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2008-04-30 04:13赵长征
关键词:诗经政治

赵长征

〔摘要〕在上古时,国家政治结构中血缘的纽带比较重要,劝谏主要是以“直谏”的形式出现的。《诗经》里就有许多贵戚之卿直谏君王的作品。“献诗”和“采诗”是《诗经》干预政治的两种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血缘纽带松弛,君主专制加强,直谏越来越危险,人们越来越推崇讽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汉代《诗经》学,形成了“美刺讽喻说”的方法论。这种理论把《诗经》中所有的篇章都附会于历史和政治,把很多本来没有讽谏用意的的诗篇,都解释成了谏书。“美刺讽喻说”对中国后来的诗歌创作、诗歌评论的影响都很深远。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理解它形成的过程,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诗经;先秦两汉;政治;劝谏;直谏;讽谏;美刺讽喻说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1-0085-08

劝谏文化兴起于先秦时代,它不但对于中国的政治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同样影响巨大。《诗经》里劝谏作品的出现,以及汉代《诗经》学“美刺讽喻说”的形成,乃至中国诗歌讽喻传统的最终形成,都与劝谏文化息息相关。要了解中国文学里的讽喻传统,就不能不了解劝谏文化。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

一、先秦世卿制与《诗经》的劝谏诗

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一定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为前提的。这两者一经一纬,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框架。但是,它们在早期人类社会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民族里却是不一样的。如古希腊的每个城邦,作为一个地域组织,有着共同的利益,人们对这种地域组织的重视大于对家庭血缘组织的重视,由之产生了古老的民主制度。而我国的情况则不一样。“在我国早期社会历史中血缘组织的家庭、宗族非常发达,而地缘组织社区相对较弱。因此,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血缘气氛浓厚,血缘组织对国家制度与政治思想影响之深是世所罕见的。”[1](116)

夏、商两代,文献不足,情况不是特别明了,但是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在这两个朝代里,血缘性的宗族集团一直是社会组织的主体,而且其主体地位不断加强。族权逐渐与王权结合,构成家国一体的国家形态。①而到了西周的时候,则形成了完全成熟的宗法制度。周人的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比商代更加紧密,周王和各国诸侯都是集君统与宗统于一身,家天下的特征更加明显了。一个君主,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族之长;既承担着治理国家的任务,又承担着“纠合宗族”的义务。“君统”与“宗统”二者之中,前者虽然是从后者发展而来的,但是地位却已经更加重要了。也就是说,宗统应该服从于君统。《礼记·大传》:“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谷梁传·隐公七年》:“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属通。”国君与和他同姓的贵族之间,首先是君臣关系,然后才是亲戚关系。同姓贵族不得以亲情来影响或妨碍国君对政治权力的施展。这样,当氏族解体,国家的利益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原本混于一体的“宗统”与“君统”,开始分化为两个既各司其职又联系紧密的系统,以君统为主干,以宗统为枝叶,使得血缘组织国家化,国家组织血缘化。

在君主制度下,权力的集中,使国家政令比较容易统一,但是“天下系之于一身”,国家的治乱兴衰却更多地寄托于君王的英明与否。一般说来,仅凭君主一人之精力、智力和人格修养,是很少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正确有效地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治理的。所以君主制度也需要一种集思广益的调剂,使国家政治机器有效地运转。于是,臣下对君主的进言、献策、劝谏就成为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这一点也有体现。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在这里,辅弼、师保的功能中,突出了“举过”一项。而我们知道,所谓师保,就是太师、太傅、太保,是负责教导君王的官员。如果君主尚未成年,他们就是幼君的监护人;如果君主已经成年,他们仍然担任教育督导之责。在西周初年,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不但是周王的老师,而且更是掌握国家重权的大臣。《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毛传》:“师,太师,周之三公也。”可见太师在西周国家政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比自己年轻的周王,太师太保是有教诲、督责的义务的。《尚书》里的《召诰》、《无逸》,就记录了召公、周公对成王的教诲、告诫。如果周王做错了事情,太师太保是可以指出并敦促其改正的。有的时候,这种教诲、纠正,甚至是可以用比较严厉的口吻说出来的。因为他们和周王之间,不仅仅是君臣关系,还有着血亲的关系,国与家的利益在他们的身上都是统一的。虽然“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但是当国君行为失当,做出了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亦即宗族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太师太保对他的劝谏,又很自然地带有同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老对不肖晚辈进行训诫的色彩,并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威严的力量。

周代礼制,对于君统和宗统都是非常重视的。《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礼记·大传》:“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对于君王最高政治地位的尊重,属于“尊尊”的范畴;而对于同一宗族中人的亲情的重视,属于“亲亲”的范畴;而对于年长的人的尊重,则叫做“长长”。太师太保的身份,与礼制的“亲亲”和“长长”相合,这对于君王的“尊尊”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制衡力量。在周代独特的政治结构中,亲族的辅弼和监督,对君王的至尊权利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实际上,以“亲亲”为口号的宗统,对于以“尊尊”为口号的君统,并不仅仅是一味地服从,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复杂局面。

因此,除了太师、太保这样的国家肱股重臣外,一般的卿大夫也有责任和义务匡谏君主的过失。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卿大夫,大多是与君主同姓的贵戚。可以说,周代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君臣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政治的运作方式,与后代是大不相同的。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劝谏文化,会呈现出与后代大为不同的格局。《孟子·万章下》: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在孟子的时代,异姓之卿已经比较多,所以孟子会把他们与传统的贵戚之卿作一对比。在这明显的对比中,不难看出贵戚之卿的家、国一体的立场。当君主昏庸暴虐,屡谏不听,严重损害家国利益时,贵戚之卿甚至可以采取极端手段将之废黜,以维护本家族的统治。宗族的利益是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的,连君主也不能例外。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先秦时代贵族的进谏心态了。《诗经》的二《雅》中,有许多贵族作品,其中颇有不少是用来对君王进行劝谏的:

《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大雅·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大雅·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

《毛诗序》:“《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板》,凡伯刺厉王也。”“《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从诗的文本中我们也看到,这些诗篇的语气,完全是长辈对犯了过错的晚辈谆谆教诲的语气,《抑》尤其表现得疾言厉色。在这种情况下,“谏”和“教”就很难分得非常清楚了。这是进谏在周代宗法制社会里的独特现象。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教训周王的篇什外,二《雅》中还有一些评论时政的作品,表现了贵族们对衰乱时局的忧虑和痛心。如《大雅·召旻》忧心忡忡地写道:“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小雅》里的《雨无正》、《十月之交》等诗作,都直接指斥了败坏国家纲纪的庸官佞臣,对他们的罪行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这些诗如果是用来进谏的,其方式笔者以为都并不委婉曲折,不是后来《毛诗大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而是正谏。

另有一些贵族卿大夫的作品,如《小雅》中的《正月》、《四月》、《北山》、《无将大车》、《小明》、《何草不黄》等诗,或感时伤乱,或痛恨劳逸不均,或述说行役之苦,或抒发对命运的忧惧,都在个人的感怀中表达出对社会政治的见解,又没有直斥君主的过失。如果用它们来作谏书,那么若称之为“谲谏”,是应该能够成立的。但是这种作品在怨刺诗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二、献诗和采诗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知道,《诗经》作为先秦时代的重要典籍,与当时的政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其中的部分篇章,是可以用来劝谏君主的。这是当时的一种政治传统,也就是“献诗”。关于献诗说的记载,最有名的要数《国语·周语上》中“邵公谏厉王弭谤”一节里的那段话了: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晋语六》里也说:“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另外,《楚语上》里楚左史倚相追述卫武公故事一节和《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说的话里,也有与上引两段相似的记载。它们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史实:周代的贵族卿大夫有义务以献诗的方式来对君主进行劝诫,使他能够更加英明地处理政事。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劝谏在《诗经》中并不是无处不在的。《诗经》中的精华部分——160首“国风”,大多是民间的歌唱,难与政治劝谏拉上多少关系。正如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指出的:“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朱熹《诗集传序》也说《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人民的生活中,当然也会受到阶级压迫和无道政治、战乱等带来的苦难,所以他们的歌咏当中也就自然有一部分怨刺上政的篇什了。《唐风· 杕杜》、《王风·兔爰》、《小雅·苕之华》等诗是下层人民在荒乱年月中的痛苦呻吟,决非为劝谏而写作。而《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魏风·硕鼠》等诗,则是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嘴脸。《鄘风·相鼠》则更进一步,痛斥丧尽廉耻的卫国统治者:“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就与相传是夏桀时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在这些诗篇中倾泻而出的,是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怨恨和诅咒,截然不同于献诗的公卿大夫的忧虑和痛心。这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上述这些作品本身的创作意图,绝不是为了劝谏。如果说它们在客观上能够起到劝谏的作用的话,那也是被采集到朝廷以后,作为“观民风”的材料而引起统治者的戒鉴了。这就和周代的另外一个传统——“采诗”相关了②。据说周代设有“行人”一官,专门负责去各地采诗。《汉书·食货志》也说:“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写道:“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统治者通过这些采集上来的诗观察民情,考正政治得失③。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信息反馈的方式。瞽、瞍、乐工们拿着这些诗篇,在君主身边经常诵读或歌唱,希望他们能够从中了解下情,从而在施政时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种关系。这就是所谓“讽诵”。

“讽”字的本意就是朗读、背诵。《说文》:“讽,诵也。从言,风声。”段玉裁注:“《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周礼经》注析言之,讽、诵是二;许统言之,讽、诵是一也。”瞽、瞍们讽诵的诗篇,有采来的,也有献上的;有风诗,也有雅诗;有本来就是为劝谏而作的诗,也有并无政教目的的诗。诵读前人作的劝谏诗,已经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进谏了,而讽诵民间采来的风诗,就更只是提供给君主一个“斟酌”的材料罢了。即使这些风诗在讽诵的过程中对统治者产生了警戒的作用,这作用与诗人最初的本意也是脱钩的。所以,“讽”、“谏”最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谏”的本意是“直言规劝”,就诗来说,它是一部分献上的诗的创作目的,而“讽”只是一种用诗的方式。由于讽这种方式比较幽隐,比谏更为委婉,不伤君臣间和气,所以逐渐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在汉代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帝王的尊严不容冒犯,讽就更得到了推崇。与此同时,“谏”的外延不断扩大,讽最终就被当成了谏的一种,其字义也发生了转移,接近于《诗大序》所谓的“谲谏”了。于是汉代就出现了“讽谏”这个词。

下面我们就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看“讽谏”是怎样一步步得到提倡的。

三、进谏方式的改变

在比较早的时候,进谏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也就是“谏”字的的本义。我们来看看古代典籍中对“谏”字的解释:

《说文·言部》:“谏,证也。”

《广雅·释诂一》:“谏,正也。”

《广韵·谏韵》:“谏,直言以悟人也。”

《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

从这些解释中可以得知,“谏”字最初的意思就是以直言教正别人,教正的对象也是比较普遍的,没有特别的规定。直言相谏,是原始初民劝谏活动的基本形态。后来,“谏”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向,主要指地位低的人劝谏地位高的人,尤其指臣谏君或子谏父。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正言直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进谏方式。一方面,它不一定能够取得最佳效果;另一方面,它甚至会使进谏者陷于危险之中。毕竟,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没有几个人是愿意听揭自己短处的话的,从小便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君王,更是如此。如果这位君王德行、脾气好一点的话,即使不接受意见,也不会报复进谏的人;但如果碰上了暴虐无道之君,那么进谏的人就危险了。关龙逢直谏夏桀,比干极谏商纣王,春秋时期泄冶谏陈灵公,伍子胥谏吴王夫差,都惨遭杀害。所以忠臣并不是好做的。在道与势的直接对抗中,以执持道义一方的悲壮失败而告终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理想、道义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剧烈的落差,这促使人们深入思索处世之道。在对政治的热情、对国家的责任心与对自身生命的珍惜之间,怎样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多人都在考虑的问题。《论语·子张》记子夏曰:“君子……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主张劝谏的深入程度要与君主对进谏人的信赖程度相适应。荀子则对这个问题有更细致的论述。他在《荀子·臣道》中,一边极力阐说谏、争、辅、拂之臣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同时又主张大臣在侍奉不同的君主的时候,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

这里,就不仅仅是对道义的执守,也有着权宜保身的策略了。

荀子论述的,是比较笼统的与国君相处的臣道,而探讨具体进言方式的,则以韩非子为最有心得了。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说难》,以明谏说君王的困难。他列举了谏说中种种表面的和潜在的危险,认为必须先小心谨慎地获得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畅所欲言。“有爱於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韩非子最后还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韩非的论说虽然极为精辟,但他自己最后却被谗死在秦国狱中。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叹息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洪迈《容斋随笔》也写道:“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盖谏说之难,自古以然。”[2](165)韩非的个人悲剧,是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的。

鉴于人主的“逆鳞”不能触动,那么人臣在进谏的时候,必须寻求比直谏更好的方式。怎样揣摩君主的心意,既不伤害他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不触怒他,又达到劝谏的效果,是很多人曾经致力探讨的问题。在很早的时候,这样的尝试就已经开始了。春秋时期,就有很多机智的大臣用委婉含蓄的语言,来对君主进行劝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语·晋语八》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平公射鴳,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乃趣赦之。

叔向正话反说,表面上赞成晋平公的荒谬行为,实际上却讽刺他自己无能而迁怒竖襄。晋平公也感到很惭愧,只好放了无辜的竖襄。在先秦时代,像这样精彩进谏的例子很多,从中体现出的进谏方法也很多样,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春秋晚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传统的宗法血缘制度开始松散,官僚政治的客卿制开始逐渐取代世卿制。秦并六国之后,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封建帝国。秦始皇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中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君主专制制度完全建立起来,皇帝的威严远逾前代任何君王。秦始皇纯用法家思想,钳制舆论,焚书坑儒,断绝言路,奋其私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下情不能上达,使得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秦朝很快就灭亡在农民战争的熊熊烽火之中。

代之而起的汉王朝,在革除了秦之弊政后,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代的那一套官僚政治体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皇帝更加高高在上,不可冒犯。而且,此时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周代宗法制下君臣之间的亲戚关系,在秦汉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亲亲”对于“尊尊”的制约作用,也基本上消失了。在西汉前期,纯用文法吏,战国时代新兴起的“士”在政治上完全不被重视,地位非常之低。随着强大的诸侯国势力被逐一消灭,四海归一,诸侯-游士时代在景武之际彻底终结,士人不再像先秦时代那样能够自由地奔逐于各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而是只能依附于中央王朝,除此别无出路。④由于此时的情况已经变为士人对皇帝的单方面依附,所以在先秦时代士人与君主之间那种师友的关系很难看见了,基本上只剩下了上尊下卑的君臣关系。古老的师道,在汉代也大打了一个折扣。在汉朝,虽然进谏不如在秦朝那样危险,但是比之先秦时代,是要危险得多了。

在秦汉官僚体系中,出现了专司进谏的官员。⑤虽然正式的谏官出现了,但是他们在进谏时候的表现,并不比别的官员更好。虽然皇帝们多次下诏鼓励人臣进言,西汉的大臣中也颇有几个敢于直谏的人,如贾山、晁错、汲黯,但就整体来说,是不太愿意直谏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二:第一,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行,政治上,追求无为而治;个人生活上,讲究保养长生,不被刑戮。惠帝时,丞相曹参“择郡国吏长大,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汉书·曹参传》)景帝时丞相卫绾“醇谨无他”,“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万石君石奋一家更是“恭谨无与比”。石庆于武帝元鼎五年拜丞相后,“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虽然也有不少人以“直谏”自我标榜,但是真正敢于冒死为国,匡正君过的人,少之又少。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被下狱处以腐刑,残缺身体,遭遇不幸,结果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反而“重为天下观笑”、“重为乡党戮笑”(司马迁《报任安书》)。

所以,与此相关的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亡秦暴政给人留下的可怕回忆,一直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至尊的皇帝对进言者的迫害,也始终没有从汉代的现实政治中消失。晁错建议景帝削夺诸侯封地,吴楚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之名反,景帝乃将晁错腰斩于市。晁错死后,七国并未收兵,与中央军激战后,才被消灭。这件事情成为那些想要为朝廷进献忠言的大臣的一个前车之鉴,使得“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其不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武帝的刻薄寡恩是史上有名的。《汉书·公孙贺传》:“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而大农颜异竟被张汤奏以“腹诽”之罪而诛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宣帝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好多少。“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汉书·元帝纪》)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小心戒惧,人人自危,为了保全禄位和性命,也只能“谄谀取容”了。如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像他们这样的谄谀之臣,却极被武帝重用,则当时臣道可知矣。东方朔在《非有先生论》里,借非有先生之口来论当时直言之难:

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

在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生开始在朝中有了势力。然而儒生们的表现并不比汉初的重黄老的大臣们更勇敢。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赞》:

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蕴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笑。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对于最后两句,如淳注曰:“迹谓既明且哲也。绳谓抨弹之也。”颜师古注曰:“古人之迹,谓直道以事人也。”班固认为,那些只会阿谀奉承而持禄保位的儒臣,是远远不能和敢于直谏的古人相比的。诚为一针见血之论。

这种风气在学术上也有反映。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将周代的以民为本改成了“屈民以伸君”,认为臣民应该绝对顺从君主,而只有不可知的天,才能通过谴告的方式制约君主。《春秋繁露·竹林》又说:“忠臣不显谏。”这句话,在汉代影响非常大,被引用的频率很高。这种柔靡的士风,一直延续到了东汉,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由于士大夫对衰颓政治的挽救运动而有了转折性的改变。

四、 “讽谏”的提倡与《诗经》学美刺讽喻说的形成

所以,汉代人不强调直谏,而鼓吹讽谏。所谓讽谏,就是用微言婉语来进谏。从流传至今的文献来考察,“讽谏”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共出现了三次。两次出现在《滑稽列传》中,分别用在淳于髡和优孟身上:

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

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

还有一次出现在《太史公自序》,用于屈原和《离骚》: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

另外,讽谏也可以写为“风谏”。这个词在《史记》中也出现了三次,都与司马相如作赋有关。在《史记》及其后的文献中,有的时候,讽谏还可以简称为“讽”或“风”。汉代对进谏之道有了比先秦时代更为深刻的研究,出现了五谏之说,把“谏”分为五种,但是这五种的具体分类,各家则有些出入:

刘向《说苑·正谏》: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班固《白虎通·谏诤》: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

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庄公二十四年》: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说直谏,四曰争谏,五曰戆谏。

《孔子家语·辨政篇》: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

应劭《风俗通·过誉篇》:《礼》谏有五,风为上。

《后汉书·李云传论》:《礼》谏有五,风为上。(李贤注:“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也。讽谏者,知祸患之萌而讽告也。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者,视君颜色而谏也。指谏者,质指其事而谏也。陷谏者,言国之害忘生为君也。见《大戴礼》。”)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可以知道,虽然各家对五谏的分类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共通的。那就是,在所有劝谏方法当中,讽谏是最被推崇的。在各家论述中,班固是论得最具体的。其《白虎通·谏诤》一篇中,专门用了一小节来阐述五谏的问题。他用声训来释“谏”字,并将五谏分别比附于仁、义、礼、智、信:

谏者何?谏者,间也,更也。是非相间,革其行也。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顺谏者,仁也,出词逊顺,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窥谏者,礼也。视君颜色不悦,且却,悦则复前,以礼进退。此礼之性也。指谏者,信也。指者,质也。质相其事而谏。此信之性也。陷谏者,义也。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此义之性也。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故《曲礼》曰:“为人臣,不显谏。”纤微未见于外,如《诗》所刺也。若过恶已著,民蒙毒螫,天见灾变,事白异露,作诗以刺之,幸其觉悟也。

在班固所论列的五谏中,前三项讽谏、顺谏、窥谏是属于有艺术性的、比较柔和的进谏方法,而后两项指谏、陷谏则属于直谏一类。其他书中与此大同小异的各种名目,也大致可以归入这两类中。在《说苑》和《白虎通》中,都提到孔子也要“从讽谏”,这应该是假托。在孔子的时代,还并没有讽谏这个词,先秦典籍里也没有记载他说过这样的话。刘向或许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有力量而假托孔子之言,班固则是从刘向那里继承了这个说法。

五谏的理论和讽谏的推崇,为汉代恭谨的臣道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和依据。这个理论属于汉代经学研究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来源与现实政治的考虑,更与汉代《诗经》学的方法论息息相关,互为因果,互为表里。

汉初,传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诗》是官学,属于今文学派;而毛《诗》是私学,属于古文学派。四家各有家法,对诗的解说各不相同,且有今、古文之分,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都用美刺说来解诗。清代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3](38),近人朱东润也在《诗心论发凡》一文中指出:“四家以美刺论《诗》,大抵皆同。”[4](100)由于齐、鲁、韩三家诗说在后来都先后亡佚,经过清代人的辑佚,也只留下了数量有限的残章断简,所以我们在接触美刺说这个问题时,也就只能主要依靠保存完整的毛《诗》学派的文献来进行研究了。

毛《诗》的每首诗之前都有一篇《序》,《毛传》都是依《序》来解诗。所以,《毛诗序》就成了我们理解毛《诗》阐释体系的关键。而《关雎》前的那一段长序则是其总纲,我们一般称之为《毛诗大序》。它解释“风”时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郑玄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所谓“风化”,也就是用诗歌对民众进行教化,它主要是与所谓“美诗”联系在一起的。所谓“风刺”,也就是“讽刺”,指的是用诗歌对君主进行讽谏、讽谕,它主要是与所谓“刺诗”联系在一起的。在《大序》中,用“谲谏”来解释“风刺”,而《郑笺》对这两个词的解释也非常接近。孔颖达疏:“谲者,权诈之名。托之乐歌,依违而谏,亦权诈之意,故谓之谲谏。”用今天的话来说,谲谏就是一种比较机智的进谏方法,用语委婉曲折,既能起到规劝的作用,又不至于引起君主的愤怒,使进谏者陷于险境。谲谏不仅仅是指用诗来作规谏,但用诗规谏却是谲谏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谲谏与讽谏意思是差不多的。

在这段话中,把“风”训为“讽”的意思,“讽”的政教色彩大大地扩张、强化,而它原有的诵读之意则逐渐缩小、弱化了。讽本来是一种用诗的方法(讽诵),但汉儒把它当作了诗人写诗的方法(讽谏),并使它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直接启发了汉儒从政治角度来解《诗》、并为其提供了历史依据的,就是先秦时代的献诗说。但汉儒把由这个角度解诗的范围扩大到整部《诗经》,就以偏概全了。这种思路一旦具备了方法论性质的指导意义,就构成了《诗经》的讽谕说,它必然要扭曲一些原本没有政教目的的诗篇的原意。即便是那些本来就有政教目的的诗篇,其意义也有很多在汉儒手中发生了转变。按汉人的解释,它们都是用“咏歌依违”、“譬喻不斥言”的方法来写的,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诗经》里有许多作品是耳提面命的直谏诗的。

上述《大序》中的这一段名言,表面上是解释“风”的,但实际上,它是对整个《诗经》六义所作的集中概括。孔颖达疏:“此六义之下而解名风之意,则六义皆名为风,以风是政教之初,六义风居其首,故六义总名为风,六义随事生称耳。”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汉儒论诗,主要是从政教的角度着眼的,所谓六义,所谓美刺讽谕,都是由此生发开去。

《毛传》、《毛诗序》和《郑笺》用美刺讽谕说来对每首诗进行解说,郑玄《诗谱序》更在理论上对这种学说作了进一步概括:“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美刺”和“讽谕”是密不可分的,美刺是手段,教化讽谕是目的,二者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诗说体系。但是汉儒过分追求体系的统一,将内容多样、风格各异的鲜活的诗歌创作统统附会于历史,附会于政治,就难免会造成对诗歌的曲解,从而掩盖了许多诗篇的本来意义。例如《郑风·子衿》是一首女子思念恋人的诗,写得十分优美缠绵,而《毛序》却根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与子产论毁乡校的记载,说此诗是“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但就从诗歌的文本来看,我们怎么也找不出跟废学校有什么关系。《陈风·月出》是一首月下怀人的抒情诗,却也被《毛序》附会到了政治上去:“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

以美刺论诗,并不仅仅局限于《毛序》直接标明“美”、“刺”二字的篇目。朱东润指出,在《毛序》中,“凡此言‘嘉、言‘乐,言‘劳之诗,皆诗之近于美者也。至若诗之近于刺者,其数尤多,不可殚计。……凡此言‘恶、言‘怨、言‘疾、言‘责之诗,皆刺诗;言‘戒之诗,则诗之近于刺者也。……要之果据《毛序》而论,总诗之美刺与夫类美刺者言之,《风》、《雅》二百六十五篇之诗,十可尽其八九,而刺诗为尤众。”[4](100-102)

综上所述,现实政治中“讽谏”越来越被推崇,对于汉儒用讽谏来解释《诗经》,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要弄清楚对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诗歌批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诗经》学美刺讽喻说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就不能不探讨《诗经》与现实政治,尤其是劝谏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只是努力作了一个初步的尝试,至于更进一步的探讨,就有待大方之家了。

〔参考文献〕

[1]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2]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程廷祚.青溪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4.

[4]朱东润.诗心论发凡[A].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马胜利)

① 参看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第三章:《家庭、宗族与社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 参看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30-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③ 《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④ 参看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第27-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 据《周礼·地官》记载:“司谏: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艺,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以考乡里之治,以诏废置,以行赦宥。”但是《周礼》的官制,多是汉人根据当时情况以及想象附会而成,并不太符合周代的实际情况。所以人们大多怀疑这条记载的可靠性。秦代置谏大夫,掌论议,无定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管辖。但是在秦朝两代暴君的统治下,他们根本发挥不了真正的作用。西汉仍设谏大夫,属光禄勋,东汉改称谏议大夫。

Shijing and the Expostulation Culture of Pre-Qin and Han Dynasty

ZHAO Chang-zhe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ier ancient times of China, the consanguineous bond was very important in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When the ministers wanted to expostulate to the ruler, they always admonished frankly. In Shijing, there are a lot of verse written by the ministers. As immediate household of the sovereign, they admonished the sovereign with these poems. “Dedicating the poems” and “Collecting the poems” are two modes of Shijings intervening in politics. As the social structure changed, the consanguineous bond loosed, and the autocratic monarchy was strengthened, so admonishing frankly became more and more dangerous. Meanwhile,euphemistical expostulation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encouraged. The Shijing study of Han dynasty came into being against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formed the theory of“the expostulation of eulogizing and satirizing”. This theory said that every poem mus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certa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Even those poems which had no intention of expostulating, were all explicated as expostulation as well. The theory of“the expostulation of eulogizing and satirizing” have a great effect upon the the subsequent practice of writing poetry and the poetic criticism. Probing the process of how this theory came into being from a political historical standpoint, will be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us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ancient poetry better.

Key words: Shijing; pre-Qin and Han dynasty; politics; expostulation; frank admonishment; euphemistical expostulation; the theory of“the expostulation of eulogizing and sati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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