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理由（三题）

女　真

女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编审，一级作家。写作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作品入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多家选刊及一些年度选本。曾获中国图书奖、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奖。就职于辽宁省作家协会。

贫困的理由

立冬那天，去一个叫建设的村庄。扶贫。当鳞次栉比的高楼、川流不息的车流渐渐稀落，路边出现了村庄、农田。农家院堆挂着金黄的玉米穗，是初冬季节乡村难得见到的鲜艳。秋收后的大田片片斑驳的枯黄，没来得及收走的玉米秸仍旧顽强地挺立，任凭北风摧残。一直到来年的五月，大田才能重现生机。以种田为生的农民，按传统的习惯，准备猫冬了。大田里除了零星几个收玉米秸的农民，再没人迹。

脑子里一直想着一个问题：农村贫困户是怎么形成的？

发到我们每人手上的表格，在简要解释贫困理由时，不外乎这两项：因病、因残。

农民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农民如此，封建时代的帝王也不例外，所以过去的皇帝年年都要去祭祀天地，象征性地扶一下犁杖，以示自己虽然贵为天子，对农业还是很在乎。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大地主，农民的收成好了，后宫的仓廪才能充实，国库才能丰盈，帝国的统治才可能顺利。除了好天气，要想农业丰收，在农业还没有实现机械化、科技化的时代，还得有好身体。身体不但是革命的本钱，也是农民种田的本钱，身体不行，不但田种不成了，看病还要搭钱。缺少积蓄、没有医疗保险的农民，他们没有生病的资格。

建设村几户人家的贫困，和我一开始想象的不太一样。他们有房子住，有饭吃。院子里堆着收上来的玉米棒子，差不多家家都养着鸡鸭。吃不上山珍海味，自己种的玉米、青菜总还能果腹。村里人均两亩地，只要还能耕种，老天爷下雨，农民是饿不死的。他们贫困，是因为家家都有病人。疾病是使一个农民家庭走向贫困的最危险的理由。三口人的王家，男人六十多，得青光眼，治疗不及时，双目失明已经十年，还有哮喘。我包户的杨家，老爷子血栓以后瘫在炕上。去沈阳的大医院治过，花了许多钱，治不起了，改成县医院，最后只能在炕上躺着，靠吃药维持。还有一户刘家，女人是精神病，白天男人在外面打工，女人自己在家，村长不敢带包户的干部上门。农民没有医疗保险，看病全靠自己的积蓄。现在据说有保险了，但真正治病的药，有很多是自费，不在医保范围。从统计数字上看，医疗保险在建设村已经完全实现了，连外出打工已经失去联系的村民也由村里代交了十块钱，有了一个小本本。但是，这种高覆盖、低受益的医疗保险，对解决农民医疗问题只是杯水车薪。只能说有进步。任重道远。

使一个农民家庭面临贫困的理由还有教育。杨家两个孩子，大女儿今年考上了大学，小儿子正在上初中。念大学一年没有一万块钱下不来。大田里的玉米，一斤卖五角，扣掉成本，一年的收成有两千块钱。父亲劝女儿不要念了，打工供弟弟念初中。女儿不同意，要上大学。父亲又劝儿子不要念了，去哪儿打小工，供姐姐念书。儿子不同意。最后的结果是两个孩子都念书，但要借钱，举债。老人的病可以硬挺着不治，两个成长中的孩子却不能耽误。做父亲的说起女儿念大学，我在心里马上想到：大学毕业以后怎么办？名牌大学的学生就业尚且困难，扩招以后很低分数就收的那种普通大学，家长如果没有什么过硬的关系，孩子毕业以后到哪儿去就业？

医疗、教育，在当下的城市里也是最困扰平民阶层的社会问题，只不过在农村，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毕竟，城市里的医疗保障力度比农村更大一些，城市的教育水平比农村更高。城市里的老人大部分有退休金，不像农村，只要丧失了劳动能力，便只能靠儿女赡养。城市里的孩子，有钱的已经变成地球人，去外国留学、加入外国国籍；即使毕业以后暂时找不到工作，还有父母可以“啃”。而一个农村的女孩子，如果她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她的出路在哪里？坐在杨家没舍得烧暖气的屋子里，面对杨家人的倾诉，我无语。给老人治病、供孩子念书，最难的两件事都让杨家摊上了，不穷才怪。

历朝历代，最苦最穷是农民。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家里饿死了人，穷得过不下去了，最后加入举旗造反的队伍，建立了大明王朝。也是这个朱元璋，创立了影响至今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自己人整自己人最狠，因为能摸到命穴。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出身，靠军事政变当上皇帝，深知掌握兵权的重要，所以有了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深知农民一旦起义造反，力量那是非常强大的，可以推翻一个王朝，他自己的江山就是这么得来的，所以，为了朱氏江山永远，他让农民老老实实地呆在土地上种田，不许随便走动。中国的农民从此失去了自由。直到今天，虽然农民可以通过考学、当兵、进城务工等方式离开土地，可毕竟他们跟城里人起点不同，在城市里，他们要比原来的城里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你是后来者，要想在城市中站住脚，你必须付出更多。

离开土地、走进城市，是农村里一批先知先觉者早就开始了的实践。现在的城里人，往前追溯，我们的上一代、再上一代，大部分是农村出身。我的父亲出身农村，家里供不起他念书，他去矿山当工人，挣了钱自己供自己，终于有了一份城里户口。我的母亲生于城市、长于乡下，因为有过城乡对比，发誓一定要回到城里，她唯一能选择的方式，就是读书，以读书的方式离开土地。我的父母算是读书改变农村人命运的典型。还有我那些出身农村的大学同学。他们如今都在城市里生活，住高楼、开汽车、当地球人，而他们的农村老家，可能就是我刚刚看到的建设村。每一个农村出身的城里人，身后都有一长串农村亲戚。城里人找对象不愿找农村出身的，因为他身后的那一长串亲戚，其实就是一长串麻烦。但作为农村人，如果城里有了一门亲戚，那就是有了一个可以投奔的希望，好不容易有了希望，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投奔？不投奔你投奔谁？

据说城镇化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无论城市化好处有多少，中国那么多农民，永远不可能都进城。十几亿人的口粮，十几亿人的菜篮子，十几亿人身上的衣裳。我们离不开农民。让留在土地上的农民跟城里人一样享受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成果，这是最基本的公平，也是社会健康、长远发展的前提。

那些从村庄消失的人

我们扶贫的村庄，有一户人家的媳妇跑了；还有一户人家，正值壮年的儿子给年迈的父母扔下一个小女孩儿，从此消失，十年没在村庄出现。

贫困的人家不止这几户，别人家的媳妇、儿子仍在坚守着这份贫困，仍在乡村的土地上春种秋收，而这两个勇敢的人、心狠的人，他们选择了离开。他们一多半的出路，应该是去了城市。包容的城市接纳了他们的逃离。但是，在城市里，他们能做什么？

城乡结合部那些低矮、廉价的平房，也许就是他们的新住处。城市里有许多职业是由进城的农民担当的：蹬三轮车收废品，擦玻璃打扫卫生，街头小吃店端盘子洗碗，低档澡塘子里的搓澡工……城市的需求五花八门，只要你身体好、肯卖力气，收入比在乡下种地肯定要高。我家小区门口有几个朝阳农村来的妇女，她们把打扫卫生的牌子挂在小区门口，把自己印有手机号码的名片别在牌子上，谁家有需要，打个电话她们就会提供上门服务。我请她们擦过玻璃。两个人，两个小时，每人五十块钱。五十块钱是什么概念？卖一百斤玉米。她们仍在村庄留守的男人要流多少汗、卖多少力气才能收获一百斤玉米，而她们两个小时就挣了同样的钱。她们有在城市里坚守的理由。我问过她们：冬天没人擦玻璃了，还在城里住吗？她们回答：没人擦玻璃还有人给地板打蜡，还有人擦油烟机，还有人往楼上搬东西，反正比在农村强。过年也许回去。回去看看，挣不到钱，干闲着，还得出来。

那些义无反顾从村庄出走、再不回头的人，他们的出走让本来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农民家庭，缺了一个烧火做饭、料理家务的女人，家园的凄凉可以想见；缺了一个可以扛锄种地、打柴垒墙的男人，家里就像房子缺了一根大梁。从家庭的角度讲，他们不负责任，所有的人都可以指责他们。但是从他们个人的角度讲，他们又是在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既然我没有能力改变一个村庄、改变一个家庭，我可以试着改变我自己。

抛家舍业，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是需要下决心的。得心硬如铁。

就这样从村庄消失了。他们跟那些农闲时去城里打零工的农民不一样。他们再不回头。

在网络上闲逛，常能看见明星、名人移民的八卦。谁谁在新加坡宣誓了，谁谁全家移民加拿大了。众说纷纭移民是不是不爱国。这种八卦新闻吸引人的眼球，因为主角是明星、名人。在乡村，那些离家出走、再不回头的人，他们在村庄里的待遇同明星名人们在国人心中的待遇是一样的，只不过知道他们的人很少，他们也没有资格上互联网。

人往高处走。移民国外、从乡村出走，其实都是想投奔更好的生活。与其指责人家不爱祖国、不爱家乡，不如反思：我们凭什么把人留住。

施舍的困惑

在城市的街头闹市或者车站码头一类的地方，常常能看到乞讨的人。他们衣衫褴褛，甚至大多有身体的残疾。从前，每每看到他们那扭曲、残缺的身体，我的心里都会升起怜悯，手会不知不觉地伸向腰包。一两块钱只是城里孩子的一支雪糕钱，连肯德基的一个圣代都买不到，但是对那些乞讨的人，也许确实非常重要吧。放下一两块钱后，心里会有短暂的安慰，因为自己做了善事。

但是现在我掏钱的次数越来越少，我想这跟吝啬还是慷慨无关，它更关乎一个人对乞讨的看法。近年有关乞讨骗局的报道时有所见，据说有些乞丐是丐帮头儿的挣钱工具，甚至有一些丐帮头儿会把拐骗来的孩子弄残疾了，然后训练他们出去行乞。那些像我一样施舍出去的钱，最后变成了丐帮头子花天酒地的资本；还有的地方竟然靠乞讨成了家家盖楼房的乞丐村。这样的消息让我愤怒同时也有些沮丧。我相信在城市的乞讨大军中，肯定会有真正贫穷的人，他们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才肯低下自己的头伸出自己的手，但是，我没有能力去判断我面对的乞丐是真是假，是被丐帮头儿放出来的挣钱工具还是真的吃不上饭的穷人。不想把钱掏给骗子，因为给骗子钱不叫施舍而叫上当受骗，是一件让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事。

从前，带着儿子在街上走，看见乞讨的人，我差不多总会掏出一些钱，哪怕三角五角。我想在儿子面前树立一种榜样，让他有同情心，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弱者，有许多比我们更穷的人，要爱护穷人。但自从我转变了施舍的观念以后，再跟他一起出门，碰上乞丐，如果我没有掏出钱扔到那种盛满了硬币的盆子里，他就会质问：“妈妈，你为什么不给他们钱？”

回答小孩子这样的问题是一件难事，他最初的观念是你灌输的而你现在自己又试图改变，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让一个母亲的权威受到威胁，并且会影响到今后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我不得不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乞讨的一些真相讲给他，让他相信，真正的乞丐我们还是应该施舍的，但对那些骗子，我们不能白白上他们的当。儿子继续追问：“妈妈，那我们怎么才能判断哪个乞丐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骗子难道会自己说他是个骗子吗？”儿子的问题让我无法回答，我只能说：“儿子，如果一个人向你乞讨说他吃不上饭，我们可以给他买一块面包而不是给他钱。真正的乞丐会感激你的面包的。”

我知道自己的回答其实是非常没有力量的，但面对一个小孩子的追问，你又不能不尽力回答。

其实不光面对儿童，在成人世界中，关于应该怎样施舍、怎样做善事也是一件看法不一的事。我一直认为，社会应该对街头的乞丐负责。如果人人都有社会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我们有更完善的慈善机构、更完备高效的城市管理制度，城市街头的乞丐是不应该出现的。

除了街头的乞丐，还有洪水、地震、修长城、支援老少边穷……地球太大，灾难不断，总有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应该对世界伸出爱的手臂。作为一个有单位、按月拿工资的人，通常我们会按级别拿出一定数目的钱作为表达我们爱心的标志，当然，这种时候通常不叫施舍，一般叫慈善捐款。每次捐完款，单位会在显著位置用大红纸写上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数目，这种差不多每年都会有的施舍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单位人的必修课，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即使有人背后发了点牢骚，最后也还会拿出钱来，有的单位干脆就是从你的工资里扣除。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有权力做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但大多数人，我们可以在街头的乞丐面前扭头而去，却无法不在这种带有一些潜规则的集体行为面前低头。作为一个单位人，有些事情由不得你做自己的判断。

善良、怜悯无疑是美德，却因为社会的复杂而难以一言以蔽之。在没有原则、随众掏钱与带点抗争意义的拒绝之间，也许后者更需要勇气、更符合善良本来的意义，但其中的复杂性，连成年人之间都难以沟通，跟我家小儿这样的孩子更是无法说透。

一次我带儿子乘公交车。车停某站，上来一位乞丐，他在每位乘客面前磕头，你不掏钱他就不离开。公交车上人不少。是冬天，窗户关得很严。乞丐的身上有一股复杂的难闻的气味，让不流通的空气更加难以忍受。当乞丐来到我面前时，不等他磕头，我就掏出一块钱递给他。乞丐识趣地离开我面前，我遭到了儿子的质问：“妈妈，你不是说在给乞丐钱之前要判断一下他是不是真乞丐吗？你怎么能断定他就是真乞丐？”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老实说，在内心里，我更感觉他是一个假乞丐。面对儿子明亮的眼睛，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说：“儿子，也许他是一个假乞丐，但他身上的气味儿太难闻了，我只是想让他早点离开而已。”

儿子一脸的困惑，我的回答显然不能消除他的疑问。

儿童的很多疑惑，最终需要靠他们自己去感觉、去悟，光靠大人讲道理解决不了，更何况大人本身讲的道理就不那么有说服力。

儿子现在也开始经常捐款。东南亚海啸，红十字会，某地的旱灾，地震。地球这么大，总有地方不太平。开始他问我应该捐多少，我说你自己决定，但钱要从你自己的储蓄盒里出。一开始他使劲儿捐，因为捐款多的学生老师会点名儿表扬，儿子是个上进的孩子，他愿意得到表扬。当他的储蓄盒一天天空下去的时候，他开始只捐一块两块钱了，他给我的解释是：“老师说，我们现在还不挣钱，表达一下爱心就行了。”我知道还有一句潜台词他没有说，那就是，如果光往外捐钱而没有别的经济来源，他的储蓄盒很快就会空了。他已经知道一点应该怎样支配自己不多的钱了。

世界太复杂。一个很多事情自己都处理得不好的成年人，一个母亲，在帮助儿子成长的时候，其实自己仍旧有许多困惑。将来某一天，儿子终会有给我上课的那一天。那时候，他就真的长大了。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