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间乐舞的风格特征

贾 嫚

乐舞作为生命跃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说是与人个体共生死,与民族同荣衰的艺术形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从手舞足动、大声啼哭便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可以说乐(大声啼哭)、舞(手舞足动)是与生俱来,在语言、文字尚未产生之前,人类就开始运用声态语言、肢态语言传递信息,传授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技能。在中国远古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借助乐舞来反映社会发展、劳动生活和美好的个人情感愿望。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①这是中国较早反映舞与乐相结合的文字记录。这种以“乐”统称,以诗、乐、舞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历经岁月的涤荡流播,愈发丰富多彩。近些年来在全省范围内已相继挖掘出不同风格的乐舞400余种。集乐、舞之精华,融民间美术、音乐、文学、杂技、戏曲、民歌、工艺、巫术、宗教等为一体,通过各种民间节日、节会、春节和正月十五,在各地民间进行集中展演。如关中各地俗称的“耍社火”,陕北俗称的“闹秧歌”,陕南俗称的“耍灯”。陕西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差异,形成关中、陕南、陕北三大地域,这三个不同的地域风格,形成了代表陕西民间乐舞风格的整体因素。陕西民间乐舞作为文化载体的传统表演方式,承载着古秦地人民的民风世俗、传统观念、审美意识、思想信仰等,它所架构的文化艺术空间,是秦地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的积淀。本文以下列几个方面来论述陕西民间乐舞的风格特征。

一、图腾崇拜的遗风

“图腾”是印第安语的音译,意为“他的血族”。远古部落有着共同崇拜和信奉的动、植物及生物和自然现象,认为这是能够主宰本氏族祸福的神祇,因此形成部落的一种独特标志,成为一种传统观念和审美意识,影响着人的思想、感情、观念、意识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图腾标识及其活动本身含有一种团结全民族的凝聚力,它既是一种类似宗教的信仰体系精神的象征,也是维系氏族社会内部整体力量的社会结构,并包含着积极的社会意义”。②

图腾是氏族社会的精神统治者,它对整个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是人类文化艺术发展最重要的渊源之一。这种综合性艺术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丰富,人们所信奉的不仅有动植物、日月星辰,还有自然现象如雷、电、水、火等,这都是远古人类所崇拜的图腾符号。这种图腾崇拜在今日的陕西民间乐舞表演中,仍然保存了许多的远古遗风,有以表现动、植物为内容的,例如龙舞、凤舞、舞麒麟、跑莲灯、鱼戏莲、梅花舞、荷花舞等等,这种以拟人的手法表现各种动、植物为内容的民间乐舞和社火节目,都具有原始图腾崇拜的遗风。麒麟被看作是一种体现和平安定的文化符号,据《史记·孔子世家》裴骃《集解》引何休的说法:“麟者,太平之兽,圣人之类也。”这种雄曰“麒”、雌曰“麟”的麋身、牛尾、狼蹄、一只角的北方奇兽已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图腾,在民间舞蹈及社火表演中有麒麟送子、舞麒麟等。在汉代代表四方的四神则为东青龙、西白虎、北玄武、南朱雀。据《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条:“苍龙、白虎、玄武、朱雀,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③而与之相关联的拟兽乐舞也已出现,据张衡《西京赋》所说:“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④从张衡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当时这种带有拟兽乐舞的歌舞表演,正是图腾崇拜对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图腾崇拜的提炼、概括和升华。这种原始图腾崇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融合时代特征、个性观念、审美认知和宗教信仰,使民间乐舞具有更为深远的内涵和意义。

二、古老的“驱傩”民俗

傩简单而又粗犷,保持着浓厚的原始群舞特点,源于古帝颛顼时期,又说由黄帝时巫咸创制,郭沫若先生释为“魌之初文”⑤。“傩 ,假借为魌字”⑥,表示驱除疫鬼“魌”,源于原始时期,是古人祓禳的一种仪式。这种古之旧制的驱傩活动,历经秦汉、魏晋六朝,不断趋于乐舞化、戏剧化,至唐后蜕变为一种既娱神又娱人的艺术活动。尤其是古老的侲子驱傩和广泛使用的沿门逐疫,更具代表性。

用侲子驱傩的乐舞发展至今,不论形式、程序发生多大变化,但乞祥纳福、驱除疫鬼的内涵却一直保留至今。在陕西汉中地区流传一种驱傩活动——跳端公,端公和小童是活动的主角,相当早先的方相氏和侲子,端公头戴方巾,面戴兽头面具,身穿半截红道袍,腰束以宽带,手执拂尘。童子脸上稍有化妆,头戴一顶环形帽子,身穿绿袍,童子手提一个篮子,边舞边唱。端公和童子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在胡琴、鼓板乐声中驱傩除疫。整个活动诙谐幽默、轻松活泼,具有积极的说教意义和娱神娱人的双重意义。

在秦、汉时期,有“十二兽吃鬼歌”及其表演过程。动物加入到驱傩仪式中,使驱傩形式更为丰富。唐白居易在《西凉伎》诗曰:“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⑦陕西民间巫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外来的不同文化,在不知不觉中使外来文化的狮舞与土生土长的傩仪已完全结合为一体。在陕南城固流传的民间乐舞“耍狮子”中“麒麟送子”就非常有趣,每年春节群众请狮子队沿门逐户到各家门前表演,当地人们认为狮子队的进入可消灾免难,四季平安。当狮子队来到家户院门前时,先请狮子(假面人扮)在堂屋内参神拜祖,求神保佑;如果家中有幼儿,常请狮子表演“过关”,即由引狮子的表演者头戴狮子面具,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将孩子送进狮子口中,舞狮子者再将孩子递送给舞狮尾者,最后从狮尾传出落在早已备好的大箩筐中,随着乐声就着节奏以示“麒麟送子”,期望孩子长大后大福大贵、前程似锦。这种具有古老遗风的沿门逐疫驱傩活动,其性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在陕西各地区县志中有不少关于傩仪的记述。《商州府志》记有:“十五日为元宵节,昼则演出高跷耍社火,夜则比户张灯放花炮及竹马花灯火狮龙灯之戏,歌舞达旦,观者如堵,先圣所谓乡人之傩仪也。”⑧《宝鸡县志》中记:“每年新春邻中亲族相互来往,拜贺年节各饮春酒,上元前数日乡中为傩戏竹马闻元宵。”⑨这些记述说明了民间社火舞蹈中具有傩仪的性质,陕西民间乐舞“傩”所架构的文化艺术空间,正是秦地民众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的积淀。

三、继承古代军阵乐舞风格

鼓在古代军阵乐舞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体现促进,表达象征“天地之和”的最重要的祭器,也是古代军阵必备战器。

《初学记》卷一引《抱朴子》佚文:“雷,天之鼓也。”⑩意为雷霆是天在击鼓。《易经》称:“鼓之以雷霆。圣人则之,不知谁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万物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11}雷声的状态与鼓声相同,同样能“鼓动万物”的复生与萌长。鼓声是雷声的摹拟,雷兼有“天鼓”之称,同样,“鼓”也是天雷之音,是“天音”。因此,不论是天之鼓“雷”,还是地之鼓“鼓乐”,均具有传达人情与颁布天意,沟通神灵的重要作用。所以,《礼记·乐记》说,古代乐舞(鼓乐)具有调燮天地、阴阳、人神万物的“中和”特质和功能。

鼓可传递时间信号,又可跨越空间传递信息,它不但能鼓舞士气,还能震慑强敌,犹如前举战旗。如《论语》中“鸣鼓而攻之”。军阵乐舞发展至今,在陕西民间流传的鼓舞约有40多种,其中大部分都和古代军旅征战生活有关,有不少节目是在古代军旅中流传,尔后反馈于民间。例如享誉世界的陕西安塞腰鼓,它的历史得溯源于秦汉之时,据有关资料介绍,驻守在陕西省北部安塞县的士卒们曾以腰鼓为装备,遇敌攻击时,击鼓传递信号;与敌对阵时,击鼓助战;一旦取胜,则击鼓庆贺。而后逐渐演变发展,成为打红陕西角角落落、蛮盛全国、震撼世界的安塞腰鼓。由于它属军阵乐舞之类,是古时用于征战助阵、报时报警的一种工具,所以迄今为止在表演打腰鼓时,舞者亦以骑马蹲裆挥槌击鼓为主要姿态,并配以舞蹈动作,以踢式、打式、头式、腰式、鼓式、群体合、围、分进行表演,雄健的舞姿,欢乐的节奏,阳刚的气质,灵巧的步伐,纯朴的真情,在铿锵的鼓声震撼下,舞者双槌飞舞具有龙腾虎跃之势,伴以脚下蹬起的黄沙尘浪,使舞者如同驰骋沙场上的将士进行着激烈拼杀和搏斗,充分再现了古代军旅征战的壮阔场景。除陕北安塞腰鼓外,现流传各地的有洛川蹦鼓、华阴素鼓、澄城红拳鼓、咸阳牛皮鼓、乾县蛟龙转鼓、韩城行鼓和百面锣鼓、陕南羊角鼓等,有的反映古代军旅士卒习武操练,征战撕杀的战斗生活;有的则表现军旅凯旋浩大的庆典场面以及欢快强烈的喜悦气氛。它们从各个方面再现了古代军阵乐舞风格,也树立了舞与乐结合的完美典范。

陕西民间乐舞是秦地民众情感认知的形式载体,体现了秦地人民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凝聚了深层的民族文化基因。从萌起之时历经漫长的岁月流变,其形态尽管随着时空的转移发生了诸多的变异,但基本特征却顽强地保存了下来。陕西民间乐舞的潜层表象揭示人类原始本能、自身的潜性思维,以及原始宗教与乐舞艺术内涵辩证关系之依据,其所架构的文化艺术空间,具有独特的文化史研究价值。

①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2月。

②杨洪冰《乐舞〈轩辕黄帝颂〉的文化阐释》,《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③王子今《史记的文化与发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④张衡《两京赋》,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卜辞通纂考释(考古篇第二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朱骏生《说文通训定声》,上海:世界书局,民国二十五年影印清代道光本,1988年版。.

⑦曹寅《彭定求等编纂.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上海:中华书局点校本。⑧范启源《商州府志十二卷》,陕西:嘉庆二十年本。

⑨曹骥观《宝鸡县志十六卷》,陕西:乾隆本1922年本。

⑩萧兵《中庸的文化省察》,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

{11}王利器《风俗通义下》,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贾嫚 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