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醒生　心潮澎湃的日子

冯嘉雪

曾经，张醒生是体制内“又红又专”的干部苗子，后来，他又成为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现在，张醒生正在向人生的第三阶段跨越——投身于公益环保领域

人物素描

1970年，“中学毕业”后的张醒生被分配至北京长途电话局工作。1974年，因在工作中表现优异，张醒生进入原北京邮电学院学习载波通信专业。1977年毕业后，张 醒生继续就职于北京长途电话局、北京电信管理局，后任职于原邮电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通信建设总公司，曾是原单位年纪最轻的处级干部。

1990年，张醒生跳槽至爱立信北京代表处，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招收的第一批专业人士。在爱立信，张醒生历任市场代表、市场经理和业务开发及公共关系经理等职务。1994年，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张醒生被任命为业务开发总监，1996年，升任至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移动电话部总经理，1997年成为爱立信（中国）公司执行副总裁，先后兼任北方地区业务总经理和全国网络运营公司总经理。

2003年4月1日，从爱立信离职的张醒生加入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任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上任半年，便完成对太平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的核心HRM和BI业务资产收购，使亚信迈出了从“全电信”服务提供商转型到“全解决方案”提供商的第一步。当年第三财季，亚信开始恢复赢利。

2005年4月27日，张醒生卸任亚信副董事长、CEO兼总裁职务，被聘为亚信荣誉董事和顾问。此后，张醒生全心投入风险投资，过上了自由人的生活。

2008年，张醒生正准备与一批中国企业家到美国考察当地NGO组织的发展情况时，被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找到，当时TNC刚刚制定了全新的战略规划——计划到2015年，联合其他NGO组织保护好地球上10%的生物多样性区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家NGO组织像商业组织一样立下vision（远景）。”被打动的张醒生最终接受了TNC的邀请，于2008年10月23日正式出任TNC“北亚区总干事长”一职。

这之后，张醒生才发现，商界人士投身环保领域是目前的一个潮流，例如TNC的前任理事长正是美国现任财长保尔森，而原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纷纷成立或加入各种组织，致力于改善全球气候。

做NGO组织的区域负责人，听起来不如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的名头引人瞩目，也没有做投资人时一掷千金的潇洒。但上任一个多月来，张醒生到TNC建立的几个保护区考察之后发现，让他感动的事情越来越多，他越来越喜欢这个新角色，觉得比过去看公司的财务数据要开心得多。

“其实做环保也是一种投资，只不过投的是地球的未来。”张醒生满意地说。

1979往事

1979年改革的春风，让原本在学校和单位就十分活跃的张醒生心花怒放，他一度成为各个单位舞会的常客。

然而，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思想的解放、迈开的舞步，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张醒生逐渐意识到，拥有知识才能获得光明的前途——虽然他当时没有料想到，有一天自己的职业轨迹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那一年不经意间做出的决定，已经暗示了他未来的职业走向，而那一年美好的生活，也让他永远铭记。

1979年，张醒生已经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回到位于复兴门的北京长途电话局继续工作。那时候，北京的高楼屈指可数，而矗立在长安街边的电报大楼、长话大楼自然就格外显眼。因此，每当有人问起张醒生的工作单位时，他总是很自豪，经常是用手一指，“我就在那两座最高的大楼里工作。”

由于当时张醒生所在的岗位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因此白天他和同事们都是一身制服，工作起来也是严肃认真。但一下班，他就像换了一个人，换上喇叭裤、蛤蟆镜，甚至后来还托朋友从香港买了一套西服，然后出门——跳舞去。

“那时候，我们爱跳舞的年轻人有一个自己的‘圈子，大约五、六十人，经常聚在一起。”张醒生说，当时他是一个地道的舞迷，只要一听说哪个单位组织了舞会，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工会搞到舞票，呼朋唤友赶往舞场。

当时，年轻人最时髦的一件事就是成群结队地骑着车自行车，带着漂亮姑娘聚在一起跳舞。当然，所有这些解放都源于一个信号的出现：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那一次的联欢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参加的大多是一些领导干部和文艺团体青年，想要拿到入场券，自然不容易。而张醒生无疑是幸运的，连续6天的舞会，他场场不落。

“那次是海政、空政等几个国家级的交响乐团和军乐团现场演奏，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么辉煌的舞会了。”当年宏大的场面，张醒生仍历历在目，事实上，他后来也没有机会再参加那种大型舞会了。因为就在转过年来，1980年6月，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之后的几年，人们跳交谊舞的热情也降至冰点。

年轻人的生活总是丰富多彩的，更何况在改革开放之初，被禁锢多年的人们似乎一下得到了“张扬个性”的权力，张醒生将当时年轻人“最时尚”的生活标志总结为：诗、歌、舞。

“大约就从1979年开始，我看到了大量地下刊物。”张醒生所说的“地下刊物”，很多是大学校园内的学生自己创作的，高考恢复第一年后，大学生们喜欢“油印”各种刊物，将自己的诗作、言论发表于其上。

虽然当时张醒生已经离开了校园，但他经常和自己那个“圈子”的朋友们组织一些小型聚会，有人念诗，有人则弹着吉他，唱邓丽君的歌曲。

而在冬天，最受年轻人推崇的户外运动则是滑冰。虽然文革期间也有人滑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心情不一样了，开始滑冰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从1979年开始，北京有了大规模的‘夜场。”张醒生说，当时年轻人滑冰都喜欢黑龙江出产的“黑龙刀”，锋利又耐用。“我们滑冰也是一群人一起，不过那时候滑冰不是为了滑冰，男孩子们是为了找女朋友。”

20年后，出现了一部名为《梦开始的地方》的电视剧，张醒生说，那里面反应的就是当年他们的生活。以至于张醒生在2001年出国休假时，和女儿连续几天将这部电视剧一口气看完。通过这部戏，女儿也了解了他们那一代人的过去，在一次聊天中，她对张醒生说，“我觉得你们那一代人挺棒的，比我们现在有意思多了。”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以及其后的一系列的部委改革，张醒生的转变也许不会那么快。

文革期间，张醒生所在的电信局曾一度由军队接管，实施严格的军事化管理，1973 年5月，中央决定恢复邮电部，邮政、电信再次合并，但邮电管理局仍实行以地方为主的部省双重领导。1979年7月，国务院决定，邮电系统恢复实行以中央为主的部省双重领导体制。从1980年起，各项计划改由邮电部集中管理。

“所谓恢复实行以中央为主的部省双重领导体制，即在中央设立邮电部，在地方设立邮电局。”张醒生说，改革开放后，国家决定大力发展邮电事业（中国当时连长途自动电话都没有），需要大量投资，因此就改由中央统一调配资源，加大对通信事业的发展。

正是从1979年开始，邮电部提出要为实现通信现代化而努力，并准备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了选拔和激励人才，邮电部也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并开始进行职称考试。

1979年初夏的一个傍晚，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槐花的香气，两个年轻人推着自行车走在长安街边。“当时我和一个同事刚刚下班，边走边聊天。”张醒生说，当时两个人都感到最近单位的工作氛围发生了变化，不禁感叹，“改革开放之后，看来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玩了。”

但是改革开放到底会对每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这些年轻人又将从何做起呢？“既然国家提出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那将来外语一定很重要。”同事的一番话提醒了张醒生，对，就从英语学起！

第二天，他骑着自行车就到西单买了一台“葵花牌”收音机。当时，广播电台正在播放“陈琳英语”，张醒生又买了一套陈琳编写的英语教材。

上大学前，张醒生并没有学过英语，而上大学期间，由于“张铁生事件”导致大学干脆将英语课停掉了，最后他们这些工农兵大学生被集中在一起，总共就学了一个月的英语。张醒生之前的水平可想而知。

因此，张醒生就跟着广播，从abc学起。另外，当年夜校也被恢复了，张醒生便在工人文化俱乐部报了一个英语班，加强学习。

然而，就是学英语这件事，还在张醒生的单位造成了一个小小的轰动。“有时候我背单词被别人看见了，他们挺惊奇，哟，这小子还会英文啊。”张醒生说，同时，对于他花那么大力气学英语，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几年乃至十几年之后，正是一门英语让他有机会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一年之后，1981年2月，所有邮电系统的工农兵学员被送回邮电学院脱产学习1年零8个月。“回炉”之后，发给考试合格者大学本科文凭，不合格的只给予大专文凭。而拿到本科学历就能拿到工程师职称，拿到大专学历则只能拿到助理工程师职称。

当时的张醒生，早上念英语，9点开始上课，下午自习完就直奔夜校上课，晚上躺在宿舍上铺的床上带着耳机继续背单词。

张醒生将那段时间的学习称为“知识的蜕变”，事实证明，那一段学习的确为他日后的职业发展铺平了道路。

1981年，国内首次恢复公派留学，由各部委推荐人选后参加考试。由于领导对张醒生会英语留有印象，因此他被推荐参加了考试，经过层层筛选，张醒生以第6名的成绩（当年邮电部一共选拔6人）幸运过关。

此后，张醒生被外派的机会逐渐增多，与跨国公司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990年，张醒生从众多力邀他加盟的跨国电信巨头中选择了爱立信，开始了全新的职业经理人生涯。

【对话张醒生】

《中国新时代》：1979年，您感觉周边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醒生：当时人们的思想明显开始活跃起来了，到处都有人发表自己的言论，西单民主墙当然是最热闹的地方，那里也在1979年到达了顶峰。另外，我比较关注的英语角也多了起来，当时我经常去的是月坛公园和紫竹院的英语角。

《中国新时代》：1979年，您还到过其他城市吗？

张醒生：我那时候喜欢到处玩。当时我有一个同学在广州，他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当然很高兴。一到广州，我才发现，那里已经受“南风”吹拂，和北京大不一样了。当时广州已经出现了一些娱乐场所，当然和今天的不一样，其实就是有人在台上唱歌，底下摆上几张茶座，还可以跳舞。

我的朋友还带我去了南湖宾馆、东方宾馆，当时的感觉就是耳目一新，到处都有人抽洋烟、喝洋酒。在那些娱乐场所，彼此的称呼都变成了“先生”、“小姐”，而在北京，大家还是叫“同志”呢。

《中国新时代》：您1977年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后，曾经有过一段轻松而愉快的时光，后来是如何发生转变的？

张醒生：首先还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出，我国的邮电事业也要加快发展，单位内部的工作氛围和过去不一样了。通过和一个朋友的谈话，让我意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那也成为我人生中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正因为学习了英语，让我给领导留下了印象，我才有机会参加公派出国的选拔考试，才有勇气走进那个考场。最后选中的6个人中，我是唯一的工农兵学员，其他5个人都是过去的老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