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中的救赎

金许珂

【摘要】《康复的家庭》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随笔集。该书讲述残疾儿大江光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既表现了家庭成员对残疾儿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探讨残疾儿对社会的接受。家庭成员们在相处过程中渐渐“康复”，互相接受，互相救赎，与“残疾儿”达成和谐共生。

【关键词】《康复的家庭》；“残疾儿”书写；接受；救赎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3-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3.008

大江健三郎（以下简称“大江”）作为日本文坛巨擘，其多数作品以残疾儿大江光（以下简称“光”）为原型，描绘了残疾儿的生活、心理等各方面形象。同样，《康复的家庭》作为大江以家庭为背景创作的随笔，延续了其一贯的创作主题，从与残疾儿光的日常生活入手，讲述了在与残疾儿的相处过程，家人们渐渐“康复”，探讨了残疾儿的生活问题，引申出与残疾儿（人）和谐共生的理性思考。

“如何表现我这个残疾儿子？如何解读在实际创作的过程中，残疾儿童与家人的共同生活？”这是大江文学中的双重文学主题。相较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个性的体验》等小说，《康复的家庭》以散文的形式，通过简单、温暖而朴素的内容来展现上述主题。文中大江不光谈到了悉心照料孩子的父母、身患疾病的岳母、体恤兄长的弟弟和妹妹等家人的生活，还讲述了医生森安信雄、专门研究X光射线治疗的重藤博士、恩师渡边一夫等人的故事，从生活、艺术、教育、文学等多方面展现对残疾儿的心理变化，以及残疾儿和家人共同的“康复”过程，完成与残疾儿的互相救赎。

一、《康复的家庭》中的残疾儿书写

当残疾儿光出生时，正值“青年人的自我存在危机”的大江仿佛被“击中中心”。光出生时脑部发育不完全，做了畸形矫正手术后，又出现了癫痫病等新的症状。这给作者及家人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如同巨石“重重压在了身上”。

光的残疾表现在智力发育迟缓，认识能力不完全，无法将自己的想要表达的意思通过语言顺利地表达出来。《康复的家庭》中如此描述他的症状：“他常常莫名其妙地突然站住不动了，甚至会径直朝着自己想去的地方走”，或是由于发烧而“满脸通红，呼吸急促”，或是让奶奶“好好地死”。诸如此类行为给家人带来不少麻烦。为了照顾残疾儿，大江需要在创作之余按时接送光去福利机构、在其发病时悉心照顾、在出现矛盾时耐心调节。而作为残疾儿，光也表现出“祈求尽快从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不安中摆脱出来的情绪”。毋庸置疑，残疾既给家庭带来压力，又给患者本身带来痛苦。

上田敏将人罹患疾病的过程分为：冲击期、否认期、混乱期、解决期、接受期。大江认同上田的理论，并坦言自己的作品与“接纳残疾的理论”有重合之处。作为残疾儿的家属，大江认为比起残疾儿，家属体验这五个阶段更为明显。以残疾儿父亲及作家的双重身份，大江表现出家庭和残疾儿童在“冲击期”“否认期”“混乱期”中的痛苦：得知第一个孩子为先天残疾的初期，年轻的父亲苦恼不已却抱着一丝治愈的希望，但当面对无法康复的事实之后就变得绝望而选择逃避。在与残疾儿的生活中，残疾儿本人及家人共同经历了遭受疾病冲击的茫然，到对残疾产生心理防卫的否认，再到无法否定残疾不能痊愈的抑郁悲伤。

但残疾带来的并不只有痛苦。在《康复的家庭》中，大江发现其“对音乐具有敏锐天赋”：在三岁时，光便能辨认贝多芬、肖邦等音乐家地乐曲；在林中听到鸟叫时，准确辨认鸟的种类；在小学毕业时，创作了《毕业》；在进入残疾儿同学校高级班之后创作了《青鸟进行曲》。此外，光会在和父亲闹矛盾时依旧牵着父亲的手，能体会到他人的情绪，还会激励家人们积极生活。因此，通过描述家庭的日常生活，表现因家庭成员中存在残疾的情况每个人的心路历程，大江感受到在痛苦之外“残疾儿童给父母带来了极大的快乐”，这恰好印证大江的创作《康复的家庭》时的初衷，即表现每个人——包括其家人，从生病到康复的整个过程中所伴随的真正的喜悦、成长和人格的完成。

二、大江对残疾儿的接受

残疾儿光的降生对父亲大江来说无疑是一桩灾难，面对一个畸形的儿子，他体验了无助、恍惚、痛苦乃至绝望等一系列消极感受，但这也成了其用心灵去感受生命本质的契机，由此大江创作了《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以“残疾儿”为原点的作品。而《康复的家庭》是一部随笔集，包括了在和光共同生活的三十多年的点滴，作品展现了大江逐渐接受了“残疾儿”这一残酷现实，并在文中多次提到“治疗”“康复”“接受”等词汇，这恰好反映大江在经历“冲击期”“否认期”“混乱期”后到达了“解决期”和“接受期”阶段的心理变化，即从起初的痛苦绝望到接受并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的转变。

《康复的家庭》中收录着一篇题目为“没办法，干吧！”随笔，而“没办法，干吧”这句话完美展现了大江从痛苦到接受的转变的心路历程。这句话看上去普通且直白，不似壮志豪言，却是大江念念不忘且常挂嘴边的人生格言，深含着大江在和残疾儿的生活中感悟出的质朴人生智慧。表面上，“没法子”展现出的是一种无奈和沮丧心情，甚至带有悲观绝望色彩。1963年，在光出生后不久，大江以记者的身份奔赴广岛参与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筹备，1965年又赶赴冲绳采访因原爆而被迫从广岛、长崎回到故乡冲绳的人。这两次经历让大江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在不安和憎恨的同时仍不得不面对所处的窘境。这段经历让大江将自己个人的体验（残疾儿的出生）与民族的经历相结合，自己的无奈与广岛、冲绳的原爆中受到伤害的人的坚毅相映衬。大江经受的是残疾儿带来的痛苦和绝望，“没办法”就是其对自己生存的窘迫境况的深刻而准确的認知。另一方面，从大江信奉的存在主义思想层面上看，每个人的出生存在偶然性和被动性，人在获得生命的同时伴随着对死亡的恐惧。因此，这一语“不仅客观地披露了人的生存境况的悲剧性，同时也坦率承认，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人，本质上是一个弱者” 。

然而，尽管人本质上是个弱者，人的一生充满坎坷，但是生命的存在与消亡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宿命，每个人都得应对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因此只能不断提醒自己：“干吧！”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本分。光的出生对大江来说是一份“厚爱”，是大江无法逃避的命运。因此，大江当然只有老实地接受这一残酷现实，发出“干吧！”这样一句被逼无奈且毫无英雄气概的感叹。这并不能称作一种豪情壮志或是人生壮举，只是他作为一个“弱者”不得不做出的基本的符合人之常情的举动。尽管之后的生活中，大江对残疾儿悉心照顾，将他培养成一名音乐家，和残疾儿一起“谱写一曲华丽多彩的人生乐章”，但这并不是大江的初衷，大江对此也并未抱有奢望。所以，长期以来大江夫妇在生活中只是在感觉疲乏时，他们才互相提醒说：“干吧！”。

由此可见，“没办法”是大江对自己处境及人生命的悲剧性的客观认知，“干吧！”则是大江作为“弱者”对自己无法逃避的窘境的真实回应。这句由两组极其平常的话语组成的短句缔造出一种令人心生敬畏的生命力量。面对残疾儿的降生，大江体会到无法逃避的困难，“没办法”是他对无法回避的生存困境和自身力量弱小性的一种承认和“接受”，而“干吧！”则是在接受残疾儿现实的基础上迸发出的生命之韧性。大江曾坦言，在与残疾儿的生活中，他慢慢发现残缺的是自己的内心，而接受这种生活并为之行动，正是残缺心灵渐渐“康复”的表现。

三、残疾儿对社会的接受

从大众视角看，有残疾儿的家庭中需要承担更多的是照顾残疾儿的家人一方，作为残疾儿的家属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和痛苦来“接受”残疾儿，而作为文学大师的大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站在残疾儿的角度，观察残疾儿慢慢“接受”自己的残疾，“接受”自己与健全人的不同，“接受”社会的规则。在送光去残疾儿职业培训福利院时，大江看到许多残疾儿童及其父母，体会到残疾儿也会给父母带来极大快乐，由此感叹“残疾儿童也不会夸张地表现自己正在经受的痛苦以及克服的困难，他们都具有很强的忍耐力”，而这种忍耐力表现在光身上便是对音乐的执着。

尽管光的智力发育迟缓，但从婴儿时期开始，他就对音乐有敏锐的反应。三岁时光便能分辨贝多芬和肖邦的曲子，五岁时便能准确判断出秧鸡的叫声，进入小学特殊班和残疾儿童学校中级班之后，“一天到晚都在听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巴赫等音乐家的作品”。在母亲和老师的启蒙下，光开始学习音乐，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听音乐，总是俯在褥垫上或坐在饭桌旁作曲，连母亲都只能偷偷看一眼谱子。田村久美子女士每周会来弹奏光的新作，与光研究创作得失，探讨创作想法。看着光对音乐的痴迷，大江感受到光“生动而又充满自信地表现出来的人最美好的素质”，这种“素质”可以理解为对美好事物自然而然的向往和冲动，就算是残疾也不能阻碍这种冲动的迸发，这也是带有宿命感的无法逃避的本能。

这种对音乐的痴迷让光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只会给家人带来负担和痛苦的残疾儿，他也是一个可以和健全人一样享受音乐创作音乐的个体。音乐虽不能减轻光肉体上的痛苦，却可以带来精神上的鼓舞。可以让他暂且以健全人的姿态去捕捉灵感、表达情感，给予他接受残疾并坚持活下去的勇气。通过音乐，光不仅给家人带来了快乐，也让自己能够凭借音乐家的身份参与像广岛音乐会、萨尔茨堡夏季音乐节等社会活动，同时也结交了像森安信雄、田村久美子等社会人士。可以说，通过音乐，光不仅将整个家庭联结起来，也将自己和社会衔接起来。让光真切体会到自己的社会属性，是作为作家和父亲的大江能为光做到的最明智的教育。只有在发现自己的价值、发现自己对社会的价值的前提下，光才能够勇敢地用残疾人的身份去适应、接受社会的规则。

大江在堺市演讲时看到街上有许多残疾青年的轮椅，感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残疾人出现的变化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其说社会接纳残疾人，不如说残疾人正在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接纳这个社会，这就是他们的自立”。如果说大江对残疾儿的接受是面对窘境不得已的选择，那光对社会的接受则是生命本能的冲动，两者既是一种对生命随机性妥协，也是一种对现实无法逃避的抗争，是作为弱者的人为了继续生活而采取的本能行动，正是大江、光，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共同行动，才让这个家庭慢慢走向康复。

四、康复中的救赎

不幸成了病人，经历了痛苦的心理过程，该怎样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残缺的自己，而残缺的自己又该怎样在家庭和社会中发挥作用？大江认为，康复医学的终极目标是对残疾的接受。在与残疾儿多年的生活中，大江体悟到这种接受是双向的：作为残疾人家属需要接受家庭中存在残疾人的现状，作为残疾人更需要接受身患残疾的自己、家庭以及社会。而当家庭成员们共同达到了疾病过程中的“接受期”，则会渐渐从疾病中“康复”。这种“康复”不仅是从残疾中痊愈，更是心灵从残缺到完整的救赎。

大江没有放弃光，悉心照顾，以作家和父亲的双重身份引导光走向社会；母亲培养光的音乐天赋，用音乐疗愈光；光的妹妹从小陪伴残疾哥哥生活，成为助残志愿者，投入到残疾人志愿服务工作。这些努力让光慢慢缓解了身体上的痛苦，也使得光能够在一个充满温情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能够热衷于音乐，实现自己的价值。

另一方面，光作为残疾人也在努力让家人“康复”。在给母亲的贺卡上，光曾写下：“到了今年，过了很长时间，好像痛苦的人很多。由佳里，再忍一忍吧。非常痛苦的不是妈妈，只是姥姥，我就放心了。”这里的“痛苦的人”指的是患癌的外祖母，由佳里则是光对母亲的称呼。让大江意外的是光的语言库里还存储着“痛苦”“痛苦的人”这些生疏的词汇，“这些平常不大用的词，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收藏在了长子的心里”。可见，光虽智力发育迟缓，但是也能接受外界的信息，凭借自己的认知能力将吸收的知识输出。在他的认知里，患癌是“痛苦的”，而作为家人的母亲是需要“忍耐”的。这看似黑色幽默的话语，大江及妻子理解为“由于这种痛苦的疾病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很快就会康复的”。这是同样经历了长久痛苦的光对疾病的认知，他也经历着疾病的折磨，但是家庭让他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因此他琢磨出如此见解，成了对家人乐观面对疾病的鼓励。此外，光时常听祖母唠叨她什么事都经历过，只有死没有经历过，需要好好对待，因此光曾对祖母说：“奶奶，打起精神来，请好好地死！”这看似诅咒的话在祖母生病时给予了巨大的勇气。残疾孙子反复琢磨后说出的话给祖母增添了战胜疾病的力量，仍处于康复阶段的光却给了家人们带来了“康复”的、救赎的力量。由此可见，光虽然不能治疗家人们身体上的痛苦，但是他的话语和行动真切地给家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和鼓励。光带来的心灵力量让整个家庭中存在着一条“宽松的纽带”，让家庭成员们互相联结却不会产生束缚感。

当然，光的心灵力量最为受益的还是大江。在与残疾儿的生活中，大江发现，每个人都要经历不同的痛苦，但所有人都需要因生而为人这个理由去面对困难努力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中，虽然不断有东西被破坏，却也让人对于不断有什么东西会从毁坏中恢复、再生出来抱有希望。而这种恢复、再生的希望是光带来的。光最瞩目和令人骄傲的音乐天赋让大江看到了努力下去的希望，也让大江看到了这个家庭因为残疾儿的存在而紧紧相连，逐渐填满残缺的自己。并且，作为一名高举人文主义旗帜的战士，大江从个人的“康复”的家庭出发，将目光转向了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的日本社会。他放眼整个日本社会：需要吸取力量的两个主体，一个是与残疾人共同生活的家人及其周围的人，另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时代。战争带来的后遗症一直摧残着幸存者们，原爆带来的伤害无法被社会忽视，越来越多的残疾人需要被这个社会处置和拯救。大江以自己的家庭为例，通过接纳残疾儿光努力为社会中更多的残疾儿家庭的生活方式提供基本形式，呼吁社会为残疾儿以及残疾儿家庭提供更多关怀，这既是大江自己获得灵魂救赎的方式，也是大江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指明一条救赎道路。

参考文献：

[1]大江健三郎.康复的家庭[M].竺家荣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2]胡志明.沒法子，干吧！[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0，

2（01）.

[3]胡志明.残疾儿主题：大江健三郎文学出发的“原点”[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05）.

[4]张景荣.从《康复的家庭》中汲取共生的力量[J].文学教育，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