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反“三乱”的鼓词惊动中南海

周振丰

作会议期间，私下从淮阴市(现淮安市)朋友那里得到这样一个信息：

沭阳县沂涛乡少数农民定期集会，演唱自己编写的反“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说唱鼓词，鼓词内容有矛头直指乡村干部吃喝挥霍和贪污腐败的这样四句独白：“长的是鳝鱼扁的是鳖，干部个个都爱吃，口口都吃农民肉，个个都喝农民血”；若一个村的干部到老百姓门上收提留款，农民便聚集其他村村民前来声援助威，有组织地开展“抗上交”。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吃惊地思忖着这样一个问题：莫非农民真的要“造反”了?我决定作实地调查，把这个问题弄个清楚明白。

(一)

在江苏分社领导的支持下，我很快来到沭阳县沂涛乡对此事进行调查。通过近10天的县、乡、村三级的走访，我便把发生在这里的农民“抗捐事件”和演唱反“三乱”说唱鼓词的基本事实及其原委，搞得清清楚楚。

原来，这里农民“抗捐事件”和演唱反“三乱”说唱鼓词的基本事实是：

从1990年10月至1991年2月，沂涛乡较集中地发生了三起农民抗捐风波。这三起抗捐风波，都是因乡村干部加大村民提留，加重农民负担，吃喝挥霍，遭农民反对引起的。

最先采取行动的，是湾堆村。在上交提留款这个问题上，这个村农民只肯按县委文件规定的每人24元上交，其他的款项不肯交，而村里认为应该交纳。199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村主任带领“小分队”准备上农民门上收提留，烧了一锅豆腐汤让“小分队”吃，突然跑来几个村民把豆腐汤掀翻，村民与“小分队”发生抗争，提留也就没有收成。1991年2月，谢庄和魏湾两个村又相继发生两起农民抗捐风波。2月2日，谢庄村支部书记带领10多名村组干部到东元村收提留，一进村，农民有拿铁锹的，有拿扫帚的，很快把干部团团围住，责问：“你们要扒还是要抢?”当时聚集在场的村民有100多人，七嘴八舌，秩序很乱。村干部看这个样子，提留也就不收了。紧接着，3个青年又把村大队部门前树上的高音喇叭摘下，用来在村里播放县委有关减轻农民负担规定的录音。几乎与此同时，魏湾村干部在上农民门上收提留时，部分村民觉得提留收得太多，村干部大吃大喝，要求查账，4个农民强行将大队部账册箱抬走，村干部的提留也就没有收成。

湾堆农民不仅掀翻“小分队”吃喝的豆腐汤，面对面与村干部直接交锋，而且还由农民孙中华编写出反“三乱”纪实说唱鼓词，进行演唱，在舆论上与村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展开争锋相对的斗争，村里每逢三、六、九就聚会，由农民李洪才在会上演唱鼓词，并继续商量抗上交的对策，聚会人数最多时达200多。

湾堆等3个村的农民抗捐事件发生后，沂涛乡党委决定，2月4日晚，由乡派出所对这3个村为首“闹事”的人——编唱鼓词的、摘喇叭的和抢账册箱的实行“传唤”教育。这在农民眼里被认为是乡政府动用公安“抓人”的做法，又进一步激化了干群矛盾，直接引发了三场农民与前来“抓人”的乡村干部和公安干警的“暴力”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公安人员还对空鸣了枪。这使得农民从原来的反“三乱”、抗上交，维护他们切身的经济利益，又不得不进一步走向反压制，奋起维护他们的民主权益，矛盾和事态再度有所发展并恶化和严重。

为亲眼看到和听到湾堆农民反“三乱”说唱鼓词的内容，记者面对面地采访了鼓词作者——湾堆农民孙中华和鼓词演唱者——湾堆农民李洪才，征得他们的同意，获取了一本长达5万字的反“三乱”说唱鼓词的原本，直接了解并掌握到了鼓词的内容。

根据了解到的这些情况，我就写了这样一组三篇调查：《一本农民反“三乱”的说唱鼓词——沭阳沂涛乡农民“抗捐事件”采访录(上)》、《三起农民“抗捐”风波——沭阳沂涛乡农民“抗捐事件”采访录(中)》和《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和民主权益——沭阳沂涛乡农民“抗捐事件”采访录(下)》。其中，第一篇调查有重点地辑录了农民反“三乱”说唱鼓词的内容，交待了农民编写鼓词的缘由。

整个鼓词共分3大段。第一段，主要写湾堆村在遭遇特大自然灾害减产后，村民们缺粮缺烧的困难处境及村干部吃喝挥霍享乐逍遥的事实。鼓词这样写道：

暴风雨连续三天四昼夜，总算是雨过天晴云彩飘。

全村里淹死多少泡桐树，有多少大树被刮连根薅。

有多少道路冲塌不好走，有多少人家墙塌房屋倒。

成片的玉米大豆被淹死，红高梁弯腰低头地上倒。

山芋地多远闻见酒糟味；棉花田遍地皆掉棉铃桃。

眼看着血汗化成东流水，村民们心头如插一把刀。

全村里现有人口三千七，两千七不足缺粮就没烧。

村干部人民疾苦不反映，瞒灾情提留征购加倍要。

说什么今年减产不减购，提留款二十六万不能少。

征购粮四十一万六千三，比去年多出一倍还要高。

各项费名目繁多二十九，每个人八十九块单九毛。

县政府文件明确有规定，提留款二十四块不能高。

村干部专搞吃喝和挥霍，你只顾乱加项目把钱要。

每一次村里要来乡干部，全村里大小干部忙噪噪。

先买上名牌部优大曲酒，再把那高级嘴烟买几条。

先端上冷菜熏烧好几个，再尝尝海参鱿鱼味不孬。

等到那酒足饭饱吃喝后，大家伙马上就把麻将敲。

不管是输多输少不用怕，写张据起个名字就报销。

到这阵上下关系都不顾，党原则群众困苦一边抛。

鼓词第二段，主要写村干部动用“小分队”上门强行收交农民钱款，扒粮锯树，横行乡里，以及村民对“小分队”的切齿痛恨。鼓词这样写道：

要钱款群众如果拿不出，小分队立马上门把账要。

八八年乡里派来小分队，到兴南郑兆和家把钱要。

只因为一时困难无现款，小分队怒气冲冲发牢骚。

赶快快拿出现金二百块，限定你二十分钟把钱交。

小分队一声令下不要紧，吓坏了兆和之父老年高。

老人家点头连称是是是，我一定借钱按时把款交。

老人家今年已过七十岁，为借钱气喘吁吁带小跑。

到丁口借来现金二百块，老人家汗湿衣襟如水浇。

到家时抬头一看傻了眼，不由得两眼潸潸泪珠抛。

只因为借钱迟到六分钟，家门前四棵泡桐已锯倒。

小分队气势汹汹行霸道，所到处鸡也飞来狗也咬。

多少人家中粮食扒干净，多少人家中无钱瓦揭掉。

多少人小驴肥猪被牵走，多少人推去车子抹去表。

郑兆银家属生孩坐月子，二斤糖六斤红豆也拎跑。

陈士千上交提留七十块，小分队个别领导上腰包。

小分队蛮横嚣张不讲理，众村民心中愤恨怒火烧。

鼓词第三段，主要写村民们盼望党中央体察湾堆村民疾苦，采取措施，横扫“三乱”，反对贪污腐败，及村民们不反掉“三乱”不罢休的决心。鼓词这样写道：

国家把土地交咱农民种，凭良心皇粮国税应该交。

党中央明文指示应照办，万不该胡加乱要竹杠敲。

众村民万般痛苦无奈何，也只得眼望长空泪珠抛。

喊一声江总书记李总理，还有那中央首长各领导。

你在那首都北京可知道，可知俺湾堆人民受煎熬。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土地承包到户政策实在好，

首先是一举摘掉供应帽，靠自给能够解决温和饱。

国务院发出通知和号召，对农民负担切实要减少。

村干部到底办的哪家事，党指示拒不照办为哪条。

可知俺农民为种一亩地，全家里男女老少受苦劳。

六月天赤日如火洒汗水，为耕作身上脱掉几层泡。

四九天深耕追肥斗冰霜，忍受着寒风扑面毒如刀。

平日里省吃俭用筹钱款，准备着机耕脱粒买肥料。

但等到金秋十月收获后，小分队吆五喝六把钱要。

你只知要钱要钱再要钱，可知俺农民油水有多少。

按章法上交钱款俺照办，违章法多加分文捞不到。

采访中，记者询问孙中华为什么要编写反“三乱”说唱鼓词?他回答说，在1990年全村遭遇特大自然灾害严重减产的情况下，村干部竟无视党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指示，任意加大村民提留。几年来，村干部共吃喝挥霍8万多元，逼得村民们不得不奋起反“三乱”，抗上交。村民们不肯上交，干部就组织“小分队”上门扒粮锯树；村民们要查账，村干部就说群众胡来。村民们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来对付干部，想到村里有人会唱鼓词，就以这些基本事实为内容，编出鼓词演唱，来对付他们。

(二)

《一本农民反“三乱”的说唱鼓词》这一组三篇调查，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发表后，很快震惊了中南海。6月15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读到了这本说唱鼓词后，疾笔批示：“此事应派专人去查问。如确有此情况，令人发指。封建时代宰相范仲淹还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在群众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时如此吃喝挥霍，必须严肃处理。鼓词如此集中，有无其他背景。如无记者报道，领导部门是否知道。凡此种种，值得深思。我们一方面必须坚决反对贪污腐败，另一方面切不可把形势看成漆黑一团。”6月11日，政治局常委乔石对这组调查也作了如下批示：“此件建议政法委的同志一阅，很发人深省。”政治局常委宋平在就此事专门给江苏省委书记打电话时也指示：“此事很典型，要派人去查清楚，做好工作。”6月23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批件督查办派员来到江苏，在省委办公厅召见记者开座谈会，随后又直接去沂涛乡，调查发生在那里的“抗捐事件”。

根据总书记的批示，江苏省委立即派出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以“苏秀发24号”文件的名义，向全省县以上党委通报了沂涛乡所发生的事情，并就减轻农民负担、转变干部作风、清理农村财务和帮助贫困地区农民脱贫等问题，向各地作出部署。在这同时，省委决定派出扶贫工作组到沭阳扶贫，县委选派优秀青年干部陈学平到沂涛担任乡党委书记，从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思想作风建设人手，整顿和加强那里的党组织，解决沂涛乡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对沂涛乡问题作出批示的同时，又要求中央办公厅组成几路调查组，到全国几个农业大省实地考察农民负担情况，并亲自听取各路调查组返京后的汇报。下去调查的同志汇报说，农民对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意见很大，有一位老农说，再这样下去，就缺一个陈胜一个吴广了。江泽民听后心情沉重地说：“这是在向我们敲警钟啊!”与此同时，中央决定1992年底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题研究农业和保护农民利益问题。会议召开前，江泽民来到湖北江汉平原作调查研究，途中，他要司机临时停车，走进农家，直接听取农民的意见和心声。在武汉，江泽民主持召开了这次座谈会，他在讲话中列举了农民群众最不满意的15个问题，告诫全党，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多少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就要受到影响。座谈会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和法规。记者在这组调查篇中所提出的“应着重清理和控制中央各部门加在农民头上的负担”，“不得采用‘小分队和让公安人员介入收费”等办法的建议，均被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法规所吸收和容纳。1993年下半年，中央又要求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反对腐败、纠正不正之风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就这样，短短几年，全国农民负担不断增长的势头初步得到遏制，负担逐步下降并开始有所减轻。

(三)

《一本农民反“三乱”的说唱鼓词》这一组三篇调查之所以能震惊中南海，引起总书记和其他政治局常委的重视，并为中央高层决策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提供重要参考，产生如此大的冲击力影响力，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体现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矛盾的新闻主题报道，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对湾堆农民编写反“三乱”说唱鼓词，与村干部作斗争这件事到底该怎样看，是不是农民真的要“造反”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当时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背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正因为记者对这个主要矛盾事件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心里有“底”，所以才从党和人民利益的大局出发，勇于大胆揭示和披露这一重大社会矛盾问题。但是，光有这种勇气和胆略还不够，还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这就是对这个重大社会矛盾问题的揭示和披露必须把握好分寸和“度”：湾堆农民反“三乱”，开展抗捐斗争，造的仅仅是贪官的“反”，而且是站在维护全党利益的立场上进行的。由于这个界限把握得比较好，因而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的。正因为此，这组调查才取得如此好的报道效果。

(作者单位：新华社江苏分社)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