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长·短·弱

1987-08-24 05:50张晓林
中国青年 1987年11期
关键词:崇尚自主性理性

张晓林

我们这一代青年的优长与短弱,与新形势下的“反拨”和“创新”联系在一起。改革意味着拨乱反正。如果把它理解得过于简单,就会产生“反推”的心理定势:凡是过去责难的,现在就要推崇;凡是过去推崇的,现在就要责难。改革意味着革故鼎新。理解得过于片面,就会产生“新奇”的心理定势:凡是见过听过的,就是陈旧的;凡是未闻未见的,就是创新。因此,在积极参与改革的同时,我们要重新审视和超越我们自身。

崇尚理性与理性的崇尚

常常听到对我们这样的评价——“思考的一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这代青年向往理性,追求真理的特点。不论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古人还是今人、历史还是现实,我们已不再满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而代之以用批判的精神审视结论的来龙去脉,寻问支撑它的各种依据,力求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建立起坚硬扎实科学合理的基础。如果说,理性首先表现为思维的独立性、自主性,那么在这一点上,青年确实已强烈地表现出崇尚理性的意向。

这种以思维自主性为主要内涵的崇尚是对过去极左路线下无视、禁锢个人思想,推行个人崇拜的一种叛逆。这种叛逆在今天的深刻意义首先表现为对各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批判意识和对改革、开放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生逢改革、开放时代的青年,思想活跃、视野宽阔,涉猎古今中外各种知识,于理论研究中提出有价值的见解,于实践探索中开拓前进。所有这些,都同这一代青年尊崇理性、发挥思维自主性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

然而,如果我们再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发现,理性除了包含思维自主性这一重要特征外,它的最深刻的本质则是辩证的科学性。强调思维自主性,否定盲从附和,这是真理,但又是作为达到科学认识这个更高真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相对于获得科学认识这个目标来讲,思维的自主性只是一个前提。历史上,曾有过不少从崇尚理性出发,最后却导入理性失误的例子。狄德罗、伏尔泰等一批理性主义思想大家,虽强调思维自主性,反对宗教神学禁锢,但终究没能找到解释人类之谜和历史之谜的正确答案,只作得半截子唯物主义者;康德、休谟是欧洲哲学史中的两位巨人,但却成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代表人物。

从这个高度检视,应当承认,我们在崇尚理性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某些悖离理性的倾向。

譬如,我们在接受、吸收外来思想和理论时,往往脱离具体历史时代、社会文化等复杂的背景,将一些其理论价值具有时间、地域、社会限制性的思想、观点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又如,对影响历史进程、改变世界格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我们都表现出疏远淡漠,缺乏研读的热情,拒绝了解其科学价值和理论威力。

始于崇尚理性而又导致非理性的崇尚,摆脱盲目而又困扰于盲目,这种前后悖逆的现象说明,从深层意义上把握科学性这个理性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

针砭现实与现实的针砭

改革、开放意味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开启,同时,也意味着对当下各种弊端的革除。我们这一代青年,在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形成了一种针砭现实、推动现实发展的强烈意识。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从典章制度到思想观念,针砭的领域几乎无所不包。这种针砭意识的可贵,不仅在于它是改革激发的时代精神,而且在于它是推动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社会品格。

但是,按照列宁“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的说法,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应当更宽泛些。不仅包括现在的失去必然性的旧东西,而且也包含存在于旧事物内部、表现为必然性的新的东西。这样,仅有对时弊的单纯针砭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从这种针砭中依据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引伸出具有必然性的新东西。只有做到这点,对现实的针砭才不仅具有义愤的力量,同时也具有科学的深度,从而成为现实的针砭,推动现实向着必然性的方向发展。否则,针砭尽管很强烈,却提不出可行的建设意见,也会使针砭脱离现实。

很清楚,现实的针砭,不只是对腐朽罪恶的社会现象的诅咒与抨击,而且包含了对美好未来社会的热烈追求。缺乏建设性的针砭,虽能引人痛恨,却难以给人力量。反而容易降低人们的政治士气,使人悲观、消沉、绝望,丧失对现实社会的信心。

当然,“建设性”不等于脱离实际情况的主观空想,不是“乌托邦”。针对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许多青年敏感地觉察到其中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官僚主义严重等弊病。他们痛恨这些弊病,对之进行无情的鞭笞。然而,他们并不完全了解产生这些弊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的现实原因和历史影响;不了解克服、战胜这些弊端,民族将要付出巨大的痛苦和艰辛。他们也不知道我国是一个长期缺乏民主传统,文化、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更不清楚,有些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全国人口中四分之一为文盲或半文盲这种情况,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意味着什么。因而,他们经常表现出想一蹴而就的过分急躁情绪和过于理念化、理想化的书生气息,甚至想从一些西方国家移植民主化方案。结果,明显地脱离了我们的现实,根本不被人民接受。这提醒我们、针砭现实的流弊,不但需要勇气和胆量,也同样需要实事求是的分析。

批判历史与历史的批判

把针砭的矛头指向历史,形成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历史惰性的批判,这也是我们这代青年的一大特点。

在改革的进程中,人们很自然地觉察到一些现实的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深远的历史原因。我们虽然早已完成了根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任务,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对封建文化作全面、彻底的清理,残余形态还不少。当前的改革正受到来自种种方面封建陈腐观念和历史传统惰性的束缚。批判、清理这些历史旧帐,自然是我们当前迫切的任务之一。不批判“羞于言利”“无商不奸”的小生产意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不会蓬勃发展;不批判残留的依附、等级等封建宗法观念,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得到加强……

然而,批判历史有两种态度。一种将现实与历史完全割裂,视历史为荒诞错误的堆积物,一概否定;另一种虽然也讲究现实对历史的否定,但认为这种否定与历史有着某种继承和延续的血脉关系,包含着对历史上有价值的东西的肯定。前者的否定,痛快干脆,但苍白无力。因为历史进程终究是个人无法切断的;后者的否定虽然要付出分析的辛苦,但因为吸收了历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反而显得更加彻底。斯宾诺莎有句名言:否定即肯定。对此,黑格尔、马克思都很称道。这里讲的是,否定的同时也意昧着某种肯定。否定的对立面就是肯定。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否定,还要把否定之后的肯定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称得上是历史的批判,原因就在于“拯救”和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扬弃了它的唯心主义体系。

因此,我们青年在批判历史时,不能只看到历史上陈腐落后的糟粕,只停留在否定的层次上,而完全无视同样存在于历史中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宝贵精华以及它们对世界文化发展所作出的民族贡献。毋庸讳言,现在确实有一种观点,即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意无意地等同于野蛮、愚昧的不断延续。我们且不追究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否能客观地解释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单对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来讲,它也是非常有害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她的成员都认为自己的历史一无可取时,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可能摆脱贫困而踏上繁荣、富强的大道。她的前途也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追求自我价值与有价值的自我追求

崇尚理性、针砭时弊、批判历史,反映出我们这一代青年不甘寂寞,渴望有所作为的心理。而在这后面,又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东西:追求自我价值。这种追求的高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明显带有历史反拨的痕迹,可以说,是对过去“左”的思想下忽视、压抑个人创造性的抗争。

一般地说,人都不愿苟且混世,虚度光阴,都不愿作个庸人、懒汉,都想通过努力奋斗做出成绩,体现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千万人的事业,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正因如此,追求自我价值不仅为广大青年津津乐道,而且也激励着他们在改革、开放中不甘人后,无保留地释放自己的才能。

但是,一个人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可以回答:潜力是无穷的。这当然没错,如同说一个儿童可能射入两千个球而成为超过球王贝利的超级明星,或他可能因征服癌症并获诺贝尔奖金而成为人类医学史上的英雄……也可能,他干得比这些还要出色一千倍。可是,一个人潜在无限的自我价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得以实现呢?回答只能是:要看他自身成长过程中素质的积淀,要看他的机遇和所处的环境。因此,现实的而不是潜在的自我价值内蕴着自身的限制,也就是内蕴着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自我是相对于他人和社会而言的,没有他人与社会就无所谓自我。自我的独立性是相对的。与世隔绝的孤独者不要说实现自我价值,恐怕自我的生命也保存不住。退一步说,自我即使生活在人群中,但他的思想、行为若脱离社会实践或违背历史潮流,也很难想象他的自我价值能外化为现实,他的自我价值的数量也只能永远是零。

过去,形而上学猖獗,抽象、空洞的国家、社会、集体概念吞噬了自我。但今天我们有些青年却反过来认为只有否定、脱离社会、集体和他人,才能寻找到自我和自我价值。因此,过分偏爱醉心于自我,在生活道路的选择上,不是从社会的需要出发,而只着眼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结果和社会、时代产生隔膜、疏远,常常困扰于自我需求无法满足的痛苦之中,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好象自己的价值不在这个世界上。由此可见,正确把握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的辩证关系,在追求自我价值中是个决定性环节,只有抓住它,自我才能在有价值的追求中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图: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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