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故土（三章）

跃　渊

想那绿色的邮包

我的故乡傍着一条小河。顺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一二十里外便是省城。解放后的省城，想寻一个几百间的空房安置一个机关或是学府，是不很容易的。但是我的故乡有。我很爱故乡，虽然她名不见经传。我弄到一本《肥东县志》，想从上面找到一点关于她的记载，最后只在“解放后停闭的集镇”的栏目里，才找到她的名字：临河集。

其实，解放前后的临河集是很风光了一阵子的。她的东边两公里外叫“李圩”，就是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的“大花园”，解放后曾作为县农场，可见其面积之大。“大花园”西边是“小花园”，“小花园”连着临河集，这临河集的东街有着“李府”好几百间“仓房”。抗战时，这里是敌伪“皖中清乡军”司令吴道南的司令部。于是便有了公路、壕沟、吊桥、炮楼。抗战胜利后，从“立煌”县迁来了安徽省唯一的一座高等学府：安徽学院。这是见诸于史志而有据可查的。解放后，皖北文化干部学校及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的康复医院都先后设在这个临河小镇上。

小镇的“露水集”很是热闹，但下午则比较冷寂。傍晚时分，从西边的河下走来了一位身背绿色邮包的邮差。于是小娃们便轰叫起来：“啊！邮差来了！邮差来了！”尔后便一窝蜂地跟在后面，涌到我家西隔壁的“邮政代办所”。邮政代办员丁善文二爷怕小孩们把报纸和信件弄乱，于是照例把手直挥：“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于是小孩们便像苍蝇一样，又轰地一下跑了出去。

淮海战役后，“侉兵”刘汝明到处拉丁拉夫，竟然把邮差和丁二爷也给拉去了。老人们摸着胡子直摇头：“古来两国交兵都不斩信使，看来民国气数已尽了。”后来丁二爷竟然又偷跑了回来，于是小镇的傍晚又平添了一些生气。

每天傍晚，当孩子们都被丁二爷轰走了之后，我便悄没声地溜到了丁二爷的身边，要一张《皖北日报》，翻到了第三版的最下面，那里照例登了三四幅抗美援朝战斗故事的连环画，吸引我每天都要看，一天不拉。一直延伸到改成《安徽日报》，我每天必看的还是在这个版面位置发的几幅连环画。渐渐地，光看连环画已不过瘾了，于是就拣带插图的志愿军打美国鬼子的故事看。刚开始生字太多看不到头，便耐着性子慢慢地往前“拱”，逐渐便培养了阅读的兴趣。

天天能有报纸看，视野自然便逐渐开阔一些，知道的世事也就稍多一点了。加之家里住的是志愿军伤员，村里也满是志愿军伤员，于是，小小年纪的我，不仅知道了张积慧、赵宝桐、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等英雄人物，而且还知道了板门店的停战谈判这类国家大事。于是，村西的那条弯弯的小河，便连着了万里之遥的鸭绿江；从小河里走上来的邮递员，每天都带来朝鲜前线的战况。后来，当停战那天来临的时候，我便怀着一颗少年的火热的心，在街上奔走相告。我跑到一个商店里，那儿有几个老头在闲聊天，于是我便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他们。不想那几个老头公然睬也不睬我一下，甚至连睃也不睃我一眼，就仿佛没这回事似的。哎呀，当时很是伤了我的自尊心！这些个老头怎么这样麻木不仁啊，这么大的事情！

连着我们两家的墙壁上，常有一些宣传订阅报刊的张贴广告。吃饭时，我便端着碗，昂头“拱”那些广告词，什么“欢迎订阅”啦，什么“欢迎投稿”啦。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加之五四年大水之后，家境非常贫困。就这样，我还结结巴巴地订了《少年报》《少年文艺》《安徽文艺》等报刊。这些报刊使我这个穷乡僻壤的农村少年，知道了外国有个作家高尔基没念过书，中国有个战士作家高玉宝也没念过什么书，身边不远的合肥城里也有个工农作家陈登科也没念过什么书。他们都能投稿、当作家，为什么我就不能试试呢?于是我也就聋子不怕雷，开始学写作，学投稿了。尽管投不中，登不上，但我也不灰心。好在那会投稿不必花钱贴邮票，写好了往邮箱里一丢就行了。然后就是巴望邮递员来，盼着他那绿色的邮包里能给我带来一线希望，能有一天在报刊上用铅字印着我的名字。

后来我当了学徒后，随着省城的大规模建设的开始，再也没有什么机关需要驻在我们那样的小集镇上了。于是，故乡也就开始衰败了。再回到故乡时，那个陪伴我童年、少年时代的邮政代办所已不在了，那个绿色的邮箱也不在了。乡民们的信件便散丢在那供销社的水泥柜台子上。我陡然便觉着有了几分失落感。

孙犁先生在他的名著《铁木前传》的开篇第一句便写道：“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那么，在我的童年里，那乡邮员的绿色邮包，那邮政代办所的绿色邮箱，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所以，当三年困难的饥馑年代里我下放到一个农场时，一次邮递员病了，我便毅然地背起了他的绿色的邮包……

不绝于耳风琴声

世界上的乐器有千万种，哪一样最好听?

我的回答简单而又干脆：风琴。

那是我一个乡村少年接触到的最早的一种高雅的乐器。

我们临河小学有一位金义萍老师，她家有一架旧的风琴在合肥，她便把它捐献给了学校。学校里花了几个钱，在城里修了一下便运了回来。那时汽车极少，从陆路运路费太贵不说，且怕把它颠散架了；于是就从水路运到河下。老师便挑了几个大一点的同学去抬，我也很荣幸地被抽了“壮丁”。

老师和同学们小心翼翼地把那黑咕隆咚的家伙搬到了岸上，壮劳力们抬着主杠，其余的人便向孝子贤孙一般，在圩埂的两边，扶着风琴，唯恐把它给摔了。

学校里没有几个老师会弹。教导主任周老师会。只见他端坐琴前，双脚踩动踏板，鼓动风箱，两手往琴键上一按，乖乖隆的咚!那家伙居然能发出那样一种如此悦耳如此动听如此悠扬的声音来！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我们眼界大开！老师说，这风琴，连县城的实验小学也没得的，全县只有我们学校才有。于是我们便感到更加自豪了。后来电影队来慰问志愿军休养员放外国电影时，看到给修女们唱赞美诗伴奏的，也不过就是我们学校的这种风琴，我们就越发地觉得我们学校好生了得：连人家外国才能有的风琴，我们学校也都有了！

从此，学校里不论大会小会，大凡有唱歌的，必有风琴伴奏；有外校老师观摩我们上音乐课时，老师便叫学生先把风琴抬到教室里放着，这当然很“冲气”，也很神气，令观摩的老师为自己的学校没有这种洋风琴而觉得有几分惭愧。

风琴的声音悠悠地，缓缓地，很少也很难发出激昂的、激动人心的琴声来。即使你双脚像踩弹花机似地使劲踩动，它也只是慢条斯理地按自身的规律，缓缓地发出它的乐声。而我们的周老师也恰好是位慢条斯理的斯文人。有时开大会要唱国歌，自是也要风琴伴奏。当几百个底气十足的少年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吼声时，是足以能压倒lO部风琴的伴奏声的。这时候，周老师的风琴伴奏只不过是个点缀而已了。但是，有没有这部风琴伴奏是不一样的。有它在，同学们便不敢吊儿郎当地瞎唱；有它在，我们对那个场面便有了一种庄严之感。

节假日时，偶有周边乡村的小孩来临河集串亲，都爱吹嘘自个儿的学校“高级”。临河小学学生的自卫武器便是：“你们学校有风

琴吗?”

“烘(什)叫风琴?”

于是我们的同学便露出一脸得意的神情：“不知道了吧?那是外国的，全县只有一个，就只有我们学校才有。你们想跟我们比，配吗?”

只此一炮，便把对方打闷了。

如此一个金贵的风琴，当然不能随便地给学生们弹。我和我的同窗好友国浒算是破例。老师的作业改不完时，晚上便叫我们俩去帮他改。改完后，我们便要求能让我们“捺”一会风琴，老师便答应了。我们不叫“弹”风琴，而叫“捺”。是我们的手指用力按捺在琴键上，风琴才发出声音来的。于是我们欣喜若狂，心情十分激动地学起风琴来。

不久，我小学辍学进工厂当了徒工。

我很怀念我的学校。也很怀念那架破旧的风琴。它的悠悠的琴声时时萦绕在我的脑际。

后来，知道的世事多了，才晓得风琴是很平常的一种乐器。除去幼儿园呀呀学语的孩童唱儿歌、教堂的修女唱赞美诗需要风琴伴奏外，乐队里是没有它一席之地的。

但是我仍然不改对它的初衷。我依旧那么痴情地爱着它。只要在哪里听到了风琴声，我就会立即站住，贮足聆听。倘若能有机会“捺”它一会，那我非会捺到腰疼手酸方肯罢休。记得1957年我参加市文化馆的文学讲习班时，凡有上课的那晚，我都早早地跑去，先到音乐室里捺一会风琴，过把瘾后，才再去上课。

不论我在工厂、农场，或在机关，不论我对口琴、笛箫和其他乐器也很喜爱，但我对风琴却有一种偏爱。风琴伴着我踏上社会后的风雨人生四十年。

偶回一次故乡，都要到母校去弹一会风琴的。但每去一次，都感受到风琴的健康状况在恶化。它像一个气管炎患者，风箱漏气了，一次比一次喘息得厉害。几年前去了一次故乡，儿时的同学当了校长。他知道我对风琴的感情，便对我说，风琴不行了。

我看见我喜爱的风琴躺在墙遮，上面堆满了旧报纸，落满了灰尘。我的眼前仿佛睫然出现了一条老水牛。它躺在地里，圆睁着大眼，直喘粗气，最后腿一伸，眼一闭死了。

但是，刻印在我脑海深处的悠扬的风琴声，却是永远不灭、永远不死的。

开酒馆的王四爷

临河镇是个“下”字形，一横、一点以上是东街，为瓦街；那“一点”以下的一直为草街。瓦街多为“李府”稍为有钱的佃户，草街上的居民则稍为清苦一点。草街上有一些“乡镇企业”：砖瓦行，竹器铺，铁匠铺，轧棉花的，都在西边的草街。除去轧棉花机外，还有一台手摇轧面机，那便是“四海酒家”的王四，给临河小镇带来的第二部机器，也给已经奄奄一息的小镇带来了一点生机。

夜晚，乡亲们省灯油，早早地便睡了。唯有“四海酒家”还亮着灯，“话匣子”里还响着广播，灶膛里冒着火，锅台上响着口嗞啦啦的炒菜声，切面机又轰隆隆地滚动了。能和切面机媲美的，是那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但那小红炉眼下早已熄火了。一听见切面机的声音，人们的眼前就浮现出那又细又匀称的白面条来。麦收时节，乡里人擀的面条总归有点粗细不匀，不及“机面”匀称而好看。小娃们都吵嚷着要吃一次王四爷家轧面机轧出来的洋面条。大人们被缠不过，于是只得去了。王四心好，穷困一点的人家来轧点面条，他连加工费都不要的。

就是这台轧面机，三年饥荒时，曾救了王四一家的命。没面切了，他便把它卖了，买了120斤南瓜，一家三口才度过了难关。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王四爷家闪烁的灯火，曾经给了我许多光明和温暖。寒冷的夜晚，我常常捧着书，把脚伸进灶膛的煤灰洞里取暖，一边就着灯光看书，一边听大人们闲聊天。年轻时，王四爷曾当过国民党的上尉军医，走南逛北，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敢说敢讲。他脸上有一张菱角嘴，连生气时也面带笑容。他所在的“国军”抗过日，我们有时逗他说：“四爷，我们老师讲的，国民党军队根本不抗日。”他便火了，把菱角嘴一歪：“你们老师讲的?你们老师晓得虾子从哪头放屁?”那时，他就敢讲什么江青原来叫蓝萍，在上海当过舞女什么的。一听到这些“反动”话，我们便不敢接茬了。当然，为了这些话，在那个“文革”中，他自是吃了不少苦头。

五十年代的初期，故乡很红火了一阵子。皖北文化干部学校把文化的种子播到那里，学校里经常唱歌，跳舞，演戏，很是热闹；康复医院的医生和志愿军的休养员们，也给这个小镇带来了繁华。后来，随着省城日新月异的建设，“李府”的几百间旧瓦房对任何一个省直机关不再有一点点的吸引力了。机关一撤走，临河集立即开始衰败，王四爷的酒馆自也没了生意，倒闭了。王四爷的日子也像他的“二哥”一样——“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其间，妻子去世，女儿出嫁，王四爷便独身一人了。他几经搬家，且越搬越小，但热闹得依旧像是酒馆。他像冬天里的一盆火，搬到哪，乡邻们便围到哪。

我每次回故乡，都要到四爷那儿坐坐。他的一间草屋，用包装箱上的旧马粪纸、破塑料布扎成了两半：半间是卧房，半间是厨房兼“客厅”。厨房除去支个锅灶，还生了个煤炭炉子，卤点猪头肉之类；门拐还放了个尿桶。厨房和尿桶共存一间，卤香和骚气融为一体。农村里，老鼠本就多，有了卤，香味扑鼻，更加招惹了这些鼠辈，白日里都公然在他的锅台上、碗橱里“吱吱”地觅食、打架，四爷也视而不见。不过如若要啃他的卤肉，他就要干预了。

那次我去时，他坐在门口吃晚饭，听碗橱里有响动，他对我说：“跃渊你看可是‘小老爷们在里面操蛋?”碗橱的纱网是通的。我往那儿一站，老鼠们就吱溜溜地从纱网里往外直嘣，直跳，四散跑开。四爷这才过来把碗橱里刚出锅的卤肉放到篮子里，吊在屋梁上。过一会，老鼠们又来了，四爷自顾自在门口咕了口酒，听到老鼠吱溜溜的叫声，他咧着菱角嘴，得意地笑了：“伢来，操吧，操吧，叫你们穷操吧！”

我笑道：“四爷，您怎么叫老鼠也叫‘伢呢?”

王四爷咧着菱角嘴笑道：“‘英雄无岁，江湖无辈，这些老鼠都同我一样，闯荡江湖出身哩。”

有一次，四爷突然跑到我的办公室里找到我，说是为家乡河下修桥的事，要我帮忙。我说我能帮什么忙呢?他说，你写篇报稿子，在报纸上叫叫，造造舆论。他说河下的那座桥坏了至今无人问，淹死一个挑稻的大人和两个上学的小孩。再不修，还要死人的！

造桥修路是积德行善的事。我当然义不容辞，于是便以他的名义，写了一篇短稿子，送到报馆里登了。他很高兴，到处屁颠屁颠地跑。后来在省府里一位管实事的同学的帮助下，桥，终于修成了。

但四爷的人生轨迹却也走到了尽头。桥修好不久，乡下来人说，王四爷“走”了。

我听了，半天没有吭声。

责任编辑：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