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产业耦合协同发展测度及障碍因素分析

张晓婧　孙雯　黄欢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面临着既要解决养老服务等老年人基本需求、属于养老事业范畴的问题；又要提供多样化、营利性的养老产品，属于市场主导下的产业发展范畴的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养老事业和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协同发展架构，多层次多角度推动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两两之间的协作机制和相互动态作用，以及养老产业与城镇化或者养老产业内部子系统间联系和定量耦合协同关系的分析等问题，定量研究三者系统间协同关系的较少。本文以三者间相互关系为切入点，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协同程度，借助障碍度模型定量分析出制约我国及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并提出相应的规划发展策略。研究对推动老龄化趋势下养老事业和产业的协同发展，分区域指导制定未来的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机理

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产业三者之间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人口老龄化是发展养老事业和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和适老化产品需求不断提升，倒逼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推动养老服务机构和相关产品制造企业的发展。养老事业发展是人口老龄化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可以不断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养老基本服务得到保障后可以激发老年人在健康食品、文化娱乐、适老性辅具产品等领域持续扩大消费，为养老产业发展提供动力。养老产业可以促进和支持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事业的发展，产业发展为养老事业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提高养老事业发展水平，同时多元化适老化产品的生产，也可以帮助老年人延长寿命，大大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因此，三者之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任何一方的发展，可以促进其他两方的正向持续增长。反之，任何一方发展受到制约，其他两方都会停滞。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根据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产业三者之间的协同机制，按照客观性、合理性、可比性和数据易得性的原则，构建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计算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产业各项指标的权重，使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三者的耦合协同程度，利用障碍度模型对制约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一）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构建了由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养老产业3个子系统，9个二级维度的19个指标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人口老龄化子系统以老年人口规模、速度、程度3个二级维度的7个指标作为评价因素。老年人口规模维度包括老年人口规模（万人）、高龄老年人口规模（万人）2个指标；老龄化速度包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增长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龄老年人口占比（%）3个指标；老龄化程度包括老少比（%）和老年人抚养比（%）2个指标。养老事业子系统从最能体现养老保障的医疗支持、养老保险、老年福利3个二级维度的4个指标入手，包括60岁以上基本健康的人数（万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个）、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老年福利支出（万元）。養老产业子系统主要基于养老产业的划分方法，即日本学者鞠川阳子2009年提出的关于养老产业的“三维产业链”理论，将老年人日常养老中所需的各类产业按需求重要程度和所处产业链位置的不同分为产业链本位层、相关层以及衍生层三类。据此构建养老产业体系3个二级维度的8个方面的评价指标。本位产业维度包括每千人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张）、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万个）、居家适老化改造户数（万户）、60岁以上基本健康的人数（万人）3个指标；相关产业维度包括护理院机构数（个）、居民人均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比重（%）、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企业数（个）3个指标；衍生产业维度包括老年人教育机构（个）等指标。

（二）研究方法

1、熵权法确定权重

在指标标准化处理基础上，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客观合理地反映具体评价数据的权重。

2、综合评价指数

通过线性加权求和计算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产业3个子系统的指数值，在认定三个子系统权重相同的基础上，将每个子系统指数值的1/3相加得到综合评价指标。

3、耦合协同度测评

采用多系统的耦合度模型计算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3个系统的耦合度值，即3个子系统的立方根的三倍与三个子系统之和的比值；本文认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同等的优先级，因此3个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为3个系统的耦合度值的1/3相加；通过耦合度值和综合协调指数按照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3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即计算耦合度值和综合协调指数的平方根值，从而辨析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养老产业系统是否协同发展。耦合协调度指数越大，表示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强，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越高；指数越低表示子系统间存在较强的独立性和较少的相互影响。为了更好地研究人口—事业—产业三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和阶段，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对耦合协调度进行定性分级。0—1之间，每0.1个区间为一个耦合协调度评价等级，评价等级分别为极度失调、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

4、障碍度模型分析关键影响因素

障碍度模型是分析识别关键障碍因素，并判断障碍因素对系统的影响程度。首先，将各个子系统标准化指标值与1的差距，通过障碍度模型，计算出各个指标的障碍程度。即各个子系统的影响程度与各个子系统标准化指标值与1的差距的乘积再与各个子系统两者乘积和的比值。

（三） 研究对象和数据

针对31个省级行政区2010年和2020年两个时间点的面板数据开展定量分析，分析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产业3个子系统及子系统内部之间的协同变化情况，分析三者之间耦合协同关系。相关数据来源于《全国人口普查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和企查查网站数据。

三、结论与分析

（一）综合指标分析

分系统来看，全国老龄化快速增长，人口老龄化子系统指数呈上升趋势，由2010年0.3上升到0.47，增长56%；全国养老事业保障力度逐步提升，养老事业子系统指数由0.2上升到0.33，增长65%；全国养老产业10年间快速发展，养老产业子系统由0.02上升到0.21，增长约10倍。

分区域来看，2010—2020年间，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子系统指数上升较快，由0.33上升到0.53，仅次于东北部地区，说明人口老龄化程度深、速度快、规模大；养老事业和产业子系统指数均是最高值，是全国养老事业和产业发展最快的区域。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子系统指数上升速度最慢，从0.26上升到0.37；养老事业子系统指数却提升最快，由0.14上升到0.26，说明西部地区加大了老年人养老保障，而养老产业子系统指数2020年仅为0.15，说明养老产业尚处于培育阶段。东北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发展最快，2020年综合评价指数达到0.55；养老事业发展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不匹配，综合评价指数只上升到0.25；养老产业发展速度中等，养老产业子系统指数达到0.20。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东部、东北部地区慢，较西部快，综合评价指数达到0.51；养老事业发展较好，说明中部地区老年人保障力度相对较高，综合评价指数为0.37；养老产业发展仅次于东部地区。

分省份来看，人口老龄化发展较快省份是内蒙古、山西、陕西、湖南、河北、河南、吉林、黑龙江等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养老事业发展较快的省份是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西部地区，说明这些省份加强了养老保障方面的投入和支持力度，2020年比2010年有了较大的改善。养老产业方面，河北、内蒙古、江苏、广东、福建、广西、云南等省份发展相对较快，广东、上海和江苏发展程度最高。

（二）耦合协调度结果分析

从综合耦合协调度看，整体协调程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指数由2010年的0.31上升为2020年的0.55。2010年我国绝大多数省份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耦合协调度在0.3—0.4之间，发展处于轻度失调水平，占比为45%；12个省份耦合协调度在0.2—0.3之间，处于中度失调水平；西藏属于严重失调水平，耦合协调度在0.1—0.2之间；仅有江苏、山东、广东、四川4个省份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属于濒临失调水平，耦合协调度在0.4—0.5之间。2020年全国各省份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度大幅上升，绝大多数处于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在0.5—1.0之间，占比高达90%。其中，8个省份处于初级协调水平，12个省份处于勉强协调水平，天津、海南、甘肃、贵州和新疆5个省市濒临失调，江苏、山东和四川达到了中级协调水平；西藏、青海和宁夏3省份处于失调水平。

從系统各区域的耦合协调度看，耦合协调度都有不同程度改善，但区域差异逐渐增大。2010年东部、东北部和中部的耦合协调度差距不大，分别是0.35、0.33和0.32；但西部耦合协调度与其他区域则有较大差距，只达到0.27。2020年各区域耦合协调度都有较大提升，尤其是中部地区协调度提升较快，由0.32提升到0.59，增长84%，接近2020年东部协调度0.6。东北部和西部耦合协调度推进缓慢，分别仅为0.54、0.48。

（三）影响系统协同的障碍因素结果分析

分系统来看，养老子系统在2010年和2020年间，主要障碍程度由32.5%提高到34.8%；人口和养老产业子系统的障碍程度分别从28.3%和39.0%下降到26.9%和38.0%。表明养老事业子系统对整个系统协调发展的制约作用增强。大多数地区系统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前5名依次是老年福利支出、护理院机构数、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数量、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和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企业数。其中，3个指标属于养老产业子系统指标，2个指标属于养老事业子系统指标。说明大部分地区老年人养老保障水平不足，医疗保健、养老保险、老年福利等支持力度较弱。

分区域来看，各地区老年人口抚育比指标障碍度2020年相比2010年有所提高，表明全国劳动力抚育负担和养老服务费用均有所增加。东北地区的制约系统协调的障碍因素最多，约一半的指标障碍程度都加深，约70%养老产业子系统指标值的障碍度升高，说明东北地区老年人口对养老设施和服务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养老保障水平较低，养老产业相关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东部、西部和中部的主要障碍因素相同，但制约程度不同。东部地区主要制约因素是适老化改造企业数量、老年教育学校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说明东部地区老年人口对养老服务的质量要求较高，医疗健康、教育娱乐、老年居住环境等服务亟待提升。西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制约因素是护理院数量和老年福利支出，说明中西部地区老年人尤其是高龄失能失智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不足，对老年人的福利保障力度不足，养老面临一定程度的经济压力。

四、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由于各省市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在推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方面较难通过目前统一的宏观政策进行有效引导，应针对各个区域影响系统协同的障碍因素的不同，精准施策，差异化制定分区域策略。

东北部地区影响系统协同的障碍因素主要集中在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的问题，老少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都集中反映出东部地区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的趋势，东北地区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经费较为困难的情况下，针对老年福利支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护理院机构、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企业数等供给不足等问题，一是政府的兜底保障应该优先聚焦65岁以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二是福利支出应该优先用于中高龄老年人就近就医就餐“15分钟生活圈”设施建设以及居家健康护理补助等；三是应该在医疗仪器设备、康复辅具制造等相关领域加大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

东部地区影响系统协同的障碍因素主要是65岁以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占比逐年增加，由此带来老年福利支出、护理院机构、老年人学校、适老化改造企业数等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是应该在生育、养育、教育和就业方面做好全面政策保障，抓住关键窗口期，保障人口长期高质量均衡发展；二是应对老年人多样化高层次的健康照护、居家适老化改造、教育培训等方面的需求，提高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创新发展模式。

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相较于东部和东北地区发展较慢，近10年来养老事业和产业发展已初见成效，是系统协同度提升最为明显的地区。一是保障人口长期高质量均衡发展，在吸引人才，鼓励生育等方面加大政策力度；二是加快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三是打破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界限，支持社区养老机构延伸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提升居家照护能力；四是推进实施企业登记便利化、市场主体降本增效、养老服务品牌培育促进等政策措施，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养老服务和产业发展。

西部地区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低，养老事业保障力度提升最快的地区，但是养老服务和养老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水平却很低。一是在推动出台投融资、土地供应、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要素保障政策基础上，突出激励引导，对发展潜力大和服务质量优的民办养老机构给予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等财政支持；二是支持深化养老机构运营机制改革，稳步实施养老机构公建民营，鼓励企业通过承包经营、委托运营、联合经营等方式参与运营管理，提升运营效率；三是推进大健康、养老地产、养老教育培训等养老产业集聚发展。

五、结语

本研究定量讨论了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协同发展问题，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研究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表现出高度耦合协同性，应针对我国不同地区引起协同度变化的障碍因子的不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困境，仍需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设计等多维度进行更深入的实证研究。

（张晓婧，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设计部高级城市规划师。孙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设计部城市规划师。黄欢，城市规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