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的荒诞与真实

【摘 要】《变形记》是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小说中的瑰宝。作品采用荒诞离奇的叙事手法，平淡冷峻的叙述语言；客观真实地再现了现代文明濡染下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盘根错节且极端异化的多维关系；揭示了现实社会践踏人性、扭曲事实的资本主义金钱观；寄予了卡夫卡对个体生命状态的哲理性思索。本文运用文本还原法，探寻《变形记》故事情节的荒诞性，故事内容的真实性；挖掘卡夫卡透视作品背后所隐匿的价值意蕴。

【关键词】《变形记》；卡夫卡；荒诞性；真实性；价值意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4）01—035—03

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独具特色的创作个性，独树一帜的创作文风，成为了迥异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风格流派的表现主义作家范式。卡夫卡的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常规化的叙事流程，常常巧借平静冷酷的叙述语言，彰显文本深邃的思想内涵。正因为卡夫卡小说的鲜明性与独创性，学界对卡夫卡的评论尚来颇有争议，批判者称之“无聊透顶”，赞成者称之小说天才。[1]无论世人如何评判卡夫卡本人，学者研究卡夫卡小说的热情丝毫不减。本文以《变形记》的真实性与荒诞性为视角，揭露资本主义濡染下人性的泯灭，现代人精神性的式微与个体存在的孤独性。

一、小说的荒诞性

“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2]战后，人们渴望重拾精神家园，寻回心灵依托，却招致现实世界的极力压制，逐渐人与世界产生思想观念上的隔阂，涌现众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人性在世界的缄默中变得扭曲、怪异。小说的荒诞指“那些表现在情节与人物行为上出现的违反常理与理性的情况”[3]，以西方现代派的表现主义为范例。表现主义作家不再追求刻画完整的故事情节，不再纯粹绘制事物的外象特征，而是突破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通过建构梦魇般的虚幻世界，以怪异、迷离、象征的叙述方式，袒露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疏离，剖析现代人精神的扭曲、迷惘与失落。

《变形记》开头讲述，格里高尔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甲虫”[4]。人变成甲虫本是一件荒诞、诡异的怪事，卡夫卡却以旁观者的姿态平视世间发生的一切，用陌生冷静的口吻叙述非理性的现实世界，似乎告诫读者人变成甲虫是常态化的生活琐事，人的异化是个体无力反抗空洞世界的必然结果。文本中格里高尔奇异的变形经历与卡夫卡异常冷静的写作手法深化了小说的荒诞性。还有小说结尾处，格里高尔变异后惨遭家人遗弃深感绝望而死。正常的小说逻辑应该浓墨描绘家人失去亲人时的哀伤与悲痛，卡夫卡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突破情感常规，设置意料之外、悲喜杂糅的故事结局——“卡夫卡式的幽默”。如《变形记》里的家人面临儿子（哥哥）的离世，内心感到如释重负。一家人商量着搬家，郊外旅行，阔谈未来前景，想到该给女儿找如意郎君。文本中格里高尔孤寂绝望的悲与家人冷漠无情的喜构成强烈的情感对比，无意中积淀了小说的荒诞性。

二、小说的真实性

小说是作家的灵感在某一瞬间的泄露，泄露中寄予着作者隐晦且深邃的思想情感。这种情感或是作者独特的心理体验，又或是作者对外在事物的本质洞察。《变形记》便融合了卡夫卡的童年经历与工作经历，“寓真实的内容于荒诞的形式之中”[5]，揭示作者童年生活的创伤和所处时代的虚伪。

卡夫卡的童年生活异常荆棘，所有苦难的根源来自他称为“暴君”的父亲。父亲有着绝对权威，是维持整个家族关系的枢纽。因此，他无情剥夺儿子的人生自由与人格尊严。父亲的暴力行为也促使儿子孤独、敏感、恐惧、胆怯，此后卡夫卡透支余生疗愈不幸的童年创伤。《变形记》一定程度上是卡夫卡对自身伤痛童年经历的宣泄与呐喊。小说结尾处描写格里高尔孤独的死去，实质是卡夫卡个人反抗父权制的无声地呼唤。卡夫卡把自己内心最隐暗、最哀伤的情感思绪，透过格里高尔异化后的遭遇全盘托出。这就意味着卡夫卡战胜了心魔，揭露了父亲的残暴，控诉了权威的父系制度。所以小说看似悲剧性的结局，实际是卡夫卡内心深处所有矛盾挣扎后的片刻胜利。

工作经历方面，文学爱好者卡夫卡为维持生计无奈选择保险职业。经由这份特殊的职业身份，他了解到社会边缘人物的蜉蝣人生，认识到新兴资本家压迫人民的血腥史，目睹到小人物悲惨的生存命运史，看清了人性的虚伪与世界的荒诞。《变形记》是作者借用独特的工作体验与生活体验所绘制的客观真实的故事小说。文本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父子亲情的隔膜，上下级剥削与被剥削的阶层关系等，都是作者生活的真实写照。此外，小说还通过第三视角（格里高尔的目光）观照周围人各种行为、心理等变化，揭露金钱吞噬人性，个体生存压力大等。同时作品认为人寄身于悖谬的现实世界藩篱，人性必然趋向异化，个体终将被扼杀。

三、小说游离于荒诞与真实的价值意蕴

（一）金钱熏陶下的人性泯灭

20世纪初，现代资本主义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化变革，随之而来呈现许多现实问题：贫富差距悬殊，道德价值观沦丧，金钱主导下人性的缺失，底层小人物命运的悲哀等。卡夫卡便是透过文明社会的表象，巧用象征性的艺术手法，缔造萨姆沙变异后的悲惨命运，揭示资本主义金钱熏陶下消失殆盡的现代亲情观与现代人性观。如萨姆沙是一名旅行推销员，有着不错的薪资，负责着家里的各种债务与开销。家人对尚存利用价值的萨姆沙还抱有一丝亲情，可当他失去赚钱能力成为废人后，家人的态度慢慢发生转变。首先，父亲看见变异成大甲虫的儿子，直接狠狠踹他进房间，拿苹果砸他，丝毫不顾虑儿子受伤流血。母亲表面没有对儿子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但当她看见异化的萨姆沙，内心明显袒露出恐惧、害怕，甚至惊吓过度晕倒在地。最后是妹妹，妹妹是家里最痛爱、最亲近的人，也是萨姆沙在遭遇一连串打击与不幸后唯一的精神支柱。变异前期，妹妹会无微不至地照顾哥哥，送各种食物到哥哥的房门口，担心哥哥吃饭感到局促会刻意躲开。变异后期，萨姆沙受到妹妹琴声的吸引，向起居室爬行了几步，恰巧被无心欣赏的房客撞见。妹妹认为是哥哥的偶然出现搅乱了自己的小提琴演奏，叨扰了房客的居住体验，由此深感厌恶且冷酷无情，以至对家里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必须把它弄走”[6]。妹妹态度的转变最终磨灭了萨姆沙生存的希望。萨姆沙唯一的精神信念崩塌后，通往永生成为了他最终的人生归宿。《变形记》的整个故事看似荒诞可笑，实质传达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人一旦丧失赚钱能力，就失去利用价值和存在意义，终将弃之如草履。换句话说，作品袒露了资本主义挖人心和吃人心的本质属性。一旦货币代码——金钱主导世界，金钱所散发的物欲诱惑将逐渐吞噬人心，人的亲情观、人性观自然不复存矣。因为现实社会，金钱才是维持血缘关系的纽带，是个体维护自我尊严的屏障。人的存在是依靠利益关系存在的，而非作为独立的个体人的存在。

（二）现代人精神性的式微

“人变成大甲虫不过是现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象征。”[7]卡夫卡的《变形记》便是“预言式”的寓言，预先揭示了现代人精神性的式微。小说第一部分出现了几次时间点。五点，火车出发；六点半、快六点三刻，格里高尔变异后第一次看到闹钟；四点，格里高尔设置闹钟起床；七点，下一班车出发；五点，公司听差等候格里高尔上车；六点三刻，母亲叫格里高尔起床；七点一刻，格里高尔必须下床；七点前，公司开门。小说时间间隔短暂且急促，似乎预示着现代工作如同钟摆上的刻度，枯燥乏味又令人窒息。而流水线的工人犹如被操控、被摆弄的玩偶，终日游离于现实与虚幻之间，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正如索克尔所言，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高速发展，“扼杀了人们智力、体力和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一切潜在可能性。”[8]即分工阶层的特异性，促使人被操纵成资本再生产的机器，人的劳动沦为换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人的精神性自然伴随漫无休止的工作劳动消失完结。

格里高尔异化的过程，也是人的精神性逐渐衰亡的过程。格里高尔开始异化时，还保留着作为人时右侧睡觉的行为习惯，只不过“不管他怎么使劲向右侧翻身，他总是翻回到仰卧姿势”。[9]睡觉姿势的变化意味着他生理上的变异。后来发现自己挂在天花板上呼吸更流畅，身体可以稍微晃动，表明他已经具备虫的本能习性。最后，他“在这些破烂中见缝插针地穿行，后来则是带着越来越大的兴趣爬，觉得很好玩”[10]。已经完成虫性的全部蜕变。格里高尔由“人性”成为“虫性”的嬗变过程，象征着人类精神性的彻底消失，人与社会关系的彻底异化。他的异化即是现代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更是现代人精神异化的缩影。

（三）个体存在的孤独性

“社会生活中主体的危机把人逼向了一种极端的个人存在，并把这种孤立的、单一的自我作为主体来加以依托。”[11]这就促使个体孤独地依存于荒诞的世界里，孤独自然成为了个体隐藏自我、保护自我的无形依托。《变形记》的格里高尔始终是孤独的。第一，工作方面的孤独。格里高尔作为一名旅行推销员，工作劳累又需要常年奔波在外。加上车次转换的时间差，饮食的不规律以及商业性的人际交往，导致他没有独立的私人空间，休闲娱乐的时间，更没有知心的朋友。相比自己辛苦忙碌的工作，他的同事却“过着如后妃般的生活”[12]，若他这样，等待的只有炒鱿鱼。文本无形透露出格里高尔与同事之间的格格不入。还有秘书主任的到来，也只不过视察格里高尔能否工作。因此，无论身处何地、何种身份，他始终处于被压迫层级，与同事和上司的地位终究是不平等的。第二，家庭方面的孤独。格里高尔选择旅行推销员的职业，多半是偿还父亲公司破产留下的经济债务。再则家人没有工作，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必须承担起家庭责任，甚至不惜牺牲个人时间、身体健康拼命工作，只求创建宁静、安适的家庭生活环境。他也始终支持妹妹的音乐梦想，想让妹妹就读音乐学院。但变异后，最信任、最热爱的家人却无情抛弃了他，连最疼爱的妹妹也亲手把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渊。然而，格里高尔的异化其实是家人人性的异化，格里高尔的死更是家人人性的最终泯灭。家人摈弃了联络血缘网络的亲情观，走向了资本牵引情感的金钱观。这就注定他在家庭方面的孤立无援。第三，社会方面的孤独。格里高尔的一生都在为家庭、工作奔波，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考虑。当他身处荒诞、冷淡的现实世界，所有付出注定是徒劳的，他的异化是个体无力认识自我，无力摆脱他人，无力逃离社会控制的必然走向。因为人属于社会关系链的一类，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便会出现一种裂痕。这时所有的矛盾冲突迅猛爆发，人身处现实社会却不能融入社会、融入他人，终究只能失去自我，成为孤独的个体。格里高尔没有人可以依偎，没有时间可以松懈，只能披着沉重的甲壳躯体，拼命工作换取短暂的幸福生活。第四，个人方面的孤独。格里高尔的异化也是自我意识未觉醒且无缘与社会同质化的结果。他不愿与家人敞开心扉，也没有人愿意聆听他的诉求，只能将自己的意愿埋藏于心，或借以满足家人的物质生活需求，解脱外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的灵魂。格里高尔变异后从未离开过房间，一方面是身体构造上的不容许；另一方面是家人的各种阻挠。于是，房间成为了格里高尔安身立命的休憩场所，而离自己几步之遥的大门则成为阻隔他与世界、他与自我联系的心灵之门。每次格里高尔想要突破自我迈出紧闭的大门，都被外界的各种事物无情推阻回来。如此反复，他终于在无限积累的失望中彻底绝望，心灵的大门长久封存。

卡夫卡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常常跳脱直白化的叙述语言，采用象征的艺术手法，映射人物孤独的本性特征。这就需要读者揣摩作者的写作本意，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巧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探寻文本深处所隐含的思想意蕴。同时，格里高尔充斥宿命色彩的悲剧人生只是卡夫卡小说象征艺术手法的完美阐释。格里高尔的孤独不仅象征着卡夫卡孤独的一生（原生家庭的噩耗，婚姻生活的波折），还预示着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孤独本性，即孤独是常态化的生活指标，人生于孤独，终于孤独，与孤独和解。

四、结语

格里高尔的异化只是卡夫卡窥视整个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亲人关系的缩影。作者采用荒诞怪异的写作手法，塑造片段式的故事情节，以格里高尔变异成大甲虫为叙述视角，于荒诞的故事寄寓真实的内容，借此透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极端异化与扭曲。作品也通過格里高尔由“人性”到“虫性”直至“死亡”的历程，揭示出现代文明社会使亲情变得冷漠扭曲，资本主义社会使人成为工作的机器，更是揭露战后现实世界的空洞，现代人精神性的式微，个体与世界之间的陌生感与排斥感。

参考文献：

[1][3]刘华.荒诞与真实——卡夫卡的《变形记》探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2]阿尔贝·加缪.西绪弗斯神话[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4][6][9][10]叶廷芳.卡夫卡短篇小说全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5]何峰.荒诞中的真实现代人的困境——从卡夫卡的《变形记》到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J].外国文学研究，2001（2）.

[7]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修订版》（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叶庭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1]牛宏宝.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潮[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12]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3]叶如祥.荒诞的真实，异化的悲哀——卡夫卡《变形记》的“现代性”主题再认识[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作者简介：肖凤霞（1999—），女，汉族，四川资阳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