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与多元文化主义

韩水法

自由主义的理论地位，在原苏联集团崩溃之后的当代，已经达到了其可能的顶峰。一切荣耀归于“自由主义！”，乃是各种政治哲学，一切政治理论普遍的、由衷的赞词。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不仅无不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诉诸于自由主义，而且其可能的和现实的目的，也无非是不断地重新解释自由主义乃至重建自由主义。笔者据此可以断言，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理论形态的东西的元话语(Metadiscource)。

但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之后的时代，在自由主义成为超级意识形态的时代，却并无人出来振臂一呼：“全世界自由主义，联合起来！”情况倒是刚好相反，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失去了外在的对手，反而自己成为内在的对手。自由主义一旦普遍化之后，其本身必然地抽象化了。自由主义元话语一方面显得十分地空洞，任何一种学说如果只是单单宣称其为自由主义，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它必须将自身具体化为一种特定的自由主义，而与任何其他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这样，自由主义势必就有了另一方面的特征：它的每一种具体类型总是要与某些不那么自由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构成自由主义元话语赖于生存的各种形态独特、彼此攻击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确实又是一个老话题，即使自由主义最新的强势理论，至少也要祖述近代的先知。譬如，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罗尔斯在其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著《政治自由主义》里，依然奉康德的实践哲学为其理论的基点，不过，所取的不再是康德的普遍道德法则，而是其理性的信念和构成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