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陈佳文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跨国合作为表现形态的分工模式愈加凸显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快步向前，然而“大而不强”的现状始终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迈向更高的台阶，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转变我国以往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低端锁定的境遇，是实现我国贸易强国的必经之路。文章以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地位为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和研究了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理论机制。采用ADB数据库基于2009-2019年48个国家的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检验，实证结果全面印证了理论假说并得出了结论，制度质量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存在顯著的正相关关系，且通过影响一国的创新效率发挥中介效应。最后提出加强制度建设、构建积极向好的营商环境以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制度质量；全球价值链；技术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惊人的“爆炸式增长”，然而随之而来的代名词“只赚数字不赚钱”“大而不强”等将中国贸易标签化，不难看出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和备受诟病的。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GVC相关研究报告中早已指出，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显然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主体特征。因过去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传统的货物贸易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便是高端产业也只能被动参与加工装配等低端环节，粗放型、低附加值特征明显。受该历史渊源的影响，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贴牌代工、加工贸易、制造装配等工业“微笑曲线”底端的低附加值环节，被处于高附加值环节的发达国家牢牢控制。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我国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比较优势不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域优势正逐渐朝着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如东南亚等国进行转移。加之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以“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需不足等其他全球经济不稳定性因素制约，原有发展模式已经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曾一时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在面临着长期价值链被低端锁定和传统比较优势不再的双重压力，亟待转型以谋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新定位。

二、文献评述

（一）制度质量

在国内学术界研究双边贸易的相关文献中，“制度质量”一词最先出现在潘镇（2006）的文章中，他将“制度质量”等同于在国际贸易中衡量“制度”因素优劣的标度。后来学者也相继使用“制度质量”来量化“制度”因素和进行国与国之间制度差异的比较，由此引申出“制度距离”等概念。与产品质量、工作质量类似，“制度质量”可以作为衡量制度好与坏的一种标准（杨弋，2020）。制度作为规则的统称，是指约束和规范个体行为的一种社会结构，这个定义在新旧制度经济学家中被广泛接受。也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会使用“制度”“制度环境”的字眼，这与“制度质量”无异，测度方法也一致。在对制度质量对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世界银行WGI指标体系，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以下简称“WGI”），由Kaufman等（2007）构建测算，该指标由六项综合指标构成，基于数十个不同数据源获得数百个独立的基础变量，再通过综合聚类的方法形成指标体系，充分考虑了主客观性指标、专家评分和个体调查。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会选择其中的“Rule of Law”法治程度指标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

（二）全球价值链

对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甚至有些学者混淆并错用了相关概念。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虽看似概念彼此相关，但并不能一概而论。相关学者在选取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指标时，标准并不统一，甚至存在误区，如直接用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来测度全球价值链的指标位等（伍先福，2019）。“位置”高低和“地位”高低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更侧重于物理位置；后者则更多是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地位。王岚等（2015）指出，分工位置（Position）和分工地位（Status）是相关但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一种客观描述，反映的是特定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环节；后者则是一种价值判断，反映的是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利能力。处于上游位置并不完全意味着处于高端环节，一些处于生产链条上的所谓的“上游”企业，如原材料贸易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往往很被动，属于低端环节；相反一些并非“上游”的企业，却依靠着自身难以复制的核心技术，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张艳萍等，2022）。因此，本文对于被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是基于全球价值链地位（status）的测度，试图全面体现其价值获利能力的经济地位，而不是简单地研究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生产位置。伍先福（2019）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归纳，总结出了三大类目前主流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地位（status）的量化指标：改善的全球价值链出口复杂度指数、基于贸易增加值分解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改善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

改善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价值链上不同生产环节的价值增值规律，这正是以上两种测算方法所不擅长的。一般而言，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不能直接反映其价值增值能力和经济地位的高低，只能说明其嵌入位置，因此，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指标改善。苏庆义（2016），张会清、翟孝强等（2017）提出将表征技术属性和增值属性的指标相乘，来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借鉴张艳萍等（2022）的测度方法，将一国制造业的增值和位置属性一同纳入分析框架。全球价值链的增值属性，借鉴张艳萍等（2022）的做法，本文采用一国的出口增加值率来进行表征；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所采用的是Wang Z （2017）最新的方法，从前后向联系，即中间品供给和使用的视角，对增加值贸易进行分解，试图从位置和价值层面全面分析一国及其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综合特征。

（三）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而在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关系的相关研究中，我们会发现直接的实证文献相对较少，更多的是从制度质量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探索再进行引申和进一步探讨。在制度质量与国际贸易相关研究中，Williamson（1985）最早在其研究中指出，一国不规范的制度和不健全的法制会将各种资源私有化，而资源的控制实则是交易权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优先选择内部消化。而当外部制度环境比较优良、制度建设和监督执行比较规范与高效时，市场的摩擦成本会低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企业便会更多地选择“市场”而非“企业内部”，即更有动力寻求业务外包。Corcos et al.（2009）以法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时，发现双方国家的制度质量与企业内部化交易程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后来学者们的实证研究也相继证明，完善的制度质量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因素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进而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黄先海等（2020）利用中国省级数据探索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质量与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的关系，实证发现正式制度质量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契约密集度产品的出口，尽管非正式制度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两者的交互作用仍是显著的。戴美虹等（2021）通过对微观企业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了改制有利于增强企业出口。综上，可以发现制度质量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关系是显著的。

三、理论机制及假设提出

（一）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的直接影响机制

戴翔等（2015）指出产品价值链的跨国配置，其实质是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相互作用和冲突的结果。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分配的依据不仅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还同时会受到该国或地区制度质量的影响。而制度质量之所以会对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其主要的作用就在于成本机制。经典的分工理论揭示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利与弊，专业化分工能够降本提效，但同时也必然会导致交易费用的上升，只有利大于弊时，专业化分工才会进一步演进。在国际贸易情境中，不同国家和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需求偏好的差异、规模经济及技术优势的差异等所带来降本提效是彼此之间开展分工和贸易的前提，与此同时的交易费用则通常包括外部的契约监督和执行成本等，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市场、地方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执行效率等外部制度质量。只有专业化分工带来降本提效的程度大于由分工细化产生的交易费用，分工和贸易才会继续开展和演进，尤其在价值链高端的生产环节和生产阶段，交易费用对于外部制度质量更为敏感。基于这一理论和现实意义，制度质量必然会成为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价值链过程中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文献得出理论假设1：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制度质量对于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地位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

（二）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的间接影响机制

技术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乃至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新动力，也是推动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环节攀升的重要路径之一。戴翔等（2022）通过整理国际分工的演进史发现，世界上每一次重要的技术变革都通过不同的理论逻辑，推动国际分工以新的形式乃至新的性质发展。技术进步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变与发展的最根本力量，随着前一轮的动力衰竭，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发展或者说重构的动力必将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技术进步不仅带来降本提效，还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建立了传播和沟通的媒介，促使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主体交流更加紧密、顺畅和便捷高效。众所周知，价值链各环节附加值呈现出“U”型曲线，“U”型曲线的两端代表着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环节，而这两个环节正需要极高的技术创新能力。Tebaldi等（2013）指出，良好的制度环境和高效的监督执行，能够缓解或降低先进技术创新和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来提升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率，进而推动全球价值链向高位攀升。技术创新背后的研发投入往往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投资回报周期长、前期投入大，且新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场景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更高，可能面临诸多意想不到的困境，需要良好的制度安排予以激励和保障。合理的制度安排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则会产生抑制作用。一方面，较高的制度质量和较好的执行环境，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完善、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更活跃、政府的执行效率和控制腐败的能力也更高，要素本身所释放出来的价格信号能够更加灵敏地反映真实的供求关系，产品信息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传递，企业超前捕捉有效市场需求，引导企业更有动力去从事相关的研发和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较差的制度质量和较劣的执行环境下，企业创新成果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如果没有较为严格的创新保障机制，创新主体便无法从中获取预期回报，因而也没有信心和动力来持续增加研发投入。

基于上述文献得出理论假设2：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制度质量对于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起到正向作用，从而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地位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即技术创新在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四、计量模型、变量选取及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模型及数据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以下主模型对分析结果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各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借鉴张艳萍等（2022）的测度方法，将一国某产业的位置属性和增值属性一同纳入分析框架。本文采用Wang等（2017）前后向生产长度的比值来表征各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指数，采用出口增加值率来表征各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能力，将两者相乘以表征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初始數据来源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UIBE数据库。考虑到其他变量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选取了ADB数据库中44个国家2009-2019年的数据作为考察对象，各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等，本文所涉及的变量定义、处理办法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二）模型回归与结果分析

通过对短面板的IPS检验可得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数据是平稳的，不会出现“伪回归”的情况。对于面板数据所常用的三种估计方式：混合回归估计、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本文利用豪斯曼检验和F检验来进行最优估计模型的选择的判断。由表2可以看到，固定效应模型的P值小于0，即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豪斯曼检验的P值小于0，即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综上可得，固定效应模型是最优选择。根据以上模型的选择与检验结果，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国家个体和时间效应进行了双固定。从模型（1）～（2）可以看出，制度质量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强于其他各控制变量。模型（2）～（4）是对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和模型检验，从三步法的模型系数上看，制度质量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创新进而对全球价值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显著，Sobel检验、Goodman检验和Bootstrap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最后本文对模型进行了异方差检验、自相关检验和截面相关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和截面相关，但存在自相关。在对模型进行自相关修正后，模型和变量系数依旧显著，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再体现修正模型的实证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制度质量对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一国的制度质量对其本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经济地位起到了促进作用，制度质量越好，越能提升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第二，一国的制度质量对其本国的科研创新起到促进作用，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进一步提高了该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即技术创新充分起到了制度质量对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结论分析表明，中国要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除了要转变以往依赖外部因素、传统生产要素的理念，更需要关注制度质量等隐性因素的影响。推动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优化国内的营商环境，并建立及完善相应的制度及监督维护机制，是促进我国技术创新乃至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重中之重和必经之路。其次，需注重国内各省份间的均衡发展，我国各地区间制度质量参差不一，尚且存在一定差距。要缓解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必须要对法治建设相对落后的地区加以引导并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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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