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舒婷

到武汉参加一个文学教育论坛，见到了著名诗人舒婷。

对于诗人，总有一种神秘感，特别是对浪漫抒情诗人，总觉得这种人风流倜傥、放荡不羁，既多情善感、又傲岸不群，可敬而不可亲，可望而不可及，凡夫俗子是不能接近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根据他们的诗句，对他们的为人，他们的品格形象给予无限的想象。我们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象到李白傲岸不羁、睥睨一切的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形象，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中想象到北岛哲人一般的深思与痛苦。

同样，对于舒婷，我们也可以有很多丰富的想象。从她的两首代表作《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们既看到她追求人格独立、爱情平等的激情，又可以看到她对于祖国的深沉爱恋。我们可以把她想象成一位象牙塔中充满幻想、追求完美的理想的现代女性。想象终归是想象，虽然想象本身没有错误，但想象总会有一定的理想性、片面性，就像人们把李白号为“谪仙”，其实李白的身上大部分特质也还是充满了“人间气”的。

对于舒婷，可谓是久向往之。舒婷作为文革结束后文学复兴时的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她的《致橡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风靡一时，和北岛的《回答》可称之为沉闷天空中的两道眩目的闪电，在当时确有惊世骇俗之功效，更加上曾经的朦胧诗派的重要成员，一个已经离世一个索居国外，这个时候见到舒婷，自然会抱有很多期待。

牋? 这次舒婷是应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之邀，到武汉来做《致橡树》的解析。

舒婷演讲之前，分别有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艺评论家孙绍振教授和湖北黄石市实验高中的何建中老师对《致橡树》作了深刻透彻、具体全面的精彩分解。轮到舒婷演讲，她却说，你们已经把我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你们评论家的分析自然是对的，可是如果我真像你们所讲的那样去写诗，可能到现在我也写不出一首来。诗人现身说法当然有道理，评论家总喜欢把作品复杂化、概念化、理论化，其实创作本身远非如此，说简单也非常简单，只是一个生活产生思想、思想触发灵感、灵感铺设成作品的过程，但又并非如此简单，否则的话，那就到处是诗人、作家了。很多评论家一生不知评价了别人多少作品，却始终写不出自己的能为读者认同的作品，这说明创作远非理论所能解决。

舒婷告诉我们，她的《致橡树》是1977年写成的，那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年代，思想观念、社会体制等诸多方面都让人思考。她当时是福州灯泡厂的一名女工，年25岁，正是充满热情而又耽于思索的年纪。有一次，和一位老诗人散步，谈话中触动了灵感，晚上就一气呵成而有了《致橡树》，写好后交给老诗人，老诗人带到北京，北岛把这首诗连同他的《回答》还有几首青年诗人的诗贴在西单民主墙上。《致橡树》与《回答》这两首诗引起了很大轰动，许多人争相传抄，后来《诗刊》就选来发表了，发表时连舒婷为何许人都不知道，稿费也被北岛领去喝酒了。后来《诗刊》主编邵燕祥展转知道了舒婷的情况，写信请舒婷投稿，舒婷写成《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后却没有投给《诗刊》，而是给了一份叫《明天》的新办期刊，但是却遭遇退稿，退稿信说这首诗不像是一个青年女工的思想，还有调子太低沉了，可见当时极左思想之盛。舒婷后来把这首诗寄给了《诗刊》，《诗刊》临时调整版面，把舒婷的诗发在了头条。

舒婷风趣地说，《致橡树》发表后，很多人产生了共鸣，纷纷有人写信给她，甚至有些女青年对这首诗以及其作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少人写信给她请求介绍“橡树”。她说，连我自己的“橡树”都是想象中的，怎么给她们介绍？诗歌毕竟是诗歌，与现实是有距离的，如果诗歌等同于现实，诗歌还有什么意义？

舒婷说，其实追求个性独立是件很累的事，那只是理想中的，她后来在《神女峰》中写道：“与其长年独立在悬崖上，还不如靠在爱人的肩头上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可见她同样要回到实实在在的地面上来生活。没有理想人生便没有信念，但生活本身却又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诗，但诗不可能是生活的全部，它只能充实人们的精神内涵，提高生活品位。舒婷幽默地说，如果要我现在来写《致橡树》，我不再想做“木棉”了，我只想做一把锯子，把这些“橡树”锯来做家具。年过半百的舒婷，已经完全回到现实地面上来了。

见到舒婷，觉得她很有亲和力，始终微笑着，演讲风趣而幽默，娓娓而谈，既有诗人的睿智，又有常人的顽皮。演讲时而激起阵阵掌声，时而引发出阵阵笑声，确是一顿精神大餐。有人问她，你的诗写得那么浪漫，你们夫妻生活是否也同样浪漫？她回答，如果我的生活有那么浪漫，我就用不着写那些浪漫的诗了。当然我们无须去探知诗人的生活隐私，但舒婷的快人快语，又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了一个更真实的生活化的舒婷。

从舒婷的诗想象到舒婷的人，再从认识舒婷进一步来理解舒婷的诗，我们对于诗歌会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解读。

（谢荷香，江西省丰城市拖船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