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五月初的北京，欲晴又雨，让人记起江南的春天，我有几分怀疑：这是北京的初夏吗？《读书》的几位作者和朋友远道从香港来，谈论的话题之一是“知识分子的伦理”。分别的那天晚上，朋友们谈天说地，决心参与内地的文化讨论。这是细雨纷纷的五月，我看着窗外的黑暗，仿佛要把夜气中的湿润都吸入体内，一洗积蓄多年的北京的灰尘。

五月下旬的北京，已是热气腾腾，让人想到气候的反常和那个日渐熟悉的名词——厄尔尼诺现象。《读书》的几位朋友从江南来，我们在三味书屋聊着天，忘记了室外的炎热。谈论的话题之一，也还是“知识分子的伦理”。我们说起一九九四年在《读书》展开的“人文精神”讨论，那场讨论没有取得明确的共识，但引起的广泛反响至今没有消失。看来只要还存在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他们就一定会不断地进行自我界定，不断探讨自己的伦理。几天前，收到其中一位朋友的文稿，带着南方的诚挚和热情。也许南方充沛的雨水，能够洗去浮尘，留一点清新，不致如这里似的漫天灰尘吧？

进入九十年代，市场化的进程更为迅猛，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进退失据，惶惑激忿，于是有人决心急流勇进，有人声称退回书斋，有人寻找规范，有人坚持理想，这些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虽说各种讨论热烈如死火重温，但那情景其实与当年在岸边徘徊的萧涧秋是约略相近的。鲁迅《二月》的小引中描述说：“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位“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萧君终于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为什么呢？鲁迅说，那是因为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最终必然是出局的命运。

不愿做齿轮，也不愿做石子，这大概就是所谓知识分子问题，也是所谓知识分子的伦理问题？鲁迅的概括多从文人与时代的关系着眼，今天的知识分子问题似乎具有更为复杂的含义。在科层制和职业化的浪潮中，甚至“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变得面目不清，人文精神讨论是一次重要的精神呼吁，但由此引发的讨论却证明：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伦理，都已经不是不证自明的话题。这一期《读书》发表的文章中，罗永生、王东亮、刘擎和曹天宇的文章从不同方面试图对此作出回答。罗永生的文章介绍了班奈特和拉夏基斯兰有关福科和葛兰西的知识分子论述，多少能够让我们了解一点西方知识界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或人文精神问题的不同观点。也许受到西方有关讨论的影响，罗文的写作风格也较为理论化。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西方知识界的争论从未超出大学院校和学术期刊的范围，这和中国人文精神的讨论的广泛性形成了对照。这种对照衬托出“知识分子”在不同社会中的独特位置。在这场讨论中，占据中心位置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应该以特殊的道德姿态行使体制外的批判职能，还是以一种“局内人”的批判观点进行“具体而微的体制内的反体制抗争”？这一问题的展开还进一步地涉及如下各种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是不是一个精英主义的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向谁负责？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应该着眼于制度和社会关系等中介环节，还是应该更关心社会关系的运动主体？这些问题并不是抽象的理论，就像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知识界的那句丧失了主语的陈述——“结构不上街”——一样，都是对历史经验的沉思，也是对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定位”的表达。

但是，“知识分子伦理”远不止是参与及如何参与社会进程的问题，它还体现在别的方面。例如，有位先生尖锐地说，大陆知识界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遮盖了性别问题，当即得到了几位女性主义者的肯定。我们还可以举出若干例子，比方知识分子论题中是否包含他们与“沉默的大多数”的关系，是否包含了那些边缘群体的视野，等等。知识分子的伦理离不开他们的知识实践或知识的伦理，自我定位离不开对周遭人事的认识。因此，最能体现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状况和知识状况的，与其说是他们的自我理解，不如说是他们对于当代社会各种现象的关注、理解、省略和忘却。在前一期的《读书》中，我们发表了秦晖、樊纲和王希的文章，他们对当代社会进程的理解，对于知识的意义，看法都相当歧异。在这个意义上，与其抽象地谈论自我的定位，不如就当代社会问题展开争论，在那样的争论中，各自的位置大概就会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

这是一九九八年五月的北京，一夜风后，能够见到蓝色的天——是我必须交出这份编辑手记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