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机制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张　杰　刘志彪

摘 要：收入分配结构所决定的需求因素，是影响一国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国现发展阶段宏观国家层面与微观企业层面自主创新发展能力的滞后，是当前偏向于资本而非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结构造成的需求规模与需求结构“扭曲”所导致。这种扭曲性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与决定机制，是由劳动力的供需条件、地方政府的官员治理行为以及二元化城乡分割中农民工的收入来源结构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而成。因此，制订任何改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滞后的政策措施，都应当充分考虑我国收入分配决定机制形成的复杂性、长期性以及战略转变时机。

关键词：收入分配结构；需求；自主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F0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1—0064—04

一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一个重要的内在决定因素就是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内生增长理论更是强调，技术创新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对于技术创新在一国内部是如何形成与激励的，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假说。一种观点是技术创新的“供给推动”（supply push）假说，认为技术创新活动是由来自于影响供给成本方面的诸如科学知识的发现、技术被偶然发现的几率、研究机构的效率、大规模推广创新技术的成本等因素所决定的（Rosenberg, 1974；Dosi, 1988），另一种观点是技术创新的“需求拉动”（demand pull）假说，认为一国（地区）收入分配结构所蕴含的中高收入阶层的需求规模和可意愿支付能力，是决定该国（地区）微观企业创新动机决策的最根本因素，进而也就从宏观层面成为一国（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Foellmi and Zweimuller, 2006；Utterback, 1999）。

本文从中国的收入分配决定机制所内含的需求因素视角入手，借助收入分配结构下的需求与自主创新能力的相互决定机制分析框架，试图从需求因素这个独特视角来探求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深层次内在决定动因，进而从微观视角到宏观视角的内在联系出发，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和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解答。

收入分配结构影响下需求与自主创新的决定机制

一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从长期来看，是与收入分配比例关系（主要体现为劳动与资本所蕴含的收入分配比例）是否协调紧密相关的。然而，对于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分配关系是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一直是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宏观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缺乏来自微观基础层面的研究。事实上，劳动与资本分配关系所决定的一国收入分配结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是通过收入分配决定机制、消费者需求以及微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这三个层面关键因素的交互作用来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此，从收入分配决定机制、需求和微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这三个独特视角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入手，是发现和解读一国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切入点和基本立足点。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需求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决定机制。从一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来看，任何微观企业生产新产品或者进行产品质量、性能改进等方面的研发投入必须通过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实现，因此消费者购买力和收入所决定的需求偏好决定了企业研发投入成本的可回收性和可补偿性。从一国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市场需求空间特别是对于一个处于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空间来说，是决定一切产品生产要素投入的价值和增值活动能否最终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一国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自身高速增长与扩张的需求市场空间培育或发展出自主创新能力，这就意味着具备了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其次，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收入分配决定机制与需求之间的内在相互决定机制。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收入分配决定机制实质上是影响社会购买力的规模与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对于绝大部分依赖于工资收入的家庭和个人购买力状态来说，至少可以通过两种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力量来影响其需求规模与结构，进而影响该经济体中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及经济增长。一方面，一定规模的中高收入阶层，可以为高价格的新产品提供一个有效的市场需求，从而激励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以及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高收入分配结构显然会压制中低收入阶层对高价格新产品的需求能力，减少新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阻碍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盈利能力，抑制经济增长。

具体到从消费者的行为角度来看，收入制约着其自身的购买力和消费偏好。一个经济体中收入是否在高中低群体中合理分配，会影响该经济体中的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需求能力和需求空间，进而深刻影响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整体实现能力，以及微观企业创新动力的利益补偿激励机制，从而影响该经济体中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生存能力，进而，影响该经济体中高研发密度、高技术含量新产业的诞生和发展，最终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转化与调整能力。

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与决定机制

我们前文的分析表明，收入分配结构的差异会通过对需求因素的影响，传导到对经济体中微观企业创新活动激励机制的影响，进而决定性地影响到一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乃至经济可持续增长。因此，从一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决定机制入手，应该是揭示一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逻辑起点。那么，从我们以上分析逻辑来看，我国现发展阶段国家层面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滞后，是与中国现阶段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普遍缺失相关；而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普遍缺位，很显然就是与现发展阶段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与不合理所造成的需求制约紧密相关；而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结构有着它自身的形成与决定演进机制轨迹。所以，任何试图探求中国微观企业自主创新活动乃至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激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研究，就必须着眼于如何理解中国现发展阶段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与决定机制这个独特视角入手。

自1978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出先缓慢增加，再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到2000年以后，中国居民（同时也是最终消费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稳定在40%左右。这表明，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偏向于作为社会最终消费者的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而是显著偏向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结构。此外，农村居民平均收入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之比也呈现出先缓慢增加，再缓慢下降的趋势，这也同样清晰地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偏向于城镇居民，而作为人口较大比重农村居民的收入无论是从绝对增长速度，还是相对增长速度来看，却表现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现发展阶段收入分配结构所呈现出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形成了偏向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结构；另一方面，形成了城乡之间，乃至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巨大的收入差距分配结构特征。鉴于我们前文对一国（地区）收入分配结构与需求因素和自主创新能力发展之间相互有机联系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探求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所导致的需求与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问题的研究，首先必须从理清中国现发展阶段收入分配结构的决定与形成机制及其演进轨迹这个必要前提入手。

从偏向于资本所有者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与决定机制的初始阶段来看，首先是与我国经济发展起飞阶段劳动与资本的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博弈结果密不可分。中国初级劳动力在经济起飞阶段劳动力市场的绝对过剩，以及资本的相对稀缺的客观事实，决定了无论是简单劳动者，或者是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者为主的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只占弱势地位，因此，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偏向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与决定机制，是中国劳动力禀赋这种自然特征所决定与导致形成的。

如果仅仅把中国起飞阶段阶段这种偏向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结构特征，归纳于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绝对过剩禀赋条件所决定，而忽略与中国地方政府诸如地方官员“锦标赛式”的晋升与治理机制相关的经济增长竞争、财政与税收竞争等至关重要行为特征的影响效应，就不利于更为深入的从动态角度全面理解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与形成机制的演化轨迹与内在作用机理，也不利于全面理解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均衡变化对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形成与决定机制内在机制交互影响作用动态变化。出于对GDP增长所决定的地方官员晋升机会竞争，中国地方政府的多数政府行为和政策制定基本是倾向于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政策。虽然中国起飞阶段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促进了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但是，在中国地方政府中类似于经济增长或税收竞争的地方官员“锦标赛式”晋升竞争机制的广泛激励效应下，尽可能地促使地方经济的规模扩张或GDP增长，就成为地方政府官员制定政策的首要出发点。这种情形下，制定偏向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各种政策，如税收政策、汇率政策、劳动法规，既可以达到促进企业利润积累增长，为促进企业生产规模的尽可能快速扩张提供外在政策保障，同时，借助本地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张，也可以尽可能地满足多层级地方官员利用地方GDP增长的竞争机制来达到晋升竞争的胜出机会。

此外，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为什么中国现发展阶段劳动者的低工资能够保持相当长的时期？换而言之，我们需要深入探寻的问题是，中国这种低工资是由什么因素所决定？这种广泛的劳动者低工资的来源与其保持稳定的内在决定因素又是什么？如果把中国劳动者的长期低工资仅仅归咎于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或者归咎于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扭曲行为，这似乎都不足以全面地揭示中国劳动者为什么能够“自愿”长期接受这种低水平工资，我们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与中国“二元”城乡分割制度的存在密不可分的。一个基本的现实情形是，中国劳动者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在存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条件下，农民工是无法彻底摆脱农村而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所以，从农民工这个特殊阶层的收入来源与生活方式入手，应该是理解该问题的前提条件和主要切入点。中国农民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们都拥有一定的土地经营权，这个土地经营权所带来的收入是作为中国劳动者主体的农民工的生存与养老的主要保障和来源，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外出打工收入只是作为其收入的一个补充，而非替代效应。这种情形下，企业付给农民工的工资只是他们生活成本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土地经营权所赋予农民工的一部分收入，从而降低了他们从事打工活动的工资收入生存保障线，这就是中国劳动者为什么能够接受如此低工资水平的另一个深层次的制度视角解读。

收入分配决定机制的改变与我国自主创新发展能力的形成

中国现发展阶段偏向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既是由经济起飞阶段劳动力的供大于求的禀赋条件所决定的，也是由现有的地方官员晋升选拔竞争机制以及“二元化”的城乡分割制度所扭曲固化的，因此，任何试图一劳永逸地或者通过短期政策措施操作迅速解决中国现发展阶段这种扭曲的收入分配结构的设想与做法，都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只要“晋升锦标赛”式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不发生改变，中国现发展阶段偏向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发生改变，相反，极有可能在劳动力供需条件短期无法改变的现实背景下，呈现出类似于制度层面上的“路径依赖”效应和“示范”效应。任何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措施都必须着眼于正确认清其复杂性、相关性与长期性，切不可以为能够简而单之，一蹴而就。

需要注意的是，进入2005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为制定与实施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政策措施提供了一个关键战略时机。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条件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随着中央政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的不断加强，农村税费大幅下降与逐步取消、粮食价格的稳步提升都提高的农业部门的经济收入，从而提高了劳动者主力军——农民工工资收入的机会成本，致使一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减少了劳动力的短期市场供给。（2）从劳动力市场结构来看，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劳动力细分市场中，表现为“金字塔”结构的整体上移，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处于金字塔下端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带来一般劳动力工资收入上涨。同时，我国始于1996年的教育产业化式扩张培养了大量学历型人才，而技能型人才培养明显不足，形成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值得引起重视的是，由于当前的教育体制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间存在错位，教育的普及化与高度化使得学历型人才在人才市场中供大于求，低工资的收入分配结构开始向学历型人才市场蔓延，造成中高端人才的“过度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的短期浪费。所以，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短缺，而非劳动力的整体性短缺。（3）再从劳动力的来源和劳动力的价值观变化来看，新生代的农民工正在逐步成为劳动力的主力军。这些新一代的农民工与老一代相比更容易适应城市化生活，这种情形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所带来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已经对他们不再具有吸引力，他们对工作条件以及工资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当前劳动力的局部性短缺只是他们对超低工资、差工作条件的一种理性反应与无声反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前劳动力市场供需条件的变化不只是量的变化，更大程度上体现为质的变化。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当部分已经不再愿意依附于土地，由此，土地经营权所带来的收入不再作为他们收入的一种补充机制，而是一种替代机制。众多企业所实施或者所依赖的低工资竞争空间与竞争优势将逐步消失，会逐步刺激与促进企业通过打造创新研发能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这就会从微观层面上会推动我国自主创新发展能力的形成与发展。

结论与启示

如何有效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一直是相关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者的热点和难点。我们的分析表明，正是由于我国现发展阶段扭曲的收入分配结构所决定的需求因素，深刻影响了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行为决策动机，进而从宏观层面上影响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任何试图促进或激励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与发展的政策或措施，从最核心、最根本的长期可持续激励角度来看，都不可脱离对现阶段收入分配结构所包含需求因素的限制与约束的考虑。激励我国本土企业创新动力的形成与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与发展的政策措施，不能仅仅局限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和产业调整的各种优惠政策，而应该把视角放宽到如何调节收入分配决定机制对需求结构的传导机制作用上来，把政策视角集中于培育合理的需求结构对微观企业创新动力的诱致功能和对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内在激励机制和调整能力方面，这样，或许才能培育出我国微观企业创新动力形成和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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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senberg N. Scien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Economic Journal, 1974, 3: 51—77.

［6］Zweimuller J. 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s Meets Engel's Law: The Impact of Inequality on Innovation-Driven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0, 5: 185—206.

责任编辑：晓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