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爱劳动的好传统接过来

甘锦荣

我生长在一个革命的贫农家庭。父亲甘祖昌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时，我还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在革命长辈披荆斩棘、英勇斗争的时候，我逐渐长大起来了。由于我从生下来一直离开革命的父亲，祖母偏爱我，娇生惯养我，所以我沾染了一些害怕艰苦劳动、贪图安逸享受的旧习气。

一九四九年七月，家乡解放了。我听说父亲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心想：父亲是个高级军官，这下我也出头了，该享“清福”了。

抱着享“清福”的打算，我天天盼望着和父亲见面。一九五○年秋天，父亲回家探亲，我大胆地向他提出要求。我说：“爸爸，我要跟你出去工作。”

哪知道，父亲回答说：“你还年轻，应该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去锻炼；你留在农村参加反霸、土改斗争，好好学习农业技术，积极参加劳动。你不要这山望到那山高，不安心农业生产。”

我的祖母和叔父、叔母，还有几个邻居，都劝我父亲带我出去。他仍然不答应。我说不出别的正当理由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回部队了。

然而，享“清福”的思想并没有从我的头脑中消除，我夜晚做梦都想到父亲那里去。

一九五一年春节前，我没有征得父亲的同意，从祖母那里拿了路费，就坐车去新疆。到了新疆，父亲见着我，第一句话就问：“你来做什么？”

我很难为情地回答：“我要出来做工作。”父亲又问：“你能做什么工作？”我低着头说：“不论工作大小，我总要做一件。”

父亲见我巳经花了一百多元跑到新疆，考虑了很久，回答说：“那这样吧，还是参加体力劳动，或是搞农业，或是学打铁，哪门技术学得好，就做那种事。”

我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心想：“做这样累的活，我不如在家里做，何必跑这么远的路来吃苦；父亲当这么大的军官，为什么就不能安排我做点轻闲事？”

父亲好像摸到了我的心思，苦口婆心地向我解释，批评我不应该轻视体力劳动。他说：“你想想看，我们吃的、穿的，还有用的、住的，哪一样不是劳动的结果？劳动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革命长辈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革命战争，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现在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等待着年青一代去完成，你们也要善于用辛勤的劳动去创造新生活，丝毫也不能轻视劳动、坐享清福。”

我还是想不通，就把父亲要我学打铁、搞农业的情况，写信告诉祖母。祖母向来庇护我的“升官发财”思想，对我父亲有意见，写信责怪他。我原先以为父亲接到祖母的信后，会生我的气。谁知道，他更心平气和地开导我说：“现在是新社会，我们不能拿老眼光看问题。旧社会，一人做官，全家享乐；如今，当领导干部也是为人民服务，家里人更要带头好好劳动。现在，农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你刚从农村出来，搞农业更适合。”

父亲还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国家建设的光辉前景，又抽空带我去农业机械厂和国营农场参观。我边听边看，心里高兴而激动，就答应参加体力劳动了。

这样，在一九五一年春天，我先学打铁，经过半年苦练，主要铁农具都会制造了。这年冬天，父亲根据党的需要，又要求我掌握开拖拉机的技术，学习三个多月以后，我驾驶拖拉机达到了独立操作水平。组织上便分配我到农场机耕队工作。思想通了，劳动起来也愉快。过了一年就担任机耕组长，一直到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七年九月，我父亲由于脑部先后受了四次伤，得了脑震荡后遗症，经过部队党组织的批准，退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我，问我打算怎么办。起初，我很惊讶，认为组织上多次要他在疗养院安心休养，为什么有福不享反而申请回乡劳动呢？我自己不愿回乡生产，心里还有点为他惋惜。

可是，我父亲却对我说：“参加体力劳动，对继续锻炼思想有好处，对治疗我的脑病也有好处。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上能下，既能做‘官，又能当老百姓。”

停了一停，他又温和地说：“你们年青的一代肩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革命前辈缔造的事业，将交给你们掌管，眼前的社会主义和将来的共产主义，将由

你们来建设。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向来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接着，他还拿出了许多革命领袖教导的话给我看。

我听听看看，领袖的教导鼓舞着我，父亲的话也打动了我的心。我心里感到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真是幸福，革命后代一定要脚踏实地好好干，才能继承优良传统，接好革命的班。我决定跟随父亲回乡生产。

父亲对我，不但注意言教——以理服人，而且很重视身教——以身作则。他的很多模范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

在从新疆回家的半个月旅途中，按照规定可以坐软席车厢，可是，父亲为了节约国家的钱，却带着全家十二个人坐硬席车厢，连卧铺也没有买。

父亲回家的第三天清早，就赤脚落地，拿上竹粪箕，带我一道在村前村后捡粪。一个秋冬捡满了两粪坑，为生产队增加了近百担精肥。

一九五七年冬天，农村揭开了大生产的序幕，父亲和农民商量，订出了改造一百二十亩低产田的计划。他不但亲自下田劳动，而且还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给社里买了许多肥料和农具。结果，一百二十亩低产的冬水田，由种一季稻变成种二季稻了，为集体增产了许多粮食。

一九五八年秋天，人民公社成立了。在生产队讨论跃进规划的时候，我父亲又提出了开垦和改良红土壤的建议。他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在村后的山坡上披荆斩棘、捡净乱石，挖掉五百多担柴兜，打死一百多条毒蛇，用锄头开垦荒地。挖了几天，我腰痛手破皮，不想干下去。父亲却越劳动越起劲，并且给我们讲开发南泥湾的故事和应该热爱劳动的道理。

我和弟弟看到父亲年老体弱都坚持劳动，又听了他给我们讲的许多热爱劳动的道理，参加劳动的心情也更加舒畅。以后，我经常跟着父亲开荒，先后开了六亩多荒地，种了四百八十棵各种各样的果树，果树中间种南瓜、红薯、豆子、高梁和小米，每年要收一千多斤杂粮。现在，桃树等果树已长大结实了，他又交给大队收获。

父亲回乡生产后，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劳动的好传统，初步树立了热爱劳动的观点。但是，有时碰到一些具体问题，思想上又会闹不通。比如，父亲从一九五七年回乡七年来，每年要拿一千多元买化学肥料和农具，送给大队的各生产队；他经常送几十元、上百元给村里的困难户，但对我和我的小孩却要求严格，看到真正需要才给点钱。对这，我有时不太高兴。

一九六一年冬天的一个休假日，父亲又给我谈了怎样理解继承的问题。他说：“我的钱是人民给的，应该用于为人民有利的事业，所以过去我每年都要给队里买生产资料，接济有困难的阶级兄弟。你年青力壮，应该自力更生，靠自己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你不应该考虑依靠继承我的财产，你应该努力继承革命传统。如果你为的是继承财产，而丢了革命传统，那就完全错了。要知道，不管怎么多的财产是容易花完的，而革命传统是创造幸福生活取之不尽的源泉。革命后代要继承的是热爱劳动、把一切献给革命事业的优良传统。”

我反反复复思索父亲这番话，觉得句句有理。一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完全明白了“继承好传统，接好革命班”的真正意义，从而鼓舞了我向革命化的目标奋勇前进。

从此以后，我时刻不忘父亲的指教，一心要把革命前辈的好传统学到手。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被选为生产队长。虽然工作经验缺乏，但是我下决心依靠群众共同搞好生产。

春分时节，我和老农商量，根据气温上升的情况，比往年提早十天浸完了早稻种；到清明时节，秧苗已长得满垅葱绿。接着，我又组织临时青年突击队，突击犁田耙田，谷雨节后五天，我们生产队就胜利结束了早稻插秧，打响了春耕生产第一炮，受到了大队党支部的表扬。

立夏以后，我们生产队的早稻大部分禾苗快要封行了。想不到，一连下几天暴雨，山洪爆发，六十多亩新开垦的红土壤田，禾苗被冲得东倒西爱，眼看葱绿的禾苗逐渐变黄了。怎么办？我向父亲请教，他说：“你还是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商量就有办法。”

当天晚上，我先访问了几个老农，征求了每个队委的意见，心里有了个底。接着，就召开社员大会，和社员们共同研究措施。第二天就分组战斗，扶苗、补兜，挑塘泥、送肥料，这样连续干了三天，抢救了禾苗。

一九六二年的气候很不正常，以后还经历了向秋洪、虫害等自然灾害作斗争，才取得了丰收，粮食比一九六一年增产百分之十一，社员收入比一九六一年增加百分之十五。当我和社员们共享辛勤劳动换来的丰收果实的时候，我的心里甜滋滋的。

一九六三年我被选为大队治安保卫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一件新的工作，我过去没有做过。但是，我想起父亲的多次指教，只要依靠群众，努力学习，按照党的指示去做，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上面所谈到的一些进步，仅仅是开始。作为一个革命后代，检查起来，还做得不够，做得太不够啊！但是，我决心继续努力继承父辈革命传统，一定要接好革命的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一切力量。

（以上两文系《江西青年》记者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