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和中信公司

陈文源

荣毅仁，出生于1916年5月1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江苏无锡一个著名爱国实业家的大家族。新中国成立不久，荣毅仁即成为民族工商业者的一面旗帜。曾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他以特殊身份开展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成为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突出贡献之一是作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家，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邓小平点将，创立中信公司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决定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的进军号。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王震在一次谈话中认为，为了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人尽其才，应该请像荣毅仁那样一批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改革开放发挥作用。

1979年1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邓小平约见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代表人士，就进一步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和改革开放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等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邓小平特别希望荣毅仁“出山”来从事经济建设，围绕改革、创汇，能闯出一条新路来。中央的原意，是希望他担任旅游部或电子部的部长。但荣毅仁不愿做“官”，说：“我还是办企业，当我的企业家吧。”他经过缜密思考，向中央提出了创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陈云还建议，为了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把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

信托投资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筹资融资、发展经贸的方式，但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搞过。“文革”刚过，试验这种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 的东西，难免招来非议。荣毅仁不顾别人说三道四，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请来了一批原工商界的老朋友和几位学有专长的年轻人，克服了重重阻力，积极进行筹建。筹建时未找办公地方，荣家成为临时办公场所。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叶剑英、王震、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祝贺。由荣毅仁主持起草、国务院批准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这表明，中信公司将不再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运作，而是一家遵循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社会主义新型企业。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2亿元，实际上国家只在最初五年中每年拨给2000万元，总计1亿元。因资金紧缺，荣毅仁曾拿出个人存款1000万元供公司调用。此外，他还亲自设计了象征改革开放的“CITIC”（中信公司的英文缩写）红色标徽。

中信公司比深圳经济特区早办将近一年，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窗口。

在国外发行债券，为国家建设筹集资金

中信成立不久，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因资金不足准备下马，纺织工业部找老领导荣毅仁帮忙。他说：“谁人不借钱？恐怕夫妻老婆店不借钱吧。”“怎么借？怎么用？怎么还？这是借债上的全部文章。”于是决定以中信名义，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

此事遇到了不少阻力，有人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有人说：“向资本主义国家发债券借钱，丢人！”也有人以这次发行债券的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为由，说中信公司干了傻事。荣毅仁顶着压力说：“出了问题我负责。”在主管领导的坚决支持下，首次发行的日元债券很快全部销完，中信将其中80％ 投资于仪征化纤。因为有了这笔资金的支持，仪征化纤一期工程于1985年竣工投产。至1988年6月，即实现利税11.06亿元，几年间就还清了所有债务。此后又建成二期、三期工程，为国家赚回了一个现代化大型化纤企业。国家计委认为，这是一个“投资省、速度快、效益好的典型”。有人叫它“仪征模式”，也有人称为“借蛋孵鸡”。其实，这正是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在1909 年就提出的“只有欠人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的经营理念在新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中信从1982年在日本发债券后，在国际上的信用度被评为AA级，此后公司又在香港、伦敦、法兰克福、新加坡、纽约等国际金融市场发行了几十笔不同币种的债券，筹集到数十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电力、能源、交通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现在，发行债券成为我国筹集建设资金的一种重要方式，可以说由中信首开先河。

当外国投资“向导”，搞国际租赁

外国投资者来到中国，需要“向导”；国内上项目，搞引进，与人合作合资，也需要“参谋”，过去中国没有这类帮助双方沟通了解的经济咨询机构。中信成立后不久，荣毅仁发起成立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为中外双方牵线搭桥，当红娘，出主意，因此被人称为“信息库”、“智囊团”。公司业务是提供可行性研究、市场调查、财务会计、管理等传统经济咨询和工程咨询，方向是大项目，客户中有不少是国际知名跨国公司。1996年，这家公司被国家计委授予“甲级综合工程咨询资质证书”，当时全国仅有两家咨询公司获此殊荣。

国际租赁，在“文革”中曾被诬为“洋奴哲学”；改革开放初期，也只被看作“分期付款”或“变相进口”。其实，租赁的妙用是在资金短缺时，可用这种方式及时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而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租赁期满，企业可根据需要，或退回或续租，也可低价购进。八十年代初，北京街头没有几辆像样的出租车，运行的大都是一些破旧的“老爷车”，不但有碍运行，且影响祖国首都的形象，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反响都很大。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信决定为“北京”、“首都”两家汽车公司向日本租进“丰田”、“达得胜”轿车各200辆，租金由中信用外汇结算，汽车公司给中信付人民币。运行不到两年，不仅赚回了全部租金，并按折扣低价购进了这批轿车，人们称此为“北京白拣了400辆轿车”。1982年以后，中信参资成立了中国租赁公司，又与外商合资成立了东方租赁公司。租赁业务的开展，对国家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开发房地产，推动首都城市建设

开发房地产，现在已成为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却还是个禁区。中信较早成立了房地产部，并发展为房地产公司，同时这也是国内最早的房地产公司。

1980年，中信得到北京建国门外一片土地，荣毅仁决定在此建造首都第一座涉外写字楼：“国际大厦”，为外商提供舒适的办公场所。他派人去香港考察学习后，提出了“自己筹资、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的“三自”方针。国际大厦地面29层，地下2层，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000万美元，1985年建成交付使用，是当时北京的第一高楼，叶剑英元帅亲笔题写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大厦” 楼名。四层以下为中信公司办公室，五层以上租给了98家外国商社、银行的驻京办事处和各类公司，被人戏称为“小联合国”。

1986年，中信又在北京亮马河边兴建京城大厦，1992年竣工。这座大厦地面52层，地下4层，建筑面积13.5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美元。京城大厦选址在较冷落的地区，所以，大厦落成后要把中信公司办公室迁移过去，连中信公司有些员工也有顾虑，荣毅仁说：“你们不搬，我搬。”坚持要搬。中信公司办公室搬迁后，外国的一些银行、公司都跟随迁移，现京城大厦一带已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地区之一。京城大厦的设施和管理比之国际大厦更加先进，服务也更周到，出租率最高时达100％，1997年被国家建设部授予“全国城市物业管理优秀示范大厦”称号。这两座大厦的兴建，有力地推动了首都城市建设和城市布局的改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信房地产公司每年施工面积都在百万平方米左右，竣工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在内地开设的十几家宾馆饭店，也经营良好。

把企业办到外国去，为国内需要服务

把企业办到国外去，这是荣德生的夙愿，但没有来得及实现。荣毅仁和中信公司不仅敢于借外国人的钱在国内办企业，发展国家经济；而且敢于借外国人的钱，在外国办企业，赚外国人的钱，支援国家建设。他们的指导原则是：开发和利用国外资源，为国内需要服务；依靠自身信誉，选准项目，筹集无追索贷款。即在国外融资，既不要公司担保，更不要国家担保；项目必须具备一定规模，与国外第一流大公司合作，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利用当地高级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经营运作。

中信在国外投资的第一个企业，就是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合资，在澳大利亚开办波特兰铝厂。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超大型企业，中信投资1亿美元，占股10％，合资期限30年，所需资金全部由外国银行提供。香港一家报纸评论道：“充分利用先进的金融手段，基本上不动用任何资金，均用融资筹集，创下了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先例。”我国林业资源不足，中信便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投资搞林业项目。1996年，中信与新西兰两家公司合作，投资5.5亿美元，在新西兰东北部经营19万公顷林场，年产木材300多万立方米，除供应国内需要外，还出口日本、韩国。当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参观这个林场时，高度赞扬了中信到国外投资是“善于从全球角度来观察问题”，“把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结起来，路子就宽多了”。

中信还在美国收购了凤凰钢铁厂，在澳大利亚购置了办公大楼，称“澳大利亚中信大厦”，这是中信在国外第一座以自己公司名义命名的大厦。

组建中信香港集团

中信香港公司成立于1985年5月，1987年更名为中信香港集团，总部拨给了2.4亿港元，经过12年奋斗，到1997年净资产已有170亿港元，时值可达300至400亿港元。总部拨给的2.4亿，两年后就交回了2.6亿。

香港中信总经理荣智健，是荣毅仁的儿子，1942年出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曾在四川、北京等地电力部门工作。他1978年去香港，经营爱卡电子公司；八十年代初去美国，与人合作创办软件设计公司；1986年加盟香港中信。他起用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组织起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从1988至1990年，先后巧妙地收购国泰航空公司12.5％ 股份，收购香港电信公司20％ 股份；收购泰富上市公司，并注资改名中信泰富，随后又与人联合收购大昌贸易行。1997年，中信泰富又收购香港中华电力20％ 股份。香港中信几次以上百亿港元收购大公司，都没有用国家的钱，完全依靠自身资信在当地融资解决。香港中信投资侧重于航空、交通、能源、电力、通信等社会公用事业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过硬，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又可促进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中信泰富还在上海、江苏、重庆、湖南、河北等地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总投资50亿港元的香港中信大厦，也在1997年交付使用。香港中信已成为香港中资企业的后起之秀，受到国际金融界的瞩目。

涉足航天事业，进入国际空间商务领域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我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把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送上了天。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从此进入国际空间商务领域，打破了美、法两国对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的垄断。荣毅仁和中信为此奋斗了8年。1982年，由中信与香港英国大东电报局、和记黄埔公司三家出资，购买一颗美国卫星，组建亚洲卫星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开始几年，工作进展顺利， 但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美国从中作梗，某些西方国家也跟着搞所谓“经济制裁”，企图扼杀这颗卫星的发射计划。由于荣毅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迫使美国改变态度，将卫星安全运抵中国。邓小平称赞说：“中信和别人一起买了外国卫星，卫星已经放上了天，很成功，是‘六四以后很振奋人心的事，发上去了就应该用嘛。”“亚洲一号”成功升空，不仅为中国人民银行、《人民日报》、邮电、广播、电视等部门和行业提供收转传送服务，而且为巴基斯坦、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提供服务。1995年11月28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又成功发射了“亚洲二号”卫星。这颗卫星的覆盖范围包括亚、欧、大洋洲党个国家。当时英国有一篇评论称，这颗卫星“为亚洲的通讯事业和中国发展中的航空航天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998年底，亚洲卫星公司改组；翌年5月，“亚洲三号”卫星投入使用，取代了服役期满的“亚洲一号”。

沟通中外关系，促进中外合作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一家美国公司合作开发南海“崖城13—1” 天然气田，是我国第一个同外国合作开发的大型海洋石油天然气项目。谈判从1983年起，拖了几年，没有进展，美方很有意见。荣毅仁得知后，请基辛格帮忙，基辛格与荣毅仁是交往颇深的老朋友。基辛格曾说过：“我只到过一个中国人家里作过客，这就是荣家，我和荣毅仁是要好的老朋友。”每当基辛格访华，荣毅仁总要设家宴款待，而每当荣毅仁访美，基辛格也奉为上宾，设家宴款待。基辛格总是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政治家的勇气，支持着老朋友荣毅仁。经过基辛格的从中斡旋，由中信牵线，1978年重开谈判，终于谈成，1995年10月竣工。翌年元旦向香港供气，年供气量29亿立方米，另有5亿立方米供应海南特区，可稳定供气20年。中信在1984、1989年公司成立5周年、10周年之际，都召开了“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荣毅仁亲自主持，邀请外国企业界、金融界知名人士前来交流考察，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他们见面，介绍我国内外政策，对沟通中外关系，促进中外双方的理解和合作，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开发宁波大榭岛

1992年4月，荣毅仁到宁波考察，了解到与北仑港隔海相望的大榭岛是一个天然深水良港，尚未开发。宁波市领导向他介绍发展规划时，谈到大榭岛的优势和准备开发的设想，荣毅仁便意识到了开发大榭岛的价值。他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后，当即表示中信可以帮助开发的意向。之后，他多次派人进行实地考察；11月7日，又亲自踏上大榭岛，整整花了一天时间走遍了这个小岛每一个港湾和村落。当时，荣老已是76岁高龄，行走在荒芜的小岛、海边上，不顾道路坑坑洼洼和劳累进行实地考察。他带着两副眼镜：近视镜、老花镜，还带了一架望远镜，交替着使用。他边考察边不停地向北仑区区长问“东边的山叫什么山？这里可不可以修桥？”随同人员对他的认真负责态度深为感动。陪同的宁波市领导，多次劝返，但荣老还是执意巡视遍了整个小岛，并在当天即与宁波市政府签署了成片开发建设大榭岛的协议书。中信计划用15年时间，把这个面积仅30平方公里的小岛,开发建设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际港口和外向型经济开发区。1993年3月，国务院批准中信公司成片开发大榭岛，并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

由国内一家大公司单独成片开发一个海岛，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是荣毅仁主持中信时作出的最后一个重大决策，也是中信创业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制订“中信风格”，作为办好中信的行为准则

为了把中信办好，荣毅仁亲自制订了32字的“中信风格”：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谦虚谨慎，团结互助；勤勉奋发，雷厉风行。他自己首先带头执行，同时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他在中信公司培训班上对新员工语重心长地要求道：“在中信公司工作，一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荣誉；一是要维护公司信誉；一是要维护个人的人格。”中信的同志说，荣毅仁“已和公司融为一体，公司已成为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公司中最忙的一个人”。荣德生曾说自己是“事业家”、“事业迷”，荣毅仁则被人称做“工作癖”，他正是凭着荣氏家族这种代代相传的创业、敬业精神，主持中信14年，使公司从最初十几个人发展到3万多人，在国内创办了13家直属子公司、7家直属地区子公司、6家下属子公司以及7家海外子公司、2家香港上市公司，还在日本、美国、法国、韩国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公司总资产超过8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第一家跨国集团1993年以后，中信的事业又有了新发展。2004年中信成立25周年的时候，公司总资产已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虽然这时荣毅仁已不再主持中信的工作，但中信的新发展离不开他打下的老基础。

荣毅仁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为世界所公认。日本大企业家五岛升说：“在中国问题上，给我以力量的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先生。他能力超群，是开放政策的实践者。”美国大型经济刊物《幸福》杂志，于1986年将荣毅仁评选为世界50位知名企业家之一，并指出：因为他“是中国开放政策的重要执行人，而且成效显著”。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后，国际上对我国的开放改革是否会变猜测纷纷，一些日本人士分析道：“只要荣毅仁先生还在工作，中信公司仍在运转，中国的对外开放改革就不会变。”

临别寄语，为社会主义贡献全部力量

1993年3月27日，荣毅仁在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消息传出，海内外为之震动，认为这不仅是荣毅仁个人登上了“人生巅峰”，而且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象征。3月30日，中信公司举行第11届董事会，荣毅仁最后一次以董事长身份主持会议，老同事们衷心祝贺他荣任国家副主席，并希望他今后继续关心和支持中信的发展。荣毅仁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中信公司成立14年来，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成绩巨大，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这是党中央、各有关部门支持的结果，也是在座各位关心、努力、监督的结果。荣毅仁说：我们办中信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国家兴旺发达。“尽管我们海外业务的发展比国内好，但思想上仍要坚持这一条：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自己的努力。”他特别关照，一定“要把大榭岛开发作为重点工作”，“要用最少的风险取得最大的效益”。

荣毅仁说：中信公司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这条路走对了，但我们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讲唯利是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讲有利可图，但不能不择手段。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始终牢牢掌握社会主义原则：一要有利可图，讲究经济效益；二要讲社会效益，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 他说：“从资本主义走过来的人，走了四十多年社会主义道路，我体会到一个真理，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现在国家和人民要我担任政府工作，我要为社会主义贡献全部力量。”

荣毅仁发自肺腑的临别寄语，既是他对中信同仁的嘱托，也是他内心真情的坦露。从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走过的这条人生道路，是一条顺应历史潮流的光明大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范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标志。

（作者为江南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