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书评》与《伦敦书评》：历史书写中的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

杜　凝

北爱尔兰和平谈判在多年周折后，把决定协议的最后日期定在今年的四月九日，也就是复活节星期五之前。政治谈判是否可行，和平能杏实现，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谈判各方在十日凌晨达成的协议给这个复活节以重大象征，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如此，参与谈判的各方和谈判之外的各界观察家都反复重申参与者是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敌手，强调这个和平协议的有限及其作为起点的性质。事实上，很多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和争论一直持续到协议达成之后，反映的已远远超出时事评论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四月前的两篇书评相当有代表性，一篇是芬坦·欧杜尔(Fintan Otoole)一月二十九日在《纽约书评》发表的《麻烦的终结？》(The End of Trouble?)，另一篇是娄南·本奈特(RonanBennett)三月五日在《伦敦书评》发表的《走出庞德·隆尼(Out of the PoundLoney)》。两篇谈论的书并不同题，但却都是与爱尔兰共和军相配合的政治组织新芬党领导人杰瑞·亚当斯(Gerry Adams)的传记，实际的中心问题则是关于一个即将成为“历史”时期的讲述，以及进行“讲述”的权力。这样的争论发生在享有所谓言论自由的英美，发表在并非直接作为政治宣传喉舌的自由出版物上(参与和平谈判的各方在北爱尔兰境内都有各自作为宣传工具的合法出版物)，因而问题并不在于制度性的言论钳制，而是更复杂的话语关系。

欧杜尔的文章谈及两本书，杰瑞·亚当斯的自传和记者彼德·泰勒的采访集。从题目到内容，他都把北爱尔兰共和军(下简称共和军)定义为当地问题的唯一祸首、麻烦中心，并进而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共和军能够持续近三十年的暴力运动，而最终使亚当斯得以参与和平谈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