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的夫语法看“语法”与“语言学”的关系

2008-04-30 04:13王红阳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法

王红阳

〔摘要〕文章主要是讨论加的夫语法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并把加的夫语法放进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的大框架中审视。文章从“语法”与“语言学”的差异入手,明确加的夫语法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接着概述了韩礼德创建的语言学理论发展所经过的四个阶段,表明韩礼德的语言理论是从一个句法理论发展成现在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文章最后说明了加的夫语法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的从属关系。

〔关键词〕加的夫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韩礼德的语言理论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1-0117-05

一、引言

本文的标题有几个关键词,它们是“语法”、“语言学”和“加的夫语法”;与这几个关键词紧密联系的还有“系统功能语言学”。我们下面的讨论将围绕着这些关键词展开。首先,我们将对“语法”(grammar)与“语言学”(linguistics)进行区分,目的是为后面关于“从加的夫语法”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讨论建立基础。接着,我们将回顾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发展所经历的几个阶段(从阶和范畴语法到系统语法、功能语法、系统功能语法,最终到系统功能语言学),以此进一步为“从加的夫语法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讨论提供依据。最后一部分涉及的是本章的核心内容,即我们把加的夫语法看作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来解释加的夫语法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关系。

二、“语法”与“语言学”

关于“语法”与“语言学”的区别,我们不妨先看看专业辞典是怎样定义的。在《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1](201)中,“grammar”一词有两个词条,其中第二个定义与我们的讨论无关,不赘述。下面是第一个定义:

Grammar:

A descrip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a language and the way in which linguistic units such as words and phrases are combined to produce sentences in the language. It usuall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meanings and functions these sentences have in the overall system of the language. It may or may not includ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ounds of a language.

上面的定义包含三个要点:(1)“语法”是对语言结构和语言单位(如单词、短语)在语言中组合成句的方式的描述,(2)这种描述通常包括句子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意义和功能,(3)“语法”不一定包括对语言的语音的描述。

现在我们来看看《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1](268)是怎样定义“linguistics”的:

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language as a system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lthough studies of language phenomena have been carried out for centuries, it is only fairly recently that linguistics has been accepted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Linguistics now covers a wide field with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different areas of investigation, for example, sound systems (PHONETICS, PHONOLOGY), sentence structure (SYNTAX), and meaning systems (SEMANTICS, PRAGMATICS, FUNCTIONS OF LANGUAGE). In recent years, new branches of linguistics have develope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disciplines, e.g.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PSYCHOLINGUISTICS...

该定义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1)语言学是把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系统来研究的一门学科,(2)语言学包括很多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研究领域(如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3)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产生了新的学科(如人类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

《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对“语法”(grammar)和“语言学”(linguistics)的定义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很多关于语言学(包括普通语言学、个别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论著也都采用其观点。例如,罗宾斯[2](1,11)认为,(普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或对语言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而语法则是(普通)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层次(方面)。很多人在使用“语法”这一术语时,指的是“词法”(morphology)和“句法”(syntax),当然也有人用“语法”来指“词法”、“句法”和“音系学”(phonology)(参见[2](177))。

三、从阶和范畴语法到系统功能语言学

在语言学的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语法”与“语言学”这两个术语被互换使用(或混用)的情况。就韩礼德(M.A.K. Halliday)的语言理论而言,就有“阶和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系统语言学”(Systemic Linguistics)、“功能语法”(Functional Grammar)、“功能语言学”(Functional Linguistics)、“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等说法。关于“系统语法”、“功能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等中 “系统”与“功能”、“系统”和“功能”与“系统功能”之间的不同,已有学者做过讨论(如[3][4])。从文献来看,不同的术语(如“阶和范畴语法”、“系统语法”、“功能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不同的含义和侧重点,但是,正如黄国文[4]所说的那样,“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个术语囊括了其他几个术语和概念所涉及的内容(参见[[5][6][7][8])。

经过仔细的研究,黄国文[4]总结出韩礼德创建的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经过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韩礼德的“语法理论的范畴”[9]一文,该论文建构的主要是一个句法理论(a theory of syntax)或语法理论(a theory of grammar);第二阶段以韩礼德的“‘深层语法札记”[10]为标志,表明“阶和范畴语法”已经向 “系统语法” (systemic grammar) 发展,就是在这个阶段,韩礼德的理论实现了从句法理论向语言学理论(a theory of language)的转变(参见[11](10));第三阶段是从韩礼德1967年至1968年期间发表的三篇以“英语中及物性和主位札记”为题的[12][13][14]论文开始,“元功能”的概念就是从这一阶段发展起来的;第四阶段大概是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以韩礼德的《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著作[15]为重要的奠基石。

黄国文[4][16]的研究表明,从韩礼德的语言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该理论已经从一个句法理论或语法理论(即阶和范畴语法)发展成一个普通语言学理论(参见[17])。它从原先的注重研究 “句法”、“词法”和“语音”(如[12][18])这些语言本体问题,逐渐转向研究语言使用、语言与社会和社会体系的关系,以及语言、语言使用者与语篇使用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韩礼德和马提森 [19](19)所指出的那样,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综合理论”(a comprehensive theory)。作为一种综合理论,它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那些与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系的东西。无论是语言的层次(如语义系统、词汇语法系统、音系学或字位学)和其他语言本体问题,还是语言使用所涉及的各种情境(包括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还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语言学理论应用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见[19][20][21][22][23]),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范畴。

正如胡壮麟[24]所说的,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能够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相“对峙”和“抗衡”的语言学理论。韩礼德本人的语言理论思想主要反映在十卷本的《韩礼德文集》(可参考[[5][6][7][8]等)中,而他最近这些年所倡导的“适用语言学”(参见[22][25][26])的“长期目标是为了建立语言的意义发生系统,其工作机制是以社会理据来解释和描写语义发生,可见韩礼德已经认识到语言学研究最终是对‘意义的描写。对这个问题,结构主义和生成主义学派是不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功能语义学方面只是刚刚起步,这将是语言学界在新世纪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24]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与适用语言学之间的关系,胡壮麟[26]这样说道:“如果说系统功能语言学是着眼于从语言功能和语言系统来研究语言的理论与方法,适用语言学偏重于从语言外部估量语言研究的目标和价值。系统功能语言学和适用语言学是对同一问题的两个视角,是互补的。”

韩礼德的语言理论发展从他自己开始,一方面他继承了弗斯(John R. Firth)的语言学和功能主义思想,同时又从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法国功能主义等的思想和理论中得到启发。他在中国的两年(1947-1949)对他的语言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很深的影响(见[6][27][28])。另一方面他有越来越多的学术同事和追随者,他们围绕着韩礼德不断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中努力探索,他培养的学生、学生培养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培养的学生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中有不少人“已成为新一代的领军人物”[3](1)。因此,韩礼德的语言理论也已经从“边缘”语言学成长为“主流”语言学[11](xviii,29,xiii,4)。

四、从加的夫语法到系统功能语言学

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者来说,“语法”与“语言学”的区别是可以区分清楚的,也应该是区分得清楚的。譬如,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三人合著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30]用的是“语法”,探讨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导论》[31];十六年后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四人合著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3]用的是“语言学”,内容除了保留原来“语法概论”中的九章外,还增加了诸如“语域与语类”、“评价理论与意识形态”等章节。正如作者[3](2)所说的那样,把“语法”改为“语言学”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更能反映当代学者对两者(即“语法”和“语言学”,引者注)的区别”,“二是为了反映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不仅限于词汇和句法”。

正如黄国文[4]所说,从韩礼德的论著看,他的语言学研究是从语言本体(如句法、词汇、语音、语调)开始的,然后才逐渐转向语言的其他方面以及语言与社会等问题。他所走过的这条路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所经过的阶段。福塞特的加的夫语法的理论来源是韩礼德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如[13][14][32][33][34][35])的语言学思想,而在这个时期,韩礼德的理论还是一个“语法理论”,而不是一个语言学理论。尽管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导论》[31]是1985年才出版的,但它主要也是他的整个理论中的“词汇语法”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福塞特在比较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时总是用《功能语法导论》作为参照。

如福塞特[11][36]所说的那样,韩礼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首次发表的系列论著中,着重点是把人类的语言看成是由意义间的选择系统网络组成的;基于这个观点,描述一门语言不应只是描述它位于形式层的“语法”,还应包括对它的词汇和语音进行全面、综合的描述。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系统功能语法的整体框架才逐渐建立起来。

在这些年发表的论著(包括[11][36])中,福塞特多次提到,韩礼德把系统功能语言学比作一种“语言”,而系统功能语言学里的各种模式则是它的不同的“方言”,如悉尼方言、加的夫方言和诺丁汉方言等等。其实,这些“方言”(即,各种版本的系统功能语法)都源于韩礼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主要论著。因此,无论是福塞特的加的夫方言,还是贝利[37][38]和伯特勒[39]的诺丁汉方言,都是以研究词汇语法为中心,从词汇语法开始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学者都认同韩礼德关于词汇语法的主要假设,同时也把他的语言的社会符号观(如[15])当作一个主要的理论依据,尤其是操“悉尼方言”的学者。但是,即使是操“悉尼方言”的学者,他们也在逐渐地拓宽研究领域,如马丁(如[40])所提出的“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就是他与怀特(Peter White)等人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点上,福塞特是与众不同的;他一方面认同韩礼德的语言的社会符号(或“社会文化”)观,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语言和语言使用的认知和交流本质,这可从他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owards an Integrated Model of a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and the Other Components of an Interacting Mind)[41]中看出。仅从这本书的名字看,就可知道他不仅要“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和“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而且还要“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和“互动思想”(Interacting Mind)。在福塞特看来,仅仅是“认知的”(cognitive)和“系统的”(systemic)还不足以建立一个语言模式,还必须有“互动的”(interactive),这样才能把“交流的思想”(a communicating mind)模式化。正因为这一点,福塞特的研究常常会被一些系统功能学者(尤其是操“悉尼方言”的人)认为是“另类”。

福塞特[11](xv)认为,一个语言理论必须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和假定、假设,(2)对语言学研究目标的假定、假设;(3)用于达到目标的适当的方法的假定、假设;(4)对理论、描述和应用之间关系的假定、假设。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所包括的这些部分是明确的,操各种“方言”的人在这几个方面上也没有多少分歧;尽管他们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那也是“内部的分歧”[3](398-420)。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完善的普通语言学理论[17],一个可应用于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的“适用语言学”理论(参见[21][22][24][26])。

下面我们简单地小结一下以上的讨论,也算是对本章的标题“从加的夫语法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进一步解题。

首先,无论是韩礼德还是福塞特,他们首先都是“语法学家”。韩礼德多次说他自己是语法学家,最近又重申这一点:“I am a grammarian and a general linguist”(“我是个语法学家和普通语言学家”)[42]。这说明,韩礼德一直没有忘记自己首先还是一个语法学家。福塞特虽然没有像韩礼德那样表明他是个语法学家,但他的研究和论著足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都是在对“词汇语法”做了大量研究之后,才出现在某些句法问题上的分歧。福塞特所谈到的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的异同,主要是指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词汇语法”部分的不同;当然,这些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他们对语言和语言研究的认识上。

其次,既然无论是悉尼语法还是加的夫语法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语言”的方言,那我们在讨论方言时就不能不考虑它们所属于的“语言”。从这一点看,讨论“方言”是讨论局部问题,讨论“语言”是大家共同的问题(参见[43])。

再次,就一种“语言”而言,存在“变异”和“方言”是正常的情况;同理,一个语言理论(尤其是像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普通语言学理论)中的某些部分存在“变异”也当属正常。因此,当我们在阅读有关某一“方言”的文献时,重要的是要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即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它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最后,我们在学习、研究某一“方言”(如加的夫语法)时,应该具有较高的视野。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可以自下而上,也可以从上至下,这就是所谓的“bottom-up approach”和“top-down approach”的不同研究方法。具体地讲,如果我们要研究语言学理论,我们可以采取“从上至下”的路向:语言学 → 普通语言学 → 功能语言学 → 系统功能语言学 → 功能语法 → 元功能 → 及物性 → 过程分类等等,也可以从任何一点朝别的方向走,例如:系统功能语言学 → 功能语法 → 不同语法模式 → 加的夫语法模式,等等。

五、结语

本文探讨和强调的是把对加的夫语法的讨论放进更大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大框架中进行考察。首先,我们讨论了“语法”与“语言学”的差异,目的是澄清概念,以便于后面的讨论。接着我们根据黄国文[4]的研究,说明韩礼德创建的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所经过的四个阶段,这些回顾进一步探查了“语法”与“语言学”的差异。有关研究也表明,韩礼德的语言理论是从一个句法理论或语法理论(即阶和范畴语法)开始,发展成现在的普通语言学理论。

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表明,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各种不同“方言”(无论是“悉尼方言”还是“加的夫方言”)的人,他们都认同韩礼德关于语言理论的思想和假定、假设,有共同的研究目标,有共同(相同或相似)的研究方法,对理论、描述和应用之间的关系都有一致或比较一致的看法。因此,尽管他们在具体的语言研究问题上有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想法和做法,那是“内部的分歧”。

事实上,被福塞特看作是操“悉尼方言”的人,在很多学术问题上也是存在分歧的。例如,关于“体裁”(语类)的定义和讨论,哈桑[44]与马丁[45]所持的观点是不同的,这点在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

无论如何,学者之间的学术争论是推动学术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通过友好的学术争论和学术切磋,可以使我们在不同的层次上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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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伟)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ardiff Grammar and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WANG Hong-yang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Cardiff Grammar in terms of its place in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M.A.K. Hallidays theory of language.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ardiff Grammar and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by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Hallidays model of language. It concludes with the suggestion that variations within a theory of language should not only be tolerated but should be welcomed.

Keywords: the Cardiff Grammar;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Hallidays theory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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