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老舅赵通儒

张金铭

赵通儒是我母亲的亲大舅。赵通儒姐弟四人，我外婆最大，下有三个弟弟，赵通儒是老大。外婆在我母亲8岁时因难产去世。我母亲是赵通儒唯一的外甥女。按陕北的习惯，我们叫赵通儒为老舅。

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讲起她外婆家世和她的三个舅舅闹革命的故事。大舅赵通儒一直为革命奔走，常年不在家，虽然母亲经常住她外婆家，但很少见到大舅。二舅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一直没有找到尸体。有人说在黄龙战斗中牺牲了，有人说是去白区作地下工作牺牲了。当时老舅家住在延安，我母亲经常去外婆家住。因为二老舅是革命烈士，母亲在延安住久了，就和二老舅的女儿一起上了延安的中央保育院。母亲因为想家，后来又回了子长老家。三老舅一直在西安工作，常常给我们寄些衣物。母亲讲過许多他们当年的故事，当时我年纪小，只有这些情况留在记忆中了。

我第一次见到老舅是在五十年代后期，我正上小学。那时两个老舅都在西安工作，老舅的老父亲——子长人把曾祖父称为“姥姥”，一人在子长独居，做一些杀猪宰羊的小生意维持生活。我经常去送点吃食和母亲为姥姥缝补浆洗的衣物，有时还和姥姥一块去城周围放羊。五十年代末，姥姥因病去世，老舅和三老舅回来埋葬姥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老舅，只记得他们俩都穿着中山装，很精神。我清楚地记得，埋完姥姥，我们都跪在坟前烧纸磕头，但他们兄弟俩只在胳膊上戴着黑纱，行了三鞠躬礼，没有磕头。我当时很不理解，回家问母亲，母亲说他们是大干部，不能磕头。这件事我一直记忆至今。

和老舅接触最多是从1962年老舅回子长养老开始。老舅大高个子，大概有一米八以上，微胖，圆脸，全脸胡，戴一副黑边眼镜，尤其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和人说话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大嗓门，说话声音很宏亮，有点耳背。他经常穿一身面料和做工很好的黒色中山装，有时穿一件黑呢子大衣，走路很快。全瓦窑堡的人都知道他是北京城里读过书的大知识分子。他的气质，他的派头，在六十年代初我们的小县城里，用现代话说是一道风景。在我这小孩子的眼里，老舅更是很精神、很伟岸、很有气质的大干部，我很崇拜他。

老舅回子长养老，一个人独自住在瓦窑堡下河滩两孔祖窑中。一间当起居室，里面的生活用品很简单，放了一张床。我们普通人家没有睡床的，都睡土炕，所以印象比较深。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家具。另一间是他的书房，里面放两个很大的书柜，书柜里摆满了书和资料。我翻看过这些书，全都是大部头的外文书和我看不懂的厚厚的理论书，没有一本我喜欢的文学书籍。他订着《人民日报》和《陕西日报》两份报纸，我去了只能翻翻报纸。书房里还放一张比较大的写字台，台上常常放满了写好的书稿和要查找的资料。靠墙边还有几捆没有打开的书籍。

老舅回子长后，他唯一的养子和其他亲人都不在身边，子长城里只有我母亲是他唯一的亲外甥女。他经常到我家来，看我们家生活困难，就每月给我们家5元钱。当时的物价，5元钱对我们这种城镇平民帮助很大。每月领了工资，他就先上我们家把钱送来。他的一些洗浆缝补的针线活都由母亲给做。老舅的饭量很大，特别喜欢吃软米油糕，一次能吃很多。他一人独居，逢年过节都请他来我们家，有时他有事由我送去。他有时一吃完饭就急急忙忙走了，有时坐下来可以说很长时间。

在我们家聊天拉家常，老舅比较放得开，什么都说。说得最多的是他当年闹革命时吃的苦，受的罪，尤其是在榆林国民党监狱中所受的刑罚和挨的饿，有时说到伤心处，会泪流满面。有时也对当时政府的工作发些牢骚，说省委某某领导在整他，对他的问题处理得不公，公报私仇，当年和我一起工作时就有意见。还记得他说：“国民党的监狱我坐过，共产党的监狱也关我，我这辈子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整我，我里外不是人？”当时，我作为一个小学生，听了这样的话感到很震惊，所以印象很深。老舅精神好时也可以聊些连贯的事情，有时情绪不好了谁都敢骂，一件事一次就重复好多遍。有时来我们家一句话不说，转一圈又走了。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老舅来我们家对我母亲说：“我给梅子（我二老舅的女儿）去信了，让她回来一趟。我听民政局的一位干部说，宜川有位老人，掩埋过几位红军，有咱们子长人，和你二舅牺牲的时间差不多。如果真是，我把这事处理了，了却我一件大事，给我父母也有个交待。”后来去人仔细询问，被掩埋的人年龄和体貌特征都和二老舅不符。

老舅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常常伏案写东西。我因为经常要去老舅家取送东西，去他家的机会多，每次去总是见他在写东西，有时让我等一会才起来和我交待事情。写字台上堆满了稿纸、资料和写好的书稿。我翻看过至今还记得的有《我和谢子长》《陕北革命斗争史》，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他常让我看他手指上写字磨下的老茧，说：“趁我现在还有精力，记忆还清楚，赶紧把陕北这些老兄弟的革命斗争史写出来，要不然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老兄弟。”

老舅回子长大概一年多时间，又结婚组织了新家庭，到我们家来的次数少了，但明显看出他的心情和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脸上有了笑容，愿意和我们聊聊家常，问询一些亲戚朋友的情况。尤其是女儿英英出生后，老舅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来我们家大都说他的女儿如何聪明，如何懂事。我记得他女儿都三四岁了，到我们家来他还一路背着。我家住在米粮山上，从他家上来好有一段距离，中间还要爬两道坡，有时累得满头大汗。我母亲说：“这么大的孩子了，让她自己走，把你累坏了。”老舅总是笑着说：“不累不累。”可以看出，那几年是老舅生活最开心的时光，也是他生活最温暖最幸福的日子。

文革开始后，老舅再没有来我们家。有一次，我走在二道街上，看见老舅脖子上挂个大牌子，和另外一个老头一起，被一群妇女学生围着批斗。我只远远地看了看，没敢上前，回家也没敢告诉母亲。1968年的一天晚上，老舅托人来说他要出门，让我父亲第二天早晨去送送他。父亲回来说送到绥德上了车，说老舅去北京了。过了段时间，城关派出所两位民警来我们家，问我父亲：“是否是你把赵通儒送走的？你们和赵通儒是什么关系？”父亲告诉他们：“我是赵的亲外甥。他年纪大了，要出门，让我帮忙送一下。我把他送到绥德，帮他买了去山西介休的汽车票，也没问他去北京干什么。”民警说：“赵是去北京告状，你们事先不知道就没你们什么事。”

老舅被子长派人从北京带回后，关入监狱。我们上院里有位邻居在监所给犯人做饭，母亲常去打听老舅的情况。邻居开始告诉说，老舅身体还好，就是不和任何人说话，自己一个人坐着自言自语，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不太活动，他很少睡觉。老舅爱吃油糕，母亲托邻居带过几次给老舅吃。邻居后来说，老舅身体不行了，整天睡在床上，饭也吃得很少。我于1968年下乡插队，很少在家。第二年有次回家，母亲说：“你老舅放出来了，我去看了，人瘦的不成样子了，床上也起不来，连我也不认识了。”年底我回家后，母亲哭着说：“你老舅上个月已经殁了。太可怜了，为你老舅送葬的没几个人，戴孝的就只有我们几个人。现在这形势，亲戚朋友都不敢参加。可怜你老舅闹了一辈子革命，最后落了这么一个下场。”

今年是老舅去世五十五周年，写此小文以表我对老舅的崇敬之情、感恩之情、怀念之情。愿天堂没有牢狱，没有冤屈，没有烦恼！安息吧老舅！

202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