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在虚实之间的爱情

2009-01-09 09:54钟晓毅
广州文艺 2009年1期
关键词:张洁爱情小说

钟晓毅1984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读在职研究生;1993年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文学所工作,现为所长。著有《走进这一方风景》、《穿过林子便是海》、《金庸传奇》、《在南方的阅读》等九部专著。曾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广东省第五届鲁迅文艺奖,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青年奖,广东省第六届鲁迅文艺奖,全国第八届优秀畅销书奖等十几种奖项。

我们在这冬日与春天交界的时分,重读张洁写于三十年前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不由得对于前面汨汨流逝的时间产生了一种迷失感,虽然我们曾被作者引领着穿梭于在当年那些清楚的时间标记之间,那些仿若遥远的思绪与情愫之中,但再回过头来比照眼下的现实,在大众文化追随着娱乐业和时尚业的时代,众声喧哗里,张洁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期盼与疼痛,都仍历历在目,深入心灵,更像梦醒时分的阵阵晕眩,不由自主地落入到作者的焦灼与追问中,无法断定叙述者叙述的到底是事实还是记忆,在应了纳博科夫关于好读者的那句话:“一个优秀的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想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 ①的同时,也将印证能一看再看的作品是好作品。

整个文明社会总要向着人的彻底解放的方向发展,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人的个性解放,人的情感的理想安顿。这种深蕴着“爱情复苏”主题的小说,在三十年前刚从“文革动乱”结束时人们的心目中,该有多么的轰动,尤其张洁又用了这么一个直接的题目“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没有看到内文故事,已有着惊心动魄的意味,因为她捕捉到了这种最富时代色彩的东西,虽然传达出了当时整个社会从情感的荒原渐次走出来带点欣喜又还有悲凉的典型心态,但毕竟是在一种恍然若失却又仿如有得的骚动不安中,描绘了一种带有挑战意味的生命形态,一种意味着卸下重负的解脱。

因而,“爱,是不能忘记的”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乃至今后,都会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心灵呐喊。

遥想当年,作为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形式”的轰动甚或大于“内容”,读者可以忽略了由于“十年动乱”对小说艺术的毁坏而存留下来的后遗症的严重,更多需求的是积压已久的情结的发泄,精神上的缓解。而不是故事的动听,人物塑造的合理。但张洁在此还是用了巧功夫的,她有着带着她小说创作特色的“叙事意识”,对叙事视角的选择已萌芽了,如W.C.布斯所说的“审美距离”的变化,即“间离”效果,也就是隐含作家、叙述人、小说中其他人物以及读者,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或道德或智力或情感价值上的审美距离,也可以说,小说所致力营造和表现的已经不是个人审美经验的描述,而是尽可能地使话语表现对象自身的内在引力得以充分的凸现。这在当时一批如同通讯、报道、大批判文章或线性叙述的混合体小说中,多么的新人耳目。

小说以“我”为主要叙述人,倒叙了“母亲”钟雨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小说一开头就颇有趣味: “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

当然,“我”并不是没有对象,这个对象在外形来说,还是很英俊的,如希腊伟大的雕塑家米伦所创造的“掷铁饼者”的翻版,有着线条优美的轮廓与五官,光看脸和身躯,大多数的姑娘都会喜欢他。而“我”的相貌和外形,作品没有详细提及,只是用了一句“我知道,已经有人在背地里说长道短:‘凭她那些条件,还想找个什么样的。”来形容,可见“我”并不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姑娘。

但饶是如此,“我”还是拿不准主意要不要嫁给那个“他”。因为“我闹不清楚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而他又爱我的什么?”

当我们追溯到人类最初的美好追求时,我们就会发现,因为人类不满足或不甚满意自己的本质,希望在追求中丰富自己,改造自己,希望给自己的“原我”注入更多的价值以及意义,从而成就一个“超我”,以此来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这是欲望也是希望的起源。

在“我”的心目中,好不容易熬过了严寒的冬天,将会看到繁华似锦春满园的时候,为什么不给自己选择更好的情感生活呢?虽然“我”很清楚,在商品生产还存在的社会里,婚姻,也像其他的许多问题一样,难免不带着商品交换的烙印。“我”和“他”也可以照大多数的家庭那样生活下去,生儿育女,厮守在一起,绝对地保持着法律所规定的忠诚……虽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在这点上,倒也不妨像几千年来人们所做过的那样,把婚姻当成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一种交换、买卖,而婚姻和爱情也可以是分离着的。既然许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什么“我”就偏偏不可以照这么过下去呢?

但纵使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理想和现实相悖的残酷,才让“我”回眸“母亲”钟雨的情爱故事。以此作指引抑或是悲悯乃至是求救?

钟雨在作品中的情境透出的人生隐喻、人间哲学或人生体验的独特深刻,在当时的文坛中令人刮目相看。她的故事中有激情,有质感,有意境氤氲出来的气韵,即使这是一个近乎“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

跟许多女性一样,钟雨在年青的时候也不懂爱情,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一定了解自己追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甚至别人的起哄也会促成一桩婚姻,等到你再长大一些、更成熟一些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可那时,你已干了许多悔恨得让你感到锥心的蠢事。你巴不得付出任何代价,只求重新生活一遍才好。”她把自己定位为“我只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不能从俗,自然就痛苦,在世俗的生活中,太过与众不同自然是行不通的。

但在钟雨的对于世俗不能相融的不愉快的感觉中倒也有一种赎罪般的快乐,这一是源于她自我的反思和自嘲,二是因为她已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她终于知道了她要的是什么。

这是现实中的爱情还是纸上的爱情?都是吧。她和那位老干部,在现实中的交集并不多,张洁细致写到的只有一次,她们母女要去听音乐会,与他在路旁邂逅,时间很短,但在“我”作为还是孩子的眼中,他们表现得很奇特: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脸上带着凄厉的甚至是严峻的神情,谁也不看着谁。母亲瞧着路旁那些还没有抽出嫩芽的灌木丛。他呢,却看着我:‘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真好,太好了,和妈妈长得一样。”

“凄厉”、“严峻”这些字眼用得很准确,母亲的爱情,其实已成了她和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生命中的大痛大恸,才会出现了如此“大爱无言”、“大爱若怯”的情形。

他们是相爱的,但因种种的客观原因不能相属,这在人世间,是比比皆是的,但大多随风而逝,隐藏在生存的深处;而张洁透过一个短篇,用她特有的叙述语言,用诸如告知、说明、倾诉、独白和说服等或此或彼的言说意图,把其中的真相昭然若揭,从而开始了她展开发现生存困境、寻找人生出路的文学旅程。

可以说,只要是女性作家,不管是不是女权主义者,都会对女性的生存境遇和命运予以格外的关注。张洁以一个“女儿”和“母亲”的交流、沟通与理解为角度切入,探索女性的生存境遇的严峻;当然,情与爱的失落并不是女性陷入困境的惟一表现,虽然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有倾向将人生困境的根源推给那场政治灾难或生活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新旧冲突,这种创作思路既与作家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生活现实和思维习惯有关,还与曾风靡一时伤痕文学思潮的广泛影响有关,但追究到深处,可以看出,她到最后的追问和期盼,是想作一种哲理性的昭示:政治动乱、习惯思维、世俗取向等都只是陷人生于困境的外在原因,造成人生困境的真正根源是人之为人。人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文化的存在;既是个体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既是物质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既有主动性,又有被动性;既有超越性,又有局限性;种种因素对立统一在一体之中,形成了复杂的人性,复杂的人生。

因此,张洁并不简单地去讽刺、揶揄乃至评判她笔下的人物。她只是借用英国大作家哈代说过的话“呼唤人的和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应答”来作自己深情的寄望: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既然世界是这么大,互相呼唤的人就有可能有互相不能应答的时候,那么说,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可是,那是多么悲哀啊!可也许到了那时,便有了解脱这悲哀的办法!

《爱,是不能忘记的》的超越性也正是在这里,张洁在三十年前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乃至今后仍然有令人每当念及都有如触雷电之感的感受,作品似乎蕴藏着一种不常见的百废待兴却有万物生长的奇异生命力,可以无限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月亮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个月亮,时代是进步了,但女性面临的困境仍然存在,在情与爱上出现的问题甚至更多更繁杂。张洁笔下“母亲”的爱情是一个过去式的爱情,但在“女儿”的眼中,却不是美好的爱情模式,她按图索骥,是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寻找到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所以这篇看似十分写实的小说其实内蕴着某种象征性的,这种象征性在今天仍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

“母亲”钟雨的故事使我们感到了爱情与婚姻相离的悲哀和她的坚持在世俗与非世俗之间的别无选择,张洁也做不到把情爱生活的惊心动魄的实质纳入到平平淡淡的世俗生活之中,作为一个坚守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爱情与其理想、信仰具有等同重要的位置,而且因为爱情的情感力量,更容易打动一位作家,因而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而且,张洁的思路比之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许多女作家还要阔广,她不仅描述了理想的爱情图景,而且并不诋毁男人,“母亲”爱情王国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伟岸的男性,一个铮铮铁骨的好汉,他们的悲剧是客观性的、社会性的,不关乎品质品性,所以就没有时下女作家对世俗社会的男性几乎都采取鄙夷的态度,在小说中把他们描述成了似乎都透着委琐、贪婪、霸道、阴暗、自私性格的小人的倾向,从而象喻了只有男女性双方的共同努力与合作,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情爱世界。

爱情与现实的冲突也许永远都会困扰着多情的男男女女。爱情主题的永恒性就在于它的悲剧性,爱情的这一悲剧性冲突说到底还是物质与精神的冲突,爱情的纯精神性使它一旦落实到现实的层面就矛盾重重。张洁强调了爱情的这一内在冲突,强调了这一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她的理想有虚幻之处,她的期盼也不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实现,但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的,只要我们有信心、肯努力、齐合作,未来的美好将会向我们款款走来。

①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第2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责任编辑朱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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