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文学史观与编纂方式

顾明佳

（1.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3；2.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欧美中国文学史书写于19 世纪中叶便已启动，相较于中国本土窦警凡、林传甲、黄人等学者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编纂，早了半个世纪左右。学界一般把德国人硕特在1854 年出版的《中国文献述稿》作为最早的欧美中国文学史著作。随后一个多世纪里，欧美许多国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中国文学史著作，如俄国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英国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1901），法国康德谟的《中国文学》（1955），意大利白佐良的《中国文学史》（1959），美国陈受颐的《中国文学史略》（1961），等等。本文主要以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王西里、翟理斯、葛禄博等人撰述的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独特的域外立场、新颖的研究视角，及其与国内文学史书写截然不同的编纂理念、理论分析，为中国文学史书写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发掘其中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一、重译介、尊儒学、泛文化的资料采择理念

纵观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其涉及内容相当广博，也十分宽泛，重视对源文献的摘录与译介，尊崇并大量纳入儒学经典文献，具有泛文化的文献采择视野，呈现出与我们当今文学史著述在史料选择上截然不同的面貌。

（一）对源文献的大量摘录与译介

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对涉及到的作家作品主要以摘录原文、简单译介为主，较少有详细的文本分析批评。例如，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第四章《诗经》一节，70 页的篇幅中有40 页都是纯诗歌文本的节录，占近60%的比例；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中纯文本节录几乎占了全著的三分之二，凡提到的作家作品，均有大量的文本节录，仿佛是一套作品选读教材。

综上所述，对源文献的摘录与译介是早期欧美中国文学史共同的特征，这里包含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欧美学者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初步尝试，要考虑异域读者的接受能力，当以作家作品的基本内容普及为主。无论是欧美高等院校的课程教材，还是知识普及的通俗读本，欧美读者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十分陌生，作者“必须选择一种大众化的著述方式来为自己赢得读者……以普及为目标的写作取向，决定了《中国文学史》的通俗读本性质”[1]，从教授学生的角度来看，“需要一部简明的教材……立足西方的学术机制，为西方学生提供认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窗口”[2]（P94）。在本土文化领域，人们对作家作品的基本内容十分了解，往往先开展学术研究，再进行文学知识普及，而这在跨文化领域并不适用。以王西里为例，他认为“知识普及者的处境却各不相同……在我们的著作中，知识普及或许第一次不是源于以往的著作，更像是为撰写中国文学史学术著作开辟新路的一种尝试”[3]（P20-22），先要进行文学作家作品基本内容的普及，然后才能进行深入研究，“他在书中用大量篇幅介绍和解说中国的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献的历史，以及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4]。另外，葛禄博也是“将该书的受众目标定为普罗大众，将大量通俗易懂的译文穿插于论述之中，降低了德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门槛，是一部难得的中国文学史普及型专著”[5]（P48）。二是中国文学体量庞大，早期欧美汉学家受制于学科背景、个人精力、资料占有等，只能以作家作品译介为主。虽然欧美汉学家很早就开始了中国文学文化的研究，也有在中国本土生活工作的经历，但苦于研究对象体量的庞大，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并且早期文学史著全凭一人之力完成，所以往往只能以作家作品的简单翻译、介绍为主。以翟理斯为例，“尽管在早期汉学研究者中允称翘楚，但在体量庞大的中国文学面前，为语言和精力所限，其首要的工作只能是翻译”[2]（P95），为了掩饰这种无奈，他在《中国文学史》前言中为自己辩解道，“本书的大量篇幅都是翻译，以便最大限度让中国作者自己现身说法”[2]（P96）。同时，早期欧美汉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还远未完备，汉学家受到的学科支持力度较小，手头掌握的资料并不充裕，基本是个人了解或曾读过的汉文书籍。正如王西里所说：“我所提及的著作，没有一本是我未曾读过的……我们至多也就知道伟烈亚力的那一份来自《四库全书》简明（不是完整的）目录的枯燥书单”[3]（P22）。

（二）重点纳入儒学经典文献

早期欧美中国文学史十分注重对儒学经典文献的评介，几乎每一部史著的三分之一篇幅都在论述儒家概况以及后来的理学发展，涉及的经学书目不胜枚举。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十四章中有六章涉及儒学内容，有四章专门论述儒学典籍，占篇幅120 页左右，而全书总共才215 页，近60%的比例。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八卷中除了元明两代以戏剧、小说的论述为主，其他每一卷都涉及了经学典籍。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相对王西里、翟理斯的文学史著书来说，更是以儒学发展的前后脉络作为文学史撰写的总线索，同样从“四书”“五经”等早期儒家典籍讲到两汉时期大量的经学注疏类文献，直至宋代理学发展的僵化对中国文人精神生活的影响，其间涉及众多的儒学经典文献。

至于早期欧美汉学家为何要以儒学文献作为文学史著的主体，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缘由：一是早期欧美汉学家都认识到儒学思想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大影响。不论是社会政治制度还是家庭日常伦理，儒学思想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王西里在“开宗明义”一章中说：“至于儒学，它已经渗透进了中国人的身体、血液甚至骨髓。儒学尽管没有我们这里的宗教形态，但与其他民族的宗教（其中也包括伊斯兰教）相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对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经济、政治、思想以及文学）都具有更大的影响”[3]（P21）。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儒学经典文献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中国固有的文学观把经学也纳入文学范围之内，所以王氏接着指出，“整个中国文明以及浩如烟海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的基础是儒学……进行系统的文学教学时，便无法将儒学排除在外了”[3]（P21-22），儒学经典自然也是文学史撰写的重点对象。翟理斯则更是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视为“中国文学的奠基人”，经过他整理的《诗经》对“研究孔子以前的中国风俗、习惯和观念非常有价值”[6]（P7，P14），而《孝经》“是公认的中国文化之基石”[6]（P33）。在论述汉代文学时，翟氏再次指出儒家经典与文学的密切关联：“虽然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注解经学通常并不被认为是文学的范畴，但中国人却与我们不同，他们极其重视解经著作，甚至将杰出的解经大儒配享孔庙”[6]（P67）。至于宋代朱熹创作的儒家经典注疏，翟氏称其“被认为是不刊之论，因此渐渐演变成中国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流行标尺”[6]（P157）。葛禄博在文学史著中花了大量篇幅讲解儒家孔子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关系，认为“若想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减少对中华民族的误解，首先需要领会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间的联系，孔子处在中国文学的核心位置，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介绍须以孔子为起点”[5]（P12），“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儒家思想，系统、全面地剖析了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影响，将千年来中国文学的变迁融汇于儒家学派的兴衰之中”[5]（P18）。二是早期欧美汉学家大多都经历了全面系统的儒学熏陶，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与扎实的前期积累。这些汉学家大多在欧美高等院校汉学专业学习，上过许多儒学课程，毕业后从事汉学研究与教学，编撰过大量教材、讲义，其中不乏儒学资料。比如，王西里原本在喀山大学担任汉学讲席，后来调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执教，其间一直将中国文学史作为核心课程，后来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前身正是当时作为授课讲义的《中国文学史资料》，内容包括“纯粹的儒家典籍作者”“新儒学”“朱子”“新儒学著作概述”等，可见王氏具有深厚的儒学积累，对儒学思想熟稔于心[3]（P5）。作为王西里的学生，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求学的葛禄博所受的中国文学史教育，也基本上以儒学文化课程为主，包括“儒家学说的意义”“不同阶段的儒家学说”以及儒家典籍的翻译等。他毕业后来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师从甲伯连孜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又攻读了“孟子诠释”“孔夫子与中国人”等儒学文化课程，经历了长期的儒学熏陶[5]（P7-8）。翟理斯所在的英国汉学界也一直以儒家典籍为研究重点，如理雅各对“四书”“五经”等经典文献的译介，大量的儒学资料唾手可得，造就了翟氏深厚的儒学功底[7]（P6）。

（三）泛文化的文献采择视野

早期欧美中国文学史所涉及的文献典籍可谓宽泛驳杂，不但纳入史学、哲学、佛学典籍，就连地理学、法律学、农学、医学等著作也悉数尽在所论之列，简直可称为中国文化史。以王西里的史著最为典型，他在第八章“非儒思想家·道家”中专门谈到道教典籍张君房的《云笈七笺》；在第九章“佛教”中提到《妙法莲花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在第十章“中国人的科学发展·史地著作”中涉及百科全书式的《通志》《通典》《文献通考》，还有地学、方志类专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等；在第十一章“中国人的律学”中则重点论及法律法令类著述，如《唐六典》《元典章》《大明会典》《乾隆会典》等。翟理斯的史著同样论及《说文》《广韵》《六书故》等语言学著述，《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学典籍，还有百科全书式的《永乐大典》，甚至涵括了宋代法医学名著——宋慈的《洗冤录》。葛禄博的史著虽不如王西里与翟理斯的那般驳杂，但依旧辟出专章重点介绍了道教与佛教典籍。

如此驳杂的文献采择视野，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无外乎有两大因由：一是满足西方海外扩张的政治需求，通过学习中国各类文化典籍，加强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了解。19 世纪西方出于对外市场扩张与生产资源占有的诉求，希望对中国这个古老国度有所了解，而中国各类典籍中所含蕴的民族历史、文化特征是西方了解中国的便捷途径，“只有借助中国文献，才可能研究和认识那半个亚洲大陆”[3]（P21）。早期欧美汉学家学习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早期汉学家受国家利益驱动，“并未把精力用于发展宗教事务，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情报收集上”，如以王西里为代表的俄国东方学研究“是以满足实际外交、政治活动等而进行的，很大程度上是俄国为了与英法争夺海外（特别是东亚）殖民地的需要，从而打上了深刻的殖民主义烙印”[8]（P130）。同样，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的问世弥补了德国汉学在中国文学领域的欠缺，极大地满足了德国社会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迫切需求，迎合了帝国主义时代下德国海外扩张的利益需要”[5]（P43），而对西方来说，了解异域文化的第一步，就是对各类异域文化典籍的直观接触，全方位认识异域民族特性、历史文化，为政治、军事、文化入侵奠定前期基础。当然，有些汉学家是为了改变过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片面认识，希望通过大量文化典籍的介绍增进西方对中国民族传统的正确理解，“试图通过这些著作把中国和中国人真实面貌介绍给西方读者”[7]（P17）。二是早期欧美汉学家普遍接受中国固有的大文学观，将文化典籍均纳入文学的范畴。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发轫于 “孔门四科”，指文章与博学，包括一切学术著作、文化典籍，不论是古代的经史子集各类文献，还是现代的文史哲各类著述，甚至地学、医学、法学等专科典籍，均在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的笼罩之下。王西里在比较中西文学的差异时感叹道：“在创造精神以及表述的典范性和科学性上，中国文学确乎逊色于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然而，较希腊和罗马文学的那些遗产而言，可以说，中国文学在规模上和内容的丰富性上更胜一筹”[3]（P19）。

二、折合中西的中国大文学观

欧美早期汉学家由于其跨文化立场，在史著中所呈现的文学观，既遵从中国古代固有的文学观念，又受到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整体秉持折中式的中国大文学观，认为其以儒学为主体、以政治功利为导向。

（一）折中式的中国大文学观

纵观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著述可以发现，早期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看法既不同于中国自古以来固有的文学观，也不同于19 世纪以来确定的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观，而是呈现出一种折中式的中国大文学观。早期汉学家受制于国籍归属、教育经历、学科背景等现实因素，深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浸润，普遍站在西方立场审视中国文学，但是他们均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典籍的学习，并不盲从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而是对中国固有的文学观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并主张“有必要坚持一种次序，即异域文学赋予其作品的一种层次”[3]（P21），“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不会像其他非欧洲民族文学那样与过去的历史被一条鸿沟所分割”[3]（P19），充分尊重中国固有文学观存在的合理性、延续性。上文已经提到，中国古代固有的文学观从孔门四科发源，以儒家六经为基础，涉及经史子集众多文献，包囊一切有文采的篇章、学术性的典籍等，范围极其广大，与19 世纪以来从西方经日本传入的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为主体的现代纯文学观差异颇大，早期欧美汉学家已有体认：

孔子……是中国文学的奠基人……为后世整理、修复了不少极具价值的残存古籍[6]（P7）。

道家文学以老子首倡的道为核心，是与儒家文学并蒂而生却争相斗艳的一朵奇葩[6]（P40）。

从诞生起，百科全书就注定要在此后的中国文学中占据很大的空间[6]（P166）。

这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不仅涵盖并诠释了中国文学的整个范围，而且包纳了很多完整的、非赖于此则将失传的著作。这其中，有不少于六十六部儒经，四十一部史著，一百零三部哲学作品……[6]（P212）

康熙帝仍然在当世杰出学者们的帮助下，启动并实施了好几项世所罕见的重大文学工程。这些工程主要有：……《康熙字典》……《佩文韵府》……《骈字类编》……《渊鉴类函》……《图书集成》……[6]（P282）

如果不谈谚语和格言，中国文学最基本的轮廓几乎就不能说是勾勒完整了[6]（P317）。

先秦时期残存的古籍、儒道两家的典籍、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史学与哲学著述、语言文字汇编乃至谚语格言等，均在中国文学考察的范围之内，可见中国文学的宽泛驳杂，这也是前文所述早期欧美中国文学史“泛文化的文献采择视野”的主要原因。然而，从体裁出发，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实际来看，诗文无疑占据着统治地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王西里曾说：“中国人敬重雅文学的程度可能远胜于我们，他们视雅文学为一个人的最高修养，是其学识和道德的标志”[3]（P201）。此处的“雅文学”即指诗文一类，在古代科举取士的制度下，“拥有思想与深厚的语言功底也可以使学者成为诗人，科举考试也出诗赋题目”[3]（P202），追逐功名的文人士子均以习诗作文为正道。反观小说、戏剧则往往遭到蔑视，不被纳入文学的范畴：

这些剧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无法推定作者……他们也都是在中国人的文学视野中全无所知的人。要知道，戏剧是被完全排斥在文学门槛之外的[6]（P193）。

中国人历来把经学置于人类理想的最顶端，而把剧作家和小说家仅仅视为文学的寄生虫[6]（P212）。

在中国的纯文学主流中，并不包括小说和戏剧，这是一个规律[6]（P250）。

在中国，所有的文学都是纯粹的。小说和故事并不包括在文学的范畴之内[6]（P314）。

这与古代小说、戏剧源自民间，属于俗文学一类，与儒家正统思想不合，不被官方认可有很大关系。早期欧美汉学家认识到中国固有文学观的宽泛驳杂，也充分尊重这一点，在各自的文学史著作中收纳了多学科、泛文化的作品典籍，将诗文作为论述的重要对象，尤其是诗歌，像《诗经》、唐诗等都有专章介绍。同时，早期欧美汉学家又有着自身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秉持着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观，小说、戏剧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文学门类，在西方“最称得上是雅文学的文学类别了”[3]（P207）。因此，他们在文学史撰写中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小说、戏剧的情况。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俗文学·戏剧及中长篇小说”一章中专门介绍了戏剧、小说的发展史，梳理了《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等经典作品的故事梗概和思想内容；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在元明清三代文学中将戏剧、小说专设一节，论述其基本概况，并摘录了大量作品原文；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十章专论戏剧与小说，以时间为限论述元代、现代戏剧，以体裁为限论述长篇、短篇小说，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了个人的分析述评。并且，他们十分推崇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认为它们具有突出的文学价值。例如，翟理斯在介绍元代戏剧时说：“如果说元朝在中国诗、普通文学和经学解注的海洋中加入了极少的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的话，那么它一定会是在中国文学史的两个重要领域被铭记。戏剧和小说可以说是在这个蒙古统治的世纪里产生了”[6]（P179）。显然，他是从现代文学观出发看待元代的戏剧文学。

综上可见，早期欧美汉学家既能认识到中国固有文学观的基本情况，又能采用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观视角，在各自的文学史著作中呈现出一种折中式的中国大文学观，将多学科、泛文化的重要典籍与戏剧、小说等纯文学作品均纳入观照之下。这不仅体现了早期欧美汉学家在熟稔中国文学后博观约取、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更体现了他们中西比较的国际视野，在当时有这样的理论高度实属不易。

（二）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学观

早期欧美汉学家在文学史著作中大量涉及儒学文献，无疑体现了对中国固有文学观的极大尊重，即认为中国文学的主体就是儒学。“文学”一词最早就出自于儒家，孔子教授弟子“文学”也以儒家六经为教本，两汉时期以儒家典籍为国家治理、人民教化的经典教科书，宋代朱熹确定“四书”“五经”的规范阐释，成为科举取士的基本教材，绵延整个封建时代，儒家在我国社会生活、思想文化领域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国文学“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包括历史、哲学以及雅文学和俗文学等各种著作的整体”，从这个方面来看，中国固有文学观“更像是儒家的‘文学’观”[3]（P8）。以《诗经》为例，作为中国文学经典文本，在后世的儒家经学注解中，充分发挥其政治教化价值：“无论在中国文学当中，还是在这种文学的重要现象儒学当中，我们都赋予《诗经》以独特的价值。这是中国精神（尤其是‘经’）整个发展史的基础”[3]（P100）。又如兵家军事典籍，中国固有文学观之所以将其纳入中国文学范畴，归于四部中的子部文献，也是因为其中体现了儒家仁义思想：“中国文学也不将兵家排除在外，甚至堂而皇之地称其为子。这是因为古代兵家不仅仅提出了实战原则，而且还用仁义理念探讨了战争的意义”[3]（P199）。小说、戏剧在中国固有文学观中受到蔑视而不被纳入进来，“作家们无意于在小说和故事等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在这类作品上署名，意味着从这个国家的正统标准来看有所跌落”[6]（P314），这个“国家的正统标准”恰恰就是儒家制定的政治伦理标准，由于小说、戏剧等俗文学带有浓厚的民间俗世趣味，讲述了一些底层粗俗故事，所以“作者耻于承认这种在中国学究们眼中的粗俗之事是他所为，中国文人甚至难以启齿说他曾经读过某些名剧作或名小说”，“经典文献中既不包括戏剧，也不包括长篇小说，所以这是一种空虚的伤风败俗文学”，显然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以及“儒学极力捍卫其思想控制权的立场”[3]（P207-208）。在具体的中国文学史撰写过程中，早期欧美汉学家也十分注意厘清儒学发展的线索。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对儒学作专题介绍，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先秦两汉时期的儒家经学阶段，以孔子与“六经”为主；宋明时期的理学阶段，以朱熹与经典注疏、理学文献为主。翟理斯《中国文学史》虽以朝代为划分标准，但也能抓住各个时期儒学发展的前后线索：分封时代的“四书五经”——秦汉时期的“焚书坑儒”——魏晋与唐代的经学注疏——宋代的理学名家——清代的儒家伦理道德著述。葛禄博《中国文学史》与王西里的有些相似，分两个专题介绍孔子与早期儒家学说、朱熹与宋代理学思想，追寻其中的儒学发展脉络。

（三）以政治功利为导向的中国文学观

根据上文所述，中国文学的主体是儒学，早期欧美汉学家认识到其中蕴涵着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崇尚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纯审美的文学活动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尤其是受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政治影响，中国固有文学观所纳入的作品典籍均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许多文学篇章都是“更好地为儒生占主导地位的政府服务”[3]（P109），“书面文字似乎主要用于政事目的”[6]（P7）。从经学文本出发，许多作品被赋予了国家政治、社会教化的内容。王西里曾说像《诗经》“这样一种为专制帝王、事实上也为儒家统治提供了广阔空间的文本……对儒学给予了支持”[3]（P96），尽管其中存在着一定的曲解，而“这种曲解也有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3]（P111），《孝经》是儒生为了“寻求一种人类得以依靠和朝廷赖以稳定的更加牢固的基础，这种原则只表现在道德层面，他们将家庭伦理作为道德的基础”[3]（P116），《礼记》讲述了儒家的社会政治礼仪，《尚书》反映了儒家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意图，“在致力于实现一个始终不变的目标，即展现儒家的治国之道和理想，各篇意思互不为害，每一篇的根本思想都是用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3]（P130）。翟理斯同样认为传统的经学家“不能不强调孔圣人的价值判断和理念宣贯，往往把日常的乡间民谣解读成重大的道德宗旨和政治原则”[6]（P10）。葛禄博则确信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注疏经典，重现古代文化传统”，“并不是为了将它们作为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而是“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最终实现礼治社会的理想”[5]（P26）。

另外，就连应用性文体如古代臣子的奏章，由于其“宗旨是为治国与立法而进言陈事，因此我们应将其归入文学一类”[3]（P189）。从古代科举取士的角度来看，“中国文人都是出色的文学家，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就是按照固定的题目作一篇优美的文章，而三年一度出现的状元文更是士子们争相一睹的范文”[3]（P16），这些科举策论无一不关乎国家行政、社会治理等内容，包括文人们应举的动机，均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性。

三、历史主义、稽古守旧、作伪深重的中国文学史观

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注重社会历史、王朝政治等外部因素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认为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致使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有稽古守旧、作伪深重的特点；同时重视发掘其中的文化因素，并十分推崇民间文学。

（一）社会历史、王朝政治对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欧美早期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学演进的过程时，均十分注意社会历史、王朝政治等外部因素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从现在的理论视角出发，显现出历史主义文学史观的某些特质，“将文学作品视作历史条件与自然作用力的结果，并且力图用历史的方法来重现文学史的原貌”[9]（P92），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这在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汉代文学卷的开篇便指出“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像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的这个时期之初的中国文学那样，与国家的历史如此紧密相连”[6]（P55）。

事实的确如此，秦汉之际既有秦始皇焚书坑儒“给他的英名烙下了污点”，文学发展遭遇历史厄运，大量“经典将不可挽回地湮灭在焚书的烈焰中”，又有“天下初定，新生的汉王朝很快努力解除了这个国家的文学遭遇的至少部分不幸”，“昔日被封藏的书又从它们的封藏之所重见天日”，一大批学者“全力投身于修复失佚旧籍”[6]（P56-57），文学再次迎来利好的发展局面；在随后魏晋南北朝的几个世纪里，“并不是很利于这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和壮大”，“大部分时间烽烟四起，地方割据，人们没有太多闲暇来读书，也很少有统治者崇文尚学”[6]（P83）；五代十国时期文学的发展情况与之相似，“五十多年里，帝国经历了至少五个独立朝代的动荡，这不是一个有利于文学进步的年代”[6]（P145）；宋诗的成就远不如唐诗，主要是由于“赋诗开始成了礼学教育的一部分”，成为国家科举考试必须涉及的部分，“诗的形式得到了更多关注，但之前大师们的神髓却被俗套所束缚”，文士们为了掌握这些应试俗套，在科举中拔得头筹，“被按规程培训成了这样，但这种诗展现的只是赤裸裸的技术，只能留给读者失望和冰冷”[6]（P160）；明代统治者“强化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后，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文学和教育”[6]（P209），编撰了如《永乐大典》这样的百科全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作为“被满洲这样一个善习骑射的野性牧民民族统治”的清代来说，“连自己的文字也晚至1599 年才构建，文学本能尚处于待开发之中”，“不可能有太多代表人文的东西被期待”，但是康熙与乾隆“两位皇帝治下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对文学的广泛鼓励、对文人的大力眷顾”[6]（P250），助推了清代文学的中兴，如前文所述，康熙帝启动了《康熙字典》《图书集成》等重大文学工程，而乾隆帝敕令编纂的《四库全书》大规模搜集并保存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学著作。

王西里也同样十分重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汉代是文学昌盛的时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朝统治者的政治决策，“全部中国文献，当然不仅仅是儒家文献，得到了汉武帝两个弟兄河间献王刘德与淮南王刘安的扶持”，前者搜集保存了大量先秦古籍，后者召集门客编撰了许多文学著作，“他们对学问的庇护”[3]（P106），使更多文士从事整理文献、编撰图书等工作，为文学的持续推进贡献了重要力量；魏晋南北朝是佛教隆兴的时期，“在统治者的庇护下，佛教已经广泛扎根”[3]（P170），大量佛家典籍涌出，对文人的精神思想影响颇深，文学发展中的佛家因素渐趋明显；近代中国饱受外侮，国人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外国先进文化，文学中的翻译事业快速发展，如“在中英战争之后，中国的著述者开始翻译欧洲的地理学著作，甚至对其进行诠释”[3]（P184），魏源的《海国图志》便是一例。除了翟理斯和王西里，葛禄博也持相似文学史观：“秦始皇焚书之举使自古留存在国家档案馆中的书籍因此被焚毁，极大的破坏了先秦文学的传承”[5]（P13）。

综上可见，文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文人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等外部因素对文人创作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不能否定这一点，但也不能肯定其决定作用，我们绝不能忽视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与规律，如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文体之间的渗透融合、复古革新的交替碰撞等。早期欧美汉学家受限于跨文化立场，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内部特征、演变规律不能有全面系统的认识，将着眼点放在更为直观的文学外部因素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持守稽古、守旧甚至停滞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观

根据前文的叙述，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中国文学与儒学的紧密联系，中国古代固有的文学观简直就是儒家的文学观。儒学思想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在早期欧美汉学家看来，这也导致了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发展的稽古性、守旧性、停滞性。王西里认为，由于儒学在人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统治覆盖，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独立自我发展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显然乐于推崇本国的历史，却并不了解人类生活的真正历史”[3]（P134），儒学像宗教一样禁锢着人们的信仰、思想，使其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造成“中国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国度，没有任何思想的激荡，不能从进步走向进步，不能在创新之后再创新”[3]（P192），保守封闭的环境阻碍了新思想、新观点的萌发。具体到中国文学的发展，他确信其“主要特征不过是起源于公元前的基本原则的发展”，“仅仅是过去一些方面的延续，而这些方面或者在过去某个时刻虽被触及却陷于停滞”[3]（P19）。这里的“基本原则”“过去的一些方面”指的就是儒家确定的文学观念，汉代经学昌明鼎盛，儒生以编修整理图籍为己任，注疏附会统一的儒学思想，奠定之后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作家作品深受儒家传统文化观念影响，新思想、新文学的发展在儒学的统摄下极为艰难，基本陷于停滞。翟理斯在论述唐宋文学时也谈到，正是由于儒学在宋代对思想文化的进一步钳制，尤其是在科举教育中的主导地位，文学形式大于内容的推崇，以诗歌为典型的宋代文学缺少了唐代的生气活泼，更使此后的文学“进入了衰落时期，并再也没能从中恢复”[6]（P160），在儒学稽古守旧的氛围中，文人们创作的文本内容单一陈腐，“没有看见任何文学分支领域出现原创的伟大作家，也没有看到任何值得流芳后世的伟大原创作品产生”[6]（P312）。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停滞僵化的问题，葛禄博继承硕特的观点，认为中国“像所有东方国家那样没有‘自由意识的进步’”[10]，他在个人文学史著中谈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这个领域所面对的是鲜活的东西，能看到一段活着的古代。

古代仍旧强有力地、活生生地在当下延续。

传统之神圣纽带，成为精神的束缚。因此，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在我们的感觉下留下的印象是呆滞、守旧和扭曲[11]（P4）。

从汉代开始，儒家定于一尊，儒学经典被奉为民族圭臬，文人精神思想受到束缚，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学逐渐陷入守旧僵化的境地，不利于自由创新意识的萌发。当然，不能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汉代的独尊儒术，葛氏认为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一统也是让文学发展真正陷入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这在他的《中国文学史》第九章“宋代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中有详细的探讨：

不只是文学创造力，整个精神生活和伦理行为也同时步入停滞状态，这主要是在朱熹的影响下发生的。他所开启的儒学公式化和教条化，只能起到遏制思想的作用[11]（P9）。

平心而论，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保守陈腐的一面，比如对儒学思想公式化、教条化的顶礼膜拜，但也有合理进步的一面，儒学思想对国家统治、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以儒学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为我们中华民族所传承与延续，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个人行为，古老的文学传统中积累了硕大的文化财富，我们现在的文学发展也是建立在汲取过去文学养分的基础上，这绝不能仅仅用“僵化停滞”来总结。如果追寻深层次原因，早期欧美汉学家之所以对中国文学持有这种观点，恐怕还是因为跨文化立场与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作祟。他们虽对中国文学与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但限于自身的跨文化背景，不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全面、系统的理解，往往只是根据个人的视角得出较为片面的结论，而个人又深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熏陶，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东方文化虽然是人类文化的起点，但东方文化稚嫩缺乏理性精神和独立人格，作为东方代表的中国人没有任何自由”，“太阳在西方‘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他们从西方价值观出发，认为“按照中国原有的历史模式而发展，它的发展前景让人难以捉摸”[8]（P132），中国文学应当向西方学习，“在欧洲文化的大潮中得到充实与新生，吸收欧洲的思想、知识以及丰富的精神内涵”[3]（P19）。显然，这样的观点是极其片面的，甚至带有偏见的，但考虑到早期欧美汉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也不必给予苛责。

（三）持守作伪严重、深受质疑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观

19 世纪被称为“历史的世纪”，实证史学盛行于西方学界，尤其是德国兰克史学宣扬的“客观主义”“科学主义”，特别看重史料辨伪[8]（P128-129），早期欧美汉学家受此影响，站在跨文化的立场，一定程度上避免中国学者受自身传统文化深刻浸染所造成的前理解、期待图式，并对中国文学经典文献、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以王西里为代表，他们非常重视对中国文学原典的研究，“不会转述摘录其他欧洲学者著作中的文字”，怀疑二手资料的可信度，认为“征引那些自身尚需受到批判、说明、补充或者驳斥的文章，实在是得不偿失”[3]（P22），从文献本身出发，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

首先，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常常从中国文字的产生开始讲述，并对其古老性提出质疑。王西里在考察中国文字时，对蝌蚪文的古老性产生了质疑：中国人认为“黄帝时期有一个叫仓颉的人发明了所谓的蝌蚪文字”，并且后来鲁恭王在孔壁中发现的《尚书》《论语》也是用蝌蚪文撰写，时人根据已知篇目辨认出几篇，余下的未能破解，王氏认为“这种情况本身就已经完全暴露了这个杜撰故事的荒谬，假如能辨识出若干篇来，自然也能辨识出余下各篇”，所以根本不曾有过这样的发现，后来又有人说发现大量先秦典籍的汲冢竹书是用蝌蚪文写成的，但那时“已经发明了名为‘篆’的新书体，而且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使用，为什么在孔子生前和身后还要使用这种蝌蚪文字”，这种说法很明显也是纯属臆造。王氏认为蝌蚪文是后期的伪造，原因是“需要伪造古书时，中国人就用奇异怪诞的字体来书写”，从文字上证明伪造文献的古老性[3]（P33-36）。关于蝌蚪文的确切历史这里不做讨论，王氏的说法主要是为了他的“汉字起源于埃及文字”的观点服务的，汉字不能有比埃及文字更为久远的历史，但仅凭中国汉字与埃及文字均表示约定意义这个理由，便确信两者的渊源关系，实难让人信服。

其次，早期欧美汉学家指出中国文学经典文本存在大量伪作。翟理斯曾说先秦时期众多经典文献“在岁月流逝中失传了，还有一些则由公元1-2世纪间出现的伪作传世……一个托名古人的伪作高潮”[6]（P30），公元1-2 世纪正值汉代，秦火焚书后，大量图书文献急需编校、整理、恢复，以儒生为首的学者为了延续学派学说传承，不惜伪造古籍文献，并把著作权推给古老的圣贤明君，获得古人权威的支持。以《尚书》为例，汉人认为这是从尧舜禹时期就有的宫廷史官专门记录帝王言行的典籍，但其中“讲述上古史的内容只有区区几页，而且并非历史叙述，而是教谕性的，空泛议论式的……很明显，这部书是后来写成的”，其来源是“将自己的文字和职官等强加给每个上古帝王”[3]（P39-40），可见作伪用的都是以今拟古的办法。葛禄博也肯定《尚书》是伪作的说法，认为“被后世尊为先儒、孔子后裔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是伪书”，但不能“断定孔安国有意篡改，他很可能根据孔家家传的残稿重构和新添了篇章”[12]。又如《周礼》一书，汉人明明意识到其是伪作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其广征博引并不假思索地用以阐释中国的古代制度”，当认识到这些制度与真正的古老书籍有所抵牾时，“试图证明此事不假的学者便推断此书虽为周公所作，但这些机构却未及设置”，汉人极力掩饰作伪的事实，无非是服务于当下的社会政治，“意欲在自己的新律法中倚赖古人的权威”[3]（P40-41）。

再次，早期欧美汉学家认为中国文学典籍存在大量注疏家的附会阐释现象。翟理斯说：“中国人在托名伪作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以至于他们先是为古籍创作了一些伪作，而后又创作了一些专著与之配套”[6]（P30）。与之配套的“专著”即指注疏家的作品，符合社会政治需求的伪作一经问世，后面便有无数的注疏文献来阐发其中的正统理念，使之成为统治的思想利器。这在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简直不胜枚举，就从最具有文学性的《诗经》来看，“汉朝的儒学为了控制政府，从一种民主和革新的学说变成了一种随遇而安和俯首帖耳的学说，《诗经》又怎能独善其身，这样一种为专制帝王、事实上也为儒家统治提供了广阔空间的文本怎能不受到欢迎”[3]（P96），“每一篇不朽诗歌都被硬性嵌入了弦外之音，注入了相应的道德取向”[6]（P10），经学阐释改变了《诗经》产生之初那种自然淳朴的内涵，以迎合政治教化、国家一统。又如《春秋》一书，内容贫瘠如“断烂朝报”，但这却给了注疏家发挥的空间，“各种各样注疏的出现，为解释这些信息而编写了一些甚至可能是臆造的或者矛盾的史实”，他们赋予这些史实以基于道德和礼仪等教育意义的阐释，以期“有助于国家统一和清除不利君主独裁言论”[3]（P102-104）。即便是反映孔子思想的《论语》也存在多个版本，他们依照各自的理念来解读文本，当然，最后流传下来的通行本已将那些与社会政治“既定观念相抵触的内容删除了，使之更好地为儒生占主导地位的政府服务”[3]（P109）。

总之，早期欧美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典籍作伪深重、附会阐释颇多的认识是较为洞明的，并且对成因梳理得较为透彻，可见其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儒学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然而，他们对中国语言文字古老性的质疑，尤其是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其他民族，显然有穿凿拉扯之嫌，也未提出强有力的证据，笔者揣测主要是因为相较于有着传世文献的儒学而言，语言文字的起源更为古老，也更具精密科学性、实践性，中国人自身尚且没有确切统一的“成说”，遑论处于跨文化背景下的早期欧美汉学家。此外，汉学家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妄图将中国纳入其世界文明发源体系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四）“文学文化史”特质与淳朴的民间文学

早期欧美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观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外，还存在一些次要特征。首先，早期欧美中国文学史呈现出“文学文化史”的某些特质。“文学文化史”是近年来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背景下涌现出来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主要是从文化学视角出发研究文学史，但与19 世纪以来盛行的历史主义文学史观颇为不同，历史文化不再被简单认定为文学演进的背景，而是和文学一起成为整体叙述的对象，文学文化史书写内容“既包括文学本身的历史，也包括作为大背景的文化和社会历史”[13]，将过去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书写体系转变为对整个文学活动及其文化语境的书写。翟理斯曾在史著中说明书写工具的变革对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秦代大将军蒙恬“发明了中国人重要的书写工具、用兽毛制作的毛笔”，“竹简和刻刀从此被抛弃，帛书得到广泛使用”[6]（P57），汉王朝大量文学典籍的撰述整理也得益于此。王西里则谈到了戏园演出的盛况对俗文学的影响，“凡是大一点的村子一年当中至少也要请一次戏班子来唱戏（当初我们在北京时，城里一共有十三座戏园子，而戏班子有一百五十来个，这些戏班子都靠四处演出为生），戏园子也没有特定的戏班子，通常是今天这个来演，明天那个来唱”，反映民众趣味的俗文学让“儒生们再不能反对（因为皇帝也有戏台）”[3]（P207-208），戏曲文学的长足发展不可逆转。此外，由于理学、佛教、道教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早期汉学家在史著中几乎都有专章论述，介绍其产生发展的基本历程。同时，他们还关注到女性文学创作，如汉代的班婕妤，明代的妓女作家薛素素、赵彩姬、赵丽华，清代蓝鼎元关于女性道德教育的著作——《女学》等。

其次，早期欧美中国文学史对淳朴自然的中国民间文学十分推崇。这在对《诗经》的介绍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情歌，有希望出嫁的少女之歌，有迷恋美人的情郎之歌，有情人约会，也有弃妇哀怨，还有夫妇、情人和亲人的离别之诉。……还有经济、农耕和日常生活题材，一首诗歌中甚至能展现一部民间历法。……难道还有哪一个民族能对自己的一般情感和民众生活进行如此生动而清晰的表现？[3]（P50-51）

王西里如此热爱《诗经》中的民歌，译介了132篇诗歌文本，与其他作品形成鲜明对比。翟理斯则反对注疏家对《诗经》的经学阐释，认为这破坏了“这些诗歌中简朴自然的美”，“生活的愁苦被充分宣泄，对统治者的不满频频流露”才是民歌常见的主题，对“研究孔子以前的中国风俗、习惯和观念非常有价值”[6]（P10-13）。当然，对民间文学的推崇也是因为其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

四、含混通俗的编纂方式

19 世纪以来各类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就通史性质的著作而言，从宏观方面着眼，有按照文体类别来组织构架的，有按照朝代时代来分期叙述的，还有两者兼而并行的；从微观着眼，有的以语言文字为开端，有的以神话歌谣为肇始，有的重在作家作品思想内容的总结，有的重在文本辞章特征的分析批评。总之，由于时代、学术的进步发展，文学史编纂方式整体上呈示从简单粗略到繁复精细的发展趋势。早期欧美汉学家作为最初编纂中国文学史的群体，基于自身跨文化的立场以及处于探索初期的实际，在文学史著作的具体编纂方式上与当今的文学史编纂存在诸多差异。

（一）时代、主题、文类兼而并行的组织构架

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在组织构架上呈现出“含糊随意”的基本样式，缺乏鲜明准确的结撰宗旨，与现今越趋精细明晰的编排方式截然不同。这以翟理斯《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

就目录而言，从整体着眼，以朝代的划分为大框架，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等八个部分；从细部着眼，第一卷先秦“分封时代”中有“四书五经”“道家”等以主题为划分依据的章节，有“诗”“铭文”等以文类为划分依据的章节；第二卷“汉代”中有“史学”“词典编纂学”“佛学”等以主题为划分依据的章节，有“诗歌”等以文类为划分依据的章节……第七卷 “明代文学”中有“中药学”“农学”等以主题为划分依据的章节，有“小说”“戏剧”等以文类为划分依据的章节。葛禄博《中国文学史》较翟著在架构上更为含糊随意，如第一章“序言：语言和文字与文学的关系”、第二章“孔子与中国古典文学”、第四章“老子与道教”是以主题为划分依据的章节，第三章“先秦文学”、第六章“汉代”、第七章“汉唐之间的文学创作”、第八章“唐代：诗歌的鼎盛时期”、第九章“宋代”是以时代为划分依据的章节，第五章“诗艺复兴：屈原与楚辞”、第十章“戏剧与小说”是以文类为划分依据的章节，总体章节架构的杂糅昭然若揭。相较之下，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显得更为规整，大要以主题来划分章节，包括 “语言文字”“文献的古老性”“儒学”“道家”“佛教”“史学与地理学”“法律学”“博物学”“农学”“医学”等内容，但也有例外，如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即以文类为划分依据，包括诗歌、散文、赋体、戏剧、小说等内容。

至于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为何会呈现出如此的结构框架，究其缘由，一是早期欧美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编纂才刚刚起步，甚至文学史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尚未形成，一切还处于摸索阶段，受限于当时的学科实际，他们尚不具备精准的文学史编纂理念，只能根据自身基础的汉学知识与初步的学术设想来确定文学史的编纂框架，必然会有稚嫩、不成熟的一面，呈现出编纂理念“含糊杂糅”的情况；二是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一般都是作为汉学家教授学生的教材而编写，大部分是以前期授课讲义为蓝本，并不具备全面系统的知识结构体系，呈现出“粗疏随意”的特点，也在情理之中，例如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就是以前期在喀山大学、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中国文学史资料》为蓝本[3]（P5-6）。

（二）从中国语言文字谈起

虽然我们国内的中国文学史很少专章述及语言文字的情况，但在早期欧美中国文学史中，从语言文字开始谈起似乎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在跨文化立场的汉学家看来，不论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译介，还是对文学演进特征的归纳总结，首先要以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运用为基础，并且他们普遍认为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学发展的开端：

公元前6 世纪成了研究中国文学史一个方便的起点……中国人已经有了足以适应大多数交流需求的早期文字[6]（P4-5）。

任何一个独立民族的发展都自有其起点。那些可能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已被创造出来，并在文字诞生后立刻被记录下来的早期文献，对民众创造力的发展以及促使民族意识关注那些其他民族意识所忽视的生活和知识层面发挥着重大影响[3]（P21）。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开篇专门探讨了“中国人的语言与文字”，首先讲述汉字书面语与口语的较大差异，方言口语的多种多样凸显了书面语对不同地区人们交流的重要性，接着说明汉字的单音节性、象形特征造成同音字众多的现象，进而导致汉字的多义性，“词根的意义非常丰富，有时甚至可以表示完全相反的概念……词根的笔画只包含一个确定的意义，但词根在使用过程中能够赋予这个笔画各种意思”[3]（P26），最后提出大胆的设想，认为汉语与雅利安语有渊源关系，“汉语词根不仅与被视为所有欧洲古代语言标准与基础的梵文具有亲缘关系，而且证明这些语言中许多在梵文词根中不能得到解释的词汇却可以在汉语词根中得到说明”[3]（P30），以及上文提及的汉字起源于埃及文字的说法，极力证实中西方的早期交往。翟理斯《中国文学史》首章“书写的起源”也重点探讨了语言文字问题，从“纸张毛笔取代竹简刻刀的书写材料更替过程中”所体现的汉字写作的稳定特点，说明字形稳定源于汉字“明显表意功能”的强大[6]（P5-6），也即汉字的多义性。可见，王氏和翟氏都说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多义性和字形稳定性的问题，这也与他们后面所要论述的中国文学现象有密切关联。比如，正是因为字形的稳定性，导致汉字形体变化极少，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辞章文句的简洁表达；汉字的多义性则导致了后来注解阐释文本的大量涌现，正是由于经典文献中字词章句的多义性，才有了注疏家可以根据“为我所用”的目的对文本进行阐释发挥，甚至是随意的穿凿附会，这在儒学典籍中十分普遍。葛禄博《中国文学史》同样在首章就讨论了“语言文字与文学的关系”，他也谈到汉字同音多义的现象，并认为汉字书写的复杂难度以及刀笔竹简的书写方法，“极大影响了文字的运用，制约了文学生产，导致人们竭力用尽可能少的文字来简化文本”，形成简约的文学表达方式，“可见文字对文体和风格的作用”[14]（P8），这与王氏、翟氏的观点颇为一致。同时，他还注意到汉字象形的直观性特征，“赞美汉字的视觉形象……视觉比听觉快，而且比声音传递给大脑所产生的想法更为鲜明而生动”[14]（P8），这正与中国艺术书画一体的本质特征相合，也与中国文学充满画面感的审美想象特征相合。综上所述，早期欧美汉学家除了受跨文化立场的制约而优先叙述语言文字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缘由是受19世纪实证史学的影响，倾向于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与西方语言进行横向对比，说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语言的特点。无论是汉语与雅利安语的亲缘关系，还是汉字与埃及文字的渊源承续，均体现了早期欧美汉学家西方中心主义心态，通过证明“汉语与西方印欧语系同源，是同一种语系”，妄图以“语言学上的联系，将中国文明纳入到基督教知识体系的深层文化思考”[15]，这也是他们当时研究中国文学、认识中国文化以及急需掌握中国等东方国家语言文字的现实目的。

（三）将背景知识、作家生平、作品内容的简介作为编纂主体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基于跨文化立场的早期欧美汉学家受限于自身的汉学知识储备，以及史著所面对的读者受众，他们以介绍中国文学的背景知识、作家生平、作品内容等为史著编纂主体，服务于认识和传播中国文学文化基础知识的任务目标，较少对作家作品的理论分析、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赜索隐更是凤毛麟角，其间穿插着众多逸闻轶事，具有通俗性、趣味性，这也符合早期汉学家“写一本篇幅不大的中国文学史通俗性概论”[3]（P20）的编纂动机。

首先，背景知识较为宽泛，社会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人情等均可纳入其中。例如，翟理斯在讲述佛教传入中国时穿插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早在公元前217 年，就有沙门室利防和其他一些佛教徒来到中国。秦始皇似乎对他们不信任。无论如何，秦始皇把他们投入大狱。根据记载，他们在一个夜晚被一个金刚或天使之类的人救出。此后，直到汉明帝之前，一直没有听说过佛教出现。相传汉明帝梦见一个异国天神，于是派出一行使者前往印度，探求异国宗教可学之功。这批使者共有十八人，他们带着迦叶摩腾及竺法兰两位印度僧人于公元67年返回汉朝。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在当时的汉朝首都河南洛阳安顿下来，并将《四十二章经》译成汉文。《四十二章经》因此成了中国第一部佛教经典。不久后，迦叶摩腾去世，但是种子已被播下，道教的强大竞争者很快就将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6]（P76）。

不论是秦始皇对异域佛教徒的忌惮，还是汉明帝的佛国梦境，其中都充满了奇异幻想的内容，这说明早期汉学家对佛教传入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十分明晰，带有臆测的成分，让人半信半疑，但读起来却饶有趣味。

其次，在叙述作家生平时，记录了许多作家生活中的逸闻轶事。例如，文人晁错向90 岁的经学大师伏生问学，由于口音方言的差异，只能让伏生9 岁的孙女作为传话者[3]（P131）；昭明太子萧统不但以文才名世，更是一名大孝子，“母亲去世后，萧统悲伤不已，饮食俱废，只有在父亲的严旨逼劝下，他才勉强略进饮食”[6]（P97）；沈约勤勉好学，昼夜不倦，“母亲担心他晚上过劳有损身体，因此常常限制他的灯油”[6]（P96）；陈子昂为了引起他人对其才学的关注，重金买下价格昂贵的胡琴，而在次日“把胡琴摔得粉碎，并遍发诗文给周围的人”[6]（P104）；袁枚的朋友曾送给他一只蟹和一只鸭，但是“两只鸭和一只蟹更符合中国传统，甚至两只蟹和一只鸭也更接近中国习俗一些，由于失误或其他原因，那只蟹单独跑到了袁枚家”[6]（P295）。这些逸闻轶事的加入，使文学史更具通俗性、趣味性、可读性。

再次，在梳理文学作品的故事梗概时，加入汉学家自身的中国经历或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翟理斯在讲述元代戏剧《辕门斩子》时，结合自己在厦门观看这出戏演出的经历，说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憎恶、仇视：

两个看起来无精打采的外国人正在舞台上，他们的表演明显可以每隔一个字就博得满堂喝彩。……这些所谓的西方人并不是真正的外国人，而是为了这节表演穿上外国服装的中国人。尽管其初衷无疑是讽刺或调侃，而非准确的再现或模仿。……在我所见的那一幕中，把这两个侍从装扮成讽刺19世纪的西方人的做法，只是一节插科打诨，但却极大地逗笑了观众。……戏剧中，这两名可怜的假外国人于是被安排跪在舞台上，他们的头被刽子手立即斩了下来。此时，周围的观众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喝彩声[6]（P194-196）。

19 世纪是中国遭遇外侮的开始，翟氏虽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叙述中隐含着对这种做法荒谬可笑的认识，但这样的戏剧演出客观反映了民众强烈的反抗情绪。戏剧文学与演出实况相结合来论述，返回到文学活动的历史场域，展现出文学史内容的立体感。另外，“而非准确的再现或模仿”也体现了翟氏对中国文化艺术“重神似写意、轻形似写实”基本特点的认识。

总而言之，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体系并不完善系统，还带有摸索性、幼年性的发生期特征，呈现出与现在完全不同的风貌。在资料采择上，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大量摘录和译介中国文学源文献，重点纳入儒学经典文本，体现了泛文化的文献采择视野；在文学观上，秉持折中式的中国大文学观，认为其以儒学为主体、以政治功利为导向；在文学史观上，认为中国文学发展深受社会历史、王朝政治的影响，带有稽古守旧、作伪严重的特点，重视发掘其中的文化因素，并十分推崇民间文学；在编纂方式上，采用时代、主题、文类兼而并行的组织构架，从中国语言文字谈起，将背景知识、作家生平、作品内容的简介作为编纂的主体，体现了含混通俗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