塘鱼戏图》（1955年）、《五谷丰登》（1959年）、《百花齐放》（1959年）中均有体现。

以其早期作品《五谷丰登》（1959年）、《百花齐放》（1959年）为例，都是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创作背景，以表现农民丰收为创作主题，画面中的构图十分饱满，画中的蔬菜瓜果、鲜花谷物等都是西北地区乡村随处可见的金鸡菊、荷花、玉米等。两幅作品在沟通上都十分相似，均为“满构图”。画面物象参差错落、疏密有致、相衬相叠，在色彩表现上相对绚丽，两幅作品在形式上“密不透风”，将写实主义贯彻到底。康师尧通过农民丰收景象从侧面来反映西北地区人民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日新月异变化，而这种植根于地域乡村文化氛围的创作情怀，在其后期创作的《南瓜豆角》（1975年）（图1）、《果实累累》（1976年）等地域乡土作品中亦有体现。这些画面集中体现了康师尧长期对陕西自然环境的观察和细腻描绘，促使他的乡土情怀由内而外散发，彰显“地域美、生活美、自然美”的创作特点。

图1 《南瓜豆角》 1975 年 纸本设色

图2 《花篮》 1965 年 纸本设色

图3 《梧桐黄鹂》 1985 年 纸本设色

（二）中期作品：融合陕西传统地域文化元素

康师尧祖籍虽是河南，但是在西安几十年的生活和磨炼，致使他对陕西传统地域文化了如指掌，对各类关中地域民俗更是如数家珍。从历史传统角度看，陕西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陕西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地域文化影响之下，康师尧所创作的一系列花鸟画创作手法和构图中吸收了许多陕西传统的工艺技法，如秦绣、剪纸、木版年画等[5]。

同时，陕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亦为康师尧花鸟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灵感，他笔下的西北山水、花草、鸟兽等自然景观，已然成为他创作的重要元素。通过对大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有观察和描绘，其作品呈现更加丰富多样和生活气息十足的艺术特点，在其作品《花篮》（1965年）、《芙蓉》（1972年）、《白菜》（1975年）、《草鞋赞》（1973年）中均有体现。

以其中期花鸟画作品《花篮》（1965年）为例，康师尧以花篮为主题元素，描绘了春季盛开的花朵。这幅作品以西北地区农户家中随处可见的花篮为主题，寥寥几笔便勾勒出花篮的层次感。花篮是关中地区用于人情往来的礼物专用器具。画中花篮的形态被绘制得栩栩如生且细节丰富，花篮四周留白，这样构图安排更能突出主体，亦展现了康师尧对于物象的精准观察和描绘能力。花篮中的花朵色彩鲜艳，呈现逼真的形态，且每朵花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这种细腻而精细的描绘方式，源自康师尧在西北长期居住的生活体验和地域文化的长期浸染，展现了他对自然之美的赞颂和对生活的热爱。

（三）晚期作品：吸收地域文化精髓推陈出新

在20世纪80年代，康师尧在国画花鸟画领域已经成为富有名气的画家之一。作为“长安画派”的骨干，其职业生涯后期的作品充分吸收了陕西地域文化的精髓。康师尧不仅将陕西地域风貌中的各类景色纳入自己的创作，还将陕西地域的秦文化、唐文化、农耕文化、关中皮影、安塞腰鼓等在创作中进行了融合。其晚期创作的《仕女画》（1982年）、《春光灿烂》（1982年）、《芭蕉叶》（1983年）、《玉树银花报春来》（1984年）、《小荷》（1984年）等作品，均展现了浓郁的西北风情和地域文化特点。

例如在《仕女画》中，仕女造型充分吸收了关中皮影侍女道具的造型特点，在色彩上借鉴了皮影着色的色彩浑厚沉着之感；再如《芭蕉叶》中，康师尧所创作的芭蕉形象线条勾勒好似草书一般，其创作灵感来源于陕西古迹“题壁”草书[6]，康师尧以精湛的技巧和娴雅的格调奠定了他在新文人花鸟画派中的地位。同时，康师尧在中国画的创作理念上也在不断寻求突破。“到生活里去”一直是其创作的重要观点，其晚期作品《画梅》（1984年）、《水仙》（1985年）、《梧桐黄鹂》（1985年）中均有体现，亦彰显了他在晚年对花鸟画创作的娴熟与自成一派的独特风格。

以其作品《梧桐黄鹂》为例，画中以梧桐树和黄鹂鸟为主题，展现了西北秦岭深处秋天的景象和自然界的生命活力。在这幅作品中，康师尧采用了对角线构图布局，梧桐树被绘制得高大挺拔，截取了树的局部一景作为画面展现。画中树干和枝条的纹理线条粗犷且清晰可见。梧桐树的叶子一改传统金黄色和橙色的搭配，采用黑白浓墨对比色进行展示，这种反差感表现亦是康师尧长期观察西北地域风貌的思想体现，他将关中地区的乡间氛围和季节变迁在画中进行了展现。树枝上栖息着两只黄鹂鸟，以自然姿态展现了生动的形态和灵动的气质，鸟羽的细腻描绘和鸟身明亮色彩的对比运用，使黄鹂鸟栩栩如生，亦增添了整幅画的生动感，彰显了其晚期作品绘画风格清新典雅、构思灵动且极富有人文意趣的特点。

三、从康师尧作品中看地域文化对国画创作的启示

总的来看，地域文化对康师尧花鸟画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受制于陕西文人画历史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康师尧花鸟画作品独具特色，在融合了陕西丰富的历史文化、地域元素等内容之后，地域文化赋予了康师尧创作国画中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他的创作观念开始从最初强调内敛、含蓄和平和，转为不断创新、走向生活、勇于表达，这促使其花鸟画作品更为注重意境的表达，并追求以简约的笔触和色彩传达出深远的情感和思想，这与中国文化中的“藏而不露”“含蓄而深远”的特点相契合[7]。

另一方面，陕西传统工艺、陕西民俗文化和各类西北名胜古迹、乡村风貌对康师尧的创作写生也有一定的启发，在康师尧的许多花鸟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充分融合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哲学精神、东方美学、西北风情文化等，这些文化的影响对其在国画创作中的体现深刻而独特。亦是其国画创作的灵感来源，康师尧通过绘画来表达对历史、传统和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又以独特的符号系统和意象来表现西北地区的山水、花鸟、人物等，这些具有地域文化的元素最终成为康师尧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媒介。

由此可见，地域文化对画家的影响是深远的、长久的，地域文化对国画创作具有一定的传承和创新作用。事实上，地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国画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因而艺术家在传承传统的同时，也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融合地域文化元素赋予国画新的表现形式和内涵。

四、结语

地域文化对国画创作有着重要启示和意义，从康师尧作品中可以看到地域文化对其创作题材选择、风格和技法、意境和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具体影响。因此，艺术家在创作国画时，应不断深入理解和挖掘地域文化的精髓，并将其以理念的形式融入作品，进而促使国画作品展现独特的地域特色和艺术魅力，最终增强作品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