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作家缘何退出“作协”？

在英语里，任何一个书写的人都可以自称作家。在维吾尔语里，作家与记工员、记者可以用同一个名词。——王蒙

雪崩般的“背叛”

去年六七月间，湖南作家黄鹤逸、余开伟宣布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引起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２００３年８月，上海作家夏商宣布退出上海作协，并对媒体表示对湖南退会作家的支持；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圈内认为是“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辞职声明，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协的另一位山西作协副主席张石山同时宣布辞职；１２月，已经退出湖南作协的余开伟宣布退出中国作协。此外，据称著名杂文家邵燕祥也在近期与作协“低调决裂”。此番“退会风波”不仅涵盖了现今文坛“老、中、青”三代作家，而且诸多重量级作家参与其中，波及几个“文学大省”的省级作协乃至中国作协。

中国的作家协会体制自１９５３年建立以来，除去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撤销之外，其合理性还是首次遭到如此激烈的质疑。

祸起萧墙

尽管《中国作家协会章程》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但在各级作协中，真正掌管人、财、物权力的往往是党委书记，而党委书记往往并不是文艺工作者，而是上级委派的党政干部，这一权力构架使得作协代表大会的选举流于形式，一位已退出中国作协的作家称“换届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举例说明了作协在行政人事安排上的作用：比如说宣传部的一个处长，要升迁为宣传部长可能有困难，但可以调到作协当党委书记，从处级变成局级。而一些副部级干部，如果能在快退休的时候到中国作协担任党委书记，就可能以正部级身份退休。

湖南省作协整整５年没有换届选举，被解释为“主要原因是新的省作协主席人选难以确定”。有中国作协成员对记者称，某省的文联２１年间没有开过代表大会。

目前作协的领导职务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对应，行政级别又与福利待遇一一挂钩，其复杂程度不亚于政府机关。在同一个作协中的几个副主席之间，享有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可能不同，有人可能是副厅级，有人可能是局级。而这种差别往往取决于上级领导的内部决定。一位退出作协的作家对记者说：“他们甚至会为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样的名额互相揭短，像一场闹剧。”

另一方面，由于行政领导权力集中，在加入作协的过程中甚至出现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据称某地一名宣传干事因为用钱打通关系，仅凭一部以男女房事为主题的作品就成为该省作协专业作家、二级作家。该省一位作协会员说“二级作家已经是副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与这样的人同为会员，我觉得是一种耻辱。”

庞大的官僚机构在作家里产生了离心力。一位中国作协会员对记者说“每年要交一些会费，开一次会，发给我一本小册子，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作协还做了些什么。国家每年的财政投入都是怎么使用的﹖你可以去调查一下中国作协行政人员与作家的比例，你会发现相当有趣的现象。”

余开伟则在自己的“退会声明”中说：“作协已经逐渐蜕变成了极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宗派主义集团和谋取名利的工具。”

与时俱进才是出路

学者丁东认为以作协为核心的对作家的全面控制体制，一方面导致作家失去独立人格，同时也使中国的文学水平在相当长时间内出现严重滑坡，许多解放前就已经达到很高艺术水准的大师级作者在解放后至多能够创作出一些宣传性作品。

实行市场经济后，原本由国家包办一切的作协体制表现出了相当的不适应。丁东说：“市民社会的空间越来越大，作协已经无法包揽对文学的发表、出版、奖励、判断、提携。”

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并非仅有作协成员才被看作是作家，也并不是只有当了作协的专业作家才能生存。随着民营资本逐步参与到出版、发行和传媒中去，以及可随意发表作品的互联网的兴起，铁板一块的专业作家体制开始松动。体制外的作家日益增加，很多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跟国外的情形越来越像——今后，作家将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对写作者的称谓。

作协的“专业作家”可以每月从作协领取工资，这一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已备受争议，就在去年作家“退会”沸沸扬扬之时，广东作协宣布终结“专业作家”体制，改“养作家”为“养选题”。

对此，自由作家祝勇表示担忧，他认为将作家全面推向市场，会不利于纯文学的写作，作家很可能成为商业化的俘虏，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扶持。但是丁东认为，现在很多名为“服务”实为“导向”，“计划经济时期是刚性的命令，而现在则多用利益来引导。”

而另一个出路是纯民间文学团体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尽管现实中独立的民间结社被严格控制，但是丁东还是感觉到了一些松动。“与过去相比，现在大学生可以比较自由地成立文学社团，而且比较偏远、边缘的小型结社也不是完全被禁绝的。”丁东说，“现在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很模糊看不清楚，总的趋势，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走向与人类文明相一致的体制，这个大方向是不可逆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