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科学发展和共同富裕

摘 要：工农协调并进、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条成功的历史经验，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特殊规律。中国改革率先由农村发起，农业支持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照抄外国的模式，同时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着力提高农民的收益，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战略措施之一在于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农业产业革命将在高水平上协调三大产业关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共荣共富。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中国特色城镇化；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协调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9）01-0062-08

历经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有多少风风雨雨，中国却总是一枝独秀，挺立全球。30年成功实践，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协调工业与农业的发展、统筹中国特色城市化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两大进程，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领，反映了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特殊规律。目前，我国在新跨越中遇到许多更深层次矛盾，应当以总结、升华这条历史经验为平台，在更高层次上拓展统筹城乡科学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新境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专门对实施城乡一体化进行了部署，这为今后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农村改革推动城市改革彰显农业基础地位

如何处理好城乡协调发展，特别是解决农业问题，一直是世界难题。以西方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农业一直是一条短腿，至今发生全球性粮荒，有10亿之众无以果腹。西方的精英也曾经认为中国难以解决这个几千年所没有解决的困难。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国务卿发了一通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说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1］59年过去了，我国却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全球22％的人口，人口增加16倍，粮食增加34倍，改革开放30年人口增加35％，粮食增加65％，打破了马尔萨斯所谓食物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定律”。人民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粮食不但自给，还能提供出口。

毛泽东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路，把亿万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摆在第一位，经济发展以“农、轻、重”排序。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和经验。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承和发扬了这个思想。改革首先从农村发起，然后带动城市，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6年前在著名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做了这样的描绘和论述：“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P376)}这段话，实际上揭示了一条规律：中国整个经济建设、工业与城市，都离不开农业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民占多数，吃饭绝对不能靠外国，必须坚持农业与工业、农村和城市相互促进的原则。

我国农村广大，人口众多，是个劣势，也是个优势。劣势，是指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低，生活水平差，包袱重，为经济发展带来许多难题。优势，是指我国农村犹如一个大的蓄水池，劳动力资源、农业资源相当丰富，农村市场潜力巨大，这正是自力更生和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础，所以它能“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关键是善于充分发挥优势，克服劣势。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一直继承和发展工农、城乡互动的思想，没有依赖外国，取得统筹协调发展的巨大成果。

现在还有不少人两眼盯住西方，以为用西方的路子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除极个别另有图谋之外，恐怕多数人还陷入一种幻想。只要翻一翻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会认识到其发展有着明显的残畸性。最突出的就是西方至今也没有真正化解作为世界难题的农业问题。农业的基本矛盾是基础性和弱质性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解决。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阶段上农业特别是粮食又有不同弱势表现。（1）在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工业靠剥夺农民和掠夺农业而崛起，英国把大批粮田改为牧场就是鲜明的例子。一方面直接取得工业原料（如羊毛），一方面获取“象鸟一样自由的”廉价劳动力，粮食则主要靠殖民地半殖民地低价输入。（2）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用以几何级数迅猛扩大的工业品“重炮”大肆倾销于广大的落后国家，以不等价交换摧毁农业国家的“万里长城”，以这些国家人民的饥饿为代价获取他们所需的粮食和农产品，粮食的价格一直被扭曲。（3）进入垄断阶段，垄断粮食的资本巨头在全世界投机，控制价格，利用粮价波动大发其财。当代拥有丰富耕地资源的美国，就是以“粮食战略”作为维系世界霸权的一种手段。尽管在2008年发生了次贷危机，美国三大粮食巨头嘉吉公司、ADM公司、邦吉公司在第一季度仍分别获取103亿、52亿、29亿美元的丰厚利润。它们在世界上所向披靡，重要的手段是建立了遍布世界的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的信息网络，伸向多数重要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之服务的美国政府提出了“以粮食为武器的世界战略”，其称霸世界一大前提不仅依赖核武器和金融，而且摆在第一位的是粮食垄断，谓之曰：“以粮食为国家根本。”为了垄断粮价，盛产小麦的美国一直将小麦产量控制在8000万吨（即16000斤），2007年故意减到7000万吨，以左右世界粮价。在那里表面上给农产品定价的是期货市场，而幕后操纵期货的则是美国特有的超级粮食经销商^［3］。假如中国也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农业滞后、吃粮靠进口，不仅不会有年均96％的高速发展、从世界第11位跃居为第3大经济体的成就，恐怕早就成为被西方控制的附庸国，甚至动乱不断、政局难稳。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学者布朗就尖锐地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给我们敲起警钟！

当然，我国前29年的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上也有教训，主要不是出于对农业的轻视，而是生产关系形式不适应农业生产力的特点和生产力发展要求，主观愿望不符合客观实际。改革开放之前的我国农村，主要仿照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互助组、初级合作社时还比较好），特别是人民公社化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裕起来，而且全国粮食供应紧张（实行严格的票证制）。邓小平的一大历史功绩是支持和领导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以后我国又以基本相似的形式实行牧区改革和林业改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晚年总结了农村改革的经验，提出了农业“两个飞跃”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P355)}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的大视角考察，应当说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大思想”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新篇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创新点。它从中国的实际和世界时代特点出发，体现了农业生产关系形式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有机统一、农业社会化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辩证关系，回答了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大体廓清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同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及其基本经济制度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大系统是完全一致的。

推进城市化必须着力兼顾农业发展和农民富裕

《决定》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保证，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从长远看，实现城市化是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经之路。我国适应现代化的总趋势，一方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一方面同时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二者可谓相辅相成的两大方阵。由于我国城乡都处在大变动中，矛盾、困难很多，故而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点，目标在于实现城乡一体化。目前在有些人中存在一种只顾城市、不顾农村，只讲城市养农村、不讲农民养城市，甚至流行“消灭农民”的说法。鉴此，需要处理好下列诸多关系。

（一）中国城镇化必须依托新型工业化

从生产力发展的进程说，我国正在进行新型工业化建设。这正是改变城乡二元化结构、变农村人口为工业人口的根本途径。然而，工业化需一个载体，农村人口的变迁更需一个载体，两个方面统一于城镇化。这正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最关键的环节。

从工业发展空间的趋势看，有一种聚峰效应。就是说，在一定的区域空间内，工业趋于集中，便于同类产业的企业形成规模，不同产业之间联结聚集起来，集中提供服务，集中利用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支持市场的发育，组成各类专业市场和市场体系。市场发育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的深化，工业的特点之一是专业化生产，它必然催生各类专业市场；而市场的容量又取决于社会分工扩大和提升各类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工业的聚峰又同市场的发育联在一起，构成一个互动的机制，市场扩展为企业之间的竞争搭设平台，推动企业之间的兼并联合，扩张规模，大中小企业及不同行业之间形成共生的层次结构。这也是城市发生、发展、提升的经济过程。纵观世界各国，凡是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城市也就发达，随着工业的迅猛扩张产生出一批又一批城市，即使许多地处交通要道的商埠大都，也都依托于工业的高度发展。

从农村人口的变迁趋势看，都是随着一部分农业人口变为工业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民只有脱离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彻底卷入商品化、市场化的大潮，一切依赖于市场。而这种人口转移需要社会提供集中的服务，便利的交通，供水、供热、供电、居住与环境等都需要统一规范、统一管理。这就必然告别穷乡僻野，聚集于大小城市。这也是另一种聚峰效应，它所带来的是各类服务产业、文化产业、科学技术的集群式发展，与工业、人口的聚峰相适应托起金融、商业、文化等产业的聚峰，形成第三产业的规模效应。第三产业又为农村人口变城市人口开拓了新的就业空间，原来以农业收入为主变为以非农收入为主，最终舍弃农业收入，成为完全的城市居民。一部分农民的这个变化可用两个流程显示：（1）生产经营：全部农业——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产业——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全部非农业经营（二、三产业）；（2）生活方式：自足——半自给自足——商品化主导——全部融入市场。

两种趋势的合力，使得越来越大的城市扩张力变成对整个地区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形成一个一个的经济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呈现不同的层次，结成互动的网络，进而再集中形成巨大的城市群和城市网络，左右整个社会生活，统领广大的农村经济。这就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构筑的聚峰网架结构。为此，要竭力避免城镇空心化，尊重工业化与城镇化相辅相成的历史进程，不可使城市变为无本之木。

（二）把提升大中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形成一个网络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应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所谓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在吸收西方城市化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一条新的道路，使得城镇化和工业化两轮互动；起主导作用的大中城市与星罗棋布的小城镇联成网络。城镇化进程不能脱离服务业，它们又都与工业的发展互为动力。只有人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增大对各类服务、文化、休闲的需求，而第三产业的扩张又会推动工业的拓展。这正是城市繁华的根基，也为就业开辟了更大的空间。但我们又不是仅仅发展城市，更不是只发展大城市，而是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协调发展，因为仅靠大城市消化不了这么多农村人口。可以说，小城镇是城乡结合的中间环节和过渡带，也是农村工业化聚集网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城镇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实现城乡之间有机联系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又相对独立的区域。它既是城市之“尾”，又是乡村之“首”。所以，城镇也可以说是城市在乡村的延伸，乡村中城市的雏形，在“新农村”建设中居主体地位。

（三）积极和谐地规导、消化农民工大潮

在我国二元结构条件下，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农民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入城市文明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载体表现为农民工的大规模出现，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农工流（如2007年春运流量高达22亿人次），由临时流动人口逐步分批在城镇中定居，农民——农民工——常驻人口——城市市民就是这样一个渐进的流程。由于带有集中和突发的特点，每年形成巨大的人流潮（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期间最为显著）。如果说农村和城市为二元，那么农民工则表现为“第三元”。正是这个“第三元”成为沟通二元结构的桥梁和过渡带。没有农民工这个特殊人群，也就不可能扩大城镇化的人口和劳动大军。所以，农民工问题便成了中国改革二元结构、实现城镇化的特殊问题。

从长远看，农民工劳务经济必须实现8大转变：（1）由分散外出到组织起来，克服散兵游勇、乱碰乱撞现象；（2）由低层次的打工到高层次的劳动服务，形成一批专业化大军；（3）从满天星式的到处找活到逐步形成劳务输出的基地；（4）由劳动力“走出去”到多种生产要素“引进来”，回农村办企业，促进农村工业化；（5）由农民工变为比较稳定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6）由“无产者”变为有一定资产的创业者和经营者；（7）广大农村由单纯的劳务输出变为一个大的产业（劳动输出经济）；（8）由农村居民变为城市居民。

处理农民工问题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和谐原则，既利用市场机制、自主就业和创业的机制，又要加强政府的引导、组织、提高的作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思路，应当顺应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还应当把握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因此要坚持四条原则：一是要从事物发展的方向着眼，坚持农民向工业、服务业转移就业，向城市有序流动迁移，打开城门，合理引导，逐步转移，有序进城；二是要实行城乡统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一部分农民需要进城务工，一部分农民需要就地转移；三是对具有创业能力或较高技能的农民工，也可支持和引导他们回乡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骨干力量；四是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创造条件，抓紧解决农民工外出务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推动体制改革，探索消除产生农民工问题的深层次体制原因。

（四）形成推进城镇化与实现农业现代化互动的新格局

30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2007年城镇人口已达449％，年均增长09％（相当于前29年的近4倍），1990年后年均增长1％，2000年后年均增长11％（见下表）。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路进军中忽视统筹兼顾农业、慢待农村的现象，甚至流行“消灭农民”的说法。这种现象蔓延扩大，必然极大地妨害统筹城乡科学发展和共同富裕，造成经济的畸形化，特别是导致粮食风险，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诚然，工业化、城市化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主线，但不可忘记大跨度地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可以设想，即使我国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农村人口还会保留一个很大的比例（20％～30％），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只有百分之几的农民。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看，城市化是一个伴随工业化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渐进过程，必须建立在现代农业的基础上，并非越快越好，也不是城市越大越好，更不能以“豪华”的派头人为地拉大城市框架大肆浪费土地（作为政绩工程），而应建设节约型城市，并要在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中扩大耕地复垦面积。可考虑给予放弃土地的农民优惠补偿，克服人去房空、人走地荒的空壳现象。在我国也不应重蹈“大城市病”多发的老路，除大、中、小城市和村镇网络式发展之外，还应有比较富裕和文明清洁的现代化村落存在。

在我们总结30年历史经验的时候，必须正视农业收益低和农民收入低的问题，主要源于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远远低于它的真实价值。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矛盾：（1）一方面整个社会急需增加粮食，一方面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2）一方面农民的比较收益日趋降低（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标准，年均7000元以下为低收入阶层，农民平均收入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一方面城市收入相对高扬，造成城乡间、区域间（农区主要在中西部）收入差距拉大（2007年城乡差距为33:1，东中西差距为1:066:058）；（3）一方面农村缺失精壮劳动力、科技和管理人才，一方面城市就业困难，已经波及大学生、研究生；（4）一方面农民竟相外出打工，一方面由于城乡劳动力供过于求，导致农民工工资很低，与业主收入平均相差30多倍；（5）一方面过量施用化肥（只能30％有效）和农药量，一方面造成水体污染、土壤板结、农产品有害物质残留加重，长期下去肥力递减，粮食增收难度更大，环境污染无法逆转；（6）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多地少要求保护耕地，一方面农民大量撂荒（约占5％）和粗放耕作（约占60％），同时大量耕地被侵占，农用地与非农用地的价格造成巨大的反差（有的高达万倍）；（7）一方面国家给予粮农多项补贴，一方面农资价格陆续上涨，种粮成本加大，甚至坑害农民事件屡屡发生；（8）一方面国家强调农业是“重中之重”、粮食是“宝中之宝”，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认定农业特别是粮食不能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GDP政绩，有些领导甚至非常厌弃农业，并因土地用途带来价格反差导致继续风行“土地财政”和“土地腐败”；（9）一方面要求区域间协调发展和节能减排，一方面大量北粮南调（原为南粮北调）、中粮西调，客观上造成巨大的消耗和浪费（估计每年花费200亿元以上）；（10）一方面转变发展方式要求提高消费拉动力，一方面农村消费比重连年下降（农村消费支出额2006年降为264％）；（11）一方面国家要求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一方面收入差距拉大、就业困难、流动人口过多，人口大量无序流动和散游人口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导致社会矛盾增多，特别是分离出一批闲散人员，黑恶势力趁机滋生，造成极大的社会隐患，国家为此付出越来越大的社会成本（估计500亿元以上）；（12）一方面在国际上要保持独立地位，一方面由于粮食油料不足依赖进口，经济和政治上会受制于人，乃至危及主权。农业收益低不扭转，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的重大障碍。 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统筹城乡发展，是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协调的科学发展，就是让农业壮起来、农民富起来。为了使“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与“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相协调，除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免除农业税赋、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一系列政策外，还必须改革价格体系，完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价格形成机制，实现价值回归。事实证明，单靠市场或单靠政府高补贴都有缺陷，还是要发挥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用好“两只手”建立长效机制。我们提出“九高”系统工程：（1）高科集约，提高它的价值数量和质量（下节详述）；（2）高位收购，粮价再提高1倍~2倍；（3）高额补困，解决城市2亿多人口的价格补贴；（4）高价销售，使得购粮资金大部分回收；（5）高资专供，严格控制农资涨价；（6）高储平抑，稳定物价连锁反应；（7）高压控地，更严格把住土地闸门，促进节约；（8）高惠生能，鼓励生物能源利用非耕地加快发展；（9）高酬引才，吸引高级人才下乡。以此化解七大矛盾：a粮食增产难度大；b农民收入增长缓慢；c城乡和区域间收入差距拉大；d农民工流出增多，城市就业压力加大；e消费拉动力弱化；f能源缺口趋大；g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通过这一系统工程，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实现良性循环，算总账、长远看，各方都受益，是最经济的^［4］。

同时，还要跟上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以土地入股为主的多种合作社农民组织，继续深化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提高政府的效率。总体上是以高科技为支撑、以价格改革为动力，综合配套推进我国农业产业革命，逐步实现农业生产关系的“第二次飞跃”。

实现城乡一体化必须加快农业产业革命

《决定》要求“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遵循科学发展观统筹协调中国特色城镇化和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还要深化对三大产业比例关系的认识。不少学者动辄照搬西方的模式，尤其乐于以美国依样画葫，似乎第一产业的比重越低经济就越发达（美、英、德为1％，日本为14％，法国为25％），这是忽视世界经济畸形化和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式思维定势。

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国情迥然不同。第一，除日本外它们都是人少地多，中国人均土地只相当于美国的1/20；第二，它们的经济发达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亿万人民忍饥挨饿的基础上；第三，地少人多的工业国（如日本）可以靠大量进口粮食为生，中国则不能；第四，近年发生的粮荒、粮价上涨已经构成一大经济危机，并且三大危机（金融、石油、粮食）互相交织。如果中国也像它们那样，走产业畸形化之路，必定拖入全球化的危机，受制于人。我国农业加强了、农民富裕了，第一产业的比重可能会提高，但这是社会经济的整体需要，符合我国国情。所谓产业结构优化，归根到底是实现经济整体的良性循环，并且是一种动态的，各国情况应当有所不同，不能照套一个比例关系。优化的标准是整体经济效益高、质量优，有利于扩大就业、增加人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又能规避国际风险。从科学发展趋势看，大农业可能重新成为中国一个容量巨大的朝阳产业。这不是向后看，而恰恰是世界的前矛，谓之否定之否定。

这里涉及到对农业地位和农业现代化前的看法问题。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的农业潜力很大，要利用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不管怎样，由于人多，粮食还是首要问题。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的路子走对了，路子走对了就有希望。”^［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希望，重要之点就在于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农业产业革命。如果照搬西方机械化、化学化（“石油农业”）的老路，那是没有多大出息的。邓小平早就说过：“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6］后来他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2］(P275)}从中国国情出发和走在时代前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须成为以发展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为主线的科技密集型的农业，以科技为支撑、高度集约化与适度规模化相结合的多元生态循环农业，实现工农、城乡协调互动的现代化。要发挥后发优势，依靠高科技进行农业产业革命。如果说当年的工业产业革命发生在西方，那么21世纪的农业产业革命有可能发生在东方社会主义中国。

（一）发展以生物科学为主导的综合技术密集型农业。人类的发展史，经历过多次生产力的技术形态变更，继“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网络经济”之后，第五个形态很可能是“生物经济”，也就是以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BT）为主导的技术革命支撑的新的产业革命。一个生物基因的破译和重新组合利用，就可能创造一个新的产业。有不少科学家预言：生物技术即将取代信息技术（IT），成为社会最重要并改变工业和经济格局的主导技术。而农业是以生物技术为平台的最大基础性产业，迫切需要新突破。

（二）大力推广生态循环农业，下力气消除农村农业污染。这不但关系农民的切身健康，而且关系全社会的利益（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吸碳放氧的生态系统），也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关节点。现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为社会关注，国家已制定严格标准，国外的标准就更高。同时，生态农业化的发展也为发展观光农业、生态旅游创造了条件。

（三）推广多途径探研低成本节约型农业。首先是实施节水技术，克服缺水的瓶颈（我国淡水资源人均仅为世界的1/4），改变目前用水过多的粗放经营。同时，提高作物消化吸收肥料的能力（目前化肥只能吸收30％），开拓新的肥料、饲料来源，充分利用根瘤菌，使更多作物具有固氮能力。

（四）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中低产田和劣质土地。现在我国中低产田占60％以上，有充分挖掘潜力；还有许多盐碱地、沙地、滩涂等。为此，一方面选种适宜性作物，另一方面改良土质；特别是大农业，包括利用种草、植树和其他方式，改变劣质土地，克服草原退化、土地沙化，进而向山地、沙漠、戈壁进军。至于西部广袤的高原，更有长远的开发利用空间。这都需要高新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利用。

只有实现以高科技为支撑的农业产业革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谷物为95％，豆类为40％，统算为90％，还有10％的缺口，约有1千亿斤以上，即相当于我国产粮大省（河南）一年的粮食总产量。如果加上每年人口增加700万和土地减少因素（年均递减500万亩）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的粮食风险还是相当严峻的。按照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1994年估计，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16亿，粮食总产量将减少20％，需要进口7080亿斤，相当于2007年粮食产量的70％，再加10％的缺口，即80％的粮食靠进口^［7］。即使30％（3000多亿斤）靠进口，那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可能供给的，我国很可能因此丧失经济主权。

不仅如此，农业还是克服一切重大制约瓶颈的重要领域。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大视野考察，农业是人与自然交换最紧密的产业，是太阳能转化的最直接最大量的领域，是最大的生态调节器。特别是大农业覆盖80％以上的陆地和大面积海洋，潜力无穷。农业新产业革命不仅首先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和改善人们生活的享受需求，而且可化解一系列人类面临的难题，包括一部分新能源、资源短缺等，甚至将来的沙漠改造都可能靠科技武装的大农业。它囊括狭义农业（种植业或小农业）和广义农业（大农业），前者包括粮食（谷物）、经济作物、能源作物、饲料、医药（药材）、观光、生态农业等，后者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包括牧区以及养蜂、养蚕、特产饲养等）、林业、水产业（海洋与淡水）、微生物农业等。而且，它还为一系列重要加工工业提供原料。在农业大发展的基础上，用科技大力发展食品、纺织、皮革、造纸、有机肥料、饲料加工、橡胶、有机化工（如塑料）以及旅游、各种服务业等，况且农产品制成品便于循环利用（如生物塑料）。所以，农业现代化系统工程是大有希望的。如果能够在30年内狭义农业挖掘出1倍的潜力、大农业再发挥出2倍~4倍的能量，与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那么中国就能屹立于世界前列，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以能源而论，能源技术不断进步的标志是能源载体的含碳量不断下降，人类大体经过了利用柴火、煤炭、石油、燃气四个阶段，如今兴起了“低碳经济”。毫无疑问，发现、利用新能源的路子、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其中生物燃料是绕不过去的坎，唯有生物质能才是经植物光合转化成为化学态能量，最合适转化为液态燃料，进而变为燃气形态。这也是与大农业分不开的。诸如利用秸秆变油、利用劣质土地和山区种植能源作物（甜高粱、木薯、黄连木、油桐等），可以生产柴油。有的专家提出，发展生物燃料不仅是替代石油的唯一选择，也是促进农村经济，使农民脱贫致富和缓解粮食问题的一把钥匙，而且也可以利用新农村扩大就业。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农业的生态功能。从当代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视角考察，“大农业”（农、林、牧、渔等）本身是地球上生态系统最大的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包括林业在内的调节生态平衡的功能，而且大片的农作物扮演着吸碳释氧、参与水循环调节气候的一个主要角色。长期以来，社会对农业这一重大贡献未给与应有的重视。

农业产业革命使得第一产业在高水平上再度成为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强势产业，对它的需要也会大幅度增加。而且，为农产品深加工服务的各类产业都会向广度深度扩展。打通一、二、三产业的界限，形成多条产业链，这将是未来优化产业结构的大趋势。那种简单划分三个产业比重的老观念将渐成为僵化的思维定势，追求虚高的三产比例也会误导产业结构畸形化（像印度第三产业比我国高，但其现代化程度却远远落在后边）。况且只有农民富起来，城镇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农村的各种现代服务业才能有立足和活跃的广阔空间，潜力无边的农业生物能将把人类推进到生物经济社会（包括第三产业大大提高科技含量，再上新台阶）。可以说，只要太阳和地球不毁灭，大农业资源就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

我们领会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必须站在世界发展趋势的高度，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洞察未来，利用高科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把“短腿”变为“长腿”，尤其是让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使二、三产业有广阔的市场，使大中小城市有牢固的基础，使国内需求成为主要拉动力。这是我国克服各类经济社会矛盾（包括资源环境瓶颈）与化解国际风险的关键环节之一，是全面贯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深化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一个着力点。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0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操纵世界粮食市场的美国“大粮商”［N］参考消息，2008-06-21

［4］杨承训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7）

［5］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868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2

［7］［美］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J］［美］世界观察，1994，（9）

责任编辑：陈文杰