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车员的光荣岗位上

刘舜华

八月三十日

我的心很激动，再过几小时我就要参加列车员的工作，拿起扫帚、拖把，提起茶壶为旅客们服务了。这是我们一次光荣的义务劳动！我兴奋的睡不着觉，盘算着怎样去履行自己的职务，怎么照顾老太太和带小孩的妇女，怎样耐心给旅客解决困难……，甚至于还不自主的比划起来，越想越兴奋。突然，一个不好的念头涌上我的脑际：要是遇见了熟人多难为情啊？他们不笑话我这个大学生吗？……。不，他们不会的，为人民服务是光荣的，是不会被人们耻笑的！如果人们耻笑我，我还耻笑他们呢。忽然，一只又脏又腥的痰盂浮现在我的面前，痰和鼻涕四下流溢，平常我连看都不看它一眼，现在，怎么用手去端呢？我的眉头皱了起来。就责问自己：“你为什么不能端痰盂？难道大学生的手此校工们、列车员同志的手高贵吗？”我从床上起来，问走廊里的痰盂走去，毫不犹豫的把它拿到盥浴室倒了，并且洗刷干净，好像脏和腥臭根本没有似的。我的信心坚定了，没有问题，我一定可以当一个名符其实的列车员。

九月一日

“旅客们，上海去北京16次快车六号车箱在这里上！”我的声音有些羞怯，低弱的恐怕只能自己听见。

一个老列车员过来了。“声音放大些，旅客们听不清，乘错车就糟糕了。”

于是我便扯起嗓子叫起来了。

列车开动了，我站在车上像踩着气球一样，前扑后仰的，站都站不稳。

“列车员同志，我的铺位是几号？”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先生提着一只大皮箱挡住了来往的去路，车箱内乱糟糟的，我的心又慌乱起来了。我不敢正视每一个旅客的目光，只觉着他们都在谴责我似的。我好容易才把那位老先生安置好，又有几个旅客叫了：

“列车员同志，到南京要几点钟？”

“到徐州转陇海要乘第几次车？”

“列车员同志，倒茶来！”

我的脑子里轰轰的乱转，赶快把乘车时间表从口袋里取出，找了半天才回答了前面两个旅客的问题，便忙着给旅客倒茶去了。

列车到了蚌埠站了。有一个小妹妹泻肚子，列车上便所在站内是不准用的，她的妈妈很焦灼的望着我。我又不能说：“我也没办法。”于是我的目光无目的地搜遍全车箱，突然在一个旅客的铺下发现一只痰盂。我向那位，旅客讲明白以后，他欣然应允了。当我把痰盂送到那个妈妈的跟前，她对我投以感激的目光说：

“同志，你们太好了！”我的心得了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九月二日

到昨天晚上为止，旅客们都认识我了。知道我是个大学生之后，都以诧异的、但是很赞许的目光注视着我。这不仅没使我不好意思，反而增加了我的勇气和信心，就连那位难侍候的旅客，在我拖地板时跑到了我的面前，难为情的告诉我：

“同志，你有空时我们聊聊可以吗？”我不好意思的答应了他。他很激动地说：

“同志，你们大学生教育了我。看到你不怕脏不怕累的为我们服务，我深深的感到今天的大学生已经不是高人一等的人了……”他握住了我的手，我心里也很激动，回答说：“这是党教导我们大学生这样做的。”

事实证明，我以前怕人耻笑的思想是不对的。一个人，只要他真诚地

为人民服务，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可以赢得人们的尊重。

九月三日

真幸福啊！列车到达了我们的终点站，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我趁休息的时间，看到了巍峨的天安门，我在千百万英雄踏过的天安门广场上尽情的观赏着，这是一生难忘的幸福。

列车又向上海出发了。这次，我的车箱里有一位从莫斯科回国的大学生，他一直仃着我看。我很奇怪，是我侍候的不周吗？我跑过去问他：

“同志，你需要什么吗？”他对我微笑，拉着我的手，坐在他的旁边，停了片刻很感慨的说：

“同学，我离开祖国已经三年了。在国外我们只能从报纸上，杂志上了解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多么想回到祖国来啊！一踏上服国的土地，我的心便被祖国的温暖拥抱起来了，祖国的崭新的面貌处处使我感到温暖可爱。……”他越说越激动，我也不愿打搅他。“在莫斯科，听到祖国在大放大鸣中一些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们都非常气愤，特别使我们不平的是在祖国内的一些大学生也跟着右派分子在尾巴后向党进攻。但是，今天你们的行动启发了我，使我相信我们的大学生对党对人民仍然是无限忠诚的，那些向党进攻的不过是少数几个披着大学生外衣的右派分子罢了。”

下午，我到软席寝车上去倒茶。在这节车箱里有几位苏联外宾和一位印度外宾。我知道对外宾的侍候要特别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有礼貌，因此，行动很小心，可是由于慎重而产生的心慌还是不能完全掩盖我这个新学徒的样子。我听到了翻译指着我的校徽给那位外宾咕噜了几句，于是，那位印度外宾好像不相信似的伏在我的胸前重新把校微看了一下。他的黑黝黝的脸顿时浮上了一层惊喜的光彩，对我不住的点头，眼睛直望着我笑，弄的我不好意思起来。我知道，他在赞扬我们中国大学生参加平凡劳动，为人民服务的可贵的行为。我情不自禁为自己的行动给祖国带来荣誉而暗自骄傲欣喜。在下车时，这位外宾还紧紧的握住我的手，用中国话说：“谢谢，再见！”

夜里三点多了，旅客们都已入睡了，我也在一个小房间里休息。一个胖胖的身体很魁梧的五十来岁的人来到了我的身边。我连忙站起来，正想问他有什么事。他按按我的肩膀，先说了：“你坐下，我想给你谈谈。”“可以，可以。”我连声回答。

他抽出一枝大中华的烟卷，抽起来了。

“你们这些大学生，要是经常这样锻炼的话，将来才能把老一辈的担子担当起来！”我一听怔住了，心里想：“这一定是一位革命的老前辈，高级首长？！”我趁他抽烟的当儿，就试探的问：

“同志，你是搞教育工作的吧？”

“不，我是一个老兵。”接着他又气愤愤的说：“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战士都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有的战士就喊着要和右派分子拼命！”他停了一下，微笑着望望我，“可是，为什么一些有知识、懂道理的大学生却反而跟右派分子跑呢？”

这突然的问题使我招架不住，心扑扑的直跳，简直比在课堂不能回答老师的问题还要窘迫。他又带启发性的问了一句：

“这是缺乏什么样的感情呢？”我好像豁然贯通，兴奋的回答说：“缺乏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是立场问题。”

他满意地笑了。在离开我的房间时，他扶着我的肩膀说：

“劳动人民的感情，是在劳动中培养的。你们这样做对了。这算是开始吧！”

“我一定记住您的话，首长同志！我们要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让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永远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我浑身充满了力量，身体站的笔直，我好像一个新兵在接受上级最光荣的任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