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贵在真

归秀文

真实地反映生活，是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传记文学写得真，就更为重要。如果凭空捏造事迹，任意拔高人物，对传记文学来说，就是致命伤。人民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稿，由张行、黄林石、李仲凡同志执笔的《杨开慧》，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

据我所知，《杨开慧》的作者，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曾先后到北京、上海、湖北、江西、广东访问，特别是到板仓、韶山、清水塘、农讲所等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被访问、调查的人数有上百位，获得访问、调查的资料达几百份。一些单位反映，他们比以往的调查有不少进展，特别是搞清了几个以往不太准确或不清楚的问题，如被捕时间、就义时间等。他们还了解到杨开慧同志的脾性、爱好和一些重要的生活细节。对所搜集的材料，他们又进行过一番查证、分析和选择。

党的“八七”会议后，杨开慧同志对会议精神是坚决贯彻的。她在1927年八月回到板仓，在那里坚持了几年的地下武装斗争。但有的同志写杨开慧同志，却忽略了板仓这个地方的斗争环境，更不顾斗争史实，以为既是坚持武装斗争，必定是举着刀，背着枪，带着队伍冲锋陷阵，以为只有把杨开慧同志写成女游击队长式的英雄，形象才高大。其实，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城乡，板仓离敌人重兵驻扎的长沙，又只有一百二十多华里。它不同于井冈山地区，同敌人的斗争是隐蔽的。《杨开慧》的作者尊重客观历史，根据调查所得，写她深夜抱着岸龙赶到隐储学校参加党的秘密会议；写她和农会会员一起制定配合秋收暴动的行动计划；写她走二十来里夜路赶到飘峰山参加党的骨干会布置任务：巩固地下组织，积蓄革命力量，严守党的秘密，坚持地下斗争；写她奔走在长沙、平江、湘阴等地，教育群众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样写是符合当时形势的，是符合她的身份的，也才是真实的。

不仅如此，作者甚至对一些细节的选择，都是非常慎重的。在书稿编写过程中，作者曾看到一个材料，说杨开慧同志在长沙市郊清水塘22号(湘区党委所在地)客堂的后壁上挂了一面大镜子，从镜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门外的动静，这镜子成了她的好“观察哨”。这个材料是很可以说明杨开慧同志保卫湘区党委的一片苦心的。但《杨开慧》的作者经过调查，发现湘区党委设在清水塘时期，这22号的大门不是对着客堂开的。因而即使在客堂后壁上挂上再大的镜子，也无法用来观察大门外的动静。这个材料虽是当事人写的，他们也没有采用。这种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写传记文学，尤其是写革命先辈的传记文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以他们的革命事迹、他们的精神世界，鼓舞我们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品里如果掺上一些假事迹，或者虚构一些毫无生活依据的、“动人心弦”的情节，搞得真真假假，这个人物就不可信，也就谈不上艺术力量，起不到教育作用。杨开慧同志从没有言过其实的浮谈，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行动，她兢兢业业，默默无闻，但是她有一颗晶莹无比的丹心。作者把她的这种精神贯串全书，把她的一生描写得象玉石一样洁白。作者这样写，就有感人的力量。

传记文学既然是文学，当然允许适当的想象。但是弄得不好，也会使作品失真，有损于人物的形象。《杨开慧》在这方面也是掌握得比较好的。

鉴于现在传记文学作品不少，而有的不能做到忠实于生活的真实，所以向你们推荐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