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返乡搞农村调查

张书志

1961年，是我们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年过花甲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为了纠正“五风”错误^①，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于4月12日至30日带着党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湖南省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作调查。

主持召开社员座谈会

4月12日下午4点多钟，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陪同刘少奇同志及夫人王光美同坐一辆吉普车来到位于王家塘生产队的天华大队部。

少奇同志住在大队部办公室一间不到十几平方米的旧房子里。床是用两条长凳和两块门板架起的，一块粗布挡住窗户。接待少奇同志的是长沙县县长李满成，他当即向李强同志建议：“是不是换一间好点的？”李强告诉他说：“我们跟少奇同志讲了，少奇同志说：‘这比延安时好多了，恐怕现在农民中有的人还没有房子住哩！”少奇同志在天华18天，就一直住在这间又旧又窄的房子里，外面一间过路房，就作为他开会办公的地方。吃饭也是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去农村公共食堂吃。

在18天的调查访问中，少奇同志召集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座谈15次，找人个别谈心、上门走访10多次。他广泛听取意见，并和大家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4月15日，少奇同志主持召开施家冲生产队社员座谈会。身着蓝布衣、满头银发的少奇同志亲切地向大家问好后，说：“早十几天，中央在广州开了一个会，写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央不知道写得对不对，想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看哪里写得不对，哪里写多了，哪里写少了。以前中央写的一些东西，发了一些指示，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常常发生错误，这次就来征求你们的意见了。”社员们听了刘主席讲话，认真地思索着，但都不发言，会场里静得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看来社员思想有顾虑，不敢讲话。

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中工作上的错误，农业产量一降再降。社员的房子被泛滥成灾的“五风”拆了，锅碗被砸了，大家一律集体住宿，集体开餐。如有牢骚或不同意见，就说是反社会主义，将被打成资本主义分子。在这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氛围里，谁还敢讲真话呢？

少奇同志反复引导社员发言。说你们要解放思想，不要有顾虑，不要受束缚，愿意讲的话都讲出来，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好，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方便群众，当然 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

少奇同志诙谐地问：“你们在食堂吃饭吃得饱吗？听说你们回家还要设法搞点‘补助。”

施家冲生产队一个人称“彭五大汉”的社员叹了一口气，少奇同志就注意地问他为什么叹气？老彭说：“一是肚子不饱，无法积极；二是大个子、小个子都十分工，不想积极；三是技术高低不分，懒得积极。”有人告诉少奇同志：他叫彭淑仪，是有名的大肚汉子，干起活来一个顶得两个，但吃饭也要吃两个人的。食堂按人平分，他就吃不饱，做事怎么有力气呢？像这样典型的大肚汉子生产队还有好几个。

少奇同志仔细听了大家意见，随即说：“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彭淑仪讲的问题要很快解决，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使群众吃饱；一定要按劳分配，按定额记工；会种田的能手，要给予技术报酬。”

会上，社员还就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住房问题、干部工作方法和作风问题提了若干意见。

办公共食堂要走群众路线

在施家冲座谈会上，社员对食堂提出了如下四条意见：一是办公共食堂以来，社员的生活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过去，蔬菜半年粮，主粮少了杂粮补。现在，粮食定量低，蔬菜数量少，社员吃不饱。除非过年过节，莫想吃点荤菜。平时开水供应不足，洗脸洗脚没有热水用，患水肿病的人越来越多。二是家庭副业生产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过去，养猪有肉吃，养鸡养鸭有蛋吃，红薯、芋头、豆子吃不完。现在，社员家里的猪栏、鸡埘空着，自留地荒着，田塍上光着，屋前屋后的果树和茶叶、苎麻，由于无人管理，基本无收。三是社员住房很挤。一个食堂百把人住在几栋房子里。有的四世同堂，有的婆媳共居，起居很不方便。四是个别干部，利用手中拿着社员的饭碗这个权力搞强迫命令，稍不如他的意，就停餐扣饭。办食堂以来，社员感到很不自由。

刘主席听了群众的这些意见，认为这是难得听到的宝贵意见，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大事的好意见。如不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的生活，而且会阻碍生产的发展。但他老人家又考虑到这里的党员干部思想上仍有顾虑，没有讲心里话。为了统一干部思想，他于4月17日晚上召开了支部委员会，参加会议的还有省、地、县、区、社负责同志。

在会上，刘主席讲了话：“食堂问题，我找你们谈过一次，你们的意见还是要办，不过划小一点；我找小队干部谈，跟你们的说法也差不多，也是划小一点。今天讲话是跟你们相反，唱反调。跟你们商量一下，是不是食堂问题给小队讨论，要走群众路线。食堂可以办，可以散，由各小队决定。”接着他又说：“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就合起来，那是个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这件事情，中央、省委要负责，不要你们负责。而用食堂卡住人家，比什么都厉害，比捆绑都厉害，你把人家的饭碗拿掉了嘛。现在把饭碗还给人家。卡住人家的粮食不给，人家还有什么自由呀！要自由，就要听你们的；不听你们的，就不给人家饭吃，把人家的饭碗卡了，这不行。”

听了刘主席的讲话，支委们都发了言，表态同意。原来没有讲真话的人，作了自我批评，讲出了真心话。他们说，过去思想不通，主要有三怕：一怕戴“右倾”帽子；二怕抹天华大队红旗的黑；三怕今后社员不听指挥。

刘主席听了他们的讲话，解释说：“不办食堂，还是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至于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那是制度问题，换一种办法就积极了。过去低级社、高级社就是这样领导的。”刘主席讲话以后，在会上还作了解散食堂的决定。不到两天，全大队20个食堂都解散了，社员们高高兴兴搬回原处。天华山下，又出现了户户炊烟的喜人景象。

提出给社员发房屋所有证和自留地使用证

一天，少奇同志召集工作组领导和大队党支部部分委员开会。讨论的议题是住房问题。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摆情况。一些具体数字清晰地映在少奇同志的脑子里：公社化以来，天华大队住房减少一半多；住房搬迁多，百分之六十的农户现在住别人的屋，不少人“三代同房”，有的人家根本无法居住。问题严重啦！少奇同志严肃地说：“麻雀也有个竹筒眼，人不安身怎么安心啦！”

这时，县长李满成掏出记录本，汇报邻近赛头大队解决社员住房的试点情况。当他谈到大队组织了房屋处理小组，专门处理社员住房问题时，少奇同志立刻插话：“天华还没有这个小组，恐怕各大队都要组织，公社、县里都要组织。”停了停，他又说：“这个小组，不仅仅要处理房屋问题，而且涉及到自留地、自留山、零星树木、屋前屋后的东西等等，都要处理。”

接着，李满成又汇报了解决社员住房的一些打算。少奇同志紧锁双眉，沉思了一阵以后，说：“解决房子问题，无非是修、退、改、调、建这五个字。”他强调国家、集体平调社员房屋，要坚决退赔。

房屋处理小组成立以后，依靠群众，很快把损坏的房屋修理好了，把集体占用的房屋退还原主，把一些猪场、工厂改建成住房，全大队一下增加260多间住房。与此同时，国家拨给天华大队一批资金和木材，帮助社员兴建一批住房。

为了稳定政策，安定民心，少奇同志多次找县长李满成等人商量，给他们提出了几个怎么办：

第一是食堂不办了，群众家里煮饭炒菜缺少铁锅怎么办？少奇同志对参加调查组的省计委主任徐羽说：你要迅速扩大铁锅生产计划，首先把城市的铁锅调到农村去。当时，天华就从长沙市调了二百口铁锅，群众从供销社买到后都非常高兴。

第二是群众提出要多给生产队一点自主权怎么办？少奇同志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人民公社一定要把所有制的基础建立在生产队一级上，帮助生产队搞好几个‘固定，并明确宣布：一经固定，不经所在队社员同意，谁也无权变动。”当他们按原有基础作了合理调整，给各生产队实行了田地、山林、耕牛农具、劳动力“四固定”后，干部、群众都充满信心地说：“生活有自由，生产有自主权，生产不怕搞不上。”

第三是虽然给社员划了住宅基地、自留地、风景林，但群众不放心，怕变，怎么办？少奇同志风趣地对李满成说：“满成同志，你是县长，群众要你表态，以后变不变？”李说：“过去教训深刻，保证不变！”少奇同志说：“看来你口头讲不变，群众还是不放心，要用你们县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社员房屋所有证和宅基地、自留地的使用证，才会真正放心。证上加盖了你县长和政府的大印，如果下面有人再随便变动，群众就可拿着证去找你，你不给解决，他就可以拿到法院去告你的状。”县委、县人委依照少奇同志的指示，由县人委发给所有证和使用证时，群众十分满意，说：“这下房子可以安心住了，树木可以大栽了。”

第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如何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的问题。少奇同志说：“这次调查，群众给我们提了很多批评，讲我们太不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少数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侵犯人权，还有少数坏人干坏事。群众要告状很难办，要跑到县里、省里，恐怕也很难找到你们县长、厅长。你们看怎么办？”少奇同志接着说：“我看要考虑按区设立人民法庭和公安派出所，这样群众告状就容易些了，你们县、市、省的公安局和法院的耳目也就多了。”后来长沙县逐步建立了人民法庭和派出所。这对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不久，少奇同志审查和修改了中央调查组关于天华大队解决房屋的报告，并且给省委书记写信推荐了这个报告，湖南省委很快转发了。少奇同志特意将这个文件转呈给毛主席，并附了一封长信，信中特别谈到了社员房屋问题。字里行间，流露出少奇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

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段树成平反

段树成是原天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职务，在生产队出工。

4月18日早饭后，段树成突然接到通知，来到了大队部。一进门，就看见刘主席、王光美同志和另一个同志坐在那里。刘主席招手让他坐下。主席身边那个同志为他泡了茶，王光美同志还向他递上一支香烟。

刘主席说：“今天找你来，首先请你谈谈天华大队的情况。天华是不是红旗？是不是一类队？其次谈谈你是怎样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什么谈什么，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

段树成坐在刘主席对面，看到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很紧张的情绪，一下子消除了，便说：“天华和捣年比，粮食、生猪、家禽、鲜鱼等产量都下降了；社员收入也减少了；社员生活下降了，患水肿病的不少，不是上面讲的那么好。减产的原因，与三年自然灾害有关，与‘五风也有关。1960年全大队粮食产量只有75万斤，生猪年底存栏只有77头，鲜鱼上市只有79担，所以人均收入比57年减少37元。”说到这里，刘主席插话问他：“天华算几类大队？”段树成说：“我也不知道该算几类，只晓得比天华好的也有，如沅冲大队；差的也有。”

刘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不算好，也不算坏，恐怕红旗队总算不上吧！”接着问段是怎样被打成“右倾”的？

段树成说：“我被划为‘右倾，主要有三条罪状：一是59年王家塘生产队在冷浸田里种了一丘棉花，这时，上级强调棉田要集中联片，搞形式主义，不顾因地制宜，所以棉花长势很差，看样子基本无收。我向党总支书记彭海明汇报了。他同意我的意见，犁掉了棉花，改种了水稻。这事，说我是破坏了经济作物。二是我大队有块茶园，东一蔸、西一蔸，我在空洞里补种红薯，既不影响茶叶生长，又可增加粮食产量。这是件好事，反说我搞破坏。我看到公社砍大树烧木炭，觉得可惜，在一次会上提了一些意见。这又说我对大跃进不满，抵制发展工业。就是这三顶‘帽子，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党支部副书记的职务，还批斗了数次。当时，我有些想不通。”当他汇报到此时，眼泪禁不住簌簌淌下。

刘主席安慰他说：“划了‘右倾，也不要紧，实践证明不是，帽子可以取掉。”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继续说：“这号帽子，我戴过，毛主席也戴过，后来证明不是，就取掉了。一个党员只要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党和人民会了解他的。你是木匠出身吧，中央的领导同志也有木匠出身的，李先念同志就是。我看你还是出来大胆工作吧！”这时，他看了看手表后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到留嘉学校去开会。”刘主席亲切的讲话，使段树成受到很大的教育，要他重新出来工作，他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4月20日，在留嘉学校召开了平反会，公社副书记陈世达宣布撤销对段树成的处分，并宣布段任天华大队核心小组组长。

蒙冤六年的“牛案”终于昭雪

4月24日上午，天华大队在留嘉学校开会，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正文宣布：“冯国全父子蒙冤六年的‘牛案，现在经过我们反复查证，不是他父亲冯福田的破坏而使牛死亡的。现在，应给他们父子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时，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掌声。

王家塘生产队社员冯国全为公家养了一头牛，后来牛有病，队里便杀了牛，后发现牛胃部有根七寸长的铁丝，说是冯钉到牛肚子里去的。

当时，正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年月，基层个别负责人，不作任何调查研究，主观臆断，认定是冯福田对加入高级农业社不满，破坏集体财产，故意将铁丝插入牛的内脏。1957年2月，定他为“破坏耕牛罪”，随即进行六天六夜的残酷斗争。冯福田始终不承认是他搞的破坏，但他们还是把他定为“资本主义分子”，从此，冯福田全家成为资本主义分子家属，受群众监督劳动。冯在最后一次斗争会上，跌下台去，受了重伤，以后一直卧床不起，病了一年多，由于医治无效，不幸含冤死去。他临终时，还把他儿子冯国全叫到床边，流着眼泪对他说：“今后有机会，还是要找政府为我伸冤。”

父亲死后，冯国全不但无处伸冤，反而作为资本主义分子的子女挨批斗。1959年，反右倾风刮到农村，又定冯国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他推上台，诬他父子合谋，“残害耕牛”，“破坏生产”，“企图单干”。后来又把冯国全送到孙家桥水库工地劳动改造。

刘主席来天华后，很关心这里的冤假错案。在施家冲一次座谈会上，刘主席问及此事，社员杨运贵反映冯家父子的冤案。刘主席听后，当即说：“牛皮那么厚，牛劲那么大，又是反刍动物，铁丝怎么插得进去？这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找出正确的证据。不仅要问当事人，还要问问老兽医，或者问问专门学过这种医学的人，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为了查清这个案子，省、市、县公安局组织了专门班子，进行调查访问。为了从牛的生理上，查证铁丝进入胃部的可能性，刘主席叫人打电话到北京，要人送来一张牛的解剖图，还指示公安人员召开老兽医座谈会，进行认真分析，从科学上解答这个铁丝进入胃部的疑问。通过分析，肯定铁丝是从食道进入内脏的。

专案人员在各方面的配合下，经过4个多月的调查，先后行程200多公里，用费达1000多元，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原来，饲养过这条耕牛的，已经有5户养主了。第二个饲养户是本社青田大队的彭丙泉家。他有一个10岁的继子，一天放学回家，见牛拴在门前大树下，便割了一把青草，包着铁丝，送到牛嘴边，被牛吃进肚里去了。这事被邻居杨六看见，她把此事说给彭丙泉的妻子听。彭的妻子怕丈夫为此事打骂孩子，便隐瞒下来，只是借口说这牛不好喂，动员丈夫卖掉。由于牛的病越来越重，又被饲养的人转卖过，最后牛不行了，经过领导批准宰杀。

冯家的冤案，终于昭雪了。冯国全说：“我要永远记住刘主席的恩德，积极投身祖国建设，多为国家作贡献，就连我那九泉之下的父亲，如果死而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对大队骨干进行教育

4月30日，少奇同志找了大队几个骨干谈话，耐心进行教育。

首先，少奇同志肯定了这个大队的成绩，他说：“我看，天华大队的确有些工作是做得不错的，有成绩的。彭梅秀同志（天华大队支部书记），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不是没有成绩的。我们这个大队比其他大队要好些，生产上要好一些，生活上也要好一些，经济上也活跃一些，有一点钱。”接着，少奇同志指出了一些缺点和问题：一是粮食虽然上去了，但禽猪鱼蛋减少了；二是房屋和山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三是患水肿病的不少；四是党员、干部不敢讲心里话。少奇同志说：“即使有缺点、有错误，不要紧，有缺点可以改正。共产党员总要做事情、做工作，工作做得多，不会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所以工作当中发生一些缺点、一些错误，不要紧，问题就在于改正。如果坚持不改，就变成了大错误了，那就不好。有缺点、有错误，改正过来，就好了。”

少奇同志讲完以后，彭梅秀同志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检查，并表示感谢刘主席和同志们的帮助。

少奇同志对彭梅秀的讲话表示赞赏，说：“如果自己有缺点、错误，存在侥幸心理，以为人家不知道，瞒着也不行；瞒一年、瞒二年，可以瞒着；瞒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不行；三十年后还得讲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员要下定一条决心，明明知道是坏事，不要去做，至于当好事做的，不怪你们。比如办食堂，本是当好事去做的，结果做坏了，这个事情是你们负责，中央也负责。”“做了这样的事情承认错误，人民会原谅的。问题是明明知道是坏事，还要去做，那就不可原谅了。”

其次，少奇同志还讲了，一个党员要大公无私，不要自私自利。他说：“有些党员喜欢占小便宜，结果吃大亏。”“那么不去占这个小便宜，今天吃点亏，明天吃一点亏，后天吃一点亏，搞久了，人家说这个人可靠，最后信任你。我想我们当干部的，当党员的，不是当一年，也不是当两年，而是要当一辈子。要取得党的信任，要取得人民的信任，不是一年两年可取得党和人民信任的，而是十年八年、二十年，最后取得人民信任的，才是好的。”

少奇同志对彭梅秀在生活上也很关心，他要离开天华的头天，听到彭梅秀同志病了，就叫县长李满成、省委书记张平化到她家里看她，并代为问好。又叫李满成转告彭梅秀同志，他明天要离开了，问彭梅秀还有什么要讲的。少奇同志对基层干部是多么关心和爱护啊！

少奇同志要离开天华了，他还找县长李满成和市委农办主任汪季云同志谈了一个多小时，一再叮咛：天华虽不是原来讲的那么好，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大队。省委决定由省、市、县的工作组留在这里继续帮助他们，主要是按照中央关于办好人民公社的六十条把问题解决好。少奇同志还接见了调查组和工作组的全体同志，就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及如何把天华大队办好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后来，天华大队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作者为原民革湖南省委宣传处处长）

注：①：“五风”，指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特殊风，强迫命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