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下册概摘(三) 与美国打交道

对美国人,我感受复杂。我欣赏他们凡事“可以为之”的态度,却同意英国的看法,认为美国人聪明却莽撞,拥有丰富的资源却不懂得善加利用。解决问题并非光有钱财就行。许多美国领导人总以为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之间千百年来存在的仇恨、敌对和冲突,有钱有财自然能够迎刃而解。(一些领袖现在还是这么想的,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建立和平、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

美国人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方法,始终没给我留下好印象。允许南越民族主义领袖吴庭艳被暗杀,美国显得毫无原则可言,先是支持他,当他拒绝俯首听命时就弃他而去,任由他手下的将领暗杀他,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过于专横,而且对历史缺乏认识。我也担心他们会因为中国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原文如此,编者注),而把所有华裔都视为共产党的支持者。

支持美国介入越南

1966年,新加坡同意让越南的美国军人到新加坡来消遣娱乐。第一批100人于1966年3月抵达,到郊区一座租来的公寓里住5天。以后,美军每周三次,由包租的泛美航空公司民用客机从西贡载来,每年大约有2万人,占当时新加坡总游客人数的70%。对我们来说,金钱的利益不大,却悄悄地表示新加坡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

1967年我应邀到美国访问。1967年以前,新加坡在华盛顿没有使节团,所以我匆匆忙忙到处找人上速成课,以便了解华盛顿时下的政治气候和主要政治人物的想法。我致函当时担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通讯员的路易斯·赫伦。50年代他旅居新加坡是我的好朋友。我所收集的所有资料当中,数他的最有价值。他是这么写的:“对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强国来说,除了苏联和中国,其他国家都是小国。相比之下,新加坡不过是个小娃娃,相信你不会介意我这样说。除了国务院辖下的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很少有人会留意新加坡。”然而他也让我安心,认为主要因为我对越南局势所持的立场,让我“享有明智、理性、稳健的名声”。

10月,我抵达白宫。美国总统约翰逊为我举行了欢迎仪式。

他用了许多华丽的辞藻,把我形容为“爱国者、杰出的政治领袖、新亚洲的政治家”,说“不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一样——凡是人们能努力争取自由、尊严的生活的地方,新加坡都为所能取得的成就立下一个光辉的榜样。”这种过度的赞扬还真使我难为情。我在做出回应时,间接支持他在越南的行动,却也想知道美国人民是否也相信,美国不在越南坚持下去的话,他们的后代还会不会继承这个美好的新世界。

欢迎仪式过后,约翰逊立即跟我单独会谈。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得克萨斯州人,声音低沉有磁性。在他身旁让人觉得(自己)渺小。他闷闷不乐,心情烦乱,却想听听我的意见。他正在努力遏制共产主义势力,阻止他们攻陷南越并在越南以外制造更多麻烦,如今找到这么一个来自东南亚,国家同越南毗邻的人,能了解、同情,并默默地支持他的这些举动,他甚感宽慰。

新加坡驻华盛顿、堪培拉和惠灵顿使节团传来的报告都不错,但是吴庆瑞和拉惹勒南(新加坡内阁)却因为我频频替约翰逊干预越南的行动辩护,显得太积极太亲美而焦虑不安,深恐这可能导致华族基层群众同政府疏离。他们劝我退一步,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我回国后同两人对此交换了意见,措辞稍微改变,采取比较批判的态度,尽管仍然明显支持美国在越南的立场。我深信抨击美国的越南政策会伤害约翰逊总统,损害他在美国的地位。不符合新加坡利益的事情,我不干。

访美10天,给我留下了一些强烈的印象。正如我告诉内阁同僚所说,新加坡跟美国的关系还很表面,不比我们同英国之间的交往。

访问美国学界

1968年10月12日,我再次去美国,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度短期公休假。

这次,我最大的收益不是增长了知识,而是接触了学者,跟他们建立友谊。这些学者不光对当代事务见识广博,他们跟美国政府和商界的神经中枢也有密切的来往。我这个亚洲政界人物在执政10年后,以45岁的年龄抽空到学术界来充电求知,在哈佛大学成了人们好奇注意的对象。他们毫不犹豫地安排晚宴,让我有机会跟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物见面和交流,像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日本问题专家、前驻日大使赖绍华和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同哈佛商学院的弗农之间的讨论算是最有意义的了。他对香港和台湾当代经济体的运作方式提出了许多实际精辟的见解,让我以后每隔几年总要到哈佛走一趟,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我在哈佛接触了不少新观念,听取其他一些绝顶聪明,但是看法未必总是正确的人物的见解。他们过于讲求在政治上不要有失误。哈佛大学坚决维护自由的风气,对于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之间是否有着遗传性的内在差别,学者们都不愿意表态或加以承认。他们相信人类都是平等的,社会只需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政府体制就能成功。他们太聪明了,教我很难相信这些他们必须义不容辞地去宣扬的观点,全部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想法。

我看中美关系

我下一次访问美国是在1969年,5月12日我拜会了尼克松总统。1967年4月他曾经在新加坡同我见过面。他当时正在东南亚进行巡回访问,为翌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好准备。他是个一丝不苟的思想家,对亚洲和世界事务非常在行,凡事都希望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我在办公室里回答他的提问,前后超过一个小时。

尼克松问起关于中美两国不和的问题。我告诉他,两国之间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或者根深蒂固的纠纷。中国最理所当然的敌人是苏联,两国有着一条长4000英里的共同边界,边境形势只是到近百年来才变得对中国不利,双方有大笔旧账要算。美中两国的边界线是人为的,就划在台湾海峡的海域上,这是暂时性的,会随着时间消失。

1969年我在华盛顿遇见尼克松的时候,他再向我提出有关中国的问题。我的基本分析是一样的。我当时不知道他已经集中精神,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取得突破, 借此增加同苏联对抗的筹码。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问我,对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主动有什么看法,他指的是尼克松1972年2月的中国之行。我说,除了令人感到意外之外,没什么好挑剔的。要是不致引起那么多人感到震惊和意外,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还可以锦上添花。意外的因素使日本人和东南亚人产生疑虑,担心强国喜欢突然改变政策,可能使它们站错队。

格林强调,美国建立新的对华关系,并未改变美国对这个地区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策。从一开始台湾就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情形现在一清二楚,美国仍然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韩国原来也表示担忧,如今却意识到韩美关系根本没改变。一句话,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并不损害到任何国家和地区,结果是亚洲更加稳定。(未完待续)G

《海外星云》(2000年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