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做一件事:探索中小学外语教学规律

2009-01-12 08:42俞红珍
世界教育信息 2009年12期
关键词:外语教学外语交际

章兼中,华东师范大学外语教育学教授,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195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后留校任教。现任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地区外语教学法研究会理事长、上海章兼中外语教学法研究所所长。1958年起,历任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外语教研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外语教学法研究所所长、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世界银行贷款师专教育项目专家组组长、国家教委外语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外语教学学会副理事长和中国外语辅导类期刊研究会理事长。出版的主要专著有:《国外外语教学法主要流派》、《外语教学心理学》、《外语教育学》、《小学英语教育学》、《英国皇家督导讲座》、《中学实用英语教学法》、《中学英语教学方法与技巧》、《简明英语教学法》、《上海市优秀教师课堂教学实录》等;发表论文百余篇;曾主持“世界银行贷款师专教育调查”、“中小学英语积极学习实验研究”(与加拿大合作)、教育部“全国英语初、高中英语教学质量调查”(华东地区)、教育部“外语教学心理学实验研究”等项目。

记者:您在一些著作中对教学法进行了探讨,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对西方英语教学流派如直接法、听说法和交际法的学习和吸收,可谓兼收并蓄,请简要谈谈您的英语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章兼中:兼收并蓄是我一贯的做法。我的名字叫章兼中,曾用笔名章庸,一个“中”,一个“庸”,合起来就是中庸,取兼收并蓄的意思。我的英语教学思想主要有两方面:提倡积极有效教学法和直接拼音教学法体系。积极有效教学法中的“积极”是指师生积极动用各种感官,全身心地投入学与教的活动;“有效”是指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最大化的效果。它主要由“情景、情意、结构、交际、方法”五个因素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系,即在创设的英语情景中,教师指导学生怀着轻松愉快的情绪和克服困难的精神,积极、独立和合作地学习、运用英语知识结构进行沟通;同时,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掌握学习策略和方法,自觉调控学习过程。直接拼音英语入门教学法体系,是指在一定的口语基础上,培养学生能根据字母、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直接拼音和拼读单词的能力,让学生在基本把握直接拼音、拼读能力的基础上再学字母,最后再学音标。

我的英语教育思想的发展建立在广泛学习和了解国内外外语教学法体系和哲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并通过教学实验探索和研究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外语教学法体系。1958年,鉴于我国中学生无法通过阅读培养英语阅读能力的实际情况,经实验验证,我提倡加强在情景中发展英语听说能力,这样有利于综合培养听说读写能力。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解决语法翻译法存在的问题,我提倡大力培养言语实践能力,使语言规则为言语实践服务;在言语实践的基础上归纳语法规则,再指导语言实践;听说读写全面发展,不同阶段有所侧重等原则。20世纪70年代初,为解决中小学生读不出、写不出单词的问题,我提出按字母、字母组合发音规律直接拼音、拼读单词的直接拼音法。20世纪70 年代后期至今,我开始对积极有效教学法和直接拼音法体系进行全面和深化的实验。20世纪80年代,外语界主流观点认为,听说读写不是我国外语教学的目标而仅仅是手段,实际目的是培养语言能力,我则认为学生学习外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听说读写,而不仅是为了掌握语言知识。在制订和讨论基础英语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目标时,我提倡发展能进行听说读写交际的能力,而不是社交能力,更不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用英语进行思维的能力。

记者:您一生都坚持在中小学进行教学实验研究,请您谈谈各阶段实验研究的具体目的、内容和结论。

章兼中: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始终坚持通过外语教学实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外语教学法体系。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上学期,我被派到无锡市第二中学,在那里进行了小范围的课堂教学改革实验,目的是突破大纲规定的通过阅读培养单一的阅读能力,尝试在情景中发展听说能力,兼顾读写能力的培养。课文、语音、单词和语法等内容的教学大多在创设的情景中进行。为指导大学生教学实习和向无锡市全体英语教师进行教学展示,由外国教师在实验班上了一堂全英语的观摩课,并得出需要加强口语教学的结论。1958年下学期,我参与创办华东师大二附中并兼任外语教研组组长,开始了长期的教学实验,实验目的是发挥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加强口语教学。实验的过程和结论都以文章形式发表在杂志上,如《当小老师》、《用外语上课》和《怎样组织和运用课堂用语》等。

第二阶段: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全国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上海成立了中小学外语课程革新委员会,我担任课程编写组组长。我们根据当时外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改革,提出九年三个阶段的教学目标:小学二年级至五年级以听说为主,注意培养阅读和书写能力;中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全面培养听说读写能力;中学四年级至五年级在听说读写基础上以提高读写能力为主。同时,我们还提出:建立从语言实践需要出发,语言理论为语言实践服务,培养学生熟练运用外语的新体系;根据学生语言实践需要,按一定题材安排语音、词汇、语法材料;教材内容适当集中安排,以便学生就一定题材内容有联系地进行语言实践活动;语言实践基础上授予相应的语言理论知识,以便学生更自觉地掌握语言实践能力;听说读写全面发展,不同阶段有所侧重等。

第三阶段:“文革”期间,我们在二附中暗地进行了初一到高三的第一轮实验。鉴于当时政治口号式的教材很难发展日常口语和读写能力,我主张在实验中自编改革教材,探讨全面提高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教学方法。教材大致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革命而学习(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等)、锻炼身体、参加文艺活动和劳动,以及欢迎外国朋友等。第二部分:讲授10个革命英雄人物故事,并分别配有6~8幅图画,由学生用英语向全校学生宣讲。第三部分:把电影《闪闪的红星》编译成英语剧本,让学生学习。学生学完后将它搬上了学校舞台,向全校师生演出。第四部分:在学校里布置一个学生支援西藏事迹的宣传室。由学生把它翻译成英文并向全校师生宣讲。这些活动既培养了学生的听说能力,也发展了学生的读写能力。尽管这些教材很不完善、很不系统,但由于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学习紧密联系,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恢复高考制度后,这批学生的英语高考成绩名列前茅。这次实验取得的成果发表在《人民教育》上。

此外,这一阶段还在小学进行了直接拼音法实验。在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革新教材进行反思之后,我发现有些学生不会拼读单词,只会死记硬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一次,我突然想到,可以不通过音标,直接根据字母、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拼读单词。于是,我编写了《直接拼音英语入门》教材,并在小学里进行实验且效果良好。有关这一实验的过程和结果我写入了《外语教学心理学》一书。

第四阶段:1978年~1982年,我在华师大二附中进行了从初一到高三的第二轮实验。这次实验也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首次采用引进教材《新概念英语》并尝试将其与本土教材相结合。在实验中,我们以引进教材为主,主要发展口语,兼顾培养读写能力;以统编教材为辅,主要发展读写能力,兼顾培养听说能力。1985年教育部全国英语教学质量调查显示,整个实验年级高三毕业高考总分93分,名列全国榜首。高三实验班学生还做了研究生的试卷,结果都合格,此外又与华东师大英语专业10位大四高材生座谈讨论,其口语水平受到组织座谈会的英语教授的欣赏。这轮实验的主要成果是形成了“情境、结构、规则、交际”教学方法体系,总结了一系列教学原则,除继续贯彻已归纳的教学原则外,增加了如初步掌握听说读写能力作为交际工具;引进教材和统编教材相结合;双基、能力和智力协调发展;各阶段严格要求,层层把关;情景、句型、语法三结合;在不增加负担的条件下适当提高程度;合理安排时间;提高课堂教学40分钟的质量或层次;听说领先,读写逐步跟上,最后达到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等等。实验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学校纷纷来实验班参观听课。根据实验结果,我发表了多篇文章并写成《外语教学心理学》一书。与此同时,我进一步总结了英语教学三段九步教学模式:“整体-部分-整体”三个阶段和“复习-导入-理解-记忆-表演-朗读-运用-书写-拓展”九个步骤,并在《小学外语教育学》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第五阶段:1984年~1992年,华东师大和加拿大合作进行中小学英语积极学习的实验,旨在面向全体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大面积提高薄弱学校英语教学的质量。我们选择了上海市闸北区非重点薄弱学校青云中学、闸北三小,普陀区的云岭中学和静安区的华东模范中学等同时进行实验,明确采用行动研究方法,针对薄弱学校存在的“12轻12重”的教学问题进行改革实验。小学实验从三年级开始,初中实验从初一开始。三年后,三所中学的中考成绩都超过区重点中学,甚至达到或超过了市重点中学。原先的“情景、结构、规则、交际”教学法体系提升并完善为“情景、情意、结构、交际、方法”的积极有效教学法体系,增加了“情意”和“方法”两个因素,而“结构”和“规则”合并成一个“结构”因素。实验中,我们又提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面向全体学生,注意个性特征;增强自信心,激发学习兴趣;积极主动参与情景中生动活泼、相互协调的交际活动;强化相互合作的小组活动,指导学生学会课堂学习的方法;扎实打好双基,提供足量的听、读理解输入,加强说写能力培养;充分利用现代化工具;积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层次;采用多信息、快节奏、高密度、勤运用的教学原则和情景、结构、启发、交际教学模式。后来这个方法在华东地区50多个学校进行实验,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六阶段:1996年~2001年,我在温州市郊区的南郊中学进行了五年实验,实验中采用直接拼音教材和通用教材(人教版)两套教材。一开始,那里的老师压力很大,甚至感到委屈。一年后,期末考试成绩却让教研员对参加实验的老师另眼相看。最后,实验班在温州市中考成绩中名列前茅。第二轮实验班的中考平均成绩居温州全市之首。此后,我们在上海市徐汇区一所薄弱学校(龙山中学)进行了初中四年直接拼音法和市编教材相结合的实验。结果,学生英语语言知识得到扩展,听说读写能力水平大大增强,实验执教老师徐志萍后来被调任区教研员,并继续兼任实验班老师。此后她把这一方法推广到其他20几所薄弱学校,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记者:中国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英语,一直到大学甚至硕士、博士都在为学好英语而努力。学生花费很多时间学习英语,但效果不甚理想。您认为症结在哪里?

章兼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外语教育政策不稳定。1952年,政策规定初中和高中只教授一种外语,俄语或英语。在抗美援朝时,人们都认为英语是帝国主义语言,因此学校大多取消了英语课,开设俄语课。上世纪80年代初,政策规定没有条件的小学停开外语课,结果北京只剩下三所学校继续开设英语课。当时我就提出,可以将“没有条件的小学不开”理解成“有条件的小学可开”,于是上海的英语课得以保持。可见,政策不稳定是导致外语教学质量低下的首要因素。第二,教学方法摇摆不定,要么强调语法为纲,要么强调培养阅读能力,或者强调口语,强调任务型、强交际,这使得教师无从应对,外语教学质量受到影响。第三,英语师资质量欠佳,特别是小学,很多非外语学科的教师临时转行教英语。甚至一个教师同时教几所学校的英语课,教师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上来,更谈不上教学质量了。第四,对中小学英语教学法研究工作不重视。在高等师范院校,英语教学法学科属于三、四级学科。在中小学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不被承认,只能转写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教育学等专业的文章。由此造成基础外语教学法研究队伍数量不足,质量难以提高。第五,教材模式单一化,对于教材使用和教学方法研究也不够。另外,英语教学既要强调基础性,扎实打好学生双基,也要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的能力。

记者:我国现在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孩子在小学学习英语时开开心心,但到了中学阶段就开始感到困难,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应该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章兼中:我认为两级分化问题的根本在小学英语教学。实际上,入门最重要,过去西方教学法流派研究的大多是入门教学。现在小学虽然开设英语课了,但对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研究不够。小学英语教学表面上很热闹,课堂活动看起来很多,但一旦让学生用英语对话交流就不行,这也导致很多学生学无兴趣。兴趣是靠学会英语得来的,是靠在听说读写活动中运用英语培养出来的。只有听得懂、说得出、能读、会写,他们才有成功感,才能产生学习兴趣,仅依靠外在的激励是不会持久的。

另外就是中小学教学衔接问题,不解决小学、初中、高中三级分开管理的衔接问题,就很难消除两极分化现象。现在两极分化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了,而且还比较严重。小学老师说初中教学方法没衔接好,中学老师则说小学老师没教好发音,学生基础知识没掌握,高中老师又说初中英语基础不扎实,相互抱怨。现在有的地方搞一条龙实验,这种实验较适合外语学校,因为外语学校的管理制度就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统一管理的,但对于小学、初中、高中分级管理的一般学校来说,衔接就有很大难度。所以,我们还需从教学思想、目标、教材、方法等各方面整体解决中小学英语教学的衔接问题。

此外,关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改革,我还想谈几点感受。第一,在小学开设英语课问题上,我认为,小学,特别是广大农村小学,大面积开设英语课速度太快,师资跟不上,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所以,我建议着重加强小学英语教师的英语专业和教学能力,特别是正确的语音语调的培训。在课时方面,小学英语每周2课时少了一些,学生前读后忘,效果不佳,建议适当增加1~2课时。小学英语教学过程中还存在过多“为活动而活动、为兴趣而兴趣”的教学现象,建议教师设计蕴涵英语语言知识学习、英语技能训练和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的生动活泼、富有趣味性的英语活动。第二,语言教学目标定得过高和繁杂,不利于教师实施,需要务实一些。第三,教材内容脱离我国学生,特别是广大农村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英语教材内容大多是描述外国和城镇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活动,建议重视教材联系我国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活动实际。第四,教学方法单一化,过分强调任务型教学,以致教学过程的教学步骤1、2、3都改成任务1、2、3了。我认为应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阶段、不同学习特点和规律,对症下药,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第五,学生自创的中国式英语太多。教师要引导学生灵活运用教材中的固定结构、典型句型表情达义。最后,现在一本教材至少配3~4本练习册,校长、教师、家长迫不得已接受和实施题海战术,严重影响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发展,建议一本教材配一本练习册,加强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情景中灵活运用所学英语知识进行沟通的能力,提高课堂教学的层次。

记者:过去10年来,我国部分有条件的中小学在部分学科里开展了双语教学实验。您如何看待我国中小学实施双语教学实验?

章兼中:对于双语教学,我自己有过这方面的学习和教学经历。我读高一时,物理教材是原版英文教材,老师用英语教授。我们一拿到新课本就急着先预习并赶快查字典,以免上课听不懂。在老师上了几个星期后,学生还是接受不了,老师只能换用中文教材,用中文教学。上世纪80年代初,我选编了一本英文代数教材,并做了中文注释,作为其他学科采用英语教学的一种补充或拓展材料,目的是巩固学生所学英语语言知识,发展其语言阅读能力,扩大其知识面和加强学科间的联系。但这只是校本英文选读教材,不能称作双语教学。双语教学在加拿大实施得比较好,其主要原因是它有比较好的双语环境。1984年以及随后几年,我参观了加拿大的几所双语学校,它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进行双语教学。目前我国缺乏这个环境,所以实行双语教学还比较困难。

记者:您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就组织和参与了上海外语教学大纲的制订及教材的编写工作,后来也参与了全国中学英语教学大纲的制订。您是否同意当前《英语课程标准》的一些基本理念?

章兼中:《英语课程标准》中有许多先进的教学理论,以及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策略和方法,但我觉得有些问题还需探讨。比如,在指导思想上, 它以建构主义和语言习得论为指导。建构主义提倡主体性、个体性、建构性等,它们对教学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过分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师生之间的互为主体性;过分强调个人的自我建构往往会忽视英语知识和交际社会性的客观本质特征以及感知、学习和活用文本知识的重要性;过分强调知识被创造,忽视英语词语的社会规定性和发现英语知识内在的结构和规律性,这可能造成中国式英语的泛滥。我想外语教学还是要强调让学生发现一些基本规律,学习一些基本规律,这样才能使学习效果更好。语言习得论强调在自然的外语环境中获得语言能力,在目标上强调培养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用外语进行思维的能力,这样的目标规定得实在太高,很难实现。《英语课程标准》提倡强交际的任务型教学方法,并要求在真实情景中完成真实任务,这不但实施起来困难,还可能造成教师忽视双基训练。另外,《英语课程标准》过分强调体验性,教师往往会忽视学生的认知学习,这不利于我们研究学生学习掌握外语认知心理过程的规律。

记者:在英语教学研究领域,习得和学习这对概念经常被人提起。您认为这两个概念有何不同?我国中小学能否实现英语习得?

章兼中:这个问题很好。现在中国很多师范院校对师范生都开设语言习得课,但没有教育实践课。我认为习得与学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习得在自然情境中发生,与儿童习得母语过程相同,而学习是在课堂教学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活动;第二,习得是在自然情境中获得的,不需要教语法知识,学习则要求在课堂教学中学习语法结构和规则;第三,习得是无意识的,而学习是有意识的;第四,习得不需要语言示范和模仿,而语言示范和模仿是学习必不可少的;第五,习得强调在交际中实际体验,而学习强调学习的认知过程,强调从理解、巩固到运用的认知过程。我国英语教学基本上还是要以学习为主,习得为辅,完全靠习得是不可能的。

记者:您早些时候在教学第一线时就开始做教学研究,现在很多领导要求中小学教师做课题研究,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能否谈一下今后英语学科教育研究的重点和方法,以及对年轻一代英语教育科研工作者的期望?

章兼中:中小学英语教师要做科研,通过科研可以提升英语教学的理论水平,并指导和提高英语课堂教学的质量。当然,中小学教师与大学教师的科研应该有所不同,中小学教师要发挥自己的特长,立足自身的教学实践来研究。中小学教师应多采用行动研究法,根据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用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方法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些。大学教师研究课题的理论性可能比较强,他们可能更多地从文献、资料等出发进行研究,但即使这样,如果他们要进行基础英语教育研究,也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然后再上升到理论,为中小学基础外语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今后,英语学科教育研究的重点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研究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外语教学体系。我们应以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发展人的全面素质的角度进行研究,从学生运用英语语言知识的交际本质出发来研究英语的教与学。至于方法,我还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到教学实践第一线去总结和提炼,进行实验探索和研究,解决实践问题,并上升为理论。我们还要多借鉴西方语言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在这些方面,年轻一代英语教育科研工作者做出了很多成绩。此外,我觉得研究中小学英语入门教学很重要,但人们往往认为其是小儿科而忽视,其实如果英语入门基础打不好,会深刻影响学生的后续学习,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

(俞红珍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 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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