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自觉到文体自觉

刘超

二十世纪的哲学思想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我们更深地意识到，语言不只是传情达意的工具，也是思维的界限。有什么样的语言才有什么样的思想，现代语言与现代意识是一体之两面。所以，就现代文学而言，“怎么说”的重要性不亚于“说什么”。江弱水教授的《天上深渊：鲁迅十二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既论及鲁迅“说什么”，更聚焦鲁迅“怎么说”。他将鲁迅的文本擘肌分理，对交织在一起的话语困境与生命困境抽丝剥茧，全书贯穿了对鲁迅的现代性写作与现代意识的关切。

该著以《〈呐喊·自序〉片论》开篇。作者抓住鲁迅所说的，愚弱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句话，作为切入点来论证鲁迅的启蒙话语与宏大叙事，同时论及小说中具体的人物悲剧之间的矛盾和距离。“具体到小说的写作，即使是对华老栓、单四嫂子和闰土，那些难以赋予其生存以宏大意义的人们，他的同情并没有片刻停止。”所以，如何从意义的追寻与建构出发，而回到了个体存在本身，才是鲁迅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在第二论《〈离婚〉再解读》里，作者解剖了二十世紀国家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遮蔽了祥林嫂背后刁蛮泼辣的野性爱姑。鲁迅以爱姑、七斤嫂、嫦娥、禹太太、阿金等一系列形象，消解了“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这一固定想象。在鲜活的现实与僵固的理论之间，鲁迅总是愿意接受现实的指引。意义来自叙事，那么，消解掉意识形态与宏大叙事的意义建构之后，个体存在本身意味着什么？个体如何言说？要回应这些问题，自然要谈《野草》。

作者最爱《野草》。江弱水教授的《诗的八堂课》的最后一堂课论死亡，特地以《野草》作证，因为他认为《野草》是中国诗歌现代性的源头。本书共十二论，第三、四、五论固然是聚焦《野草》，第九、十、十一论也是围绕《野草》而展开的。江弱水论《野草》的现代性，分为文体与主体两个层面。主体层面的现代性表现为个体的自觉，文体层面的现代性则体现在言说的困境与突围中所形成的特殊风格上。他谈到鲁迅的独语、失语、沉默时，征引了竹内好所说的“回心”和伊藤虎丸所说的“‘个的自觉”，进而将自觉的个体称为“黑洞式的存在”：“《野草》里的鲁迅，不断地在将自我的社会面清零，而突出其‘内曜与‘灵明。他似乎总是在做减法，削减一切多余的东西，削减动作，削减事件，削减叙事，不断内敛、收缩，结果成为黑洞式的存在。”这样“决不粘连”的个体自然是不合群的孤独者，不寄望于过去与未来，只好无望地行走于绝境，把自己倒逼到一个“无地之地”。而对于鲁迅，生命困局也是话语困境。他陷入悖论的漩涡与黑洞中，于是，其写作便着力打碎语言的意义链条，重视文字本身的力量，赋予汉语以绘画、雕塑、音乐的质感，“像擦银器一样把汉语擦亮”。

第四与第五论分论《野草》的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作者从黑白木刻的影、线、形，中国画的设色与构图，长吉诗的凝重而流动等不同方面，对鲁迅作品的视觉呈现作出细致入微的解读，真是发前人所未发。不过，相比视觉艺术，《野草》的听觉艺术更抽象，更难以把握，更考验解读者对艺术的敏感度，而作者解析起来却得心应手。他对字词的音质、音色本来就高度敏感，《诗的八堂课》里的第三课讲的就是“声文”，即“语音与某种特定的心情、特定的物性挂钩”。他指出，《野草》的声音并不顺滑、舒适、和谐，反而拧巴而紧张，在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之间，明显偏向现代音乐，和谐的调性遭瓦解，秩序遭破坏，让人惊愕而无所适从。作者按现代音乐的曲式结构细致分析了《野草》的音乐性：“《复仇（其二）》是一个标本，向我们展示了《野草》的音乐性的一个基本模型，也是其意义的一个解释模型，作者总是提出一个主题的意象或乐句，紧接着出示对立面，构成一个副主题，与前面的正主题互相否定、冲突和撕扯，不断重复，时常变化，并由此展开。”他还细致分析了《野草》里佛经式单调重复而显神秘庄严的节奏，以及庄子式大开大合、长短穿插的句法，可谓新意迭出。

在此书后记中，作者说，《野草》难读，进去了不容易出来，文字纠结，思想情感更纠结。而讲到《故事新编》，人便快活起来。他对“大话”文本《故事新编》的解读，涉笔成趣，令人耳目一新。“《故事新编》的好处，鲁迅当年自己也拿不准。可是经过了《低俗小说》和《大话西游》的洗礼，我们终于懂了，比他还要懂。”他从《故事新编》看出诸多后现代议题：“绝对真理是应该质疑的；真相是不可究诘的；历史的本质是叙事。”鲁迅用八则“新编”的“故事”，“轻松揭了信史的底，油滑地颠覆了正史的神话与权威”，从《狂人日记》里的“吃人”，直变为《故事新编》里的“吃饭”，通过各种反讽、戏拟的狂欢手法，体现了鲁迅晚年的“通脱”。按木山英雄的说法，鲁迅晚年的“通脱”与鲁迅“此刻现在”的日常意识的恢复相关，而鲁迅“此刻现在”的日常意识的恢复在《野草》末尾已有体现。《野草》的末篇《一觉》，与开篇《秋夜》里弥漫死亡气息的象征世界相对，呈现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春日的书斋，“一觉”也有宗教般觉悟之意。可见，《野草》与《故事新编》这两个处在言说个体与“大话”历史的“两极”的文本，实则有着勾连与呼应。

在《朝花夕拾》里，鲁迅则更多是一个追根溯源的还乡人。那是心力交瘁的鲁迅，不愿想到目前，让回忆在心里出了土。鲁迅将个体的自我认同根植于童年记忆里的自然造化、鬼神世界与文化母体。正如江弱水教授在第六论中所说，《朝花夕拾》与鲁迅的其他文字也有勾连与呼应。因而可以把《朝花夕拾》看成鲁迅情感经验的根据地：“这是他出发的地方，是他‘人穷则反本的那个‘本。”

读完这本《天上深渊：鲁迅十二论》，我看到了一个具有罕见的现代性品质的鲁迅，他对自我与文体有着高度的自觉与反思，真正做到了会通中西古今。今天如何在纵向继承传统与横向移植外来资源中，生成具有现代性品质的主体与文体，鲁迅已经做出了示范。江弱水多年来在诗学层面做了不少相关的工作，而且如他服膺的顾随一样，三句话不离鲁迅。早在二十年前，在其诗集《线装的心情》的自序里，他就强调要避免让中国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盗版，避免让中国诗成为西方诗的赝品，“要改变这种格局，势必要像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于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江弱水的一系列研究，从《中西同步与位移》（2003）到《古典诗的现代性》（2010），都贯穿着鲁迅的这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