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正骨学古今教学特点刍议 *

刘 渊 张宁乐 周红海

（广西中医药大学骨伤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中医正骨学这一极具技术性挑战的学科，是如何在3000 年中经久不衰、源远流长的呢？现今正处于中西医并存的现代化时代，和古代的生活方式、医疗方式大有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正骨学又该怎样传承下去呢？作者立足于中医正骨学教学发展，浅对比中医正骨学古今教学特点。

1 中医正骨学特色

中医正骨学与其他医疗学科的区别在于其技术性非常突出。中医正骨学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拥有极为珍贵、数量庞大的文献典籍。例如《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该书是中医正骨学专著，且《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等亦都有关于骨伤理论的片段选录，《刘涓子鬼遗方》《备急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普济方》《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江氏伤科方书》《跌打损伤回生集》《救伤秘旨》等也都确切地记载着中医正骨学的治疗原则和具体正骨手法。在中医正骨学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著名专家，例如华佗、蔺道人、葛洪、危亦林等。他们以卓越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成就，为中医正骨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古代文献中，还记载有许多骨伤科方面的动人佳话，如“刮骨疗毒”“柳枝接骨”等。骨伤科史上，还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流派，这些不同的流派对骨伤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学术见解，总结出了各具特色的临证经验，推动了中医正骨学的发展，这些都是中医正骨学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传承与学习。

在中医正骨学的历史上，有很多具有临床价值的成果和技术发明都是早于国外的，这让我们引以为豪。例如，甲骨文中记载有许多骨伤病名，和使用按摩、外敷药物、热熨等方法治病的记录。《周礼·天官》中载有“金疡”“折疡”等疾病，即开放性创伤和骨骼折断，还有负责治疗骨伤疾病的“疡医”。《礼记·月令》中把创伤疾病划分为伤、创、折、断4个类别。《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了“三折肱知为良医”，《九章·惜诵》也有记载“九折臂而成医兮”，这反映了当时已经认识到肱骨的多段骨折不易整复和固定，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良医”已能够治疗这类较复杂的骨折［1］。

由此可见，中医正骨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和临床实践经验的学科。这门学科治疗了千千万万个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并以热熨、按摩、药物外治、骨针砭镰、导引等方法帮助患者实现功能复位，也极尽可能地实现解剖复位。所以中医正骨学不仅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一门需要不断发扬光大以造福人类的重要学科。

2 中国古代的中医正骨学教学模式及其主要特点

众所周知，纸的推广、使用是在西汉。正是纸的出现，让文字的传播实现了从竹简到书面记录的重要飞跃。所以可以斗胆推测，在纸出现之前，用竹简记录的历史时期，中医正骨学没有使用图谱来记录正骨手法。所以在西汉之前，人们将中医正骨学的重要医疗经验都写在竹简上，代代相传。竹简经过不断的翻阅，或多或少会造成重要资料的缺损。且药方可以经竹简记录传播，而用竹简记录正骨手法，或多或少会有点困难，再加上古文晦涩难懂，时间一长便令人难以领会。何况中医正骨学的技艺很难用文字完整、全面地表述出来，多靠口传心授。另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医正骨医生很多时候都会遭到统治阶级的歧视，常常被视为卖拳头、走江湖的下九流，严重阻碍了这门技术的健康发展。而且由于封建社会小生产的眼界狭隘、门户之见严重，这种自私心理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身怀绝技的民间正骨医生十分保守，不肯将实用技术轻易传人，一般都强调传子不传女，致使大量十分宝贵的技术和经验得不到推广，在历史长河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所以中医正骨学的古代教学，一开始是以父子相传的模式进行的。但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扁鹊开始改革医事制度，打破旧制度，建立师父带徒弟的新制度，也叫做师承相传制度。师父经过挑选留下心仪弟子，或许前几年会给弟子安排一些不痛不痒的体力活，如伺候师父、端茶送水，待师父觉得时机到了，才点拨一两句。这样做一是为了磨练徒弟的性子、考验徒弟的诚心；二是为了让弟子尊重传承、培养医德。不能吃苦、想一劳永逸的人，在这段考察期间就会被淘汰掉，因为医学之路需要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终身学习的理念。经过几年的考察后，弟子可以跟着师父出门诊，看典籍、医案，学习正骨手法。具体从师几年看徒弟的个人资历，有的学会技艺后返乡造福一方百姓，有的则继续跟随师父传承其衣钵，让慕名而来的患者接受良好的治疗，安全健康返归。但是这种方式有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医正骨学技艺不会轻易外传；再加上考察弟子需要时间，筛选出品行好、有医德、有天赋的弟子更是不容易；对弟子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更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古代医学并非大规模传承，能够完整继承下来的人，少之又少。这也是当时中医正骨学教学少而精的原因。

刘宋时期，秦承祖在太医院担任太医令一职。由于他精通药理，做事一丝不苟、有魄力，且为人耿直，朝廷中的人大多敬重他。当时的朝廷十分重视教育，秦承祖想将自己的一身艺术传授给更多的人，于是在元嘉二十年（443年）设置医学院。医学院内设有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官职，帮助学子更好地学习医术。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医学院，院内的教学太医相当于今天的院长，太医丞就是太医的得力助手，医监和医正更多的是给学生上课、辅助他们完成学业。唐代的太医署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制度最完善系统的医学教育学校，在当时也是世界上的名校。《唐六典·太医署》中记载，“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诸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率二十人以十一人学体疗，三人学疮肿，三人学少小，二人学耳目口齿，一人学角法；体疗者七年成，少小及疮肿五年，耳目口齿之疾并角法二年成”。医博士和医助教主要为医学生上课和解疑答惑，学生只有将这些基础知识掌握牢固，通过考核之后，才能学习其他更多的知识。且《唐六典·太医署》中还有记载，“若业术过于现任官者，即听替补；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即医学生只有学术过硬才能够顺利毕业，如果学无所成则将面临劝退［2］。

3 现代中医正骨学教学模式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中医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封建政策的束缚、封建主义的禁锢严重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到了民国，部分政党人士为了迎合帝国侵略政策，实行民主虚无主义，对中国中医学采取取缔的媚外政策，这也让中医正骨学受到了极大摧残。当时西医生理解剖学传入，与骨伤科的传统经验和生理解剖学知识结合应用，让中医骨伤科在临证医学上有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依赖于师父传授或者家族传承保留下来正骨手法。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传承已是不易，传播更是举步维艰。西医的冲击、国人的自卑、盲目的批判，使得全国没有一所官办的中医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机构，中医正骨学连同整个中医药事业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

共和国成立后，举国上下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曾对中医事业的发展提出过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以保护和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毛泽东主席曾明确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3］。他的这段指示一直是党和政府对中医工作的指导思想。1985 年6 月20 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对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4］。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药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自身事业的发展。要坚持中西医结合方针，中医、西医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挥各自优势。这个决定肯定了中医药的价值和意义，也指明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方向，是中医工作的基本方针。处在中医门下的中医正骨学教育，也在不断地融会贯通。故要求中医学生学习西方先进医疗知识的同时，也要学习中国医学。中医正骨学学生在当今已经不能像古代一样只学习纯粹的中医知识了，必须具备世界眼光，学纳百川，方可将中医正骨学发扬光大。所以现代中医正骨学方向的学生，不仅需要学习传统手法、治疗方药、传统理论原则，也需要学会现代先进科技中有助于医学的技术手段以及现代医学内容。思想的解放带来的不仅是医疗知识的广泛传播，也是中医界在复兴之路上的重要飞跃［5］。

由于先前面临的是险些失传的境况，故在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中医使用根据经典著作编制的中医教材，工业化、流水线地培养了大批的中医子弟。但是由于中医和西医的思维方式千差万别，中医诊疗思维很难通过一个固定化、模式化的结构来进行流水线式的复制，而西医诊疗却有一个非常清晰、界限清楚的模式化定义和标准。且当今的中医教育不同于古代的教育模式，理论和实践很多时候是区分开的。另外，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是由一本本经典著作支撑起来的，由于时间间隔过于长久、经典过于晦涩，且编制的教材也是在前人的理解中呈现的，故对大部分寻常学生而言，从一开始，学习就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虽说大部分内容需要自己直觉顿悟，但是缺少临床实践累积下来的经验，要想完全领悟还是非常困难。虽当今科技手段如各式模拟机器、虚拟现实技术（VR）手段、电视教材等，应用至中医正骨的手法教学中，能够带领中医学生尽可能地在校园中感受课本上描述的操作感觉［6］，但是要想彻底学会中医正骨的精髓，必须有一定的临床实践基础。

临床实践确实是学习中医正骨学的必要环节。在中国近代有很多中医正骨学大家，他们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继承了我国传统中医正骨之精华，结合现代医学之先进理念，承古拓新，撰写了大量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的中医正骨著作。正骨医生通过拔伸、复位等手法，可以治疗患者的一系列运动系统疾病，其中中医正骨疗法以“不开刀、不吃药、康复快、花钱少”的特色，获得了广大患者的欢迎［7］。

平乐郭氏正骨起源于清朝嘉庆年间的洛阳市孟津县平乐村，历经200余年。自清嘉庆年间至解放初期，以家庭诊所形式行医救人。1952年第5代传人高云峰女士和其子郭维淮，将祖传秘方“展筋丹”“接骨丹”公诸于世，献给人民。1956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高云峰女士，勉励她“多带徒弟，好好为人民健康服务”［8］。毛主席的教导给予了高云峰女士极大的鼓舞。同年，高云峰女士创建了洛阳专区正骨医院（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1958年，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中医骨伤科高等教育机构——河南省平乐正骨学院。该学院为全国各省市输送了大批中医骨伤科优秀人才，被学术界誉为中医骨伤科的“黄埔军校”。而平乐郭氏正骨，也因其技术优势与特色，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很多医者抱着学习和好奇的求知态度上门学习，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医正骨理论的显著特征——发掘与继承、发展与创新。中医正骨学在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伤科疑难杂症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其理、法、方、药各具特点，诊、疗、养、护自成体系。在新的医学模式背景下，平乐正骨也重视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综合作用与影响，不断学习着先进技术，以更好地诊断和治疗疾病［9］。在长期的实践中，平乐正骨顺应了历史趋势以及时代需求，在传承中创新，在学术上突出了中医正骨的特色，丰富了传统理论、拓宽了技术范围，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饮誉海内外，给众多患者带来福音。

“八桂”为广西别称，八桂骨伤科流派［10］可溯源至先秦时期。该流派形成于现代，以陈善文、梁锡恩、朱少廷、韦贵康、李桂文、韦以宗为代表，擅长以特色药物（如云香精、正骨水、十一方药酒、五方散等）和独特手法（如驳骨术、韦氏整脊手法）治疗骨伤疾病。八桂正骨大家擅长将药物治疗与手法治疗结合，正骨手法与推拿手法并用，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合用；并且汲取壮医药之精华，形成了有浓厚地域特色的骨伤流派。例如陈善文先生对跌打损伤、骨折等有深入的研究，精于陈氏无痛驳骨法，创制了云香精、玉林正骨水等药剂，将药物与驳骨手法相结合诊治患者，起效快、疼痛轻。梁锡恩先生擅于诊治各种骨伤疾病，尤善用药酒治病，其贡献的秘方十一方药酒和经验方五方散，具有散瘀消肿、接骨续筋的功效；其通过结合运用药酒与手法，不仅能够缩短骨伤疾病的恢复时间，而且能减少炎症的发生。朱少廷先生以内外兼顾、动静结合、筋骨并重等理论为指导，将中医骨伤科传统优势与现代医学手段相结合，熟练运用传统手法整复骨折脱位；他在治疗膝骨关节炎方面经验丰富，根据“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确立了“疏肝郁、去膝瘀”的基本方法来治疗膝骨关节炎。国医大师韦贵康教授将中医经典理论与现代解剖学结合，提出“脊督一体论”，强调未病先防，重视骨骼保养，以韦氏整脊手法为主治疗脊柱相关疾病，配以针灸和药物，针灸善用奇穴，针刺与点按手法并用；药物喜用补肾药和活血化瘀药，以求补肾通督，以通为用。李桂文教授擅长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疗，诊治时采用正骨手法，配合多种推拿手法治疗，主要根据经脉的循行走向及关键穴位进行推拿，常用的手法有揉摩法、按压法、牵引按压法及斜扳法等。虽然目前八桂正骨流派的研究有一定的成果，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和经验总结，已经证实了其可行性和有效性，但整个流派的梳理尚未系统化。韦贵康教授注重人才的培养，逐步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已经培养多名硕士、博士、博士后，弟子遍布海内外，尤其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以“韦氏整脊手法”为代表的广西手法流派。该手法具有“巧、透、稳、准”的技术特点，应用于数百万人群。一代传一代，扩大正骨知识的传播范围以彰显中医“大气谦和、海纳百川”的文化内涵，促进了中医正骨学的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中医正骨学教育技术、教育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一系列变革［11］。文章分析了传统中医正骨手法教学和现代教学法的发展与特色，给当代从事中医正骨教学的工作者就如何顺应教育发展趋势来教好中医正骨学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