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青烟》对人的意义与价值消解的过程

【摘要】《青烟》在郁达夫的众多小说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即对当时人的生存意义及价值的解构，揭露当时人的真实现实与精神状况以及唤起国民群体的危机意识，通过这种努力让更多的人觉醒，投身到伟大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解放斗争当中。

【关键词】人；存在价值；意义；解构；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3-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3.001

基金项目：成都文理学院校级科研项目“老舍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研究”（项目编号：WLYB2022069）。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青烟》是他在1923年6月23日（夏历五月初十日）创作的篇目，与他其余的小说如：《茑萝行》《还乡记》《还乡后记》等发表在同一年，其共同特征是“在这几篇作品里，把失业、穷困的社会苦闷引进了描写夫妻、家庭的生活题中。在这里，生的烦恼取代了早期作品中的性的苦闷” ①。《青烟》在风格和主题上与诸篇一脉相承，“表现主人公‘我一生事业不成内心所感到的苦闷与空虚” ②。

长期以来，主流文学批评界对郁达夫作品的评论都限定在“忧郁”“颓废”“生命的悲哀”“性的苦闷”“零余人”等等，且已成为对郁达夫作品的经典性解读，比如周作人曾说：“他将‘不端方分为不同类别。认为‘禁欲主义或伪善的清静思想盛行之后，常有反动的趋势，大抵倾向于裸露的描写，因以反抗旧潮流的威严，至于性的非意识的文学，‘乃出于人性的本然，虽不是端方的而也并非不严重严肃的，虽不是劝善的而也并非诲淫的” ③。司马长风说：郁达夫“是一个哀哀而泣，幽幽而说的‘零余者” ④！孙中田也说：“郁达夫曾以惊世骇俗之势写下了许多青春期的苦闷与性纠葛的小说” ⑤。

然而批评家们在关注以上提到的诸方面时，却忽略了一个隐蔽却又重要的维度，即：郁达夫在他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对当时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解构。捷克学者M·嘎利克认为：“郁达夫与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认为正义不能与法律相辅相成或在法律的实施中体现出来” ⑥，又说：“郁达夫的艺术理想一直表现为某种形式的乌托邦，即：实现乌托邦，这不是目前的事，而是将来的事，实现的方法是通过艺术” ⑦。可见，郁达夫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其思想深处始终存在着某种对现实的否定以及解构的倾向，因此M·嘎利克才会说：他“所追求的将来的‘理想国……提出了要将地球上的国家捣毁得干干净净，来建立所谓的大同世界……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政治理想的充实，它只是艺术理想主要内容的体现” ⑧。在试图消解人的意义与生存价值上，《青烟》是郁达夫进行此种尝试的典型文本。

一、现实人的意義虚无

《青烟》大量采用了第一视角，在第一部分，作者就以“我”为出发点，这个“我”是现实中的“我”，第三自然段写道：“世俗所说的‘成功，于我原似浮云”，看得出来作者在这一部分是将“我”置于现实生活来进行考量的。这个“我”正身处“火柴箱”一样的房间，狭促逼人的空间和深夜的暑热让他“睡也睡不着”，同时“只觉得一味凄凉寂寞的感觉”浸透了全身，生存环境的寒酸，“物质上的困迫”，让他只得咬紧牙关，这本来就是一种落寞了，更深层次的失意是来自精神层面，“我”看着墙上催人老去的日历，而“我的事业，我的境遇，我的将来”还无着落，“放开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那么“我”为什么会生发这样的感慨？根据“强化自我，浓厚的自叙传的色彩，是郁达夫小说的又一特征” ⑨，可以认为《青烟》中的“我”实际是指郁达夫本人，是他自己的生活遭际及心理状态在文本中的反映。这篇小说诞生的时代背景相当复杂，从落款处标注的时间来看，完笔日期是一九二三年旧历五月十日，这一年的“三月二日，北京学生一千多人举行提灯游行，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游行队伍惨遭军警镇压，伤亡一百二十余人。三月十三日，日本政府拒绝中国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并收回旅顺、大连租借地的要求，中国各地因此掀起了反对日本和抵制日货的运动” ⑩。可见此时的中国动荡不安，对敏感知识分子们的心灵造成了冲击，也让许多年轻人在变动不居中普遍感到人生的渺茫，前途的黯淡，甚至最基本的生计也出现了问题。郁达夫当时二十八岁，作为众多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自然免不了要受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人生观变得非常消极，认为自己所正在从事的文学事业毫无用处，甚至感叹：“我从小若学作裁缝，不消说现在定能把轻罗绣缎剪开来缝成好好的衫子了。”加上之前《晨报》新闻记者对他进行了“全是做作，全是无病呻吟，是丑态！”的指责，让他犹如腹背受敌，郁闷异常。在这里，大家看到了两组鲜明的对立：实用的和精神的，现实的和理想的。按照郁达夫的志向，他很钟爱文学，但文学却并未带给他什么实质性的收获：即所谓“世俗所说的‘成功”。不仅如此，他还因“概念式的小说”遭到了他人的恶意攻击，一时感到迷茫无助，继而用“我从小若学作木匠，到今日至少也已有一二间房屋造成了”来自嘲，内心的苦楚与无奈显露无遗。不过，面对不公，年轻人的血性又促使他做出反抗，面对新闻记者的指责，他在他们身份前加了几个限定短语，比如“在有钱人翼下寄生着的”以及“为前面那样的新闻记者作奴仆的”，这种贬义性的限定语是他内心对向自己施加不公的那群人的蔑视，但在随后的几段反驳中，他的语言和语气却又显得颇为软弱，好像没有底气，甚至连续出现了两次“只求”，可见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性在他身上并未消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他为代表的当时整个进步知识分子群体，在与各种反动势力做斗争过程中总体上还处于弱势地位，且一时难以改变，从“物质上的困迫”这句话所显示的经济力量差距中可以清晰看到这一点，所以郁达夫发的所谓“牢骚”也只能流于形式，实质上无法改变什么，这种压抑的处境已严重摧残了他的“精神肉体”，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不幸，所以他的弟兄说：“唉，可怜的你，正生在这个时候，正生在中国闹得这样的时候，难怪你每天只是郁郁的。”可见，郁达夫对当时现实中，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十分悲观，想要反抗却又深感自身的无力，剩下的只有空自叹息，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变得虚无缥缈了。

二、未来世界的荒芜

小说第二部分从“窗外汽车声音渐渐稀少下去了”开始，营造出一种夏夜沉闷的氛围，难以排遣的苦闷使“我”身体与精神发生了分离，小说中的“我”看到客体身体的“我”仍坐在原地，但主体精神的“我”却已融进了青烟。想象发生了作用，但这种想象更多包含了人精神分裂时无力控制的症状，是一种由长久忧郁和压抑所造成的精神与形体的被迫脱离，黑格尔在《美学》中说：“不要把想象和纯然被动的幻想混为一事” ?。但同时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我”所处的精神状态不是创造性的“想象”也不是“纯然的幻想”，而是介于主动与被动之间，因为“我”内心渴望看一看自己未来的样子，渴望获得一点光明和额外的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力量，但另一方面“我”又在内心深处隐约预见了在那结果中，绝望会盖过希望，因而“我”此时的心态是畸形的、病态的。在《庄子·逍遥游》中，“神与物游”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但《青煙》中的“我”能达到那种自由吗？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他的这种状态是一场不合时宜的梦，是一场噩梦，郁达夫本人在小说中称这种状态下的“我”是“A Phantom”即“一个幽灵”。他很用心地将这个幽灵的行迹放在“F县城”，文本中的时间为“旧历五月初十”，这和这篇小说的落款日期一致，可见这个幽灵的行动节点和文本的发生时间处在同一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幽灵？“他的青黄的脸上露着一副惶恐的形容”，“身上穿着的一件龌龊的半旧竹布大衫，证明他是一个落魄的人”，他走到二十年不见的故乡，“死鱼似的眼睛，尽在向前面和左旁右旁偷看，好像怕人认识他的样子”，他之所以这样害怕是因为一事无成，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出门闯荡了那么多年却一点也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使他感到深深的羞耻。不仅如此，当这个幽灵来到家门口时，发现“此处厅上空空寂寂，没有人影”，“他在门口走来走去的走了几遍，眼睛里放出了两道晶润的黑光，好像是要哭哭不出来的样子。”他为什么会如此反常？因为他察觉出异样，而当他遇见那位“与他年纪相仿的女人”时，竟不知对方就是妻子，只是二十年未见，一时认不出彼此，当经过一番对话，得知“于家”宅院卖了人，“大爷”“二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老太太”“去年故了”等消息后，他顿感物是人非，而当“女人”说出“我是三房里的”“我的男人出去了二十多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才猛然意识到那女人原来就是他出去闯荡时留在家里的妻子，于是心虚地赶紧跑开了，当他的暗泣声从远处传来，那女人也明白了他的身份，两行泪滚了下来，也许她还幻想丈夫在外面闯出名堂就要回来接她了，但没想到一直等待的人竟变得如此不堪。

需要指出的是，郁达夫这年二十八岁，二十年后正好符合文中提到的“四十余岁”的那个幽灵，所以完全可以认为他是把自己的灵魂代入到了二十年后的躯壳里。可在这二十年后的场景里，“我”的家衰落了，寄托精神与心灵之所分崩离析，灵魂无处安放，犹如但丁在《神曲·炼狱篇》中所描写的那个永无止息地被风吹着到处跑而停不下来的游魂，人存在的精神根基被连根拔起，土壤变成捉摸不定的流沙，建基于这之上的人的意义与价值轰然倒塌，只剩下一股无以言表的绝望。最后，这个“我”的归宿是“投入了江心”，“江上的星光摇动了一下，好像似天空掉下来的样子”，“灰色的江上仍复有死灰的寂静支配着，去天明的时候，正远着哩！”这种无望之后，自绝生命的行为，是在对未来进行观照后得出的残酷结论！也由此，它和前文中“我”对现实感到失望从而觉得人存在的意义是虚无的结论连贯为了一个整体，一个“此在”的“现在时”的人，与一个“将在”的“未来时”的人，共同处在了一条解构之链上，两种状态中的人都处于荒漠般的境地，人在世的价值、人的精神依托、人在未来获得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通通都在文本中变成了渺茫，这就实现了郁达夫对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消解，人变成了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是偶然间被上帝抛弃到世上来的”一样，主体性的人建基其上的现实，与将建基于其上的未来都被解构了。

三、国民群体价值的消解

如果对于一个人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渺茫，还不值得引起注意的话，那么整个时代人的这种生存意义与价值的崩塌，就足够引起人们的重视了。郁达夫的伟大就在于，他并非仅仅满足于对个人意义与价值的消解，而是借此来反映当时整个国民群体的精神状态，他们普遍地被庸常的世俗所囿，没有超越性的价值观念，因此当个人的意义与价值被解构了之后，小说的第三部分“Epilogue”，即收场白中，出现的是“又在窗下听见了许多洗便桶的声音”，这是多么荒诞的场景！以至于郁达夫激动地呼喊：“这是一种象征，这是一种象征。我们中国的所谓黎明者，便是秽浊的手势戏的开场呀！”在这里，他向大家赤裸裸地揭示出广大国民群体身上遍布着死气沉沉且庸俗不堪的污秽气。然而，就在我们对国人的麻木感到愤怒时，郁达夫已经在更广大且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把“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再一次消解了。如果说《青烟》第一部分的消解，是针对个人现实，第二部分的消解，是针对个人精神与未来，那么这第三部分的消解，则显然是升华到了国民群体的现实。

至此，郁达夫对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消解就在时间的锁链上，由现在到将来再回到现在，在哲学上由现实界到精神界再回到现实界，在对象上由个人到群体，形成了一个从呈现到暴露直至消解的完整过程。

四、总结

在《青烟》这篇小说中，郁达夫的笔下始终有一条主线牵动着他的创作指向，使得整个文本有了一种内聚的向心力，即爱国主义。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至少是有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作家，郁达夫的“无政府”和“爱国”实际上并不抵触，在他的意识里，国家、民族可以脱离政府而单独存在，他关心的不是某个政府的兴替，而是整个民族的存亡，在“我们中国的所谓黎明者，便是秽浊的手势戏的开场呀”这种句子中，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爱国主义动机，而整篇小说同样隐藏着他骨子里的爱国主义情怀，正因如此，他才对掌权者不思进取和广大国民麻木处世的态度极为冷嘲热讽，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他想要以身作则，对国家和民族做点贡献，但同时又发现自己势单力薄以至于无能为力，加上他一贯的忧郁性格，最终造成了他寂寞凄凉的心境。可在爱国方面，他的忧郁却不单单是由于自身性格的缺陷，他说“我也不知道这忧郁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实际上他“这忧郁”，更是受当时广大时代氛围的影响。不管怎么说，“我”终究是一个历史地存在着的人，当时的社会状况必然会“浸透了我的全身”，那种犹如无边沙漠般的无奈与萧条，是人生和时代共同的悲哀。所以，郁达夫在消解个人与群体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消解现实与精神的意义与价值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实是对社会的不满以及对恨其不争的国民的辛辣讽刺。

注释：

①郭文友：《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449页。

②郭文友：《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468页。

③孙中田：《〈郁达夫小说名篇〉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④丁帆：《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页。

⑤孙中田：《〈郁达夫小说名篇〉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⑥（捷克）M·嘎利克：《郁达夫及其唯美主义批评》，载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699页。

⑦⑧（捷克）M·嘎利克：《郁达夫及其唯美主义批评》，载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701页。

⑨孙中田：《〈郁达夫小说名篇〉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⑩郭文友：《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441-442页。

?孟庆枢主编：《西方文论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作者简介：

易建力，男，汉族，四川绵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