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地方性写作”带来的创作抑制

刘长华

“地方性写作”这一命题在当下正以热词的身份在文坛、学界高视阔步。就词源和思想背景而言，“地方性写作”一语许是与域外学者吉尔兹所肇造的概念——“地方性知识”有着抹不去的渊源。依循这样的精神系谱，“地方性写作”其初衷和使命应是解构一元化和普遍主义写作而来。其价值和意义毋庸饶舌，文学史上许多出类拔萃的作家确乎就是“地方性写作”的典范。不过，悖论也就可能旋踵而至，当“地方性写作”以席卷、覆盖的姿态呈现时，其本身就将成为新的一元和独尊。“地方性写作”如果在批评家“不遗余力”地鼓吹下，在地方利益不断地诱使甚至裹挟下，成为一种自觉得不能再自觉的行为时，作家就可能陷入画“地”为牢的困境：文化人格标签化，思想资源框条化，题材选择单一化，艺术风格同质化……

“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和世界向来就不等同于空间，时间是从不缺席的。任何一个作家所生活的、所面对的世界都是由“地域”和“时域”所共同维系的，缺一不可，置于“时空隧道”面前亦不例外。“地方性寫作”这一诗学路径的提出，本身就是基于特定而鲜明的时代语境。作家如果只是“目无全牛”地游刃于择定的地域，将心智全部聚焦于“目”前地方性所蕴涵的社会情势、人文氛围、意象资源等，并形成一种总体性的、概念化的判断和定位，并在这种判断和定位上，运用所谓“挖井”理论，围绕某个原点和圆点，心无旁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穷尽下去。这样的“地方性写作”有可能敞开别样的风景，令旁人无法企及。但他笔下的地域和空间，无论是有真实原型的还是心造“幻境”的，在时间河流的冲洗下，就不可能自我岿然，相应的判断和定位就不能一劳永逸、冥顽不化。福克纳的“南方小镇”、鲁迅的“鲁镇”、莫言的“高密县”……都有开放的、多维的一面。明显一例便是《故乡》《社戏》中的“鲁镇”，它就有过温热可亲的时段。否则，将有可能是作家的作茧自缚。

时间坐标系亦无非是由横纵两轴建构而成。“地方性写作”的时间横轴，就是将地域的力量幅面予以敞开、拓展。地方性相关的体验、知识、景观、人事等都被搁置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考察，比较性、个性化的质素才会获得凸显，“地方性”才会名副其实地成为“地方性”，所谓时代感、当下性的思想参照和艺术张力才会从中获得充盈。不然，就将不免有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自话自说之嫌。时代性不仅指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有情状，更要放眼世界的形势和趋势。无论于“道”，还是于“器”都应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地方性写作”的另类表达，其中相关的民族神话、传说书写正与世界文明对工具理性的反思构成潜在而生动的对话，使得一块块古老的土地散发着时代的亮光。

时间纵轴就是将地域的精神络脉予以拉伸。“新东北作家群”给人们在阅读上所带来的怅然与悲欣，其中的动能很大部分源自他们笔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形象所自带的历史感。“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共和国长子”，曾几何时顶戴了多少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企业改制和职工下岗潮涌而至时，相关人们的内心海洋又将经受怎样的潮汐翻滚……这样的时间跨度自是蕴含着写作上的富矿。冠以“新”字头命名的“地方性写作”，这似已从一开始，就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昭宣了与“老”“旧”历史形态的比况为题中应有之义，只是策略的显隐高低有区别而已。时间的流动性赋予作家所据之为写作对象、写作资源的地域，在“常”与“变”等难题和辩证关系上产生新的艺术弹性空间。

言及地方和地域，文化是其中无论如何绕不开的议题。作家的创作本身就承担着文化展现、文化传承、文化创新的责任。伟大作家是优秀文化的化身。与之同时，还有一个基本原理广为人知，即新一代更优秀的文化被结晶出来，往往离不开两种或多种文化的“杂交”。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碰撞、交融、裂变，就是“杂交”的路径表达。过分强调“地方性写作”作家的某一地域身份，甚至就是它的文化形象大使和代言人，显然是一种文化近亲繁殖的表现。长此以往，作家的创作生命力自然就会萎缩，“地方性写作”所馈赠作家的某些固有优势经“圈养”之后就可能慢慢消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说得很绝对：“在自己文化和历史的怀抱中写作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写作与地方》）“地方性写作”的精神内核之一就在于它的“野蛮生长”。因此，“地方性写作”注重作家地域文学的个性特色和核心竞争力，但在文化胸襟上也应不忘兼容并蓄、博采众长。

“地方性写作”作家的漫游姿态不可或缺。“到不了”和“回不去”是人们对文学空间的永恒想象之一，隶属于人类的精神母题。“乌托邦”能栖息人的漂泊灵魂。其中的美学腔调既有缠绵悱恻，也有悲壮热烈……不过，无论是“到不了”还是“回不去”，都暗含了相应主体与漫游这一行为实践有着或远或近的缠绕。漫游不仅仅只是抽象姿态的阐发，对于“地方性写作”作家而言，更应是实实在在的心智结构之优化、文化血液的换氧。苏轼作为古代文学史上“地方性写作”色彩比较浓郁的作家，蜀地文化固然是他的精神底色之一，表现出任侠豪放的风神，但他更注重深入体验和吸纳因贬谪等原因而长时间蛰居地方的文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那种扫却平生不快的豁达、明丽之感，可视为巴蜀文化和以“宽容包蓄”为特征的南粤海洋文化相融汇的产物。这样两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诗歌，却能被代代传唱，奉为经典。细加品味个中三昧，它的品格真不能让人小觑。

根据“杂交”原理，文化交叉地带所孕育出的作家就有与生俱来的优势。从地方利益博弈格局和版图来看，交叉地带往往被人设为边缘化的地位。但它的交叉，不仅意味着文化穿梭游历时相对自由无碍，而且它更像熔炉，使得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激荡得更频仍。“鸡鸣三省”所说的“鸣”就可能是“三省”的声音。前些年里，学界所发明的“边地文学”这一范畴就涵盖了相干的精神意蕴。事实上，沈从文的《边城》就沾溉了文化交叉地带才有的汁液，它里面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是融入了湘西核心区之外的常德、酉阳对“桃源梦想”的一往情深。生于、长于湘西本埠的蔡测海近年来的“地方性写作”在这方面更是明确，他的写作立足于湘、渝、鄂、贵诸省交壤、同异相生的武陵文化，值得大加关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高致”与康德对审美时的心境——“静观”的基本看法有着对应的关系，这对“地方性写作”同样有着深刻启示。一头忘情地扎进“地方性写作”中，在情感状态上就可能表现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或者“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当然，这“恨”亦可能是“爱之深，恨之切”中的“恨”。但，不管如何，“炫富”“比烂”“卖惨”等都是偏离现代美学轨道的，与文学的现代性要求颇有差池。因此，“地方性写作”在写作心境和与这心境相匹配的技术层面上，要有“出乎其外”的自审意识，不能被偏至性的情感所捆绑。

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所提出的“共情”说，近些年来被汉语界引述较多，并在不少时候被偏正性地、名词化地處理为“公共情感”。这样的郢书燕说对于当下某些过于“私人化”的写作却是一剂良药。“地方性写作”当以为鉴。因为“地方性写作”离不开一些诸如风土、人情、历史等知识性与背景性东西的呈现和介绍，这对于相当多的“外面世界”的读者来说，就有点“云山雾罩”，“不知所以然”。情感也许才是作者发给读者最好的通行证。但私人性的情感太浓太厚，同样是“御读者于作品之外”。上世纪20年代台静农笔下的“冥婚”、蹇先艾笔下的“水葬”……与今天所言的“地方性写作”深有交集，特殊文化事象固然令人耳目惊异，但“可怜天下父母心”和对愚昧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更能赢得时间。

与这种情感选择直接相连的便是作家的视角看取问题。“地方性写作”作家立足脚下、眼前、心中的那片“多情”的土地，“多情”就意味着应“多视角”。文学创作固然不是科学研究，难以以量化的冷静和客观描述与阐发自己的对象。但是，人文畛域也有“真理”之说，“地方性写作”的“真理”就在于尽可能让对象“祛蔽”，不管文本内叙述者视角如何变幻多姿。作家视角的单一化和模式化无疑就是遮蔽。“多视角”还应包括作家直接与所书写的地域有实际性的距离。自不待言，这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心理焦距，所以不少回忆性、回眸性视角固然很“深情”，但也很“真情”，它们不会以“深”去误会“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流散文学作家、族裔文学作家在“地方性写作”上做得比较出色，正是因为他们在视角姿态上足够地“出乎其外”。

“地方”与“时间”、“地方”与“文化”、“地方”与“距离”，是本文立论的三个维度，不一定言之成理，但套用一句一路流传的网络语——“你写‘地方’就不能只是写‘地方’。”这是真的。

责任编辑：罗小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